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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初的一天，负责杂文编辑来告诉我：“弗先又寄稿子来了，这回是杂文。”说的时候，流露了高兴的神情。我也很高兴：“是吗？太好了！”
几个月前，曾经收到一篇从武汉寄来的稿件，题为《想到〈活捉〉》，署名“弗先”。文章谈传统地方戏《活捉》（从《水浒》宋江杀阎婆惜故事演绎的情节），有独创的见解。他认为阎婆惜变鬼以后，活捉张三，并非为了索命报仇，而是思恋这个情人，死了都舍不下，要捉他一起入冥。作者说：“我们过去的被压迫人民，到死不忘活，求死为了活，并且希望死后还要活。从这里，我们从迷信中看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恋，同时也看到旧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残酷。”他认为对《活捉》这样的“鬼戏”，略加改革，间或演出，并附说明，使今天的观众能够欣赏其中特有的技巧，了解旧社会人民处境的痛苦和对生活的热恋，并使人们在对比中增强对新社会的热爱，都是有益的。作者新颖的观点和娴熟的文字功力，都使我们赞佩，“弗先”显然是笔名，不知他的真姓名，稿末只有武汉某机关宿舍的门牌。这篇文章很快便发表了，我们很希望这位“弗先”继续来稿，却如彗星一瞥，再无消息。四个多月后，又寄来这篇题为《同与异》的杂文，批评党内某些宗派主义现象，正是当时一个切中时弊的题目。更使我们欣喜的，是地址注明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宿舍，看来作者已经到了北京。于是，编辑立刻同他联系，说报纸副刊现在亟需好杂文，请他继续撰写。几天后，就收到回信，信末署了真名：徐懋庸。
自从鲁迅在1936年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文后，徐懋庸的名字就带上一层似乎不光彩的颜色，在当时文化界和后辈青年人心目中，至少是个反对鲁迅、攻击鲁迅的形象。其实，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位热爱鲁迅、师承鲁迅的杂文家。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打杂集》，就是鲁迅作序并为之介绍出版的。鲁迅曾经赞许他：“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他那封引起鲁迅不满的信，其中是非曲直，不是这篇小文能说得清，只要看鲁迅逝世时，他曾献挽联一副：“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便可窥见深沉的哀思中蕴含了万语千言。
副刊编辑“发现”了这位老杂文家，都有点喜出望外，最高兴的是当时的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他同徐懋庸既是浙东同乡，更是“左联”时代的战友。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懋庸远去延安，林淡秋留在“孤岛”，两人再无联系。全国解放后，徐懋庸随军南下，在武汉工作，林淡秋却由上海调到北京，也未通音讯。如今，一篇“弗先”的杂文，使两位老朋友很快重逢，住处都在东城区，相距不远，自然就时相过从了。徐懋庸建议报纸副刊开展一次关于杂文的讨论，以引起作者和读者的重视，他套用鲁迅当年用过的题目《小品文的危机》写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作为讨论的开篇。他还用不同的笔名，陆续发表了《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论和风细雨》、《应该让别人说完》等篇，同时期在首都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不少。这位在解放后只写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哲学论文的老作家，此时重新拿起搁下已久的笔，文思泉涌，几个月内竟写了一百多篇，“为克服现实中的缺点错误，为杂文的存在和发展，为文坛的百花齐放耗费了自己多少心血”（任白戈《徐懋庸杂文集》序）。
使人可惜和痛心的是，几个月后“他因此被历史的逆流所淹没，我们从此读不到他那尖锐泼辣的文章了”（同上）。“反右派”斗争高潮时，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举行揭发批判徐懋庸大会，林淡秋不得不去参加，而且不得不作了一个批判性发言，还要作自我批评，实在是件痛苦的事。
这位老杂文家从此沉沦，十年以后到了“文革”中，当然也难逃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很想振作精神，重新执笔，但是终于因为多年厄运，身心交瘁，未及看到拨乱反正的新局面，也未及等到自己“右派”冤案的改正，就在1977年2月7日因病溘然长逝，留下了大量未刊的回忆录和诗文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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