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   目录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睹,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家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着,‘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四五○─四五一。)

 

  或问,议会政治,在今日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体制,何以行之于中国,就糟乱若此呢?答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这种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那有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了,且看台湾的议会政治,是否还有待改进呢?大陆至今对它还视为毒蛇猛兽,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总之,咱中国佬,要想掌握这套本领,恐怕至少还要半个世纪的苦苦磨练呢。近百年前,我们的老辈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画虎不成,就出笑话了。

 

  【笔者附注】我的好友,当代治民初国会和政党历史的权威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都相信书面史料,认为民初国会议员真的是当时具有选民资格(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选民选举出来的。(见张着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在下比两位张教授痴长半代。舍下亲友老辈,颇有当年国会中人。根据笔者个人幼年期所听到的‘口述历史’,就没有一个所谓议员真是经过选民票选的。这也就是我个人所深信,‘口述历史’往往可以弥补著述历史之不足的缘故。

 

  再者,抗战后,我自己也具有选民资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亲眼看到的立监国大代,也绝少是真正选民票选出来的。参选的候选人,其主要竞选的地区,不在他们参选的省县,而是在南京四处请托。当时大陆上最现代化的选区,上海南京应该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吴开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区选出的立委马树礼博士闲谈,马公就告诉我说,当年在上海参加选举,‘没有开公点头,是不可能当选的。’其所以然者,是当时立监国大代的名额的分配,已由国民党各派系,和民青两党议定了。竞选者只能在各该党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竞选,与社会上的一般选民,关系不大也。吴开先先生当时是执政党、CC系驻上海监管选务的要员。没吴氏点头,任何竞选者,都难得冒进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民国初年,那就更不用谈了。

 

  笔者本人在离开大陆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当过一阵编辑和记者,个人所见所闻的选举故事,也是笔难尽述的。此处谈点个人的观察,绝无意低贬前贤老辈,我只是觉得‘形势比人强’的历史古训。我们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是分阶段前进的。时代未到新体制不但是无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断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远。

 

  且看民初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曾享有许多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拒贿和秘密收贿的自由(像曹锟贿选)。在国民党时代,虽然许多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竞选者如认为选举不公平,还有抬棺材抗议的自由。到共产党时代,不但抬棺材抗议的自由没有了,连开会不举手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三峡中的回水,把躐等引进的政治社会体制,回冲得,愈冲愈远的实例之一啊。

 

  孙中山也受贿百万马克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和半公开的酬劳、佣金、手续费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的纪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侦探案了。最难想像的是,连一代圣贤的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他们帝国主义者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为著「反参战’,他老人家也曾接收过德国政府秘密奉送底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万马克,另外一百万,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为著「反参战’,中山接受了德国的大量酬劳,在当时是早有蛛丝马迹的,国民党的党史家,对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数目多寡,两方授受的详细情况,却是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战后留学德国,返国后曾任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有年。接触广泛,著述丰盛,中外咸钦。关于此项发现,李教授在著述之余,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国史馆都做过公开报告。国史馆主持人,当时是曾经孙国父耳提面命的党国元老黄季陆先生。黄公也公开认为此项报告为十分难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该认真处理。

 

  笔者有幸亦曾亲往旁听,也曾与国祁老友多次细谈。据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国原赠中山之数目为两百万马克,而中山所实收者,不过半数;至于所余百万之款何往,李教授则认为,可能为经手人曹亚伯所中饱。但是一般民国史家都认为数目太大,曹君小党员,不会有如此大的肠胃可加以吞没也。另百万马克,有人怀疑,可能是由德国经纪人直接送给另一反参战钜头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据了。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认为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认为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则何事不可为?这一概念,对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为圭臬的。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钜款。它对其后的中国内战,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下章再说吧。

 

  二○○一年十月八日于北美洲

 

  不是议会政治,是帮会政治

 

  这也是转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现象吧,这种不新不旧的政客,他们所表现的新旧之长,往往远不如他们所保存的新旧之短。前篇已言之,这种政客,在民初所组织的各种大小政党就不下三百余个之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往往身兼数党,而且朝秦暮楚,为着一己政治利害,而变换无穷。

 

  在袁世凯时代,所谓政党内阁,曾盛传一时。为着争取‘入阁’,甚或‘组阁’,小党派成员乃纷纷结盟,毁党造党,分别形成了亲孙的‘国民党’和拥袁的‘进步党’,事详前书。在两党之间发生了争执之时,不用说‘肢体抗争’之激烈,不下于今日台湾之立法院。斯时去古未远,议员们所使用的文具,都还限于毛笔和砚台。在辩论激烈时,往往笔砚横飞,墨汁四溅,当之者就头破血流不成个人形了。所以后来国会之中数百只的石制砚石,都被钉牢在办公桌上,动摇不得了。笔者述史,为何连个小小的砚台,也不放过?无他,搞微观史学,从小看大耳。

 

  我们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实行的议会政治中,一些肢体抗争的现象,只是大陆当年搞议会政治的遗传而已。一脉相承,没啥稀奇也。今日台湾,李前总统,和吕副总统,都不要做中国人了。但是他们政治血液的因子,还是地道的国产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陆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坚决否定议会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馆中,民初国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底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法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一些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辛着,‘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一,页二一三─二三○。]

 

  可叹的是,他两方倾掣,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他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邓小平和江泽民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二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职开议的。这在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虽然导致孙袁决裂,但袁世凯对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屈与优容,因为他要利用当时的国会,来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在他当选了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就职之后,国会正在进行制宪,并曾推出一部中华民国制宪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谓‘天坛宪法’。可是这部宪法还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时,袁就在国会中找个借口来驱除国民党议员了。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于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销,国会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这个所谓‘民二国会’就被解散了。其后袁氏又借口他底总统大位是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来的,而民元约法是个施行‘内阁制’的约法,与他担任的‘总统制’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约法。因而,在外籍宪法顾问的鼓励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适合他理想的‘新约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这样得寸进尺,他后来就做起皇帝来了。

 

  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制回头做总统时,袁又恢复使用他的‘新约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复‘新约法’时出任国务总理的。袁死之后,由于南方护国派的坚持、段的同意,‘新约法’再度被废除,‘民元旧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也就随之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继恢复了。这段很复杂的故事,我们曾做过详细的叙述,本篇只略为反刍一下,以帮助说明这个老国会恢复的经过。

 

  ‘参战案’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参战案’了。

 

  所谓‘参战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到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日军既然不能远赴欧洲去参战,它就向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它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详前卷。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中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义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反参战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大总统,就同床异梦了。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底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五六─九九。)

 

  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埸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底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一九一六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闳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分,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当年的当政者的袁段蒋毛之憎恨议会;后来邓江诸公对议会政治的顾虑,显然也在此。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只是笑话一场(且看纵在五十年后,刘少奇还曾手执宪法,向红卫兵喊叫的惨事,其余就不必多说了)。这就叫做‘文章不与政事同’了。但是在当年的国会里,他们却搞得煞有介事。黎总统当时对政党政治就表示支持,段总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级军阀和政客,对他们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压制了。

 

  但是国会毕竟是人多势大的机构,段系只是一些旧式军人和政客,他们一不会组党来以毒攻毒;二不会发动革命群众来助纣为虐。他们只能利用便衣军警用零星小钱,来雇用街头失业游民,甚或乞丐妓女,来组织所谓‘公民团’,以最可笑的方式来包围国会,作其下流的反击。反击无效,他们就动刀动枪来对付国会了。秀才遇到兵,这民二老国会,终于被张勋的枪杆解散了。

 

  从‘无法无天’到‘法令如毛’

 

  前节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上的几十个字了。一旦他们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由谁来解释(释宪)才算正确呢?纵使另有权威(大理院)解释清楚了,有谁能来强迫两造服从(司法)呢?两造纵使都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则每项政治设施和处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规(行政法)呀!这样一来,岂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实说,朋友,任何先进的法治国家,都是讼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积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几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国当政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法律也没有。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覆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册,页一四四─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