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这个名词对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耳熟能详的。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连续发生了两次。两次都在中国这位老人家病入膏盲、九死一生之时，抢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门户开放」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三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一）之中，正巧也就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乱之时。它是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和那位接着康格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自称「大美国驻华钦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二人全力推动的。
海、柔二人所全力推动的这次门户开放，粗浅的说来有个四句偈的要义，那就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条要义的推行，海、柔二公是为着百分之百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的利益想过半分钟。相反的，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这三年也正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最高潮。「门户开放」和它原先搞「门户关闭」的所谓「门罗主义」一样，都是「扩张主义」的一部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正是他对这段世界史深入的观察。--在下是个以「笔则笔、削则削」自许的臭老九，绝不因老列的帝国主义也崩溃了，就对他打落水狗。
事实上，就在这个「门户开放」年代，数十万我们的旅美先侨，也正在最野蛮的所谓《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儿女数十年不能团聚。我们的驻美公使伍廷芳是条汉子。为着护侨，他不惜攘臂力争。正因为他是个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就对他作最横蛮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数年不能约见国务卿一次。一九〇五年在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那是一椿有高度理性的爱国运动；不是像后来红卫兵那样胡搞啊！
所以那时横蛮到绝顶的美国统治阶层，何爱于与禽兽同列的「异端支那蛮」（这是当年加州的《排华法案》上对中国移民的定义）。可是此次他们所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抢救了衰迈的大清帝国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人帮、义和团闯下了如此滔天大祸，结果我们全体老百姓只各赔纹银一两销案！你说这不是异数？没这个门户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东亚病夫」，可能就要和无用的「欧洲病夫」（The Sickmen of Europe）的鄂图曼大帝国（Ottoman Empire）一样，被各帝国主义大卸八块的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们一命的伟大友谊，我们就应该泣血稽颡，感恩图报哉？朋友，国际间哪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当然。那时主持我们外交活动的东南三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是功不可没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八国占领中的北京情况，和我们三位外交领导是怎样地撑持危局的。
长老会的牧师也占领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中旬，当七国侵华的杂牌联军一万六千人，攻入北京时，他们是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各占一区；留一区给他们的德国总司令和后至的七千德国兵来占领。天道还好，这正和一九四五年苏美联军分区占领柏林一样。只是他们尚未在北京城拦腰筑道围墙，把北京一分为二罢了。
读者试想，那时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是横行无忌的。那时军纪最坏的是俄国兵--坏军纪是俄国兵的传统。二次大战后，占领我东北的正规苏联红军亦不能免。作家萧军就是因对这批老大哥的行为不满而被毛泽东罚令劳改的。
庚子十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对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入侵敌军的为非作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象之外了。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大教堂一旦被解围之后，数千教民在数十位外国传教士率领之下，乃一哄而出，在七国联军于大街小巷盲目掳掠之间，他们对北京城内情况最熟，就择肥而噬，作起有系统的掠夺了。就以那时原在北京传教的长老会中青年牧师都立华（Rev. E. G. Tewksbury）来说吧！在联军入城之后，他居然也强占了一座王府。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个「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府内有各组建筑五十余座，大得吓坏人。但是这位小亲王（根据史料不难查出）其时不过九岁，不可能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什么「毁教灭洋」的战犯。但不论怎样，那位仅有县长资格的都牧师，就把这座显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鹊巢鸠占了。真是羡煞洋兵、妒煞同伙。
在都牧师搬入王府之前，此处已遭洋兵数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数度洗劫之后都牧师还找到白银三千多两（那时与美金比值，大致每两值〇·七四元）。单单这三千两白银就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后来都氏又在卢沟桥一带为长老会购地兴建一座郊区别墅，所费不过一千五百两而已。
再者这五十座府内建筑之内的家具陈设，各类名瓷和苏绣湘绣的桌帏椅搭帐幔等物，所余亦多。都氏竟异想天开地，摆起美国式的「跳蚤市场」，加以拍卖，大发其财。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难免摇头非议，而都牧师却笑说是「上帝恩赐」。（见 Marily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191～193. 所引当时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书作者所未及见的公私文件和国务院秘档中亦触手即是。）
这位老都立华牧师的儿子小都立华牧师（Rev Malcoml Gardner Tewksbury）。笔者亦曾有缘识荆。他是一位极可尊敬而热爱中华的宗教老人；说得一口很标准的京片子。在五、六〇年代里，不知替多少对华裔新婚夫妇用汉语证婚。所引《礼记》、《诗经》也可信手拈来。他老人家后来衰迈时，有次深夜为黑匪殴劫，爬行回家。我们闻讯都赶去慰问。
都老和我们之间，教会内外的共同朋友极多。有的友好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觉得我应为尊者讳。我自己则觉得无此必要。盖人类原是「社会生物」（Social Being）；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摆脱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会。拳乱时代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目睹当时贪婪暴戾的满族亲贵的胡作非为；目睹义和团小将的残酷杀人。都牧师那时仅是位美国青年，在死里逃生之后，对迫害他们的中国贪官污吏的报复心情，原是不难理解的。再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也是掳掠，但与当时横行街头肆意奸杀的洋兵，究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早经哈佛大学师生采为博士论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坛的大作家马克吐温，在其文集之内，对此也有长篇大论的专著。既然是举世皆知的史实，我们就更不必为华文读者特意回避了。
马克吐温仗义执言
上述这些故事除掉见货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们也有些不患无辞的理论根据。那就是既是拳乱的受害人，不特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负责赔偿；中国民间也有负责赔偿的义务。他们不特要向政府索赔；也要向民间索赔。因此一旦入侵的联军大获全胜之后，义和团销声匿迹，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个华北城乡，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不用说城乡各地原先被毁的教堂教产要勒令所在地区乡绅士民集资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规模。如有动产被掠被毁，则本地绅民不特要折价赔偿，而所折之价，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资的华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赔，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可是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更多的是专门揭人阴私、挖掘内幕的「扒粪作家」（muckrakers）。这些神职人员在中国胡来，很快就变成北美各报章杂志的专栏。事为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原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所知。他为之气愤不已，乃摇动大笔，在美国主要报刊上指名挞伐。教会不甘示弱，也组织了写作班子。与马氏对阵。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加以他们的文笔又怎配与马克吐温交锋呢，藏拙还好，抖出更糟。英语所谓「洗涤脏被单于大庭广众之间」（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也可说是声名狼藉，乌烟瘴气吧！
最可笑的还有各不同教会之间的相互嫉忌与竞争。此种情况不特发生在华北，华中、华南亦不能免。尤其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更是为着争地盘、争教民、争教产而吵闹不已。他们彼此之间又都各自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某次有位天主教的「神父」，绑架了一位基督教的「牧师」，闹入中国官府，而中国政府既无权也不敢稍加干预，只是当他们之间吵得不得开交时，始试作和事佬；在双方对立之间，两面磕头。
新旧教之间也势成水火
在安徽宿松县那时也发生一椿更可笑的偷窃小事而闹入巡抚衙门里去。原来宿松一座基督教堂失窃；其它财物之外，连教堂大门也被小偷拆去了。当地绅民谁有这吃老虎胆量来收购这些赃物呢？尤其是教堂大门，谁敢要？谁知道小偷有外交天才，他搞以夷制夷 ，乃把这副门卖给一个天主堂了。当宿松县知事奉美国牧师之命，追赃捕获了小偷，而发现赃物却落在一位神父之手；这位中国县太爷儍眼了；回报无能为力。牧师不服，乃亲向神父索取。而该神父则要他「备价赎回」。教堂岂可一日无门呢？牧师先生情急乃备款来赎；谁知神父认为奇货可居，又提高叫价，比他原付小偷的赃款要高出一半。牧师不甘勒索，不愿多付。不付则教堂无门；二人乃大吵。可是天主教比基督教组织更严密，势力更大。牧师纵有再大法理，不付钱只好开门传教。
他二人吵不开交，那在一旁观吵的宿松县太爷，两头作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二人都有更高秩位，宿松县七品小官，怎敢乱作主张？他本可以我们安徽人民血汗，代赎了事，但此例不能开也。
新教牧师吵不过旧教神父，乃具状万言，报向上海美国驻华总领事；总领事越洋报入华府国务院；为一副木板门，官司打了半个地球！向本国政府寻求公理之不足，牧师先生又具状告向安徽巡抚。巡抚大人对华民固有生杀之权，对洋人的一扇木板门，他却束手无策。--此事庄王、端王乃至西太后都不敢碰，你小小安徽巡抚算个鸟？
至于这副木板门最后主权谁属？读者贤达如有兴趣，不妨去一搜盈篇累牍的美国国务院老档，自可找它个水落石出。笔者不学，然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究比一副老板门值钱，所以就不想打破砂锅去问到底了。但是还要噜噜嗉嗉说了一大堆者，也是因为见微知著。让中外读者们看看，我们那时作次殖民地的遭遇是多么辛苦罢了。（见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以后，总领事古德纳致华府国务卿报告书及附件。）
德军肆虐，传教士收保护费
以上所述各国神职人员趁火打劫已属过分，更可恶的则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还师法当时横行中国东北的「胡匪」和今日美国的（华裔越裔）帮派恶少，把华北村镇划为「保护区」，向居民征收「保护费」。因为当时八国侵华的占领军，尤其是迟到了两月之久的德军正向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被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当十月十九日部分南侵联军（美军未参加，俄军主力已撤离北京）奉瓦德西之命，进占保定时，当地中国地方文武官员由署直隶巡抚廷雍率领，奉李鸿章之命，持白旗备厚礼，全体出城郊迎。（此时李鸿章已在北京。李于十月十一日抵京，瓦德西则于十月十七日抵北京。李较瓦早到一星期。）谁知联军甫入城便将廷雍逮捕。旋即自组一军事法庭，以中国式的「三堂会审」的派头，使罪犯袒跪庭前供认罪行，然后将廷雍及保定守尉奎恒、驻军统领王占魁等三人当众砍头。道台谭文焕则被捕解天津，由洋人自组的都统衙门斩首示众六日。其它小官小吏甚至无辜百姓被捕杀猎杀者，更无法统计。其后数月联军更四出窜扰数十次。（以德军为主，法、意军次之，英、美军未多动。俄军在直隶亦未动；在东北则攻占未停。日军在直隶未动，在南方则图窃据厦门。俱见下节。）华北州县骚然。
德军四出，也提供传教士发财良机。这就是所谓「保护费」或「保险费」了。他们四出由口头或书面向乡镇勒索，出资者可保证不受洋兵骚扰。为着妻孥的安全，为着生命财产的保障，偷生于白色恐怖之下，战栗华民，谁敢不罄其所有？！
以上都是铁案如山的事实。笔者信手拈来若干节，只是冰山之一角耳。然纵是一鳞半爪，亦可聊概其余。笔者试选一二之目的，只是想说明，历史里面的悲剧与善恶，都不是绝对的。一个手掌打不响，两方面各有善恶。拳乱时代我们大清王朝内的贪官污吏，昏聩胡涂，和义和团的画符念咒，其劣迹固罄竹难书。但是侵凌我们的东西帝国主义，也万般混帐；不特他们的军阀政客毒贩奸商，罪无可逭；连他们专程来华劝人为善的上帝使徒 ，亦不无可议。如此则坚持「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中西学者，又从何说起呢？。
历史就是历史，故笔者直书之。知我罪我，则由读者公断之也。
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
可是就当大清帝国首都沦陷，列强串谋，瓜分就在旦夕之际，所幸美国立场坚定，极力淡化此一国际战争。把它说成「拳匪叛变」（boxer rebellion）。洋兵来华，只是助剿拳匪，而保全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各国只赔点银子了事。
美国何以心血来潮，搞起「门户开放」这宗新花样来呢？那就说来话长了。须知「门户开放」这个东西原是英国货。只是英国卖起来有些尴尬；乃假手美国推销，而坐收其利。美国认为有利可图乃大推特推。结果变成个烫手山芋，欲丢不能，致使若干美国外交史家竟把它看为「铸成大错」（a reat blunder，见 Samuel Flagg Bemis 著《美国外交史》第二十七章）。
英国为什么要搞个门户开放呢，本篇不能捞过了界来大谈外交史。因此只想以最简短的辞句，略事交代：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时代，英国对中国的企图是要把大清帝国造成「第二印度」。可是为时已晚。在「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英国所搞的是政治与列强合作，经济则大英独占。这一点英国搞得十分成功。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直至「八国联军」前夕（一八九九～一九〇〇），中国内河、沿海和对外航运的百分之九十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百分之七十都操纵在英商之手；而商品价值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又系英商经营和运载的鸦片毒品。
这种「毒品贸易」（drug trade）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利润最厚的贸易了。今日还是如此。「鸦片」是一种「黑色黄金」（乌金），只要有货，不怕没买主。吸毒者纵倾家荡产、鬻妻卖子、盗窃杀人都是要全力搜购的。瘾君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庚子之前，中国对外开放贸易者共有三十五个港口之多。几乎无一港口不是以英商为主；也无一埠非烟毒弥漫之区也。鸦片一项已足说明一切。其它商品，就不必多提了。
可是这种以英商独大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到一八九七年就受到严重挑战了。前此一篇已言之，自德人占了胶澳，俄人占了旅大，法人占了广州湾，英人自己也补占了九龙与威海卫，与这些港口邻接的中国腹地，渐次就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 fluence）。在这些「范围」之内，各列强始则强迫中国不许在各该范围内，让第三国插手租借土地或筑路开矿。次一步则各「范围」就要逐渐被各列强划为「保护地」（protec torate）。第三步则各列强就要各自建立其海关体制、关税税率和行政系统。如此一来，大清帝国就变成鄂图曼帝国和波兰第二。要被列强正式「瓜分」（partition）了。「瓜分中国」（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几乎已成定局。
这一瓜分形势大致说来是：俄占满蒙新疆。德国以山东为中心，南向至吴淞口，北到秦皇岛，西及西安和宜昌。法则囊括滇桂川黔四省和粤西。日则独占福建包括厦门。英国如参加瓜分，则可侵占长江流域、粤东地区和西藏。
这一瓜分局势之迅速形成，作为倒霉的「炎黄子孙」不必谈了；读者试思，您如果是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您作何感想，中国对外通商的三十五港口，二十一行省，蒙藏新疆地方，原来都是一强独大的英国市场；对美贸易粗及百分之二十。其它列强对华贸易之总和则不及百分之十。如今这些小鬼竟然要把大清帝国瓜分！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瓜分的不只是中国而是大英帝国的市场--这市场有四万万消费者，值百抽五由英国管理的低关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工，开不完的煤铁矿，建不完的铁路。千万以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要让这些小鬼来「瓜分」？他们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因此，英国佬就要设法阻止他们来瓜分中国了。
要防止中国被瓜分，就要维持半死不活的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并取消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老虎嘴里抢肉岂是易事？为此，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就双管齐下了；他们一面要积极设法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一面又要积极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设计。庶几阻止不成，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也不会落空！
为着不在瓜分行列中落伍，当法国正强租广州湾时，英国就先强占了九龙--其后遗症至今未了。在德国强占胶澳、俄国迫租旅大时，英国又单刀直入，强租了威海卫。为防德、俄两面夹攻，英国乃向德国暗示，绝不妨碍德国以山东为「势力范围」；英之强入威海卫者，防俄而已。但是它又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与沙俄明订条约（所谓scott-Mouraviev协定），以长城为界，把两国在华筑路特权，一分为二。互不干扰。这些都是英国为瓜分中国设伏；但是它真正的政策，则是要阻止列强瓜分中国。这样它就只有远渡大西洋去疏通对瓜分无份的美国了。
美国突然变成远东强国
美国在二十世纪之前原非世界性强国，尤其远东之强，虽然它在中国的贸易，远在鸦片战争时已窜升至第二位。北美大陆是真正的地旷人稀，资源无限。因此它的扩张主义者在大陆之内已忙不开交，无暇及于远东也。可是当美国渐次进入太平洋，并吞掉夏威夷之时，正值中国甲午战败，免疫能力全失。后起的欧洲小帝国主义的德意两国竟然也尾随小日本之后对中国兴风作浪（如前篇所述），并激发了义和团在山东之崛起，也引起欧洲列强对华作「强取租借地之争」（ battle of concessions），因此，少数美国殖民主义者这时也沉不住气了。他们主张也在中国沿海与列强抢夺殖民地。当时驻华公使康格（E dwin H. Conger）就是个积极分子。他向国务院一再建议，认为美国如不乘机动手，将来会悔之已晚。他这一呼唤，美国国内原不乏答腔人。麦金莱总统心头即忐忑不定。少数海军将领则摩拳擦掌。他们心目中在中国的殖民地是：北自大沽、南及厦门，中间有山东的芝罘，浙江的舟山群岛，和闽浙之间的三沙得一便可作「加煤站」（coaling station）。--那时美国海军与商轮在远东「加煤」，都要仰仗英国殖民地。老美心殊不甘也。
就当这极少数扩张主义者正在龙心不定之时，谁知天赐良缘，为着古巴问题，美国忽然和西班牙打了起来，想不到这场为时不过四个月的「美西战争」（一八九八年四至八月），西班牙这个老牌帝国主义竟如此窝囊，被美国打得一败涂地。美国随之解放了古巴；占领了波多黎各（也使今日纽约变成了波人乐园）和关岛；也使那拥有六千岛屿的菲律宾归顺于星条旗下。总之，一夕之间，美国就变成了世界强国；远东政局因此也随之彻底改观了。
美国力量在远东的异军突起，对它国内的扩张主义者自然是个绝大的鼓励。例如美国驻厦门的青年领事蒲安臣·约翰逊（Anson Burlingame）就兴奋不已。约翰逊知道菲律宾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华侨之手；而菲律宾华侨主要来自厦门。如今美国既然占领了菲律宾，如果再占个厦门，建立一条美国掌握的菲华经济之桥，把菲律宾接往亚洲大陆，那该多美？！自此以后，约翰逊就变成了厦门的守门之犬。庚子八月当日本人正想浑水摸鱼，趁拳乱正烈之际，在厦门制造籍口，接着便派遣水兵登陆，以图占领厦门时。第一个攘臂而起大呼抗日的竟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约翰逊这个小帝国主义者。他终于伙同英国水兵，把日本人赶回大海。（见美「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九月一日及以后驻沪总领事古纳德致助理国务卿 T. W. Cridler 诸函及附件；并参阅 Young 著前书，页一〇一～一〇二，一七五～一七九。）
小班超不识大利害
这些美国的小班超勇则勇矣，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并不一定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美国毕竟是个气魄恢宏的民主大国。国内多的是帝国主义者，也多的是反帝人士。美、西之战本是兵以义动。赶走胡作非为的西班牙帝国主义；援救古巴出于水火。谁知美国海军小将乔治杜烕（George Dewey）竟如此英勇；他从香港带了四条小艇，星夜赶往马尼拉，三炮两炮也把西班牙赶出了马尼拉；轰毁敌舰十艘，自己竟未折一兵一卒！乖乖，这个小班超也实在是英勇非凡。可是同样的，勇将不得重赏。美国舆论和上下两院却认为此举是以暴易暴！美帝哪里就比西帝更好？--所以麦金莱后来的并吞菲律宾法案，在参院只以一票多数通过。
再者这些小将的行为也解决不了大选期间的政治问题（一九〇〇年麦氏正竞选第二任）。麦金莱和他的共和党当时（让我且引用一句当今台湾的术语）是搞「金权政治」的，离不开大企业大财团和大地主。其时美国南部的棉纱纺织工业的主要市场--占出口总量之半--便是中国。
【附注】 清末民初之际那种又白又细又软又廉的「洋布」，己彻底摧毁了我们已有三千多年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体系。农村破产，贫下中农就只好去加入白莲教、义和团、大刀会和红军了。美国这时的大地主动辄占地数万乃至数十万英亩。哪像我们眼皮浅的毛主席把十亩八亩地的小地主，也斗得死去活来。
庚子年拳乱一起，中国华北东北大乱，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南部棉纺工业也随之半数停产，损失不赀。纵使如此，一九〇〇年美制棉纺织品输华总额仍有两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美元之巨。（见 Charles S. Carnpbell, Jr.,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New Haven, 1951. pp. 10,19～20）较十年前增加一倍。
中国东北当时也是美国德州油商，当年的美孚公司，今日的洛克菲勒财团的市场。拳乱未起之前，美油已逐渐受俄油之排挤。拳乱一起，俄军迅速自南北两路侵占东北。在北部它逼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南部它迫令奉天将军增祺（那位招安张作霖的满族地方官）和它私订终身，来个秘密的中俄地方协议，夺取特权，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逼令李鸿章在中央追认。可怜的李中堂就是在衰迈的风烛残年，被俄人活活逼死的。此是后话，见下节。
【附注】 和中国地方当局私订终身，然后再要中国中央追认，是沙俄赤俄通用的老办法。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对盛世才兄弟，对高岗，对张治中，对陶峙岳所用的手段是与韦特诸公前后辉映；高岗丢掉脑袋还不是和斯大林勾结的结果，--先提一下，以后自有篇章、再慢慢交代。
在那个「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美国，山姆大叔成了暴发户，不但商品充斥，需要外国市场；他和比他更早发财的英国老大哥一样，钞票也多得一捆捆地无法使用。小暴发户们有时会随手用十元钞票（值十三两银子）来点火抽烟；大暴发户的钞票堆起来，真是烧也烧不完啊；朋友，这是资本家暴发阶段的普遍现象嘛！我们大陆上的左王们。开口闭口，什么「资产阶级的污染」。这些打赤脚出身的老八路，晓得个鸟。台湾的朋友多喝几瓶 XO，吓唬吓唬「老外」，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美国当年的资本家，黄金美钞多得受不了。国内消化不了，他们也要到国外去投资，他们不搞欧洲式的「殖民主义」去占领疆土；他们要在海外投资，建立企业，修筑铁路，代替土地占领。这时亚非拉落后地区的殖民地已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只有中国还剩一块完整的落后荒原有待开发。所以美国金融家、银行家也就看中中国了。
就以铁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来说吧！他老人家在庚子年间，一个人便掌握了铁路六万英里。比中国大陆今日（二十世纪九〇年代）全部铁路总长还要长过一万八千英里（一九九〇年中国大陆上铁路总长度为六七、五四九公里，合四一、九七三英里。见《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三年世界年鉴》页五八五）。那时还没有飞机，哈大王要建筑「环球铁路」。中国这块荒原一片，筑起铁路来，多过瘾！说老实话，我们这片大沙漠，不让哈王爷来筑几条铁路也真是罪过！今日美国如再出个哈大王，能来中国投资筑路多好，谁知我们的「辛亥革命」就从「护路风潮」搞起的呢！当年有的美国人买错了中国铁路股票，迨人民政府成立时，他们还在鼓噪索赔呢！
再看看那家已发财三代的「毛根财团」有多少黄金美钞？哈里曼筑路需要钢铁；而钢铁则掌握在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和毛根财团之手。老毛根（J. S. Morgan， 1813～1890）搞银行发了大财之后，儿子大毛根（J. P. Morgan， 1837～1913）花钞票为企业建立「美钢」（USS，且看今日大陆上的「首钢」、「宝钢」、「安钢」、「美电」（电话电报 AT&T）、「奇异」（GE）等等；使这个王子变成王中之王。到王子之子，老王之孙小毛根（J. P. Morgan, Jr., 1867～1943）崛起时，他点铁成金，加以收藏。一下把全世界黄金总储量的百分之八十，装入私人荷包！
朋友们知道吗？全世界黄金总量没有多少吨呢！我们如把全世界的黄金（包括你的金戒指和你夫人的金项链），通统放入矗立美京的华盛顿纪念塔之内，也装不到顶呢！但是小毛根一人便拥有百分之八十的纯金的华盛顿纪念塔，那也就够吓唬人的了！
试问小毛根搞这么多黄金干嘛呢？--吃喝嫖赌，讨姨太？曰非也。小毛哈佛大学毕业。做了一辈子文学艺术的大护法，私生活相当高级而严肃。加以「日理万金」忙不开交，哪有工夫作狎邪游？或问：那么做个大资本家，搞这么多黄金美钞，作何用场呢？
要解答这项哲学问题，你得回过头去，问问咱们自己的老毛（泽东）：主席呀！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垮了蒋介石，又斗彭德怀、又斗刘少奇、又斗林彪……斗来斗去，「不斗行吗？」不斗为啥就不行呢？老毛患不己知，是无言以对的。
明乎此，朋友，我们就有接近真理的解答了。原来「老毛姓社；三毛（毛根氏三代）姓资」。姓社的斗的是「权」；姓资的斗的是「钱」。社姓英雄说：「大丈夫宁可千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有权便有一切，过时不候」！
资姓好汉也会说；「男子汉宁可千日无权，不可一日无」；「有钱便有一切，愈多愈好」！所以毛泽东和毛根氏祖孙三代，都姓毛。原是一家人。只是一个爱权，一个爱钱，大家都不一定爱国罢了。不幸老毛是生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里，所以他只许政客搞权，而不许人民搞钱。国家要管制一切，弄得我们十亿同胞都一穷二白。
三毛则是生在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传统里，所以他们只许资本家搞钱，而不让政客揽权。--「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嘛！政府不管事，因此就弄得盗匪横行，娼妓满街了。
所以姓社和姓资的原是一丘之貉。只许搞钱，不许搞权，固然有欠公平。但是只许姓社，不许姓资，也是照样落伍。
可是本世纪初的庚子年代，美国是姓资的当家，麦金莱总统只是他们的马前卒--他们只要全中国门户大开做他们的市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小班超在中国沿海搞小型帝国主义，认为是违反国策，对俄德法日想瓜分中国，他们也是反对到底的。--他们所要的只是这个完整的中国大西瓜。光绪爷是否应该复政，在他们看来，也大可不必！他们看中的只是西太后乱政统治下的那个腐烂的大帝国；大清臣民只要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 ，就可保证他们纺织工人一辈子不会失业。你们小班超要占领一两个弹丸之地的「三沙」，徒具恶名，有个屁用！
段数高超的唐宁街外交手腕
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特当时窃政中枢的满族亲贵，端王、庄王等一无所知；连康有为、梁启超、刘坤一、张之洞也一知半解。他们只知道英美对华政策比较温和开明，不像德俄那样穷凶极恶，就误认为英美是礼义之邦。他们也就变成亲英美派的主力。英美对华何以满口仁义道德，他们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余读康子论英美文，固知圣人尚为一老学究也。
可是天下事每每是「一物降一物」，若论十九、二十世纪之间的国际关系，则美国牧童就远非伦敦唐宁街政客的敌手了。伦敦政客知道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为英国利益之必需；然英国一国绝不能对抗俄德法日等瓜分派的联合阻力。所以唐宁街非拉美国下海不可。但是他们也知道美国朝野亲英分子（如海约翰这一类今日所谓WASPs：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固多；反英分子（如德裔、爱尔兰裔及天主教徒等）亦复不少。怎样使前者突出，后者缄默，这是一宗外交上的大艺术。
再者，门户开放政策对英国固有「大利」，然亦有「小弊」。--门户开放了，则香港九龙、威海卫、西藏和缅甸，开放不开放呢？为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它如果能「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那就十全十美了。
朋友，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这时就向这个十全十美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所谓「门户开放照会之拟订」（Writing of the Open Door Note）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了。
门户开放观念之出现实始于当时已掌握中国海关四十余年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和他的助手黑卜斯莱（Alfred E. Hippisley）。英人于「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期间强夺了中国海关，原是一种破坏「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的非法行为，曾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所强烈反对。但是到一八九七年当德俄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搞非法的势力范围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乃倒打一耙，反说他们破坏「条约体制」；英国因而要联合美国，替中国主持公道，甚至为中国助练新军，来维护这个「条约体制」！门户开放的原始基础便是从这个「维护条约体制」的观念开始的。
长话短话。英国为着促使美国支持英国政策，它首先是在亲英的美国社团和政客中「造势」（今日台湾政坛通行的术语）。一八九九年二月因有英国财界议绅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远东去。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如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日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的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它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估计错误，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结果。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它全民族智能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 Anglo－American 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搞个 American－British 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国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 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杀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拄】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己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古氏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中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力疾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棋高一着，逼手逼脚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是各有其既定政策；他们在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如何，则一向是耳边风，绝不买帐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你所可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你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周恩来也是如此）却正是个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笔者落笔至此，心有余酸。盖二次大战之末，当罗、邱、斯三人在「雅尔塔」会商支解中国时，罗氏忽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没有通知蒋介石呢！」斯氏莞尔说：「我们三个人决定了，蒋介石还敢翻案？」果然蒋介石不敢翻案，而蒋氏之下的几位，却又是只想承旨做官的政客，因此那片大于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就被他们不声不响的断送了。--李鸿章这个「封建官僚」，还没有这样窝囊呢！
所以当李氏于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登陆时，那些作贼心虚的列强外交官总领事，怕他挑拨离间，几乎对他一致杯葛。海约翰虽然对老李不无兴趣，一再训令古德纳与李鸿章接触，而古氏这个小班超却大不以为然。他一再向上级顶嘴说：你们在华盛顿认为李鸿章是个政治家，我们（指列强在沪的外交圈）在此地都知道他是个老奸巨猾、专搞挑拨离间的大骗子呢！（见上引「原档」，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古德纳致海约翰之密电。）
对老李挑拨离间的伎俩，最感恼火的莫过于那位急于要把中国瓜分的法国殖民部长了。他后来曾特撰长文，警告法国朝野。千万要提防李鸿章的挑拨离间，并大声疾呼说：
李鸿章之分化联盟政策已着成效。中国驻外使节在鸿章指导下，破费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把入侵列强挑拨离间得七零八落）（见前引《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二四，转引自 ECHO CHINE 及《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我们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在这儿是被那位一心要瓜分中国的法国殖民部长说对了。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李为扶清保国，除掉老奸巨猾、挑拨离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这位法国殖民主义的大总管对老李这一套也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的看他去「挑拨离间」。老合肥倚老卖老，阴阳怪气，也从不讳言。各色洋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哭笑不得！朋友，搞外交、搞国际政治，原来就是赌博，就是下棋嘛！--棋高一着，逼手逼脚。你下不过老头子；你对老头子，就哭笑不得。
弱国未必无外交
古德纳这个小班超对老李原有极深的成见，也对他处处设防。但是这个手扶大美伯理玺天德敬赠的拐杖，脑后拖个猪尾巴，呵呵大笑，蹒跚而来的中国老头子，可不把这个小洋人看在眼里呢！他出言不逊，口口声声「你们的康格，和康格的老婆……」怎样怎样。
略通汉语的古德纳认为这老头太不懂外交礼貌；那位中国翻译也顿感尴尬，乃改译为「康格公使夫人」如何如何。可是也略通英语的李老头子却大声改正他说「瓦壶、瓦壶」（wife，wife），弄得古德纳啼笑皆非，奈何他不得。（笔者幼年即尝闻这一则「李鸿章轶事」，原以为是好事者所编造。谁知后来在美国档案中发现，竟实有此事。见上引「原档」，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古德纳致国务院密电。）
李鸿章这次到上海，原是有备而来。至于怎样对付这批小帝国主义，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知道海约翰曾于七月三日向各国送致「备忘录」。重申美国在此次事变中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立场，并突出保证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此一文件以「循环照会」（circular note）方式通知各国；各国毋须覆文。按国际法规，受文国如不适时提出异议，则被视为默许。此备忘录即有「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之约束力。（参见美国务院公布之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档。）海约翰此一 modus vivendi 之提出是得到英国全力支持的，而美国此时在老麦克阿瑟将军（道格拉斯之父）指挥之下的驻菲美军亦有七万五千入之多。故海氏提出之照会，俄德法日意均不愿说半个不字也。
根据此项重要的外交情报，李鸿章也就制订了应变的腹案。为着贯彻他自己的策略，他首先要折折这批小洋人的骄气。在拳变期间，华人对洋人的态度是走两个极端的；义和团和四人帮对洋人是悬赏缉拿、斩尽杀绝；互保区臣民和「二毛子」，对洋人则奴颜婢膝，一恭三揖。一个小小美国总领事，把个中国宰相也不放在眼里的。所以老李要折其骄气，使他服服贴贴为自己传话。说也奇怪，自此以后，古德纳纵是在他的密电里，对老李的态度也大为改变。
李鸿章当时应变的腹案大致有如下数端：
第一，他要在国际公法里把中国由交战国换成受害国；拳匪是叛逆；两宫被劫持（有荣禄密电为证）。宣战诏书是「矫诏」；入侵洋兵是来华助剿叛逆。按此逻辑，则入侵之洋司令官，包括瓦德西在内都要变成李中堂的「戈登将军」了。因此中国对来华助剿的洋兵固有赔偿军费的义务；但是助剿各国却没有对华要求割地的籍口。如此「赔款」而不「割地」，大清帝国就可幸免于瓜分了。李鸿章这套「拳匪叛乱」的逻辑，当时亦竟为入侵列强所默许。其实老李哪有这力量来左右帝国主义呢，他搞的只是百分之百的「狐假虎威」罢了。在鸿章于七月底透过古德纳与华府接触之后，海约翰要求与困守东交民巷的康格用「密码通讯」（cipher telegr am），鸿章末加考虑便答应下来了。自此美国驻华使馆与华府国务院之间密电频频，都是由总理衙门和袁世凯以「八百里加急」代转的。其它列强闻讯也纷提同样要求，都为李氏老气横秋的花言巧语地搪塞了。--至于海、李之间在搞些什么样的勾搭呢？那就让善疑者，自己去幻想吧！
记得一九七九年春初，邓小平在访美之后，不久便发动了他的「惩越之战」。这一仗打得苏联老大哥一头雾水。这也可说是中国外交史上两件巧合的小事吧！
鸿章抵上海后的第二项腹案，便是想解散各地的义和团，并把困在东交民巷之内的各国公使送往天津，以化除联军进攻北京的籍口；然后再恳请美国，根据门户开放的原则出面阻止。此时的麦金莱和海约翰已早有此意，可是这一点他是彻底的失败了。--是所谓外交受制于内交吧！
那时的北京是主战派的天下。连荣禄也还在假装指挥攻打使馆呢！哪有可靠的部队可以护送各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总数约一千人）离开北京呢？外国人走了，剩下了数千名「二毛子」又如何处理呢？更何况死守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洋人，衣丰食足，军火充裕 ，并未尝感觉有生命危险。日常以枪打义和团为狩猎消遣，他（她）们才不要冒险迁居呢！
【附注】那时有一对叫 A. F. Chamot 的夫妇，二人都是打活靶老手。因此夫妻二人在被围五十五天之内，共射杀义和拳民约七百人。Chamot 先生有一日射杀五十四人的最高纪录！Chamot 太太亦有杀十七人的可惊夸口！见 Young 著前书，引自《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访问录」。那时来福枪的有效射程是二千米。前后左右四千米的街道上居民行人都在他们射程之内。被射杀的全是拳民，吾不信也。
时不我与，李鸿章与北京办内交，要八天才能通讯一次。他们通讯未及三两次，北京就沦陷了。首都既失，两宫西狩；鸿章在上海也不能再待下去，就于九月十日搭招商轮。摒挡北上了。
使馆解围，联军解体，瓜分结束
鸿章轮于十九日抵大沽。他的「挑拨离间、老奸巨猾」的恶名再度引起当地洋官的联合杯葛。德军司令官竟不许他上岸。正是由于挑拨有道吧！其后终由俄军保护登陆，进驻天津。十月十一日复由俄兵护送，迁往北京，与奕劻会晤共筹和局。
其实李鸿章此次北返，对整个入侵的联军来说，只是中国向八国占领军投降的一位代理人而已；一切听命于联军，他作不得多少主也。虽然俄国却要强迫他作为占领中国东北的代罪羔羊。当然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他却不失为一个恢复安定的象征。
前篇已言之，联军的八国，彼此之间矛盾太多，本不能联合也。它是愚昧的满族亲贵攻打使馆打出来的。一旦使馆解围，便是他们联合的结束。
大致说来这时入侵的八国盖可分为三大阵营。最穷凶极恶者为沙俄。它志在并吞东北，不达目的不已也。因此它在国内要尽量示好中国，不特首先自京津撤兵为各国示范；并协助鸿章抗拒列国。然李鸿章亦终为它逼死，留为后话。
另一阵营则为德法日意等瓜分派。他们对领土野心远大于商业利益，无奈浑水摸鱼的局势已成过去。如今一致行动，并向英美「门户开放原则」（Open Door Doctrine）一再表态。因此各国想再次作零星殖民地之抢夺，心虽不甘，行动上已不可能矣。
再一组便是英美二国了。两国对华的基本原则，前节已不厌其详缕述之矣。因此庚子之后，英美二国竟成大清帝国的看门犬。其后英国为着联日抗俄，美国为着防日守菲，两国都背弃门户开放之原则，取媚日本，牺牲朝鲜；而中国之免于瓜分，则不能不说是受惠于海约翰之门户开放也。--前节所言；拳乱起于瓜分的威胁，而瓜分的威胁，亦以拳乱的结束而告终，此之谓也。国际政治之奥妙，有如此者！
每个中国公民各赔美金七毛四
所以庚子年李鸿章在北京所办结束八国联军的交涉，除后来对付不要脸的沙俄那一段之外，实较戊戌前（一八九七）恭亲王、翁同龢等应付列强强租殖民地那一阵，反要轻松。且看庚子年冬八国要求、十四国受惠的十二条：（条文从简）
一、向德皇谢罪、为死难公使立碑。
二、惩凶。
【附注】 李刘张三督，似乎比洋人更有兴趣。《史事要录》页四五八，引英国《蓝皮书》，在洋人要求的死刑名单中把「怡亲王、溥静」误为二人，其实是一人。共十一人。三位总督，恨不得全部答应呢！
三、为殉难日本书记官作追思。
四、为被毁洋人坟墓立碑。
五、暂禁武器入口。
六、赔款。（包括各国政府和民间及雇佣华民之损失。）
七、各使馆自设卫兵。
八、毁大沽电台。
九、维持北京大沽之间的交通安全。
十、禁止排外团体。
十一、修正通商航海条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及外交礼节。
※节自美「国务院原档」中之汉文原件。
在这十二条要求中，比较难解决的只是第六条，赔款。究竟洋人在中国损失有多大，他们就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了。就以教会损失来说吧！当时美公使馆就通知各教堂「自报」。其实他们早已私自解决（如上文所述），捞回已不止十倍八倍了，最后美国各教会还是分到两百多万。这还是美国当局柔克义等有意限制的结果。
柔克义这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者，在使馆未解围时，即由海约翰推荐来华为「特使」，曾致力于战争地方化，不让德军把战局扩大；在赔款方面，他的计算也比较温和合理，因与力主强硬报复的康格发生龃龉，终代康氏为驻华公使。俄人为示好中国，英美代表为让中国不致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法庭」（The Hague Tribunal）仲裁，按实核算，未果行。最后各国乃随意订个天文数字四万万五千万两了事。这个数字之决定据说是出于列强公意，认为此次战祸是目无上帝的异端四万万五千万支那蛮共同犯的罪恶。每人应罚银一两（按时价每两值美金七角四分钱），就这样决定了--这数目大致是在各国实际「损失」的十倍二十倍之间吧！但是只「赔款」而不「割地」，已是不幸之大幸了。
总之，八国联军这场纠纷，我们终能逢凶化吉者，盖有二端。其要者为英美合力的「门户开放政策」之适时提出，另一点则是我们李刘张三督在分明的国际战争中为中国化除了交战国的身分。既非交战国，则辛丑之会就没什么「和会」、「和约」一类的名词出现。所以我们的《辛丑条约》既不成为一种「和约」（peace treaty），它就变成为某种国际事件诸国共同商讨的「议定书」（Protocal）。因此我们《辛丑条约》在国际法上的正式名字应该叫 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 of 1900（中国为一九〇〇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原件以法文为准。既然是「议定书」，中国就不是战败国。割地一条也就可名正言顺的省去了。
当奕、李二人把洋人这些要求，于辛丑电奏西安时，慈禧得报实在是凤颜大悦。第一是洋人竟然没有要求她所最怕的「归政」。真是大「清」有「水德」，与「洋」人并不相「冲」。第二、她老人家闯下了如此大祸，竟然寸土未失。实在是李鸿章搞「洋务」本事通天。这个「肃毅伯」不待翘辫子，也是功应封侯的。--老太后对儿子也就不再忌妒而决定胜利「回銮」了。
李鸿章之死
西太后老人家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李鸿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俄国现在决定要并吞中国东北；并且要在李鸿章名下并吞之。
前章已言之，拳乱骤起时，俄国要趁浑水摸鱼，乃于庚子春夏之交急调大兵二十余万人，北自海兰泡南自旅大，分进夹击，侵入满洲（今东三省）。
庚子八月在七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俄军故作姿态自北京撤兵（八月二十八日）；而东北两路入侵的俄军却正在加紧进攻。自北南下攻占了黑龙江省城（八月三十日），再陷吉林省城（九月二十一日）；自南北上则攻占了营口（八月五日）、沈阳（十月二日）；南北两路会师（十月六日），就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了。俄皇得报乃向俄皇太后上寿，说是「托天之佑」（见上引《年（日）谱》转引苏俄「红档」）。
此时中国疆臣黑龙江将军兵败自杀（寿山自己躺入棺材，命儿子开枪把他打死）。盛京将军增祺则被俄军所迫与占领军司令阿莱克息夫（Vice Admiral Evgeni I. Alekseev）于十一月九日签订了一项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约章》（增阿暂章）九条，允许俄人驻军、筑路（哈尔滨至旅顺）、助理军政要公、占领营口，而中方则解散军队，交出军火炮台等等 ，其内容与后来日本人所要求的二十一条，极为相似。其后俄人即据此要求李鸿章于「辛丑议定书」之外，单独再签此项中俄密约，以为撤兵条件。中方如依议签约，则白山黑水就要全部沦为俄国的「保护地」（Protectorate）。如此则所谓「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便全属空话。中国如拒不签约，则俄人便拒不撤兵，把满洲永远占领，中国连宗主权也不能保存。何择何从，遂在奉旨「便宜行事」的李「全权」的一念之间。
这时李鸿章已七十九高龄，尽瘁国事，内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鸿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正在此油尽灯枯之际，而俄人连番催逼，从不稍懈，直至鸿章死而后已。
李鸿章死于一九〇一年辛丑，十一月七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俄使去后，鸿章遂命儿子经述草遗折劝自强；并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见《庚子国变记》）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之乱确实是始于「毓贤误国」。迨李鸿章痛恨「毓贤误国」而死，拳乱痛史也就正式结束了。遭殃的是四亿五干万人民，而身为祸首的叶赫那拉老太婆，却因祸得福。--江山无恙，归政免谈。当她乘着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火车，自保定直驶京郊马家堡时，袁宰相率文武百官和中国第一支军乐队，排班恭迎。太后下车，乐声大作。可惜当时武卫军的乐队，还不会吹奏后来的《风流寡妇》和《美丽的亚美利加》等名曲，他们乃大吹其法国国歌的《马赛曲》，恭迎大清太后回銮，乐声亦确实雄壮无比。
两宫所乘的这辆豪华专列，原是新任的北洋大臣，为太后乘火车的处女航而特制的。但有谁知道十年之后，它却变成叛逆乱党孙文的专车？更有谁知道，再过十六年，它驶过皇姑屯时，竟被日本军阀炸得稀烂！
车犹如此，人何以堪？读史者能不慨然？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四期及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