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
笔者于四十年代之末，抵美留学时，曾在纽约市动物园看过一些来自中国的珍禽异兽，真不胜感叹。其一便是熊猫。标签上写着中国特产，是否为蒋宋美龄夫人所赠者，已不复记忆矣。牠灰溜溜的，看起来像是一头「花猪」，横卧墙角，亦引不起访客的重视；哪像三十年后，专机来美那一对娇娇滴滴的毛主席儿女，在华盛顿那样风光！愚夫妇好奇，亦曾驰车去华府恭谒。骄阳之下，排队半哩。乍睹芳颜，真疼爱无比。牠二位香巢之华丽固无待言矣。而贵伉俪一举手一投足，槛外同谒者，无不鼓掌欢笑，声震树木。然这对贵族夫妇，与三十年前鄙所见之「花猪」，究有何不同呢？猪犹一也，而贵贱穷通，悬殊若是！苏秦先生若在此，可能也要感叹而言曰：「猪生富贵，岂可忽略哉？！」
另一头中国特产，标签上是否有拉丁文名字亦忘之矣。只记得其名为威妥玛拼音的「四不像」（Ssu-pu-hsiang,按今日大陆上的汉语拼音，则应该是si-bu-xiang）。牠老人家被放置于一亚洲欄内，与一般亚洲来的牛马同列而嚼其枯草焉。
一般拖儿带女的动物园游客，谁有此耐心和雅兴去分别牠们是牛是马呢？大家只有望望而去之。至多评头论足一番而已。谁知竟有个好奇的打工仔，为此一汉语拼音所惑，真把那生锈的铜牌读下去。一读，不得了，牠老先生本是我国的贵族。原来是锦衣玉食，生于吾皇的御花园「三海」、「南苑」之内。不幸八国联军侵华，闯入御园，把牠捉去当了俘虏。所幸牠未参加「义和团」；既未「扶清」、更未「灭洋」。戴不上「战犯」的帽子。但是帝国主义的洋兵却不管这一套，硬是把牠捉了，枷锁至纽约吃枯草已数十年矣。
老贵族为何取个名字叫「四不像」呢？同来自中华的青年打工仔历史家，曾为前辈细查之。原来牠「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颈似骆驼」。结果弄成个非鹿非驴非牛非骆驼的「四不像」！
如今事隔数十年，牠老贵族早已物故。遗骸可能已变成标本，伫立何方。但是老前辈留给我的牠那慈祥古怪的「四不像」，却永志不忘。其实牠老人家为何不能名为「四像」呢？牠不是既像鹿、又像驴、又像牛、又像骆驼吗？！
近来笔者整理书稿，翻及太平天国诸卷。因想把洪杨政权按社会科学原则来分分类：基督教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革命？农民大起义？神权国家？反封资修的无产阶级专政……？分来分去，吾分不了也。可是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我的同侨而有忘年之交的老前辈「四不像」来，才恍然大悟。--洪杨政权原来是个「四不像」的政权。思想搞通，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太平史面面观
洪杨政权既然是个「四不像」，历史家、哲学家、政论家、宗教家等等，如果硬要以一己专业的兴趣，来加以妄评或妄攀，都是要走火入魔的。
前篇已言之，国学大师钱穆就是认定洪杨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他拥戴曾、左、李、胡的卫道行为，而洪杨则罪该万死。可是洪杨之后六十年，国家最高学府中的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不是也要打倒孔家店？！此外，洪杨之「田亩制度」、「解放妇女」、「不许缠足」、严禁「吹烟」（吸食鸦片）、酗酒、禁娼、禁赌、禁淫、胆敢奸小弟（同性恋）者，斩首不留……。则视孔孟之邦空谈仁义，奴役女性，举国吸毒；虽名士高官，亦以奸小弟为风雅……。两两对比又何如哉？！
太平灭后，评其功过，名士汪士铎立论就相当公平。汪说：「贼（指洪杨）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等类……无卜巫术数，禁烟及惰……此皆胜我（清朝上下）万万也。」汪且强调说：「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见汪著《乙丙日记》）。
旧儒奢言道统者，实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
通达人士如胡适之者，也反对洪杨。胡氏反洪杨的立场是从他一贯的「反战争」、「反暴力」、「反革命」的理论出发的。他认为在社会上使用暴力解决问题都是错误的，得不偿失的。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但是社会上何以会发生暴力，则非适之先生这样的白面书生之所知了。
国民党人谈洪杨，始则是之，如中山先生和一些早期的革命党人（包括早年的蒋介石）；终则非之，转而崇拜曾、胡（包括晚年的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何以如此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由「在野」到「在朝」。在太平诸公的「四像」、「四不像」的形象中，捉摸不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欠缺深入的了解。凭常识论史，所以往往就驴牛难分了。
洪杨功过的两家之言
可是治太平天国史，而弄得四像不清，从一而终的，最高史学权威亦不能免。今世治太平史最深入者，莫过于简又文和罗尔纲两先生。两君著述都数百万言！而简君在太平「四像」中则咬定个驴。他认定洪杨革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汉族反满的民族革命。为此，简公亦终身颂之。简氏成长于国民革命时代，立论盖与时代精神有关。
罗尔纲先生则走向另一极端。他老人家咬定一条牛，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伟大光辉的「阶级革命」。认定这一伟大目标，虽千万人吾往矣，罗君竟以太平天朝的正统史家自居，而斥曾国藩等为「汉奸」、为「反动派」、为「封建地主」……，义正词严，有时简直目眦尽裂！
罗君广西人，幼曾承教于胡适之先生，著有《师门辱教记》记其在胡家受学之经过，为适之先生所称赏。然其治太平天国史则与师承完全相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治太平史，数十年来在大陆上领袖群伦，已蔚成一代宗师。近数年来由于中国开放，「苏东波」解体改制，马列史学之权威在大陆已引起怀疑。青年学者尤多喜新厌旧，而罗公老骥伏枥，信心弥坚，初不稍让。
余读罗公太平史书数十年，知其包罗宏富，考证精辟，马列史学中之重镇也。近著《太平天国史》精装四巨册（一九九一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第一版）都百余万言。余亦搜购一部，细读之，详批之。颇有所获，亦颇有惊异。试略述之，或亦为海外同行所乐闻，盖该书为太平史学界，最近在大陆出版之重要巨著也。
再者适之先生当年与笔者聊天亦时时提到罗君，颇多念旧之辞，笔者亦尝继续罗公未竟之功，整理胡父铁花先生之遗稿也。今读罗氏巨著，遥念当年的寒士助理，今日的老辈衰儒，亦不无相濡以沫之感，因突出罗公，多写两行，也不算是滥用篇幅吧！
罗史评介
一九九一年才出版的四卷《太平天国史》，应该是罗尔纲教授治太平史数十年的一个总结了。单从该书的外形来说已经很不寻常。它是文革以来笔者所见大陆出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书之中，唯一的一种用繁体字直排，采取三十年代通用的标点符号的布面精装巨著。
【附注】六十年代文革以后，用同一类形式在大陆出版的书籍盖只有《标点本二十四史》和章士钊著的《柳文指要》。然前者为古典，不可用简体字；后者为钦定，是毛主席亲批，周总理指定发行的。而罗公今日亦居然能破例行之，也可见其自视之高，和名位之隆了。其与《标点本二十四史》以同样方式印行，作者或有其作「正史续编」之雄心。然此一雄心居然能实现者，亦见作者政治地位之不平凡也。
再者，本书所采用的史学形式也是直承马、班传统的「纪传体」，奉「天朝正朔」来写的。书内日期悉用「天历」。这个不阴不阳的「天历」，是南王冯云山在金田起义之前，在清朝牢中私订的。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是个累考不售的落第秀才，修订历法绝不是冯的知识所能胜任的。他为迁就农民所用的「二十四节」，乃硬性的把节日固定了；然地球绕日却不听王爷的话来那么循规蹈矩的转动。冯氏不得已，乃把冯历弄成「四十年一闰」，比阴历更要糟。
加以洪、冯二氏早期对耶教文献最熟悉者，盖为《旧遗诏书》（旧约），把犹太教义混入耶教（笔者有另文记之）。盖犹太人礼拜上帝为星期六、耶教于星期日、回教于星期五。冯云山显然是把耶稣和摩西弄混淆了。他把「天历」的「礼拜日」订在「礼拜六」（星期六）。把星期六当成星期天，因此在「天历」中星期循环的安排，就与一般基督教徒所用的阳历相差一天，而弄得天下小乱。郭廷以老师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花了年把时光，才把它们弄出个头绪来而得了硕士学位。罗君为尊天朝为正统而用天历纪元，也为读史者略增了些小麻烦。--知其所以然还要三历对查，也是个头痛的事。这也是作者坚守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正统观念」的旧史学在作祟焉。
一九八二年罗尔纲先生为王庆成教授的大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作序时说：「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得到。」（见该书罗序，页二）。
其实洪杨这个「四不像」政权，恐难以社会主义或阶级革命这一「像」而概其全。治史者纵精通马列主义而加以诠释，也只是一像之言。而笔者在罗公大著之中，除见其骂太平对手方为汉奸、为反动派、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恶言恶语之外，亦未见多少马克思主义。新旧对参，固知罗书亦转型时期「四像」「四不像」的转型巨著也。
再者，吾人如把太平天国看成一个独立的小朝代，它也是我国史上涉外最多之一朝，而作者对涉外史料（除三数本汉译西书外）未能直接而充分的利用之，亦是美中不足。然瑕不掩瑜，尔纲先生毕生治太平史之贡献，在其掌握大纲，而细枝末节，均有其极精深之考订，与简又文先生实为瑜亮。
忆年前曾有一读者函余，谓《中国时报》和《传记文学》上所印出之「天王洪秀全像」，实为「天德王洪大全」云云。时因旅途匆忙未即答。其实根据简、罗两先生之考证，「洪大全」实无其人。在永安突围时为清军所捕，解往北京凌迟处死之「洪大全」，实为湘人焦亮也。亮为湖南天地会小头目，自命才济诸葛，故取名曰亮。因不洽于洪杨，陷于清军时已在太平军枷锁中矣。哪来此王冠黄袍之像呢？（见简书，页三三二，洪大全之研究；罗书，页二三七七，焦亮传。）
总之，太平天国实为一「四像」、「四不像」之改朝换制（不只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政权。治史者不能自限一格而论其一像也。
「四不像」是转型初期常见的现象
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太平天国何以变成这种「四像」「四不像」的政权呢？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原来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其中最糟的就变成了非牛非马的「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试看十九、二十世纪中，亚、非、拉三洲之内所存在的列强殖民地（包括我国通商各口岸中的「租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你说他洋吧！表面看来，穿洋服、吃大餐、进教堂、说洋话，歌台舞榭、灯红酒绿，真是洋得十分彻底。可是究其实，那里又能找到什么法治民主、救弱扶孤、守秩序、重公德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呢？
反过来看看我们土著的社区，其中烟、赌、娼，泛滥成灾；帮会盗贼横行，贪赃枉法、贫穷、疾病、肮脏、糟乱，都达于极点，哪里又能找到一点点我们自吹自擂的「四维八德」呢？--总之在攻守文明之间，同取其糟粕（今名谓之「污染」），是早期强弱文明对流的必然现象。但是一个被强势文明挑战的弱小（或弱大）民族，如不是一窝颓废的群居动物，双方交流日久，渣滓淘尽，渐取宾主之长，那就是今日世界崭新的文明了。--在那儿华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前殖民地新加坡，这项转变中的表现，就是个很标准的实例。虽然新加坡朝野亦有其不太光鲜的一面！瞻念前途，吾华裔其勉之戒之。
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
言归正传，我们的洪杨政权，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的产儿之一。更确切的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真伪杂糅、善恶难分、用舍不当，才搞出这么个「四不像」的政权来。
举几个小例子来说吧！太平政权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他却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甚至把含义以人口干戈为重的「國」字，硬性改为一王独大的「囯」字，作为国号以教育人民。这就是最矛盾和极反动的了。演变的结果，太平朝中阶级森严。为王为官，可以为所欲为。为农为工的小百姓，则豚犬而已。无限制权利、无限制腐化的政治哲学中的定律，在洪杨诸公「进城」后的印证，真可说是淋漓尽致。以短节零篇来窥其全豹，盖为不可能；然举一反三，或亦可略知轮廓。
洪杨在「进城以后」
在今日大陆享有特权的中共干部之间有句史学术语，叫做「进城以后」。盖中共原为一工农政党。抗战期中，由于农运得法而打平天下，才从农村进入城市。此共产党人所谓「进城」也。「进城」因此对该党来说，实在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百年回头，我们看到洪杨诸公，也真是个照本宣科！
笔者于前篇曾突出描述洪天王于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举行的盛大的进城式。其实这一伟大场面，只是个开始。
记得《战国策》里有一则关于秦始皇生父吕不韦的故事说：不韦是个「买贱卖贵」的大商人，家赀百万。但是他还嫌利润太小，因问他父亲说：务农可获利十倍；经商可获利百倍；如果搞政治「立主定国」，可获利多少倍呢？吕父说：那倍数就数不清了。不韦乃决心搞政治。最后居然搞出个秦始皇来。
在中国历史上搞政治获暴利的名人，洪秀全也可算是一位佼佼者了。一八五二年春初，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贫农头头。一年以后自南京下关「进城」，在十万军民跪迎之下，他就变成「富有四海」，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万乘之主了。--老洪，乖乖！这时有八十八个老婆。你能说这位耶稣的弟弟是牛？是驴？是鹿？还是骆驼？
有这许多老婆，放到哪里去住呢？所以洪天王进城之后，第一椿急事便是大兴土木来建造「天朝宫殿」了。
金陵自古帝王都！朋友，你如抢滩大陆，要与邓公小平来搞个「一国两府」，那你第一个应抢占的城市便是南京。南京之为国都，已积三千年之经验。它那儿除掉「万岁爷」和「太监」之外，供奉皇帝的东西，要啥有啥--宫娥彩女、黄金白银、奇工巧匠、捧场文士、磕头谗臣等一切，无不具备。老兄，你有本事做皇帝，「进城以后」--万事齐全；一切就等你黄袍加身！
遥想那虎踞龙盘、物华天宝，钟山似金、长江如练，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真是天堂之首、帝国之都，何等气势？！回看那吱吱喳喳、烟尘弥漫的小台北政坛，相去何止霄壤？有心搞「立主定国」的大富商小政客们，真有志气，南京才是个去处呢！这虽是题外之言。
可怜我们的洪老师从那个最落后的穷乡僻壤的「紫荆山」，一下看到那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紫金山」……这都是陛下我的「江山」吗？！洪老大沉不住气了。真是恨不得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一下淹死算了……。
洪秀全是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阴历二月二十日；天历二月二十五日）进入南京的。进城不过数星期，他就开始划定皇城、修建皇宫了。
这座他所圈定的城中之城的皇城，占地约数十方里，分内外二城。其规模大小似乎不在北京禁城之下。其中殿阁巍峨、雕龙画凤是不用说了。它在天历四月（阴历五月）兴工，工匠凡男女万人，日夜赶工，半年告成，十分壮丽。不幸初步工程方竣工，便发生大火，烧成灰烬。一八五四年初春又在原址重建。规模更大，其正殿称为「金龙殿」。高广似不在北京「太和殿」之下，「梁柱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画龙虎狮象，禽鸟花草，设色极工……。」（见罗著《太平天国史》页一四四四四，引吴绍箕<伪王宫>，及毛祥麟<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
据目击者言，正殿之后有后殿；后殿之后，左右各有一池，方广数十丈。池中各置石船二艘（其一今日尚存，在当年「国府」，今日「江苏政协」园内）。池后为内宫，分为左右两区。每区大楼五层，高八、九丈，深数丈。这显然就是洪秀全八十八位老婆住的地方了。
后楼之后为花园，其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之盛，就毋待多费笔墨了。（见同上）太平天国遗存文献中的<天父诗>里，即保存一首洪天王游后苑的诗。诗曰：
乃「拉」车对面向路行， 有阻回头看兜平。
苑内游行真快活， 百鸟作乐和车声。
洪秀全这首「诗」虽让人笑掉大牙，但也是他的真情流露。读其诗可想见那洪天王一个大男人，当时带了几百个女人，同游后花园的「快活」神情。真是读其诗，如见其人。洪某虽然考不取秀才。这首诗却不失为宣泄私欲之真品。也不比毛泽东那首「远看一个仙人洞」差多少也。
天王的性变态
我为何说天王游后苑只「一个大男人」呢？原来洪秀全（像许多cult leaders一样，包括今年五月份在克林顿治下率徒众数十人集体自杀的那个邪门教主）也是个「性变态」教主。他和海狗（fur seal，学名Callorhinus Ursinus）一样，是有性独占欲的。--海狗是个古怪的动物。雄海狗虽然占有数以百计的雌海狗，牠那个大男狗主义，还是不允许另一只雄海狗出现的。牠这个一夫百妻制，因而也误导我们中医把「海狗鞭」当成「补肾药」。
洪天王显然就有类似的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傍午的时刻，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件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
所以我们可以开个玩笑的说：洪天王不但像驴像牛像鹿像骆驼，他也像一头雄海狗呢！读者贤达以为这首笔者倚老卖老，对天王不敬吗？非也。这是弗洛伊德学派中的主要的严肃的议题呢！--不客气的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行为，在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看来，也有这种很严重的倾向呢！这就叫做「以社会科学法则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我们写中国近代史，连《推背图》都要容忍三分，对弗君的不朽之作，岂可充耳不闻哉？！
阉割幼童和民间选美
洪秀全既然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有其海狗之癖，他那雄伟的「天王府」，就不许其它任何雄海狗擅入了。--除非像北京一样，也来搞一群李莲英、小德张等老幼「太监」，作为奴隶。
前节已言之，南京这个现成的帝王都，对洪天王服务是「万事俱备」的，只是独缺「太监」这阵东风。--天王府内尽管多的是来自两广的大脚女兵，但是任重道远，究不若膀大腿粗的男性苦力。天王东王因而也就想在天京制造些太监来，以便与北京的咸丰爷，分庭抗礼。
朋友，制造太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呢！我们儒家道统，集三千年之经验才把阉割太监做得个干净利落，有伤无死。施阉割之术需有高度消毒防毒，去腐生肌，蜡条通便，温（蚕）室护理等尖端医学。还要长短大小、分厘不爽、手快眼明、钢刀锋利等高级手术和器材。为避免被阉者精神异化、发疯寻死，它还需要有诸种「复身」、「娶妻」、「纳妾」等阿Q制度来加以慰藉。这都是极高深的心理学……，如此这般，才能制造出大批「公公」，来保证万岁爷作雄海狗的特权！--这都是我汉家文化极卓越的「成就」，始克臻此。
读者贤达，您知道制造太监，哪能像我们东王的干法--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
我们写历史的人，落笔至此，想到天下父母心，不禁抆泪一问：教授先生，您还要说洪杨政权是「阶级革命」，为人民服务？！
太监既然制造不出来，那么偌大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就全靠女人来服务了。所幸来自广西的女兵（尤其是客家妇女），都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劳动妇女。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有极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见该书第二章）。长毛军中的女兵，尤其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军东征战役中打下扬州、死守镇江，女兵都是主力之一部。迨天京事变时，洪杨同室操戈，为天王守卫宫廷的，也全是女兵。这不但国史上之所无，世界史上亦所未见。
可是劳动损朱颜；花木兰、穆桂英都不可能还是窈窕淑女。贵易交、富易妻，所以洪杨诸公（和他们未来的革命晚辈一样），进城以后，看到多情湘女，软语吴侬，他们就心慌意乱了。据资料显示，一八五二年冬季太平军攻占武昌，为时虽短，东王已迫不及待地学着古封建帝王的恶行，在民间开始选美了。
东王有令要全城十三岁至十六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在那个「杀头之外无它法」的革命政权淫威之下，谁敢违令？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便选了美女六十人，挟之而去。
洪杨这种暴政，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太不成话了。但是我国自有史以来，打天下的和助打天下的无不如此吗！司空见惯，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唐明皇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借回纥兵、平安史乱」（见《通鉴》和新旧《唐书》）。他给回纥的条件便是，乱平之后「江山社稷归大唐、子女玉帛属回纥」。果然不久，回纥就把长安打下了。但是唐肃宗这个混球有什么「子女玉帛」去酬劳番兵呢？回纥乃大掠长安，尽掳「子女玉帛」而去。被回纥所掳去的「子女」，恐怕连洗「一盆清水」也没有机会呢！
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
东王的声色之好
以上所说是壮丽的天王府和后宫。现在再看看被许多历史家捧上天的东王杨秀清的排场。杨秀清（一八二三～一八五六）原是广西桂平县里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但是此人有军事天才。当太平军永安突围时，秀清才二十八岁，已经是实际的革命军总司令了。奠都南京时，洪秀全（四十岁）原是虚君；秀清（不足三十岁）已是全朝大权独揽的宰相。
但是秀清究竟是个不识字的老粗，「有雄才而无大略」（引张学良评张作霖语）。一朝得志，便发起烧来。进城之后，他至少有老婆（她们叫「东王娘」）六十余人。
【附注】东王在一八五六年为北王所杀。同时被戮，在后宫殉夫而死的有美人五十四人。至少还有几个幸存者嘛！所以笔者估计，他老婆至少有六十人。北王杀东殿后宫，着重在斩草除根（有孕者必杀）。少数无孕者可能被掳或潜逃，见下节。
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六十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姐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姐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姐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一八五三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弗洛伊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四十八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种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队，虽白天也一样的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繖（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和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页一二一四，引《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仪卫与马>。）
读完这段报导文学，我们不妨闭目试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国庆和党生日大游行之外，哪有这种场面呢？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发烧，其场景或有过之，那也只是偶尔一次。哪能像东王杨秀清「每一出府」，都来这么一下呢？！
再者，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
有如此实权的东王，每次出府，在轿前轿后，都要玩两个三十六节的大龙灯，算啥名堂呢？朋友，这就是「知识」（Knowledge）与「趣味」（taste）的等级问题了。知识高者，趣味随之上升。知识低者，则趣味也随之降级。国人叫做「低级趣味」；西人叫做poor taste是也。
毛泽东把刘少奇打为「工贼」。其实刘少奇是个搞工运的士大夫，非工贼也。像王洪文那种人，才可以叫工贼。他是确确实实的工人，但是在厂内他却不是勤勤恳恳、努力生产的好工人。他是个调皮捣蛋、无事生非、里戳外捣、上拍下压的捣蛋鬼。但是这种人往往是领袖人才，善于活动，长于组织。一旦时来运转，工运爆发，他们就会乘直升机，扶摇直上。
工人如此，农民亦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他最欣赏的一些什么「打烂伞的」、「穿破鞋的」……（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版。《毛选》中被删去）都是这种人。毛的马列水平甚低，他把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渣滓普罗阶级」（lumpen﹒proletariat，原文为德语），误为普罗的主力。因为只有这种渣滓才能帮他在农运中抓权。这一不幸，一直延长到「解放后」。在中共土改期间，受难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应得，可是「贫、下中农」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也被他们斗的家破人亡，实在是人类社会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会不平」（Socialinjustice）。
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利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利，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际观察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它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请看四人帮。
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他会不会玩这两条大龙灯、讨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会吗？
但是周恩来如果做了东王，他会不会呢？你把老周杀掉，他也不会搞出这种badtaste来也。朋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今日的「高知」），和渣滓普罗之别也。渣滓普罗再加个动不动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就要下凡的洋教邪门，那就更弄得非牛非马，四像四不像了。洪杨这一来，就把中国传统士大夫如曾左李胡（和他们的幕友文案）和西化高知（如容闳），通统赶入敌营，来和他们作对。
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无赖和流氓打下的。但是「起朝仪」订制度，却有赖于高知。所以一群无赖如搞帝王政治，那就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士农之首（毛主席不是说「你怎么也少不了他」）！如搞西化政治，那就要「转」农业为工商，自做工商之主。洪杨二君那时还只能搞点「立主定国」的传统政治。而搞传统政治却少了个「他」，其不败待何？
知识分子的杯葛
忆幼年读《古文观止》，背诵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狼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画。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那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的知识分子，张良、陈平、诸葛亮，周恩来、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
纵谈那项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薙发」也；那也是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
洪、杨二公生于十九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特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
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椿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词，亦酸人骨髓--那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周恩来……吃得消呢？真是「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
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画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
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世袭罔替）。
王之下有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
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十二级。其它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
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
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他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一八五三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所以「东殿」实在和国民党时代的「委员长侍从室」，和共产党时代的「林办」，差不多性质，只是权力更大得可怕罢了。
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车，两站路也。所以洪杨的天京日夕皆可听到炮声。只是清军十分窝囊，连朝阳门一块城砖也打不掉。
太平军在苏浙皖赣鄂诸省所占领的其它城镇，很少占领过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没个「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历来所讴歌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这宗社会主义的土改方案，只是个无名氏的纸上作业。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样，一天也没有施行过。至于在解放区暂行征税办法，太平军所实行的制度，还是最简单的老办法--「照旧完粮纳税」。他们搞不来什么「三三制」呢！
可是太平军打仗，动辄十万八万人，军饷哪里来的呢？上引史学权威郭、简、罗诸前辈，都未能说服我，有关太平天国的财政问题。
在五○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余不谓然也。
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与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营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它对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
洪杨割据东南，内战打了十余年，丝茶之功不可没也。--「太平天国」实在是中国内战史上，第一个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啊！这也是「转型」期中特殊的历史现象之一吧！
经营丝茶，禁绝鸦片
若论丝茶贸易对太平天国的关系，专书也、博士论文也，岂可轻碰？然既已提及，则不妨三言两语为读者略陈之。
盖十八、九世纪中我国对外贸易，一直是巨额出超的。欧美原先运来者只是整船整船的白银，而我们出口的则是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可是这一出超贸易至鸦片战前，突然逆转，因为英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土耳其发现了鸦片。他们可以无限制供应，我们也可以无限制内销。因此我国顺差贸易，顿成逆差。迨两次鸦片战后，西人可公开对华贩毒，这一来黄河决口，烟毒泛滥，我们就不成个国家了。
可是我国财富集中在东南长江三角洲；外贸的死结则全在鸦片。一旦能把鸦片根绝，则外贸便顿成顺差，黄金白银自会滚滚而来。以我东南人才之鼎盛，资源之丰硕，「四小龙」何足道哉？果然一八五三年天王定鼎金陵，彻底禁烟。据祁寯藻著《贼情访问记》所载：「贼（太平军）禁食旱烟、水烟、潮烟。有吸鸦片者立杀。」长毛杀人，可不是讲着玩的啊！所以东南烟毒，一时皆绝。
鸦片既绝，而丝茶出口如常。时不旋踵，我长江下游外贸，顿成出超。斯时湘淮军尚未出现；洋人务利，也正在观望，为向交战双方发战争财，且帮同维护秩序以增加贸易。黄金白银漫天飞来，也大大地刺激了丝茶的生产与出口。一时生意兴隆，长江下游竟成后来四小龙之鼻祖，出口陡增。
前文已言之，洪杨入南京之后，把百工技艺，按性质编入「百工衙」和「诸匠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手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见罗著前书页八三九）。在这些百工衙、诸匠营中，洪杨搞得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便是制丝绸的「织营」和「机匠馆」了。
南京在历史上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在洪杨入城之时，城内有织机五万架，几乎有半城居民靠其为生。长毛现在把它集体化，全城成为一大国营工厂。厂内工匠数万人都加以军事管理，分编为五军，官长俱以本地人充之。因为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长征老干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见张汝南《金陵癸甲摭谈》）
据说这个伟大的工厂从构想、设计到执行，实由一位汉口绸缎商吴复诚一手搞起的。他城破时在金陵，乃通过一个有免死特权（长毛北窜长江时有「两广人不杀」的默契）的粤人叶秉权，说动丞相钟芳礼来主持实行的。这所伟大的国营工厂既然是太平朝国库的主要收入，则朝廷对本厂的两万机匠，免兵役、减税捐，也特别优待。因此该厂亦成为本城富商士绅的避难所，故颇为人知也（见简著前书，页五○八～五○九及所引杂书）。
所以当年湘淮军中都知道长毛有钱而缺粮。试看天王东王的大兴土木、讨姨太、摆场面，在在皆是暴发户的作风，钱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也有个像资本家荣毅仁的绸缎大王吴复诚，在替他们打算盘啰！他们搞工商业和外贸，搞出了兴趣和经验来，其后虎踞苏州的忠王，坐镇常州的侍王，都大搞经济，大兴土木，而黄金白银硬是挥之不去。--笔者闻诸深知淮军的老辈乡人说：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也曾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直如仙境。至于这几座银山后来哪儿去了，他就三缄其口了。
禁鸦片是与虎谋皮
长毛有钱是事实。但长毛的军纪也有足多者。全军不烟不酒，不淫妇女，不奸小弟；动不动就斩首不留，给老百姓的印象，是「杀以外无他法」（其实亦有「他法」，只是不如砍头那样干净利落罢了）。加上上下笃信宗教，确守「天条」（仿诸《旧约》中的摩西「十诫」）。「早请示、晚汇报」，最初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一批军事天才领导之下--包括晚期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四眼狗陈玉成--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与松散窝囊、军纪废弛、斗志毫无的政府军--八旗军和绿营兵相比，实在是判若天壤。
【附注】旗军为满清政府驻防各地以旗民世袭为主的职业性国防军。绿营则为各省征募的省防军。
由于太平军十分精锐，洪杨在南京「进城以后」，派兵东取镇江扬州，西征安庆九江武汉，无不得心应手，足使千里长江（上达武汉下及吴淞），终成天朝内河。
其北伐兵在李开芳、林凤祥两将军率领之下，北上皖豫，最初也势如破竹。当然纪律森严的太平军，亦有其意想不到的君子之失--他们严禁鸦片，又谁知道这项爱国行为，竟成为天朝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前已言之，鸦片原是十九世纪扭转我国国际贸易顺差、逆差之关键商品。而当时所谓国际贸易者，对英贸易也--英商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百分之七十以上；航运则九十以上也。转中国对外贸易从逆差至顺差，则首受其殃者何人不言可喻也。所以英国绝不能容忍中国成个禁烟国家，而洪杨诸公偏要禁之，则戈登将军，及其常胜军之出现，又岂是历史上之偶然哉？！
天真的罗尔纲教授在其大著上时时惋惜，太平军未能配合刘丽川的小刀会打下上海，赶走帝国主义（见罗著<李秀成传>等篇）。帝国主义是那样容易被赶走的吗？一代贤豪的林文忠公都丢盔卸甲，老塾师洪秀全有啥除洋的神通？！洪杨欲觅外援，就得与满清竞抽大烟。洪杨如禁烟到底，则英帝就要把你剿灭到底。英国是老虎，鸦片是虎皮。与虎谋皮，哪有不被老虎吃掉的呢？
果然英国在一八六○年烧掉圆明园，打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The Secondopium War，也叫The Anglo-French Chinese War，英法联军，1858～1860），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对华一切特权，包括对鸦片毒品的公开合法贩卖。逼死了咸丰爷之后，他就要掉转枪头来对付那个糊涂虫洪天王了。
垄断海外汉学界对清季外交研究的哈佛学派，一直高唱「鸦片战争不是为着鸦片打的」（The Opium War is not for Opium）。如今费正清先生虽已作古；我还想正告费公的门徒们一下，不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着鸦片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为着鸦片打的呢！（参见拙著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232.）不信你再查查中国海关帐目；研究研究常胜军的来龙去脉。只是这些事只能为知者言。洪天王那批乡下哥儿们，哪里知道呢？
称王太早，圣灵乱封
太平天国在洪杨领导之下的军事和工商业经济，搞得都还不错，所以他们「进城之后」还能搞出个像孙权那样的东吴割据之局--其后石达开领兵去四川，也是想去做刘备去的。
可是洪杨所领导下的政治再夹杂着一个二百五的洋教邪门，那就一塌糊涂了。
朱元璋当初造反时，颇能礼贤下士。所以还有个举人朱升给他一点忠告，叫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洪秀全在政治上犯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便是「称王太早」。他还不过只有喽啰二三千人的时候，在永安他就称起王来了。他不但自称天王号万岁，他底下五个王--东西南北翼，也分别成了：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和五千岁。
这一来不得了，不但他自己不能再有心理上的满足；他底下那个连环套也不能再升了。设若那个文武双全的五千岁翼王石达开，忽然建了个三箭定天山的不世之功，要升官了，他的上级跟着升。别人犹可，东王就不能再升；一升升到「万岁」；搞成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那还得了？！
再者，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可能是由于洪氏对耶稣教神学之无知，他把杨秀清封至高于他自己一级。杨在教里的头衔是：「禾乃师、赎病王、圣神风、劝慰师……。」其中尤其是圣神风这个神位在耶教「三位一体」（Trinity）的教义中，他是和上帝与耶稣同列的。
三位者，圣父（上帝，Father）、圣子（Son，耶稣）、圣灵（Holy Spirit or Holy Ghost）也。而「圣灵」在《圣经》的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风」。秀全不识西文。只对中译的「风」字望文生义，误以为「圣神风」只是个资深传教士，或「风师」、「雷公」一类的东西。因此把这个神位颁给杨秀清了。其实在教义中，「圣神风」是上帝一神三体中之一体，非比寻常传教士。正如佛教中的「千手观音」、「千眼观音」之化「身」，不能与一般尼姑同列也。
其后当洪教主与西方传教士争辩教义时，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解释，并举例说：他也曾封翼王石达开做个「圣神电」（雷公？）呢！至于圣神电在耶教的神学里算个什么东西，他就不管了。--他认为他是可以修改《圣经》的。
可是杨秀清既有此头衔，自认为「圣灵」，并可以代上帝天父传语，一切都在天王之上，他就要取代天王为教主了。
在政治实力上和宗教理论上，杨秀清都觉得是篡位的时候了，果然这跔滑稽剧，便在他们「进城」后的第三年一八五六年的夏秋之交，就上演了。
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一八五六年是太平天国十四年的历史上比较光辉的一年。是年六月，在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通力合作之下，太平军一举攻入向荣的江南大营，解了历时三年的天京之围。向荣未几即羞愤而死。
东征的太平军据守扬州镇江亦固若金汤。西上的太平军此时也打下汉口和汉阳，武昌亦在围攻之中。南下略地的太平军，深入江西，也不无战绩。这时他们的北伐军虽然已被打的全军覆没，但是对这群在小天堂享福的太平王和高干，那是太遥远了。不但对他们个人享受无关痛痒，对他们东吴这个割据小王国也没有威胁。--国无内患，内忧就应时发生了。
关于「太平时，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当时中外人士都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记载。作个综合报导，故事大致如下：
在向荣死于八月九日的消息传入南京之后，东王极为骄傲，认为是他一人的功勋，便心存篡窃之异志。为籍口西线紧急，悉数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要员，赶赴前线督师。天京后方就只剩天王和他自己了。一日东王诡称「天父下凡」，召天王至东府，由天父对天王说：「你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东王的儿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据说天王既答应东王称万岁之后，却反问一句：「四弟……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将何以处我？」东王说：「二哥当称万万岁。」洪佯喜。二人乃决定在下月秀清生日时（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正式晋封。
洪氏还宫后，一面调动宫内女兵防守皇城，以防东王偷袭；一面送密诏致在长江上游督师的北、翼二王，迅速返京，勤王护驾。翼王较远，归来需时，而北王较近，乃率锐卒三千，星夜乘船赶回南京；九月一日夜遂舍舟登陆，潜入城内。他是否曾入天王府与洪密议，不可考。但知他当夜便伙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其情况可能像「西安事变」，于半夜中出其不意也。
有人记载说秦日纲直扑东王卧室，见东王没二话便当胸一刀：「刃出于背」。东王既死，他们乃杀尽东王府男女数千人，其中包括东王娘及妾侍五十四人。天明后，他们更用软硬功夫遍捕「东党」。一日一夜被屠杀者两万余人。其中着红衣黄袍的高干，不计其数。全朝掌政之干部精英，一时俱尽！
东王死后，北王一不做、二不休，乃大开杀戒。以搜查东党为籍口，大捕异己。南京城内被杀得鬼哭神号。而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盖亦如毛泽东之红卫兵、造反派，以虐杀为笑乐也。
结果东王之篡窃未遂，而北王之叛乱反成事实。东王死后约十余日，翼王始自武昌前线，赶回南京。他晤北王之后，大感恐怖，夤夜缒城逃去。北王捕之不及，乃索性正式叛变，攻打天王府，所幸此时忠于天王的干部和将士仍多，他们乃伙同东王余众向北王反攻。北王不敌，终死于乱军之中，结束了这一场「王杀王」的「天京事变」。
东王、北王皆死之后，当年首义老干部，唯翼王仅存。秀全乃召石达开回朝辅政。可是太平天国经此「浩劫」之后，人事全非。洪氏兄弟开始当政揽权。石达开惧诛，乃再度缒城逃命。
翼王一去，太平朝中除天王之外，首义领袖就无一孑遗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