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位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和后来奠立「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实有极多的相似之处。洪、毛二人都是有枭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丧卧病，终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见耶稣，才决心舍正途走偏锋，搞他个一知半解，半调子的洋宗教来除妖济世。泽东考不进大学，在北大「偷听」时，受尽当时一批趾高气扬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齿钻入「地下」，受学于马恩列斯，以至终生抱他个有窍不通的半调子洋主义，来「兴无灭资」。以流寇方式起家，领导农民暴动，二人后来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强不知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但是他二人命运的收场，却有云霄之别。毛氏寿终正寝，被装入水晶棺内，公开展览，任人瞻拜或唾骂。洪某畏祸自杀，被裹以黄绫，扔入阴沟，任人鞭尸或叹息。
总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胆大妄为的风流人物、草莽英雄；同为半通不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私塾先生，而幸与不幸之间，悬殊若斯！胡为乎而然呢？暂将毛公留入后篇，今且一论洪公的成败，以就正于高明。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做「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的逐鹿中原豪杰们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把名词上的「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杨洪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二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十九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今日大陆上，养尊处优于中南海深宫之内的「八老」，「可能」就属于此类。笔者此处对「八老」的评价，只敢用「可能」（英文里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将来历史的演变，和史家对他们作正面的评价，也是有「可能」的。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胆月旦之者，却也是根据一项历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则为六四「天安门事变」，在今后历史书内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后，则历史家又怎样去安插「八老」呢？故笔者不待蓍龟而斗胆先说之。
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
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十四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的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并且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十四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换制」的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毛、邓五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
【附注】李登辉总统可说是部分的解决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可贺也。但是这一换制「阶段」之跨进，非李公个人之力也，「时代」与「机运」使然也。……千万不能棋错一着，走火入魔！
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极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如「毛主席」）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
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耳。
洪天王就是凯撒琼斯
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他、败也由他。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的，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漩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至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它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已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绩，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椿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馀。
近在一九七八年，美国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说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凯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并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做「人民庙」（Peopleˊs 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紆难，捐献相从。三藩市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中美洲之盖亚那（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堂」（Jones-town），割地称王，不受美国法律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 J.Ryan)氏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
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九百一十一人(亦说九百一十三人)，竟于十一月十八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太息唏嘘，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耶？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一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所能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众」（如赤眉、黄巾、白连教和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
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他民族中（包括奉行犹太教、耶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的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凯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举个小例子：在目前美国还合法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蝟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Sun Myung 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还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
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韩国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南韩的汉城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和南韩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骜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她）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来搞其盲婚了。
这就是「宗教」啊！毛泽东、希特勒、斯大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明乎此，我们对一百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禾乃师」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文才不足，宗教层次也不高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才，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等《双照楼》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毛泽东也是一位土塾师，他那几首旧诗词，什么「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也就不够通顺了，而洪塾师还远不如他。洪秀全的文才大致是在毛泽东夫妇之间。毛夫人有诗曰：「江上有青峰，藏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和洪天王的「暂且偷闲跃在渊」，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他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二十五岁那一年，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再度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一个全家乃至合族的投资事业。往往合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合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的，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两度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四十余日，在昏迷中便发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 「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的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做「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
根据上项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穆罕默德原是个文盲。据说他那部《可兰经》，便是上帝（Allah）的圣意，通过穆氏口述，由穆罕默德那位颇有文化，比丈夫大出十来岁的富孀夫人，一口气笔录下来的--信不信由你。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更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啣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凯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型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伏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一八四八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藉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藉辞笞剳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邪术惑众」和「聚众闹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新约圣经》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的本领（《见洪仁玕自述》）。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的故事（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二十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十九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洪秀全三十一岁（一八四三）于广州三度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的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包括国、共两党）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君不见今日朝中邓小平等「八老」都在靠气功师保健、保命；但是他们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气功组织，马上就要下禁令了。气功何伤哉？「聚众」犯法也。因为在中国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传统里，「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闹学潮……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管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有机枪、有坦克，杀它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鸟兽散，佚机再聚。没机枪，没坦克，又招安无方，那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丁酉年（一八三七）「升天」时所看到的哪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六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他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份，把《圣经》窜改了七十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迨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生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一八四四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的还认为他悟道不深。因此他于一八四七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的，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历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
理由是这样的：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上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是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了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它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籅风水、阴阳五行、三教九流……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筹，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六三四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治「穆斯林神学」（Muslim theology）的可兰经学家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转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犹太；耶稣之感化欧洲白人也。偱理类推，则洪秀全便是黄种人的穆罕默德了。不幸的是洪秀全所遇的「曾妖」，却远比穆氏当年在麦加所遇的异端，要强大的多，所以太平天国，就没有「鄂图曼帝国」那么幸运了。
「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一八四七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蒋中正序>），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se。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上，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椿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篇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它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的古怪教义了。
「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琼斯堂」的生活。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二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极之前早就出现了。
金田「团营」是什么回事？
且看我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它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后来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又怎样的一步步造起反来呢？
原来广西省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械斗成习，聚众滋事，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导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一千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安定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洪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萎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内，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三百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籍教主三十八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对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喜欢写「诏谕」的教主。他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二十余年之后，竟被封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有个确切地点，而且没个确切日期，也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他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玕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近年美洲发生「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一八五一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 、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胁则愈来愈大，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极，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九月窜入永安至羿年四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举动便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为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罗」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踞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挡。攖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十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攖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张献忠传》，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旄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的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脱稿于纽约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