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个夜里，周围的情况正和我七年来在华北的其他早秋夜里情形差不多。我还是做著同样工作，过著一向习惯的生活，只是我每天的工作在逐渐增加了，因为自从日本军队入侵后，逃难的人民一天天地在增多。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到现在是两个半月了，难民不断地向南逃来，只是我们在安国县城西门外的教堂收容所里，便收容了三千多名难民。

安国县在北平南一百英里，日本的飞机每天飞来轰炸。来到这里的中国难民，许多都带了伤，更有些吓得生病，大都是囊中一文不名。我们只有少量的粮食，只有中国籍的修士修女，主教和我自己，但是我们一直维持得很好。

我相信情势会改善，我那时候还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才三十二岁，我自己抱有无限的信心。在那天夜里，如果我能够预料到日本的侵略恐怖仅是开端，如果我能预料到这种恐怖会造成共产党的绝顶野蛮，（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当我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并和他们来往时，我曾一再目睹这种野蛮行动）我那时的信心便会整个动摇。

在这几年内，除去被日本人拘禁的两年半外，我看到共产党的行动没有一项不是为了推展共产主义而采取的。那时候有少数人曾看出，共产党和中国国民政府的「联合阵线」乃是由于莫斯科的命令。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对抗「共同敌人──日本」。从我的经验里看来，这项宣称的目的全是次要的，甚至是临时偶然的，他们的真正主要目的，在于渗透进华中地区，进而在最后攫取全部土地及政权，并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以期用阴谋和武力强使国民接受这种野蛮的思想。

但是在那年九月凉爽的秋分节夜间，我对这些事还都茫然不解。我没有先见之明，我预想不到在将来会发生什么情事。我也绝没有想到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件小事竟改变了我定型的生活。

那天经过整日的辛苦工作后，身体备感疲劳，我很早地便上床就寝。这时候是万籁俱静了。教堂里面所有的声音都沈寂下去。但那晚又是那样地充满刺激性，使我无法安眠。所有纷纭的思想和旧日的回忆都一齐涌上心头。七年前，当我搭船离开欧洲的时候，我便看到我不仅是抛开我的旧日生活，并且离弃了我的家庭和朋友，弃绝了我祖先和我青年时期所生活的西方世界。在中国，我已经投身于一个新的生活，我虽然是此地教会里的唯一欧洲人，方圆几十哩内的唯一外国人，但我一些不感觉孤独和陌生。我好像生来就是注定渡这种生活和职业的；渐渐地，我完全熟习东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了。

那天晚上，我心情扰攘不能安眠的情形，还是极少有的现象；我回想起在比利时的孩提时期和第一次大战中在英国的童年时期，旧日的情景都清晰地像一连串图画般地映上心头。我忽然想到两星期前──九月十三日──是我的生日，这样一个可纪念的日子竟忽略过去了。我在一九零五年降生于科特莱(Vervios)城。我的父亲是一位采矿工程师，在三十八岁时逝世，丢下我的母亲和五个孩子。我是最大的孩子。母亲自然便让我做了「这家里的小家长」。

父亲死后一个月，战争爆发了，母亲带著我们到了伦敦。我和弟弟法兰克在伦敦进小学读书。两个妹妹和另一个弟弟由母亲在家庭施以教导。后来有几个比利时耶稣教会教士在哈斯丁开设一所学校，我和法兰克便到那里读书。

我们曾看到德国的徐柏林式飞机袭击伦敦，我们害怕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孩子，我们晓得家乡已被敌人蹂躏殆尽了。但直到停战后我们在一九一丸年返回比利时的时候，才看到房屋毁于炮火，家产全归一烬。外祖母家住在东部边境的小城里，是比利时与德国交界的第一个城市，她带著一群孩子们回到那里，我们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钱。但是母亲还把我和法兰克送到佛维尔(Verviers)的取稣教会学校读书。她时常说：「我们可以在旁处省钱，但不能牺牲教育」。

一九二零年，常我才十五岁的时候，我遇到了雷鸣远神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国已经住了许多年。那时他正在欧洲协助二千多名由于中法银行倒闭而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溜学生。中法银行便是在法国支持共产党组织的银行。在所谓「毛泽东计画」下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再能从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及共产党手里获到金钱，虽然法国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曾欢迎甚至鼓励他们来法国；他们也无法从国内家庭方面获到接济，因为那时的中国正陷于军阀的混战，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刚刚开始九年，从制到民国的演变正在进行中。那时我年纪还青，对一切事情的意义还很模糊。共产主义已经用暴力方式在俄国成功三年了，正在向中国和亚洲伸张；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毛泽东拟订一个计画，使他的同学们留学法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而形成他在日后赤化中国的庞大计画下的核心份子，这项计画竟在三十年后实现了。（注）　　雷鸣远神父照顾著这些留学生，当他看到他们已经陷于政治阴谋的圈套时，他便设法尽力拯救他们。他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是最进步的人，关心中国的进步与改善，关心中国人民的物质及精神幸幅。他那种伟大不自私的献身精神，使人人都晓得他是一个「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外国人」了。他晓得这些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学生，大部份都是具有爱国热忱及正直思想的青年，他们留学欧洲，是希望在返国后对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有所贡献，他开始旅行于法国，比利时及荷兰，设法对他们加以协助，他越遇到困难时，他越是使出全副精神加以克服。

第二章红军到了

　当我们听到共产党军队北上的消息时，我便召集县城里的绅商开会，这些人便是最初请我出任县长的人，他们曾在临时委员会里面协助我推进县政。我建议欢迎这些共产党军队。但是他们已经听到共产党占领其他县城及乡村的情形，他们深感惊骇，表示不赞成我的意见。实话讲来，我本人也不大热中于我自己的建议，但因为我是个代理县长，我觉得应该陈述一些意见；除此以外，我更认为友谊的表示或许是很好的政策。「让我们试试看」，我这样主张说。「让我们欢迎他们一下，看一看我们能否同他们合作。」

这些人嘴里嘟嘟囔囔地摇了摇头。

「我相信任何一支中国军队都比日本人好得多，」我说。「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抗日。如果他们真是抗日的，我们就帮助他们打日本」。我这样主张。

中国人的天然保守思想，由于他们听到旁人的身历经验，和他们逐渐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性质与行为，而愈形强烈。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冲突，乃是近代史上记载最不清晰的一段史话，我正在这段时期的中间来到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国语言以准备传教工作，我对中国当前政治情况的了解，远不如我对中国旧日生活方式与习惯及中国上古史与中古史的知识。

在旧日战争中，地方居民照例是欢迎任何打进来的军队，献纳礼品和大米，以后再有任一派军队占领该地时，他们仍是照例欢迎。我告诉与会的神商们说，我想把这种惯例应用到这一次。

我这几位中国朋友们会意地默默头。

「共产党把那些惯例都改了」，一位老年人冷淡淡地说。「当他们刚到江西某地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曾经欢迎他们。后来他们被国军赶出，但随后又回来了。这次回来后，便把那些曾经欢迎国民党军队的老百姓扫数杀掉」。

「江西遭遇过最惨痛的战祸」，另一位老年人说。「江西人口本来很稠密，在共产党占领前全省人口有二千五百万。但后来人口竟减少了一半」。

「神父，那太危险了」！当我沈思他们的讲话时另一个人又讲道。「如果我们准备欢迎时，他们会停在这里抢走我们的所有财物。我以为还是看看风头再说」。　　他们的辩论把我说服了。于是我也决定看看风头再说。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在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官员到教堂来拜访我。「我代表吕正操将军」，他说，一面递过这位共产党将军的名片。「我是他的副官」。我们点头致敬，并讲了几句中国的客套话。

「吕将军今晚要到达这里」，那位副官说。「他将在安国县设司令部。他想请你一同吃晚饭」。

我道著谢接受了邀请，副官随即谈到正事。

「我们晓得你有一部印刷机」，他说。「我们想请你替我们印一些图片──立刻就印」，他补充了一句。他说话时很有礼貌，但不容我有所考虑与选择。他把图片的样子递给我，立正敬礼，转身走出。

到了晚上，我骑著碉d踏车到了吕正操的临时司令部。那栋房子是用灰砖造成的，中国人一般都喜欢用灰砖建造住房。像天津、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红砖房屋，乃是「西式住房」。华北一带的大部住房都是平屋顶。这栋房子却是起脊的瓦房，这无疑地是大户人家的住宅。

大门两旁有两个石狮子。据中国神话所载，这两头狮子是住宅的卫士。但这位共产党将军却有两个荷枪装刺刀的门岗做他的真正卫士。

门岗正在等著我，立刻把我领进第一层院子。在这里我遇到他的亲随卫兵。他们向我敬礼，带著我穿过第二层和第三层院子，走到吕正操的私人住房。

中国家庭生活的欢悦谈话声消逝了，满院荒凉灰黯。在大朗气清的十月里，中国人经常喜欢在院子里种上几盆紫苑或菊花或其他种花草用作装饰，现在却都不见了。这些东西已被视为无用的累赘品而被移开。但当我被引进吕正操的私人住房后，我发现房间里还挂满许多匾额。我迅速地把眼光向匾额扫去，发现那都是送给这所住宅的前任主人的荣誉品。这位共产党「将军」并没有下令像移除花盆那样地立即拆除这些匾额。许多中国人虽然不识字，但纵使目不识丁的人，也晓得匾的意义。

吕正操立即接见我，很有礼貌。我们在一起吃饭，同桌的有他的参谋长，和另外几名官员，吕正操年纪很轻，瘦高身材，面色灰白。他很健谈，讲一口好官话。他有一套共产主义哲学，但对另一方面的东西也知道得很多。他开始军旅生活时，任职于东北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当五十三军被日本军队打垮时，他正在西安；因为他老早便庇护共产党份子，他便加入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所发动的「西安事变」中的叛军。张学良之驻防□西，是受命剿灭该地区的共产党。但是自从张学良的军队被日本人从东北驱出后，共产党在东北军队里的宣传已经日趋活跃。共产党的口号是结束内战，对抗日本。　　结果制压共产党的运动，实际入于停顿，这样使蒋委员长亲自飞到□西。张学良随而劫持了蒋委员长和他的高级官员。两周后蒋委员长才告脱难。

这次事变的结果，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又有另一次「联合阵线」，虽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国共首次联合的契约，早已经共产党无情地背弃。

如果吕正操不向我详细叙述他个人的经历，我仍会晓得他刚加入共产党不久，没有受过真正「老」共产党员的驯练，所谓老党员是指那些在一九二零年时代初叶便加入共产党的人们。那天晚上我看他只吃了一管鸦片烟，这便就明了一切事实。老共产党员不准他们的高级官员吃鸦片。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染上鸦片或酒色嗜好，或任要他纯物质享乐时，便不会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好党员。中国共产党「三巨头」之一的朱德，以前曾是个鸦片鬼。他抛弃了鸦片而不抛弃共产主义。

第三章初期经验

　　共产主义是一种自行滋生的罪恶，用几何级数速度扩展。共产主义在一个新体上的初步移植称为「细胞」。共产党组织的理论，系采取生物的形态；在生物中，细胞是植物及动物有机体的基本及组织单位。包括有原形质。当生长过程开始前，人民，像土壤或培养媒一样，必须予以准备。

吕正操和他的军队立即开始组训安国县民。他成立超「乡村近代化协会」，他强调地声称这协会的目的只有一个：抗拒日本侵略，将各县人民形成一个公民爱国组织。

宣传工作开始推动起来。为能读书的人制印图书和小册子，向不识字的人演说，总不外在宣扬一项主旨──人民军会保护他们，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共产党一方面在宣传抗日的主张，但吕正操和他手下的人们却秘密地遵守著毛泽东的命令，利用抗战和人民仇日的心理，扩展并巩固共产党的权势。

吕正操用很简单的方法控制住每个人的行动，并详细地调查好当地的人口。

「为了防止汉奸进入计」，他说：「我们必须签发护照」。大部份中国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安土重迁，在战乱时更不愿远游，于是都到指定处所去登记，甚至到邻村探亲时都请领护照。同时，他们的名字都被共产党登入名册，许多人的命运在那时就注定了。在户口调查时，姓名、年龄、职业，和其他详细情形都一一登记，当一旦决定那个人须予以清算，那个人尚须留用时，这都是些毒恶的有用资料。

同时，吕正操的军队更推行一项重要的指示，使共产军队「造成人们对它的好印象，使他们相信人民军和中国共产党是良善而和霭的人」。

在这种训练和命令下，共产党军队最初非常有礼貌。共产党在江西的暴行、只有几个消息灵通的人知道和记忆著；安国县的大部人民，在遥远的时间和距离下，都不曾亲身□受江西的浩劫，无法把那些共产党和这次自称为抗日的人民军队联到一起。

年轻的兵士们态度很好。他们不曾抢掠。也没有盗窃案件发生。如果有人犯法时，立刻便受到吕正操的惩罚。

年轻妇女也无须畏惧军人。她们听惯了那些彬彬有礼的兵士唤她们「大嫂」或「大娘」。兵士们时常走到老百姓门前叩门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帮忙吗？大娘，我们替你扫扫场院好吗？大嫂，我们替你挑水好吗」？

到了秋收的季节，共产党官员更派他们的兵士协助农人收割粮食。中国的农民都受宠若惊了，兵士们对他们有礼貌的帮忙，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以前的军队和他们记忆中所听到的满清队伍，都不是这漾。

兵士们自己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不是满清政府的军队」。他们极力以行动和言语使老百姓来做比较。

这是共产党的标准行动。这种伎俩现在还在推行著。我在美国曾经看到一本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的《人民世界》（共产党英文杂志〕，里面刊载著笑容可掬的农夫和露齿狞笑的共产兵士正在田里一起做工的照片，标题里解释著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受著人民的敬爱，他们走到田里和厨房里帮助男女同志们做工。一个标题这样写道：「人民解放军战士协助农民」。

共产党很晓得获取人民好评的重要性，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获到人民的信任。一旦他们赢到人民的信心及人民的拥戴，农民们便会和他们山南海北的随便聊天，他们可以回答许多问题，多少事情都可以在谈话里得到，因为在中国农村里，每个人都晓得其他任何人的身世和为人。这些谈话都可以利用。这样搜集起来的事实便可以做细胞生长的准备。

「今天早晨我在市场上碰见了小贩老王。那人怎么样」？一个兵士在帮助农夫在田间做工的时候可以这样随便问起。

「噢，老王是个好人」，那位农夫会这样回答。「他很有骨气，是条硬汉子」。

「我喜欢老卓」，这位兵士继续说下去：「那位兑换银元钞票的老卓。他真是个好人」。

「噢，不，他不是好人。他是个坏蛋。你认识清楚他以后，你就不会喜欢他。他根本不是好人」。农夫这样回答，同时心里觉得很著急，以为这样一位好的年轻兵士如何会受到那样一个人尽唾弃的坏东西的影响。

日子不多，吕正操的政工人员和老卓接近了，使他加入了他们的工作，而那位好人老王却被处死了。

利用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共产党在教育，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重要职位上，都安置上自己的工作人员。

替共军搜集这些情报的兵士，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接受获取情报的训练，官员们并不告诉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情报。等到农民们晓得事情的真象时，已经来不及了。　　兵士们和老百姓的随便谈话中，又可以探询出本地私藏枪枝和军火的情形。每个薄有财产的中国农家，都想有一枝枪。一枪在手便等于有了保障。有时几个农家合购一枝来福枪，富有的农家和地主，有的拥有几枝来福枪。实在说来，来福枪是极好出手的商品，在战乱时间，人民宁愿要枪而不愿要钱。

共产党想要增加力量和人数，必须攫取到所有的枪枝。人们常因一些罪名遭受逮捕，并被迫交付若干枝来福枪。每个被捕的人必须交出若干枪枝，否则便被枪决。人民无论触犯轻微过失，重大罪名，或甚至莫须有的错失，都被罚以现金折付枪价；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标准伎俩，也是共产党完成严格控制乡民的一部策略。

当共产党刚刚到达并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好印象时，他们经常在强调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要求人民缴纳超过正税的摊费，作为「战费」以「协助政府」。许多有钱的人们想讨好共产当局，当他们捐出金钱时便等于决定了命运；若干守法的农民也常在重大牺牲下捐出款项。共产党只在静候时机成熟便下毒手。

第四章　反共的力量

　　共产党何以能蹂躏了中国大陆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一般人都不相信有此可能性。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永远能同化外来的侵略者或征服者，一般人对共产党的看法，都受这一点历史事实的影响。许多中国商人，新闻记者，作家和学生（不是学者也不是历史学家），时常在中国的酒吧间俱乐部，欧洲的会客室和沙龙，美国的会议场和餐会中谈论到这一点，并在最后加上一句难以驳倒的结论：「连犹太人也被中国人同化了！你想一想看」！　　他们会告诉那些旅行者和有成见在怀的人，犹太民族如何在唐朝时代来到中国，而现在那当初他们定居的地区上已经没有犹太人，而只是一些略具希伯来人血统的中国人。　　犹太人的种族纯粹，个人主义，及尊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精神，乃是犹太人在两千年间被遭迫害及流逐下而仍予坚决保守的，但到了中国却完全丢光，那足以证实这段历史记载，中国人具有战胜其他种族和民族的独特性格。

但是，这些人却忘记了一件事实，这次征服中国的人并不是外来的民族而是中国人，澈底受过一种野蛮的外国思想所训练的中国人。他们狂热地吸收了这种在根源和性质上都是外国形式的思想，这里面便产生一项使人难解的问题，中国人如何能拥护这种思想呢？我们就在这奇怪的现象下找到难题的答案。共产主义败坏了中国人的天性，但不曾把中国人的天性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日后必为中国人的天性所击灭。

反抗共产主义的因素，远较欢迎共产主义渗透中国的因素为强大。共产党比任何人都更明晰地了解此点。宗教，家庭，宗族，秘密结社，文明的道德及权利法典，个人的荣誉及礼仪，都一致受到共产党的攻击。他们更集中力量毁灭所有宗教影响，因为宗教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

佛教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宗教，他劝导一个人应该忍耐制欲，因为欲望乃是痛苦的根源。他是一种神秘性的宗教──主张明内心，以清静，默坐及祈祷来实现灵魂的永生。中国佛教徒大多数都信净土宗。净土宗是纪元四世纪间一位山西人所创立的。观世音和阿弥陀佛最受人们的膜拜。这个宗派的佛教和其他宗派一样，其主要特色为消极，出世和忍耐。

共产主义正与佛教相反。它是积极的，活跃的和好侵略的。两者的各趋极端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

当他们攫取到一块乡村地区后，便开始打击佛教。他们的第一步行动是把和尚驱出庙寺，并攫取过他俩的财产供自己使用。我亲眼看到共产党军队在山西省五台山上扎营。聂荣臻把这里做成共产党的基地和训练中心，把若干爱国份子，游击队和盗匪都收集到部下。佛教圣地一般都设在山里或山顶。中国有四处佛教徒的朝拜圣地，其中以五台山为最享名。聂荣臻的总司令部便设在道里。聂荣臻是一个「老牌共产党」，是法国和比利时的留学生，第一次大战后曾在查理洛大学读书。现在是晋冀察军区司令。他在这里训练新共产党员并再训练老共产党员。

我看见到共产党所到之处，一定是没收佛教财产，杀戮和尚，或将他们驱逐出庙沦为乞丐，使人民失掉千百年来的精神安慰。他们所以敢对佛教肆行无忌，完全因为中国的佛教是个没有组织的宗教。每个教派或每个庙院是各自为政，因此共产党可以把他们逐一推毁，把和尚杀戮或驱出。

但是那些佛教徒在目睹佛教被迫害下，将不会忘却共产党的暴行。自从纪元前二百十七年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嗜爱或政治需要的不同而迭有兴衰，但从没有像这一次遭到这样残暴的压迫与仇恨。

一九四八年，当我在北平的时候，做地下工作的各佛教组织代表秘密来拜访我，商研是否有团结一致对抗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我们谈得时间很长，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决心对共产主义作战。在那次谈话中，一位虔诚而勇敢的佛教徒曾鼓励其他教徒坚定信心，团结努力。听说这位佛教徒目前正在大陆上从事反共运动。实在说来，历千百年而不变的佛教哲学，现在已因环境的不同而产生显著的改变；从古老的默念的神秘主义，一变而成为积极反共的动的哲学。我敢说，共产党决没有想到一个阐扬和平主义及出世的宗教竟在面临毁灭的威胁下而变成反共产主义的坚强份子。但这确是实在的情形。佛教徒的地下运动，乃是对抗所有共产主义教条及行为的强大作战力量。

儒学自始便使共产党感觉头疼，因为它有一套积极的伦理信条，以王道及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基础。这又和共产主义恰好相反。共产主义教条是反伦理反家庭的；它反对任何权势，只有共产党权势除外。

儒学虽然被称为具有宗教及哲学的两种性质，但若干外国批评家及中国学者都否认它是宗教。但孔孟学说中的若干点已经发展出西洋人所谓的宗教的意义。无论如何，儒学已经成为千百万人的宗教代替物。

但是孔子实际并没有一套哲学系统或宗教，他只著重于一项哲学课题──伦理──并把伦理主张实用在政府事务上面。毫无疑问地，共产党也要毁灭儒学。

党共产党占领安国不久，我曾参加共产党一个全面攻击孔子的大会，当地县民也有许多参加。当共产党狂号怒吼的时候，听众们都心惊胆战地静坐不勤。主要讲演人是一个弩著眼睛的年鞋人，显然他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已经受过重要阶段的共产党训练。后来我才晓得，他已经逐步完成村，区，县的训练中心阶段，并将被派到延安「大学」受训，然后再派到莫斯科「研究院」攻读，那里乃是若干特殊选拔的中国青年接受一连串文化奴役训练中的最后地点。

「中国要灭亡了」！他喊著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俎上肉，中国已经被洋鬼子榨取枯竭了，现在日本小鬼子就在这里用枪炮飞机炸弹轰轰地杀害我们！中国何以这样衰弱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那全因为中国人追随孔子，而孔子的思想是落伍的。他不像今日共产党那样眼光远大和前进。儒学已经使中国人成为奴隶，在近代世界里把他们束缚在旧的思想上面。共产主义是今天的进步思想。它可以把你们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它可以使你们在近代世界里更有权势更受尊重，因为近代世界只尊重权势和力量！

第五章破坏中国道德传统

共产党一方面摧毁宗教，另一主要目的便是毁灭中国家庭生活，他们拆散夫妇，分离父母子女，企图击毁家庭制度的力量。他们鼓励年轻人嘲弄年长人，并戏谑传统的家庭习惯。这虽使人发生反感，但还是比较缓和的初步手段。更严厉的步骤随后就来。　　最初，他们特别嘲弄「孝道」，及孝道的一切精蕴。「孝道」一词，在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孝是人伦之本，推广而及于人类的行为规则，并且是政治结构的基础。从中国四千年前有史以来，孝道一直是齐家治国之本。　　

古代的精神生活，起于崇拜及奉祀各种重要的自然现象。除去龙王，风神，水神等以外，最高的神便是「皇天」（即上帝）。与「皇天」相对的是「后土」。神和人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划界，人死后都成神，都受著后代子孙的膜拜。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奉祀祖先的风俗，起于孝的推广，但逐渐地含义缩小，奉祀祖先是想祈求死者的保佑。

许多中国人都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他们既不是佛教套b，也不是道教徒；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但极少有中国人不信仰先圣孔子，不把崇拜祖先做为生活中一部的中国人，更属凤毛麟角。在共产党未以文字及暴力宣传以前。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极少的下流忤逆子除外）是不具有孝道观念的。

中国人承继下最重要的活的文化，时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几千年来传袭下的道德遗产，乃是文明道德的宝藏和个人礼仪的法典。最低贱的中国人，纵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分有一部这样的遗产。

中国家庭是中国文明的骨斡。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在旧日帝制时代，皇帝便是所有中国家庭的家长。中国人给他们廉正的地方官吏一个美名──父母官。中国的「家庭」是指整个家庭而言──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妇。若干家庭合成一个宗族，一县里的若干宗族不仅构成一种良好的互助体系，并且是好政府的保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也许不敢控告一个贪污的县长，但若干宗族联合起来便可以向政府诉愿请求撤换县长。

在中国家庭里面，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一家里年岁最高的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是老家长。这位老家长也许是一位老祖母。所有儿子，孙子，儿媳妇都须听从她的命令。

家庭制度具有多年来累积起的庞大力量。这种制度刚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冲突。因此共产党便运用他「分而治之」的手段来摧毁家庭制度。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当我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们继续斫伐家庭制度的枝干和根。

有一天，我在里上村听到一件故事。村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媳妇孟淑兰，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性情活泼而有大志。这两点个性引起了一位共产党工作人员对她的注意，他立刻看出她可以替共产党拉到一个新党员并摧毁一个家庭。最初，他仅是花言巧语地谄媚她。然后又设法在她和她的公婆之间制造□纷，而使她和她丈夫之间发生裂痕。　　他有时问她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一生和你的天才浪费在那些老顽固的身上呢？他们从来也不关心你的一切。你不应该像他们或村子里人们那样守旧。你不像他们那样愚蠢。你很有本事！你可以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妇女领袖」。

他夸奖她生得很漂亮，因为中国共产党引诱妇女的方法是先获到她的好感。然后他再举出其他国家共产党妇女的「成功史」，和怀有大志的中国妇女──如孟淑兰──相比。例如西班牙的帕新娜拉是一位早期的女英雄，中国也有一位附从共产党的女英雄宋庆龄。

共产党主张爱情已经走过几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式的爱情」，妇女听命于丈夫，依赖丈夫，「成为他的一部份财产」。他们轻蔑地认为「资本主义爱情」是人类关系的一种交易市场，「妇女出卖她们的容貌，青春和肉体以换取男人所供给的享受和舒适」。共产党藐视西方人在婚礼时所赠的珠宝，贵重礼品，和物质享受的允诺，更看不起文明社会中男人在求婚时所附带的倏件──优良品格，勤勉和负责的天性，愿意接受保护一位女人的责任，他们所希望建立起来的家，和所希望的孩子。在共产党世界里，男人追求女人时是允许使她成为「妇女领袖」，并且如果她的思想坚强而残忍时，更可成为「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人物」。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刺激物，但是它在孟淑兰身上却发生了效力。

当那位工作人员看到时机成熟时，他便把孟淑兰带走。最初，孟淑兰对他们的事还感到一些内疚。以前她对她丈夫并没有什么不忠实的地方，但渐渐便有些心意活勤。她的爱人替她想好一个逃奔的妙计。在他的指导下，她表示出特别惧怕日本人；当那年日本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时候，安国四乡再度沦为战场，她借「逃难」为名而脱离了她的丈夫和家庭。

她离开家乡三年，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当她再回到村中的时候，她已经成为她那区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当中日战争结束共产党公然发动他们攫取中国的运动时，她已经成了正定，　城和无极三县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

自然她要弃绝她的第一位丈夫和家庭，在共产党当局面前公开控诉他们，看著他们「以反动份子」罪名──这是在莫须有罪名下惩罚犯人的最好藉口──当场受到惩处，并且做出一个榜样给其他妇女们看：一个中国共产党妇女应该怎样「带头前进」。

在无极城西郊，我还看到共产党施用狡计毁掉一个家庭的实例。这一次他们是努力诱使一个少女和父母脱离关系。他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最美满的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一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一个共产党农会的青年委员何春山，选中了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刘维琴是他发泄色情的对象和政治目标。刘家非常保守，具有中国旧式家庭的最优传统习惯。这位年轻的姑娘不准白天到大街闲逛，黄昏后便不准走出街门。一般中国旧式家庭的年轻妇女，大部受到这样谨慎的监护，在兵荒马乱的中国社会中，可以免去许多不测。何春山决心要讨她作老婆。他无法在街头上和她碰面，并且他也不能随便走进她的家里。但是他藉著共产党军队来撑腰，毕竟在她的父母反对之下走进家里去访问刘维琴。

第二编赤祸洪潮施孽

第六章日本侵略促进了中国赤化

中国共产党老早就看清，他们必须与国内阻碍他们的自然因素作继续不断的搏斗，同时他们更晓得还有若干其他因素是有利他们的渗透和进展的。一方面他们假借著「爱国主义」和「战争努力」等美名来继续推进他们的思想，政治经济战术。另一方面，当时的人民正在极端惨酷的艰难中。日本军队正在蹂躏著中国，日本人的每一次新胜利，便等于一个兽行与恐怖的新周期。人们已经长时期没尝到和平滋味了，极切地相信红军的爱国主义高调，和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决心。这种情形使共产党有隙可乘。人民不相信一个中国人──任何中国人──会像任何日本人那样坏。在初期战争中，日本人的敌对行动，使单纯而和平的中国农民变成强烈激奋的爱国者，对任何其他中国人所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都会相信。

这时所形成的表面联合阵线，共产党给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所保证的忠诚与合作，使人们误信中国军队已真正团结一致，保卫祖国，保护人民，驱逐日军。共产党对日本人的作战，只是他们征服中国运动的一部份。他们不仅是做军事战争，实际上他们利用战争机会为扩建本身军事力量的藉口，他们特别注意其他方面的成功──不仅是军事胜利。他们在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宣传及外交方面，都像在军事阵线上一样的作战。军事行动在他们的全面运动中仅是最不重要的一部份。

我记得当吕正操到安国县后五个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会去拜访他，要求他释放玉县长。那时吕正操是河北省中部共产军司令。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他驻安平的司令部去商谈某些问题。吕正操曾到高阳去过三个月。在这期间里和吕正操返同后的一个月内，王县长曾良好地服务于安国县民。我们还会记得，王县长是共军抵达安国不久后经人民合法选出的，但是吕正操对他的当选极感不快，准备由自己的腹心人出任此职。实际上，吕正操已经选出十五个部下，准备在他离开的三个月内替他执行县政。但由于王县长的勇敢和技巧，和县里士绅的合作，在吕正　还未离开之前，这十五个人已被削减成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工作也被有效地控制住，直到一月间吕正操返回后，他才揭开假面具，伪造罪状把玉县长逮捕。现在王县长已经身陷缧绁，我深知他的被处死刑只是时间问题。

三月二十四日我去看吕正操。我这次去看他，不仅是为了学校和捐税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向他提出，作为首要事项──而也是为王县长说项。但这件事必须以最漠然的样子透露出来──一种随便问问的态度。吕正操以热诚的态度欢迎我。「同志，上次会面以后一切如何」？他问道。

像往常一样，他还是香烟不离嘴，一支支地抽下去。副官们一面走出走进。在我们谈话中，经常有人不断地来来往往。一位副官拿进几本杂台，做出一阵强烈的新鲜油墨味，显然是刚刚印好的。吕正操拿一本递给我。

「同志，你真不错，当我们初到安国时，你曾让我们使用你的印刷机。我很高兴送给你这本「红星杂台」，吕正操说。

他拿起毛笔，沾好墨水，在封面上用大字题上我的中国姓名。我笑著向他道谢。当我回想起去年十月间他的一位勤务兵跑到我的房里，要我印刷他的宣传图片和告示，宣布他的抵达及决心抗日的爱国行动时，我的笑容便变成忧郁的强笑。

我以极大的好奇心和真正的兴趣研究那份杂台。那是一种职业性的作品，印刷精美，从头到尾都是赞扬共党的文章。我不曾发问，因为我知道都是在河间的共产党印刷所印的。现在那所印刷所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机构。他们在那里没收了一所耶稣会的报馆，因此能够印刷日报，书籍，和这本杂台──我首次看到的中共杂台。在内地的县份里，这种工作乃是对他们工作效率的一个贡献。

我随便作一些空泛的批评，并道谢他赠我的杂台。我正想向他提起王县长的事，他好像是料到我的心事，他摇一下铃说：「我请唐县长来。你和他会个面。你会多方协助县政，你又熟习这里的民情，我相信你愿意把你的经验告诉他」。

几分钟后，吕正操的腹心人，王县长的继任人露面了。

吕正　介绍我们相见。他谈到日军已经逼近，安国可能立即遭受袭击。他显然是不愿意给我充份时间讨论我要提出的问题。我提到学校和捐税问题，他建议我和唐某商讨。于是我又提到王县长被囚禁的问题。因为我是他的顾问，在他离开安国时我又曾被派为县视察，所以我能极力利用这点权力讨论这项问题。

吕正操很感困恼，但是显然的，他认为表示出不悦乃是不智之举。他同意「考虑」王县长的案件。他允许我的请求，让我当天去探视王县长，同时，就我来此之便，邀请我参观安平的军事学校，在那里有三百多名共军后备青年军官在受训。

如果这个军事学校有什么特色的话，我恐怕我并没有特别看出。因为在这个河北省县份里，我会以温暖亲切的心情，把它当我自己家一样的看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敌人面孔的展览──列宁、马克斯和史达林的像片。同时我又看到一张从未看过──以后也再没在任何中共区看过──的列宁夫人像片！

稍后，当我到狱里看望王县长时，我把这情形告诉他，他摇了摇头。「中国共产党将毁灭中国。他们将利用日本的侵略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们所杀的中国人，会比所杀的日本人多。你会看到这些情景」，他凄惨的说道。

王县长所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共产党在中国决不会成功。日军的暴行，燃起了中国人爱国的火　，压迫愈甚火　也越炽热。在华北一带，当战争初起时，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人们，比那些没有受过敌人暴行经验的人们，更具爱国热忱。华南在未领受日本残暴经验之前，还未怀有与华北人民同一之感。共产党很快地看清此点，便利用这机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第七章共党深深渗透

现在我和共产党的战斗展开了。那是一种智斗。吕正操和我都晓得，我们彼此间无论如何闪避敷衍，微笑掩饰，我们都无法成为「同志」──不论就共产党意义来看，或就基督四海兄弟的意义来看。吕正操对这点是欣然接受无甚痛苦的，因为他既知道德观念，又无伦理观念，仅效忠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是争取胜利不择手段的。我必须牢记，他虽不可救药，但总是上帝的子女。我不能宽容自己而仇视此人。我只能仇视共产主义，并誓证以全力把它消灭。

吕正操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势，但我的精神资产与资源，和我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他无法比上的。他有军队，他可以施用残暴无情的手段。我却也有少许用途──吕正操有时候还需要我。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对我的立场从未误解。从开始我就告诉他说，共产主义是我所厌恶的，我仅能在他们抗日的时候才能协助他们。我强调向他说明，我不许可他们用我教会里的印刷机作为宣传共产主义教条的工具。

「我随时准备成仁」，我告诉他说。「我宁愿死，不愿作任何违背天良的事」。

我第一次和他会面的时候便曾向他这样表示。那时我是以民选县长的身分去见他，要求辞却临时县长的职务。他发觉县长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时，曾大吃一惊。当我告诉他我只是暂代县长以待移交于中国当局时，他更觉惊奇。他想不到我会承认共产政权，因为他知道我晓得，不管他自称为「人民军队」将军或「抗日军队」将军，都不能改变他共产主义的特质。

但是现在他也晓得我看出他们是伪装爱国抗日。对我来说，这等于赌斗的开始。我现在必须发展出一双「夜眼」──这是共产党士兵应具的三大要件之一。（我已具有其他两件：「铁脚」能做长征，和一个能挨饿的肚子）。我晓得从此以后要出现一幕猫追耗子的游戏。我不但开始对任何事情更加留意，并且将听到见到的事物都记录下来加以审慎分析。随时有机会便把我的法文笔记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托他转邮给比利时的一位友人。后来我被迫从中共区逃出后，在一九五零年把这些日记收回，日记里所载的，是我初期和共产党相处的经验。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逮捕，来不及把较近的笔记和手稿藏到教堂的墙里。当我被禁两年多被释返回安国时，晓得收藏的地方已被发觉，因为那些笔记和手稿都不翼而飞。所幸我能回忆自己写过的东西，使我能重新把人名、地名、时间都一一重写出来。更因这些经验是如此惨痛，使我毕生难忘。

我第一部份详细的研究，是关于共产党使用莫斯科主子所授与的蓝图，用各种邪e手段，渗透中国的方法。第一步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主义主要是用阶级斗争来完成目的，中国像苏联一样，是以农为主的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中的贫苦阶级，集中在上海、汉口、太原、渖阳、天津等几个大城市里，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在农民里面，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以便煽动阶级斗争。这是共产党藉辞攫取人民财产或杀害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不管他是不顺从，不合作，或被认为是无用的分子。共产党把农民分成五类，按照计画使他们变为五个阶级。即富农、小康、中农、贫农及雇农。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一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农」。其他按照比例划分。划分的尺度，伸缩性很大，按各地情形而不同，这个村庄上的「富农」，在另一村庄上可能就是「中农」。

贫农和雇农被选作组织里的基干，从此点发动对其他阶级的攻击。攻击其他阶级的方法是依照共产党的一项理论：财富仅能由劳力产生，因此「榨取」贫农及雇农而获到的财产必须由党方用武力收回。财产之攫回必须予以完成，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第一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复仇会。使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用「偿还旧债」的方法，共产党找到一个抢掠富人的最好藉口。每一个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一件真正的坏事或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苦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

第二项和第三项办法有极相似处。因为共产党非常讲求表面的公平与合理，和事事物物的「适当面目」。这两种方法的区分，表现出共产党心理的无微不至，经常策谋把实际情形隐藏在伪造形式的背后。阶级斗争的手段。仅用来对付非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分子。共产党利用「公审」或「人民公审」打垮中立者和反对派。以期使他们变成党里的有用分子。在推行这一方法时，共党对他们加以监视、调查、刺探，并指使旁人对他们加以刺探，只在对他们的家世、背景、习惯，生活方式和思想获取充份情报。常情报搜集齐备后，便开始以各种不同方法对这些被牺牲者进行工作──说服、恫吓，公开攻讦及污。任何方法都可以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目的只在使他变成共产党。共产党屈服一个人所用的方法，犹如训练一集狗似的用尽耐心。他们无情的效率令人战栗。

经过这一阶段而赢到驯顺与服从时，被牺牲者便可幸免一死而开始为共产党驰驱。但共产党还对他监视态度。实际上他们将是水远监视他的。反之，无法转变成共产党的人们便会遭受诛戮，外国人则被驱逐出境，最后并被驱逐出国。如果他们发现某人有危险性时，不仅把他杀掉并且屠灭他的全家。这些及是共产党的逻辑，说起来很简单：对共产党没用的人都须除掉。

第八章第一次被捕

共产党所用的恐怖政治，是一种暴行制度，从早期对日战争时，共产党便开始加于其自己国人，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开始使用在在中国的外国人身上。当共产党扩充速度逐年加速，直到最后控制全部中国大陆，他们更使用出极端的恐怖政策──大规模屠杀──作为他们党的政策。但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夏季之前，美国的报纸杂台，尚未详细报导共产党大量屠杀中国人的新闻。在若干情形下，共产党开始利用所谓「合法辩护」的滑稽剧，将被牺牲者定罪，而完成了千百万人的诛戮。他们对被逮捕的人，都加以「反革命」的衔头，予以处决。

那时候美国的兵士与陆战队，在韩国的激烈战争中负起重大责任已逾一年。联合国最初是以「警察行动」去制止北韩共党侵略新兴的大韩民国，直到毛泽东看到北韩面临惨败而自中共大陆冲下后，这场战争就变成全面战争。

恐怖政策，开始是用蚊子吸血的战术，如匿名信及恐吓等，然后发展到阶级斗争的各种恐怖手段。实际上，用阶级斗争所维持的共产统治，因恐怖气氛的弥漫而巩固。最初，共产党努力造成人民不敢触犯共产党规律的恐惧。然后，当党里的党员在执行党的职责与任务显出疏忽或冷淡时，便每年举行几次整肃。这种整肃有双重作用：把领袖认为有危害于主义的一些「弱点」予以移除，同时使人民不断地增加恐惧心。这样，在恐怖之潮的起伏下，使人民变成微弱驯服而易于控制。

起初，共产党在乡间比在都市里更为残暴无情，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被消灭得比城里要快。他们在逮捕或处死人犯前，总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义的口实；但有时也突然闯进一个曾经发表过反共言论的人的家里，立即予以处决。

在我常去讲道的一个望梅小村子里，有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贞。他虽然常给共产党很大帮忙，但却时常批评共产党。比较谨慎的朋友们劝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过虑」，他说。「我和共产党关系很好。我帮助他们。我们彼此了解。我是一个独立份子而有独立思想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时便对他们加以批评。」他说。

「你的独立思想正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隐蔽起你的思想。不要多言多语」。

但是王立贞是一个顽强而自恃的人。他耸耸肩说：「我还要说，我没有可怕的。他们晓得我协助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批评他们」。

在一天夜里，几个共产党跑到他门前，用高声而友好的口吻唤他出来。他的直觉警告他，他静悄悄地听著，没敢到门口去开门。

外面领头的人开始责骂他失礼。他对此仅作冷笑，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行为是否聪明，他决心不去开门。他总以为过一会这些人便疲倦了，那时便会云消雾散。他的惊慌并非无理。

外面的喜笑声和花言巧语愈来愈甚，王某已经把手放上门上准备开门。他的妻子将他推开，倒在他的脚下。用力把他双脚抱住。她恐惧得战栗，请求丈夫不要开门。

王某和共产党的战斗继续了多时，最后他被说服，让步开门。王某微笑著同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态度也很和霭。突然两个人捉著他的臂，这群人蜂拥而上将他带走。后面传来他妻子的嚎啕声，他绝望地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晓得他再不会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产党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有几个人曾经偷看，当抵达村外郊野时，骚闹取笑声变成拳打脚踢和棍打。他们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后，在黑暗中共产党又走回来，王某已经不在了。消息传出后，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离村不远，发现到他的尸身。他倒在血泊里，死在乱刀之下。两位朋友把尸体翻过来。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盖上他被砍下的头，死人头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　，显然是他还未即闭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产党，他曾和他们友好，并对他们予以协助。他的罪名是由于他顽强地保持他批评的权利。王某的被谋杀仅因他坚守著中国人传统的独立自由的谈话，所以他的惨死深深影响到邻人。共产党对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恐怖手段，有时他用于党内的同志，作为制压党内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记一件这类的事情。

战前，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安国县一位地方监狱所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坏。他的最大缺点是酷爱杯中物和懒散舒适的生活。后来丢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后我有好多年没看见他。

一九四一年，当安国和河北的大部份都沦于共产党控制时，我开始特别小心，在那时我又碰见他。

某天清晨二时，我正在教区内一个小村庄上的教友家里听取忏悔。几个人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晓得我在这里，镇上的警察所长正在跑来看我。

「告诉他们我在睡觉，等一会我见他们」我说，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完成职务，并须集中精力准备斗智，但在不旋踵间，一位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已经追踪而至。主人只好请他进来见我。我认出是老相识──以前安国县的监狱所长。我们热诚地打著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觉怀疑。他们立刻拥进我和那位共产党谈话的房间里。一个人拿进茶杯，另一个人开始扫地，慢慢地小心地扫来扫去，第三个人又拿进冲好的茶水，另一个又在忙著整理桌椅。这些行动自然都是为拖延时间，中国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时间以考虑行动方法，当我这些朋友作这些多余的小事时，他们正在分别计画，如果这位共产党对我的安全有任何阴谋时，怎样使我逃脱。

最后这位共产党发怒了，命令每个人都出去。他们缓缓地勉强提步走出，用悲悯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们微笑。

第九章死人复活

我在回安国的路上，追忆著我所看到和所经历的一切，追忆著我所认识的这个野蛮主义。我回忆所有我和共产党官员各委员的谈话，各反对共产党及接受共产党的中国人的谈话。我特别想起吕正操的严厉警告，假如瑷现我再从日本屠夫手中拯救任何中国人的话，便要把我枪毙。我开始惊骇，假如这要是中国的新生活方式时，我将何以自处，我特别想到将如何应付眼前的处境。我一面想一面祷告，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便无法应付面前的困难。上帝在这里回答我了。　显示我，要我在这痛苦的屠场中，须像一个外科医生，在所有情形下应做坚决敏捷的决定。我必须决定，变成一个澈底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抑制住对人类趋于堕落所生的恐惧与羞愤的反应。我看清我必须以全副精力和共产党周旋。我必须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冷静的心情快慰，和智胜共产党拯救他人和自己生命的满足，而是为了心里的一个意旨，一个正当和道德的意旨墓──在道德沦亡的沙漠中扶植起一个端庄的绿洲，建立起反抗共产主义争取善良的有组织力量。

我的心情现在已较安适。我知道不管面临如何困难，我可以使自己像铜铁一样坚强。由周围的迹象和紧张的事件，我已看出从今以后恐怖将成我的日常生活。所幸我已经决定培养出一种与共产党冷淡相处的外表，同时坚强我的精神，因为两位与我亲近的年青人，在恐怖政策之潮泛滥时，已成早期的牺牲者。

王其森曾在四存学校读书，四存是以反共著名的学校。当战争开始时，王某便参加了政府军队。早期对日战争中受伤，成为终身跛足。他有坚定的精神和助人的热忱。他曾问我做些什么事业好，我建议他在村庄上开办一所学校。他极热心地同意，不久之后，便有了十七个年青学生在他的谆谆教导下读书。他不收学费，村民们自然都极为快慰。当他的学校正在蒸蒸日上时，我听到共产党在搜杀四存毕业生的消息。在一个县份里，共产党曾处死三百多名该校的毕业生。这消息使我很感焦虑，我便劝告王其森加倍小心。

「可不必怕」，他说。「全村的人都爱戴我，不管怎样不会有危险」。

我告诉他另一位王某的故事，那人曾坚信他不会遭受危害，就是王立贞。他有顽强独立的精神，他相信与共产党的良好关系可以保护他不会遭到就地处决。王其森自信地微笑著，告诉我不必担忧。

不久以后，他告诉我将要和同村的一位十八岁姑娘结婚，那是我的一位教友。那时王某是二十五岁。自然我很高兴，并为他们俩人快乐，但我再次警告他，危险还没有消灭。我现在对四存的消息知道得很多，我确知共产党计昼消灭该校的全部毕业生和学生，那学校乃是反共的最强堡垒。

「你结婚后就不是单身了」，我说。「你将有家庭的负担」。

他一再请我安心。后来我在安国教会替他们主持婚礼。他们当天下午回到家去，临走时面带笑容，快乐的情绪充溢眉稍，我向他们握手道别。

紧接著第二天，新婚的太太痛哭著跑来。他告诉我说当天晚上他们回到家里时，许多亲友们已经聚集那里祝贺他们的婚礼。宴席已经摆好，乐队都已到齐，全村人都来参加庆祝。

共产党对王某的一切都已注意：王某的决定结婚，他的快乐，轻松心情，他一心专注于未来计画。共产党在等待时间。

当王氏夫妇从安国返回村庄时，共产党也混进祝贺的人群里，在大家还未发觉时，已把王某逮走。

新娘悲痛惊恐得发狂。我把她送到修道院，交修女看顾。我当时情感激动，准备立即到该村去，看看能否有办法。但我晓得我必须慎重。我没有希望找到活著的王某，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被注定的命运，我仅能痛恨地遗憾未曾坚持请他离开家乡到自由中国去。我派了一位教友到该村二十哩半径内访问各村，是否谁能知道那天夜里有人被活埋，或者曾有特殊事件发生。

这位教友每天跑出去访问不同的地方，三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看到这是一个无结果的搜求。后来有一天，这位教友和来自我们搜寻半径十哩外的农民谈话中间，讲到共产党曾在他的耕地旁边处死一个人。几星期前的一个清晨，他沿著地边散步时，发现一条新翻过的地面已被踏平，附近留有许冬脚印。

这道消息已经足够了，我要自己去看看。离王某被捕的地方三十哩以外，我找到了他的尸身，在一个六尺深的狭长壕里，活活被埋死。

一九四○年五月、六月和七月，在博野有三百六十人被杀，在定县有一千七百人被杀，在安平死一千二百人，在深县死两千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们被屠杀的理由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恐怕这些地方的人民会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三个月里，不仅是这几个地方举行大屠杀，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安国而为我熟知，所以我能作下正确的数字记录。更有多少人在别处被杀，我不晓得。

在一般情形下，共产党常常借用某个事件，来完成他们的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日本在这一带曾发动攻势，于是又给共产党一个屠杀反共人士的藉口。一位袁晓岩先生被控给日本军队做向导。他确实不曾做过这种事。实际上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分子。他和另一位陈褛秋及陈妻及陈妻的叔父都彼活埋。这些都是忠诚的农民，住在离齐村很远的地方。他们都是老式的中国人，不喜欢共产主义，因此被杀。在这同一小村庄内，贺龙曾在三个星期里活埋七十多人。这些事并非根据传闻，贺龙在齐村屠杀以后，我曾走过这个村庄和其他村庄，曾亲眼看到野狗嚼死尸的惨剧。

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早期几年里都遭受同一命运，因为活埋和砍头是共产党所喜欢用的两种死刑。

仅有一个人曾从死里逃生，他已被迫为自己掘好坟墓，然后爬进去，共产党开始铲土把他活埋。那是房村的村长张乐康，一位体格健壮的农民。那时日本人有一条军用公路通过离房村不远的地方。该路原拟穿行房村，但因村民常对日本侵略者加以打击，日军放弃了这条线路。这条军路由许多堡垒保护，沿路每隔湿二三哩便有一处堡垒。此种堡垒是一个塔楼，外面掘著深壕并围起铁丝网。壕沟与塔楼之间设有吊桥，在夜间吊起，由守卫轮流监视。每一堡垒约有二十至二十五人防守，内中通常有十至十二名日本人，其他是中国伪军，并且有共产党混进。这条公路横穿过红军的占领区。日本人建筑此等公路，企图把乡镇据点联络起来，从而控制全省。当听到有人走近军路时，他们的机枪便可以密集扫射，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军路来运输供应品。他们对此地区的红军并不太在意，因为他们主要在于为主力军事行动运输供应品，自然也搁下去。

第十章暴刑

一天，我在陈鲁集一个我所辖的教区里悲伤地完成早课，因为主持这教区的神父已经被共产党逮去了。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甚么罪？」我问。「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画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著农装，双手背捆著，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著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著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尺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著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著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著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地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著有新花样搞出来。

我惊奇地看著共党士兵们动手。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著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笑看著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咀咒著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著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著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清的计画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

第三编赤祸洪潮泛滥

第十一章共党的组织

共党的恐怖政策以连续波浪式的暴行打击中国人民，当浪头达到高潮，暴风雨已至停止时，人民已声嘶力竭。但不要认为中国的人民仅是一群因循的群众。在暴风雨过后，他们乃像水上的漂浮物一样被选择一遍，有的被选出，有的被丢掉，选出的即被训练，以使红色政权能继续不断地永久维持下去。

清算共产主义的天然敌人，压制智识份子及天生领袖人才，在猛烈地进行著。同时自各地募集青年，进行其长久的庞杂的教育共党领袖的工作，并且开始组织全体人民的工作。全部人民，从小的到老的，都得为共党工作，否则便被消灭。年迈的祖母再也不能在刺槐树下温暖的阳光里休息一下她那乾老的骨架了，她奉命去工作，去作鞋子。当地那枯弱战栗的双手已经疲于操作时，她也不能退到她那草屋中休息一下。她虽年已古稀，但她仍得企求一点食物，争取一点怜悯。共党为了讲求效率，认为她是多余的，是经济上的一个负担。所以她必被淫除，她以及像她一样的那些年迈的男人女人，那些可尊敬的祖宗，都注定要被消灭。

共产党永不停止，永不满足地去整理他们的收获。他们像是毒瘤细胞，不断地滋生蔓延。每天我都要去研究共产党的新技术方式。他们在地下秘密的无声的活动，也像表面活动一样地频繁，因为共产党确似魔鬼，他们从来一点也不承认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于经常的训练掩饰，秘密，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变成习于作伪和说谎，以致对任何事都不讲实话，甚至在党员与党员间的谈话也是如此。很多次我与一个共产党党员约定在某时会见，当我依时到达约会地点，则发觉另一个人在那里，这种情形千篇一律地很少变更。这位党员总会漠然地说我所约会的那位党员今天不能践约，他为了不愿使我久候所以代替前来。于是他便庞杂冗长地问我一些问题：那一个失约的党员曾告诉我些什么，我怎样碰到他的，我要看他作什么，同时问我的这个党员又去与那个失约的人对证这些问题。不用说，我有责任回答他的问题。自然，我回答他时我也知道他随后会向那一个党员对证，最后他迅速地明悉并把握住我与另一个共产党员所讨论的事务。

当我参加一连串地方事务会议的最后一次时，以为可以看到在前几次会议中经常看到的许多相同面孔，但相反地每一个面孔都是陌生而与以前不同的。在任何自由的社会里发生这种事，人们会自然的间，「那些人那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但在共产党中没有问题可以问；且须表现出没有什么希奇，不能惊讶。必须拿这些当作是完全固定的事实一样的接受，而与那些陌生者继续会议，就像与他们是老相交的熟人一样。

共党细胞的组织与活动就是共党集团内各阶层中互相猜疑的一个例子，同时也说明了这些细胞组织怎样形成得如此有效率，怎样能有效的防止被发现，防止被消灭。他们像是条虫一段段的身子，只要头脑未被消灭，身子割去一段，二段或很多段，它们会很快的又长出来。

每一个共产党员仅对上司一人负责，接受命令，在自己所组织的细胞内工作。这个党员便是这个细胞的指导员。他们的活动是这样的：人民委员甲选拔出一个可资信任的共产党员乙，令乙在某村庄发动细胞活动。乙受命后第一步先在该村找到一份小的工作。通常找这份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乙有礼貌，和悦，极刻苦耐劳并能讲一些动听又似真实的故事，此外他索取工资很低，较任何人都低。有了这些主要条件，所以乙顺利地找到工作。

于是他便报告人民委员甲，并开始自其接近的人们中间吸收份子以组织细胞。他所吸收的这些细胞份子没有一个知道他是共产党，也不知道他活动的目的，只有人民委员和这个细胞指导员知道。同时人民委员甲的上司主任人民委员可能令甲再在该村另设一个细胞，甲奉命办理，派党员丙主持。丙用乙同样的方法组织细胞，但乙对此一新细胞的事一无所知，而仍仅向甲报告其个人活动的情形，新指导员丙亦仅向甲报告其活动情形。主任委员可能令共产党在一地设立十个或一打细胞，彼此活动完全独立而秘密。最后这些细胞便控制了村长，副村长，并设立各组：农业组，合作组，教育组，妇女组，交通组及邮政组等。

当我活在共产党控制区时，看到他们的邮政组是共产党用作各村通讯的一个特别机构。共产党在一九三八年设立他们自己的邮政局，虽然那时国民政府的邮务机构仍在优良地服务著，并未因战时的危险困难而少停。共产党也用政府的邮政服务，也用自己的。他们同时设立特种邮政服务。奇怪的是他们也让非共产党使用他们的邮政服务。此外另有秘密邮务组，是专为最秘密的共产党员作机密通讯之用。

我早先曾有一次机会经验到共产党邮件传递的迅速。一九三九年华北遭受一次最严重的水灾。求救的信件发出后，西方国家像往常一样地慷慨援助。伦敦市长，国际委员会及其他公共或私人慈善单位都给安国县教会送来救济基金。我必须将我们这一区的乡村和户口作一调查，损失作一统计，计算一下，我们所需要的救济。我发了许多信给该区散处各地的官员，要求他们供给一些必需的情报，在信发出后当天每一封信都抵达目的地。次日便接获各村长的覆函详述一切。在被战争破坏的中国，在洪水的区域，各个分散遥远的县乡之间又难得有交通工具，仅有一双飞快的人腿在工作。平常小乡村定期邮件一星期一次，较大的两次。但这次所有信件都经共党所谓「公共邮务」组传递，每封信上都贴有一片鸡毛，表示「速递不得延搁」。事实上信件的迅速乃是细胞作用的结果。人们晓得一封经由共党邮务组的信，如不迅速传送给收信人，全村都将遭受灾难，甚或人头落地。任何集权政治的滥觞，都由于普遍处刑的威吓而造成效率。

第十二章共产主义的文化工具

国民政府在大陆时，共产党在各个大学里便有坚强的细胞组织，他们对教授和学生使用特别科学的宣传方法。共产党更有若干「职业学生」在各大学内全力从事于共产党宣传，发售共产党书籍，吸收分子。一个「职业学生」是已经从某大学毕业的学生，受命进入另一大学，专作推进共产主义的活动。他虽然是学校的学生，但不读书，专以宣传诱人加入共产党为目的。为了掩饰起见，他也按班上课并参加考试。他们的工作方法极为简单，更因其简单而极易生效。他们的情形是这样的：假定一个在上海已经毕业的青年名叫吕希元，跑到北京大学读大一。改名为吕哲元。买一个假证件或伪造一个证件，混进学校。虽然报名的学生很多，并需要入学考试，但由于吕已从大学毕业出来，考取是比较容易的。每一个这种骗子式的「职业学生」之进入大学都夺掉了一个真正要去大学读书青年的机会。共党此种奸计的另一不幸副产品，是当时国民政府为鼓励向学，在各大学普设奖学金奖励成绩优良的学生，由于这些破坏政府的骗子曾读过四年大学，很多数的奖学金就被他们用种种方法得去。

北京大学的共党另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尽量在学校里出壁报，但不透露壁报的来源。中国各大学里的壁报，是由学生编出的，用毛笔抄写小字，报上充满著新闻和文章，贴在注目的地方。一般说来，好像美国大学里贴在布告栏上学生所写的宣言。所不同的是中国学生的壁报并非仅是宣言，而是真正的报纸。在那时北京大学里有三十种壁报，其中有十九种是共产党指导撰写发行的。整个学校里仅有一种壁报是反对共产党的。事实上这十九个壁报每天都由那几个相同的共产党编写出来；像一个单独的单位或共产党细胞一样，每日进行其预定的工作。每一壁报都有不同的名子，都有新闻，但原本都是一个来源，只不过略为改头换面以使人相信学校里有十九个共党组织。

大多数的学生对共产党的工作和诡计仅有极少的认识，尤其是像这种表演，自然会使人相信学校里具有十九个不同的组织，每人在作这种庞大的工作。一个新学生把这种情形，深深的印入心中，以为学校中充满著共产党，因为全校仅有卅个壁报，共党竟占去十九个。那时是一九四八年。我用了长久的时间探求这十九份壁报，尽数月的时间研究它们，用观察，研究，访问所得来的结果，自己作统计。我经常以深度的兴趣与思虑阅读它们。那些消息全是共产党的消息，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偶然有一点不重要和微小的普通项目，亦仅是不连贯的评论，就连这一点调剂项目也是共产党式的漫骂。

当一个人仔细研究了这些壁报，并熟悉了共产党的技巧，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有新闻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但新学生是看不出来的，经由这些壁报，及其他种种手段，有数的几个职业学生便把学校的空气搅坏，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共党占据北平前，北大的共产党在学生比率上总还是少数，但许多学生为了表示「前进」和「适合新时代」而为共党工作。假如一个学生对共产主义表示无兴趣，便彼人视为「腐败」。令人难过的是，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智识份子把当共产党员看作了时髦。

为了加深工作，共产党分子在学校里更占据一间房子，专门出售共产党及左倾的书籍，小册子及报纸。他们卖弄地叫做「学生图书馆」，而忽视学校当局图书馆的重要。他们坚持自己经营这不正当的书店。利用国民政府的资产建立纯共产党的宣传中心，这是一个横蛮侮辱政府的表示，这种行为在日后当他们坚强起来时，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政府与共产党作全面战争时，他们的行为便成为纯粹的叛逆。

但假如当局设法干涉这种傲慢的侮辱政府的行为时，他们便号召罢课，造成不利于政府的宣传。共产党集中力量于反蒋总统和反政府的宣传，不仅在国内而且扩及国外，尤其是对美国。学校当局深知这种情形，但共产党逼使教育家们经常陷于恐惧的包围中，瘫痪教育家们的力量，使不能对捣乱者作有力的决定性的行动。教员们的待遇太差，他们的不满情绪也被利用。

北京大学的职业学生发动一个反非共党教授的运动，特别著重于两三个意志坚强勇敢经常打击共产党的教授。这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战斗，但共党们并不能得胜。这数十个共党在课堂上吵闹捣乱，反对先生，和先生辩争，煽惑其他学生，挑动不满和叛乱的情绪。经常地，像是时钟运动一样，共产党员及被其所愚骗的学生，每次一个，或两个轮流著向先生发难。他们到校长办公室去，以一种极有礼貌的态度向胡适报告那些先生太不成，他们不合格作先生，使学生们得不到合适的教育，学校的名誉将蒙受损失，学生们对此极不慰快，极不满意，因为学生们深欲得到良好的教育以为国家服务。

不多时他们的战术便影响到那些过激派的学生，于是三十个职业学生每人都有了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很快地被介绍入党，于是他们的初步阵容便形成了。此后他们开始组织第二集团，一些同情者和亲共份子易于接受共党意见，在相当范围内可加以训练，但还不能使他们成为共党党员。这集团内许多学生由于政治见解的幼稚和过份的理想主义而相信共党的诺言，以为将使中国变成东方的乌托邦。有许多中国天主教徒都参加了这一集团，我和这些参加此集团的天主教学生若干次谈话中，使我逐渐了解共党在各庞大的国立大学中所用的方法。

第十三章训练的力量

共党力量之泉源的秘密，在于他们对各份子的绝对控制和使用间谍，秘密警察，恐吓，威胁及残暴，更有他们精心计画强制的「现代化计画」以获取控制。党甚至紧紧地控制红军，虽然军官们都是党员。红军将领们经常都有政治指导员在他的左右，美其名曰「指导」他们，实际上在监视他们，我曾亲眼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中国神父劳盖布，是一个老好人，由于过份粗心大胆，被共党逮捕，我听到后即时赶到该村尽力收集事实，以便设法营救劳神父。该村村长是一个女共产党员，她宣称劳神父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曾「鞭打人民」，我不能从她那里得到协助。她叫我去看县长，县长根本否认劳神父被捕。我自己已得到消息知道神父被监禁的地方，但我看到在地方官员这里得不到什么结果，我必须找到本区的共党将领，向他解决此事。

因为共党军队不时移动以躲避日本军队，所以我费了许多时间经过许多困难才获知他们司令部所在地，并得知通行时必须知道的口令。一切都妥当后，我经过两天的跋涉到达了俞泉真（译音）的根据地。他是共党第二战区司令，我与他多年相识，颇有交往，因为他常常驻在安国教会里，经常请我为他作点小的服务，我都一一照办。

由于获得通行口令，我没有遭遇困难便进入找到俞泉真。当我走进时，他正坐在桌旁与旁边一个人谈话。我立时走向前去，伸出手来招呼，他不但不伸手还礼，反而直视我，冷冷的说，「我们从来没见过，我不认得你，你怎么进来的？」

自然我非常窘困，当时我真以为这不是俞泉真，而是一个面貌与他相似的人，但我终于决定他是俞泉真。他不认我，也许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微笑著说也许是我看错人。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坚强的抗日分子，这次走过这里，听说将军在，此顺便作礼貌上的拜访。我似乎看到他眼睛极微弱的闪烁著，表示大难已经解除，他接受了我的解释，将手一摆请我坐下。把我介绍给另外那一位。我已明了他为何起初显出踌躇的情形，因为旁边坐著的是他的指导员。

那位指导员立刻穷迫我。

「原来同志你是一位天主教神父，那真是糟透了，你们天主教全完蛋了。」他粗野的说。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我说，「天主教为什么都完蛋了？」

「因为法国已经打败了，所以天主教教会完蛋了。」他不耐烦地说。我自旅行两天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法国沦陷的消息，这使我震惊，但我无意在这个愚昧自命不凡的共党面前表露我的情感。同时我在想法对他这种不合逻辑的推断予以指责。

我断定他很少与外国人接触，恐怕在这个广大区域内分散的各教会他所接触的都是法国神父。假如是这样，他会假定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天主教，所有天主教都是法国人，所以法国之陷入希特勒手中即是所有教堂完蛋。

我确认我判断无误，因此我用一种漠不关心的口气说：

「但是法国并没有那么多的天主教徒，有更多的天主教在其他各国，意大利有好几百万，西班牙也有几百万。还有爱尔兰，美国和南美各国，和墨西哥都有几百万。所以即使法国沦陷，天主教也没有完蛋，差的远呢，」

他倒想不到被反打了一棒。这就是我和共产党对敌时所经常使用的手段。每当我被他们突袭时，我便设法回击。指导员的受窘俞泉真并未表示不悦，但是改变话题乃是聪明的办法，我乃改变题目。

骤然地指导员站起来走了。俞泉真与我开始独处一室。

俞氏低身向前，态度立刻完全改变，由敌对不关心变作非常亲热。

「快点神父，你来作什么，来看我为了什么事？」

我立刻明了他并未忘记我，我猜想的不错，他的所谓「助手」在身旁，那位方才出去的就是他的「助手」，是他的指导员，是俞氏所属党方面的上司的警犬。

我尽快地从惊奇中恢复镇定，我将劳神父被捕事说了一遍。他记下名字和地址及他能与我通讯的地方名字。他以极快的速度作这些事，一方面耸起一个耳朵的注意著指导员的回来。他好像是感觉到而不是听到指导员的脚步，他正说话中忽然中断，当指导员轻步走进门时，他和我已在装模作样，高声的说怀疑以前在什么地方碰到过我。

「起初我认不出你，」他说，「但现在，我们交谈后，我听你的声音，审视你的外表；好像我们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能提醒我吗？」

「也许在安国吧」我也假装著说，「我相信你曾和你的官佐们经过那里两三次，但我已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了。」

「安国！对了！我现在想起了，」他说，「但那是很早以前了，有两年或者三年了，的确。」

指导员不屑地直视著我的眼，这比逼视的一瞥还要蛮横无礼。

「同志，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他问。

他的问题并未把我难倒。我经过了多少的周折寸得悉他的所在地。我曾得到前教会的一个苦力的帮助，他由于杀死一个日本哨兵而受奖励升作安国共党的秘密警察。他跑到离我们那区很远的两个共党据点及情报站才得到一点线索。最后他通知我叫我随著他一齐走，我们静静地潜行，横过村野走了两天，他不断地打听侦查。这就是我怎样知道俞泉真的地方和怎么得到通行口令的情形。

我直视著指导员的眼睛，我在尽指导员所能满意的情形下说出真实的情形。

「我正在访问附近的天主教村庄，老百姓告诉我附近驻满了军队。因为共产党的将军们我多半认识，所以我想我应该到司令部致敬一下。」

显然的指导员并不相信我，但他接受我的解释。我可以看出他面部怀疑的表情。我很高兴我过去用的苦力变成共党秘密警察，他使我们的追踪保持得如此的谨慎，而我在与他同行的旅途中也非常细心谨慎。

第十四章共党的训练

当我在华北日本阵线后方共党区域内旅行时，曾亲眼看到共党的教育「青年领袖」，经过所有的阶段后将中国青年变成俄国的傀儡。这事通常很公开，但有时为了需要而保守秘密。自然我并未能立刻得悉全部的情形，但经数年与共党的密切接触，我将所获得的情报及观察所得的零零碎碎事实凑合起来，已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蓝图。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率直的澈底的选择教育制度，是共党在我所辖教区的三十个村庄里选取一个未来的「年青领袖」的时候。

他是一个年青的警官，他的工作非常有效率以至把辖区内的土匪完全肃清。他非常严格公正，又有温和的个性，这使他成为人所喜爱的人物。虽然他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教育，但他有敏捷的智慧和熟认他人的能力，他并且曾建立一个优良的警卫队非常忠诚地服从他的指挥。共党注意到他所有的这些优点，而选取了他加以特殊的训练。

他是一个没经世故，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他的理想主义和缺乏世界智识，极容易受共产党爱国主义的号召。共党问他是不是愿打日本人──自然他恳切感动地说要打日本人。于是共党供给他一个打日本人的机会──接受共党的训练。共党对他说，他不用帮助，也没有多少经验就能扑灭土匪。如果有了经验再加上共党们所给他的协助，他很快地就能作伟大的爱国工作，扫除外国土匪──日本人。他被说服，被共党送到村训练站去，和其他一些青年在一起受训。

当共党发现这位年青警官学习敏快，热心并有野心时，共党就把他送到分区学校去。那里他碰到其他一些各村送来的青年。大约有七十个村庄的二百个被选送的青年在那里由共党教员指导。这些青年再加以淘汰，将可以接受更坚强教练的选取以参加第三步训练。教员把二百人分作许多小组，在他们学习共党教科书时，教员们细心察看他们的反应，以断定每个学生的优劣。

在某一天教员便向一个青年提出一个问题。

「你如看到一个日本人打中国人，你怎样感觉？」

这个问题那青年可以说出很多的满意回答，但他须说：「这是帝国主义！我们要制止它！」才能得到好分数。于是从这个假定推到主观的分析一直问下去。

「你父亲是一个老式的人，」教员平静地假定说。他没有改造过他的脑筋，如果他命你作一件事。你作不作？」

青年多半随口答称：「是的，我要作，因为我总是尊从父母的。」

于是教员就要就这一题目追问下去，以试验这个青年家庭观念的深浅。

经过各种变化的问答，各种方法的问答，多次的重复，以求能发现该青年能否改变求思想，如果他的回答仍旧不变，教员对上层便作不良的报告，这个青年便被刷掉。较为可训练的青年们再经过数月的训练即疲送到共党的县学校去，与附近四五个区的受训者一齐再受训。四五个区内的千余候选青年仅约有五百人能被选入县校。县校的训练更为严格，一旦自此校毕业后便送入第四级学校。

第四级学校已成为纯粹的共产党员，因为县校的毕业生必须已经是完全共党化，而成为党的外层人物。原有的青年仅有极少数，约百分之三十五或更少的人们能参加这种在河北，察哈尔，山西三省设立的学校内的训练。为延安训练所选取的青年被共党视为优良的精选品。共党用「抗战大学」号召，向全国各地及外国宣传，实际上即是延安的几个共党训练中心，用毛泽东的课本作为基本课程。到此的学生已成为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可以接受共党的秘密书籍。有多少学生印多少本书，并且每一本书都有号码，以附合学生的登记号码而登入记录。这些书籍经常被查核，如在紧急搜查中发现某员的书有遗失时，该员即被认为叛逆而加以严重的处罚，决无幸免。

当学生们离开延安经外蒙古去西伯利亚时，那是已完成了国内的最后训练。延安被认作是一去不复返的起点，因为从那里出发就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在西伯利亚他们处在俄国人的领土内，训练营由俄国人主持，大部份的教员都是俄国人。

假如延安是地理上的不返点，那么当这些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到达西伯利亚时，他们是进入了真正的异国地狱之边缘。在西伯利亚训练营青年们完全与外界的影响隔离，一点也不能与西伯利亚的人民接触。即使最前进的中国共党也反对这一点，并诉述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在国内受中国教员训练时尚无此种诉苦。西伯利亚是最后一个链环，将中国的青年与他们的国家联系著，但当他们折断此一链环而开始十一日旅行乘西个利亚大铁路火车去莫斯科时，他们已永久地离开了中国的传统。这最后的精选人员，为莫斯科所选的最坚强，最狂热的共党，最后到了遥远的俄国首都，也就是到了他们心灵上的不返点。

莫斯科有三个专为中国人设立的「大学」。第一个叫孙中山大学，于一九二五年设立，是俄国煽动中国革命和发展列宁赤化亚洲的长远计画中的一部。另外两个大学设立较晚。

在这三所学校里，那些经过六个共党教育过程，自中国小乡村经西伯利亚训练营而来的中国青年将接受特别指示，以为共党在中国实际工作的方针。

这些中国人回到中国时，他们体质上的外型显然没有变更，只是一双眼睛反映出内心的转变。那些人初看上去像中国人，但加细心观察，便发觉他们已完全脱胎换骨，人性尽失。他们完全失掉了中国中庸之道的特性。他们残暴地反对宗教，他们痛恨宗教，从天主教以至所有的东方宗教。他们的风度情调立时表示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在人群里是可以被鉴别出的人物，即使他们与一堆人混在一起，也立刻可以被挑用来。他们变化无常，随时会骤拈发作。我熟知的共党们承认这些莫斯科返来的人们死于肺病及心脏病的很多，虽然他们比在未成共党前吃的住的都好得多。

第十五章不择手段

在我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次讨论中，他们常常解述他们的目标和哲学。我对他们的哲学较有兴趣，因为不管怎样讲，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获取所有的力量，以保证中国的完全极权控制。共党的哲学是最实用的，是标准的目的决定手段学派。当他们需要时，他们便极坦白清楚地拿出来，所以在我与他们几次交谈中他们透露出来，他们使用诡辩作为不流血的武器，以适合他们的目的；在另外的情况下，则使用恐怖政策及严厉处刑。

共党对老少的训练都是一样，特别是对选拔年青人培育成领袖者，更基于三点哲学原则而加以训练。

（一）为达到目标，所有手段都可以使用，甚至用法律明定出来。（二）为保卫，保存及促进共产党，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可以牺牲。（三）不管什么人，或为了什么理由，只要是反对共党的革命便须予以压制一位张国勤先生有一天碰到我，他告诉我他曾说服国民政府的官员，表示他这一生只有一件事要作到，就是与可恨的日本人打仗。他得到信任，政府给他官方证明，并给以旅途的方便，自新嘉坡乘船到一个中国的自由口岸，再送到华北，通过国军的战线送到河北。他说，他在那里可以发生很大作用。他把这些事安排得天衣无缝，因为事实上他是一个老共产党。那真是一个讽刺，他在战争中竟是共产党河北全省的警察长。他给我找了许多的麻烦，我们彼此不断的战斗与斗智。由于国际上的经验使他的狡奸更为尖锐，由于他与华北共党方面的官员及共党有联系，由于他和新嘉坡的华侨有渊源，所以他对共党贡献极大。

有一天张国勤用辩证法告诉我一个故事，意思是指示我一种道德。他述说「伟大的平行原则」。

「你是教徒，你崇拜十字架，我是共产党，我崇拜斧头与镰刀。我知道你们的耶稣到人间来，自己死于十字架以挽救人类。你宣扬他为所有的人牺牲了自己。好，我们共党的目标也是一样的，但有一不同之点，基督教们讲天堂，我们不讲天堂，共党要把劳工自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将社会变成一个快乐的社会。我们的方法和你们不同，基督教已经失败，我们将会成功。基督教劝解人们使得内心的了解，而得不到成功。共党以政治，军事，经济的方法说服人们以达到目的，而决不会失败。」

自然我和他辩论，尤其是他强调使用说服。而我也得到一点满意的，是使他承认自实际的观点看来，共党的说服并不能发生效力，只有用力量才能达到世界的共产化。

张国勤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时是一个共党理论家，有时他又能柔顺，他的精明的心计可以作出有伸缩性的婉言殷勤，而不是锤砧相对的技术。他的态度激烈，又配上一付粗野冷酷丑恶的面孔。他原籍广东，矮胖而坚实，但他没有南方人所有的迷朦眼，他有一对机警，敏锐，尖利的眼睛──一种杀人不霎眼的眼睛。

有一次他问我给多少人施过洗礼。我想了一会，计算了一下，当我用正确的数字回答他时，我感觉到骄傲与感恩。

他重覆一句那个数字狂然大笑起来。

「三千，十年工作得到三千信仰者──真是开玩笑！」他嘲笑的叫著，移动他的肥胖屁股，笑得摇摆起来。「一生的努力得到这点悲惨的纪录！」他继续说。

他使我发起火来，我冷冷地告诉他我不以为十年就是一生，我以为这个纪录是不错的，我还有许多年可以工作，我还不及四十岁，以上帝的帮助，我将二倍三倍这个数字。

他一点也没有注意我，仅是侮辱地狂笑，他的小猪眼不再尖锐了，由于激动摇摆而闭成一条缝。

「三千！多可笑！怎么，你将看到数年之内共党将囊括全中国，所有亿万的人民！」

我站起来走了，但我感到困恼与不适。我已看到共产党在这里暗暗地逐渐扩展起来。我可以猜想到共产党在其他的地方一定也这样作。他们的信仰者一定是不情愿与不热诚，因为他们是被武力「说服」，是在恐惧下依附。在共产党长期的监视下，人们知道稍有反对的行为即被处死，或最少也是不断的困扰，麻烦与不宁。恐惧是一种毒瘤，它把人民都吃掉。外来的参观者，尤其是外国人，还有来共产区采访的新闻记者，都被表面上人民的驯良，共军的纪律所欺骗。每一个人都像是完全自由，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完全自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如不这样说便将被处以严刑，也许就是死刑。

因为我长时期和共区的人民接触所以我能知道他们真正的感觉，我能完全理解到他们大多数都是赤匪的奴隶。共党控制一地区几年后人民便被统治得极坚固，常常集团移动，没有方法摆脱出来。外国人和新闻记者所看到的便是这种似乎是自愿的自由活动。技巧的共产党宣传，在这些人尚未亲眼看到事实前，先给他们一个先入为主的心理。他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好的。但他们实际上看不到什么共党的宣传是巧妙的，掩避了党及政权的缺点，而仅将有利于党的好的方面呈献出来。同时共产党只呈献出那些经得住记者们采访分析及鉴定为确实的事实。不准记者们采访的事实，或巧妙地掩住记者耳目的事实，都是错误不真实的。他们只能发现共党所要他们看或听的东西。共党永不让共区的人民和士兵阅读或保有非共区来的书籍，小册子或报纸。保定东鲁村的教友，有一次从非共区返来，带了一本蒋委员长所著的《中国之命运》，那时共产党正表面上尊蒋委员长为全国党然领袖，而暗地里却背叛他。一个共党报告警察说他曾看到那教友腋下一本《中国之命运》。立时那教友便被捕杀。在处死前对人民说他是「汉奸」，是国民党的特务。对党里的报告及对莫斯科的报告也是这样。

第四编赤祸洪潮吞噬了中国

第十六章战争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问题从开始便有许多误说及争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共产党是有计画这样做的。

蒋委员长的真正的目的是全国统一。这是他一向的目的，到了自由中国台湾，他的目的仍是如此。但是在我从中共区逃出的两年间，我曾旅行于东南亚，欧洲和美国，共产党宣传的成就，使我颇觉惊骇，他们攻击蒋委员长是反对国家统一的。甚至到了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罗斯福夫人还在她的专栏里写称：

「因为蒋介石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政府，共产党才能够扩展强大而完全攫取过中国。其他在政府中已经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家都生存得很好……」

这自然是和当代历史事实不合的，但我愿就我自己的经验和见闻直接加以叙述。一九四○年我曾看到太行山共产党大规模施用的军事阴谋。他们有计画地消灭了六万众的三军国军，但却不去袭击五十哩外的两万名日本军主力。

每当我读到蒋介石「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政府」而使共产党攫取到中国一语时，或当我听到其他的邪e谎yan攻击蒋委员长一意对抗中国共产党而不抗日的时候．我便希望所有那些不明真像或遭受朦骗的人们，应该到中共占领的中国乡村里住一下，亲眼看看他们的行为；或者应该同我一起作那一次穿过三省，历程一千二百哩，登山涉水，骑脚踏车或徒步的六周旅行，沿途并须躲避日本和共产党的战线。那时他们也许会看出，二十五年来中国之未能统一，全由于共产党少数党坚持著要在国内自己单独组织政府及拥有私人军队。坚持这个问题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自尊的政府，都不会允许一个少数党团体对自家权势作如此的轻侮。林肯曾经勇敢地面对著这样一个问题，并使美国从事内战以维持联邦在宪法下的统一。

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纷争，到一九四○年及一九四一年间爆发，其间背景可以加以简单叙述。前此我曾经谈到在那些环境和压力下蒋委员长接受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及共产党之如何发布秘密命令不守誓言，此间我愿再叙述一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初期的几件重大事件。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与共产党从事调解以谋全国统一。并特别规定如下的调解的条件：（一）取消共军编成国军；（二）解散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他类似的分裂组织；（三）共产党停止宣传，并接受三民主义；（四）停止阶级斗争。

这些条件都经共产党「欣然」接受，政府也认为共产党有此诚意。

七个月后，一九三八年四月，军事改组开始。朱德与彭德怀所统率的八路军，改编成中国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派驻第二战区，在山西北部对日作战。

一九四○年共军又增编一个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在南京及武汉地区对日军作游击战。总计当时十八集团军兵力为四万五千，新四军兵力为一万。

最有趣的事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吕正操曾约我作一位共军将领。他向我提出这项请求已非一次。他常这样说：「我们会获到胜利，你最好加入我们这一方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蒋委员长坦白地告诉周恩来说，他希望共产党的两个军都听从政府命令。他声称政府必能坚定保持对所有军队的公正态度，如果共产党接受并执行政府命令，他们的军队便会接受到与其他部队的同样待遇。但他又指明，他对共产党之坚持要求自主，不能容忍。

当安徽的新四军违背了誓言，侵入政府军队的战区内时，首次的纷争便发生了。这次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年一月，刚好在新四军改组完成之后。后来据新四军的官员们说，新四军根本不想服从委员长的命令，而只打算扩充共产党的控制区。共军和政府军的冲突造成了一项危机。政府为了维持军纪计，只有采取唯一措施──解散抗命的军队并逮捕叶挺。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试观察新四军在这一年里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完全藐视誓言，并利用与政府的合作来扩张势力。新四军在一年前整编时仅有五千人。后来以偷袭国军及强迫国军兵士加入共军的方法，半年后人数扩充三倍。它便利用这些残暴不法的军队来扩充新控制区。强徵人力以协助新控制区的扩展，一向是共产党的主要目的。

但是蒋委员长不愿意把中国的叛逆事件传到国外。他认为这是一项纯粹的国内问题，如果在国外广泛讨论或刊载起来的时候，便有失全中自的体面。因此这项消息就未予发布。

共产党晓得所有外国特派员一定已经获晓这项消息，便先声夺人发表出他们自己的新闻。以后政府再做解释时，自然要受到怀疑心理的判断了。共产党在宣传上很有技巧，他们老早便计画好他们的策略，若干年来一直在发动宣传，赢取到外国特派员的友谊，邀请外人到延安参观，并且周密地布置好参观路线。他们优渥地接待著这些作家和观察家，安排起极有利的环境，等报导刊载出以后，自然是对他们有利的。

特派员们参观的路线都经过审慎地检查，一切都经过极小心的安排。尘土扫在地毯下面，院子收拾得很整齐，访问人员所看到听到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希望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东西。

一九三八年当哈都翰逊在吕正　的导游人陪同到安国参观的时候，我曾告诉他说：在被保护下旅行中共区，你所听到的「是」便是「非」，「黑」就是「红」；中共区内的外国人，还很少有机会能对参观的外国人讲这样话。

第十七章太行山之行

当我离开顺德波兰教会后，我感到有些害怕。这并不因为我们在离开顺德后立刻便要深入太行山而开始一段艰苦的旅行，乃是因为太行山是被共产党的一位最粗暴将领所盘据的缘故。这位将领便是刘伯诚。刘伯诚曾在莫斯科红军军校攻读三年，是中共第一位受彻底俄国式训练的将领。他以每战负伤享名，混名「独眼龙」或「刘独眼」，因为在某次战役中负伤，瞎了一苹眼睛。刘伯诚在二十几岁上的时候便是一个道地的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曾加入俄国军队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作战。中国共产党中第一个投入外军残害自己同胞的就是他。我真不想碰到「独眼龙」。

在旅行途中我化名为六安佛兰克教会的杨神父，但我总担心会无意中　露出真像。我记住许多六安的人名，并准备在沿途受盘问时讲出关于六安的情形。这一切都不像我预料得那样困难。我们一路走得很快。

太行山雄伟壮丽，峭峰高耸，直入云霄，真像宋代人所绘的山水画。我们既要赶路，又要时常警戒，来不及有多余的时间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在一天之内，我们曾经走过九十多华里的路程。这一趟山路旅行，我穿坏了几双山西草鞋。

我们走了五六天的光景，到了河南境内，一头骡子替我们驼著行李杂物──里面有雷鸣远神父的书籍──另有一位山里人替我们领路。突然间在一个夜晚，山路里昏黑得不辨方向。

我们走到武安的时间，找了这个领路人，因为当地人告诉我们，前面的山路最难辨认，本地人有时还迷失方向，外人走进后更难望走出。

我认为我不应该贪图赶路忘记了日已西沉。黑暗突然在一霎那间笼罩住整个山谷，我们只好在仅通一人的涧道上摸索前进。涧道一旁是直插入云的峭壁，一旁是几百尺深的山涧，涧底流著激荡湍急的山水。只要一步走错，或脚下偶一不慎踏上一块小圆石子．便会葬身涧底。

我走在最前面。我喊著那位领路人，告诉他看不清前面的路径。领路人回答说，他也有些害怕，他准知道再往前不远涧路便会宽一些。

我们一寸一寸地向前摸索，时间走得很长，但路途却走得不远，渐渐地涧路宽一些了。这只是在感觉中如此，实际还是昏黑得不辨一物。

「让骡子在前面走」，领路人向我喊著。我们稍微转动一下，□走到前面。

「拉住它的尾巴」，领路人从后面喊过来。「我们拉紧，不要走散。」

我紧紧地拉住骡子的尾巴，安森尼拉住我们长袍，领路人拉住安森尼的长袍。这样，由骡子前导，我们小心翼翼地循路而进。骡子一面嗅著，一面在涧道上踏著安全的地面。

我们这样走了三小时。那正是二月天气，气候冷得很。沿途有冰雪的地方，更使我们备感艰困；终于在当晚十点钟安然赶到口镇的外郊。口镇是山西路上的一个市镇。

这个山城地位险要，共产党派有重兵防御。总部设在山头，居高临下，正俯视著这条孔道。哨兵从老远便听到骡蹄踏在岩石上的声音，其中一个高声喝住我们问口令。我不晓得这区的口令，便举起手来答道，「天主教会的」。上面停了一下然后说道：「先来一个人。」

我让那位山里人走上去用本地话解释。随后他们喊我们上去走进村庄。那时天色已近深夜，我们已经冻得半僵，肚里又饥，但还须经过共产党官员长时间的盘问和谈话，然后我们才被准进入当地的教堂。

第二天是星期日，恰好教堂的教士不在，我便向村民讲道。当我吃饭休息的时候，他们走进来和我谈话，他们对我所讲的话都很感觉兴趣，并且都有强烈的反共情绪。但当我们都聚在一起时，他们就很少谈共产主义，只当以后他们个别和我谈话时，我才发现他们都希望国军赶快进来。在这里照例地我又向人们打听雷鸣远神父的下落。像猜十字谜似的我把各处打听的消息凑到一起，渐渐找出一些端倪。据这里的人们说，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看到过他，听说他目前正在一个河北省的村庄闹子村。

幸喜我现在所到的地方是河北与河南犬牙子交错的地区，我可以很容易地走到雷鸣远神父所在的地方。我听到这项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刻想兼程赶去不再想多事休息。当我把消息告诉安森尼时，他也立刻精神振发起来，吃过早饭后，我们立刻动身仍循原路向闹子村出发。和我们一齐来的那位领路人，指著山头上国军所建的堡垒告诉我们，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也驻防在这山上。

「但是共产党对这件事不高兴，」他说。「他们不希望国军驻在这里。他们想把这座山据为己有，作为一个根据地。」

我向他详细地询问一切，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违反誓约，还未演成政府与共产党领袖间的公开破裂。但是我从我的经验中看出，不管共产党如何在说仇恨日本，不管共产党如何在宣传抗日「必胜」，但是表面上和骨子里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已经在谣传说，共产党纵使不和日本人合谋，至少他们在行动上是和日本取得默契的。这种怀疑很快地便变成悲惨的事实。

这地方的人民都看到战争会很快地爆发，我的那位领路人并且嘱咐我特别小心。我在穿行山路的时候，一旁是政府军队，另一旁是共产党军队。到雷鸣远神父所在的闹子村，必须穿过河南省，这一带正由国军驻防。

我还能回忆起，当我到了国军驻区又看到三年来所从未看见的政府标语时的欢悦情形。这几年来一直住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当我看到村子里的墙壁上贴满「一个国家，一个精神，一个领袖」的标语，和街上飘扬的「蒋委员长万岁」的旗帜时，不禁万分兴奋。

我们在一天傍晚抵达闹子村，但雷鸣远神父已经在几天前离开了。我当时深觉失望，但是我立刻又定下心来，这条线路我毕竟是走对了。

第十八章潍县集中营（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

雷鸣远神父死后，我计画到重庆去接替他在军队里的工作。但是我等候得时间过久，终于有一天被日本军队把我捉去。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便开始拘捕在中国的外国人，但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他们才来到教会把我送到一个集中营里面。他们只允许我随身带些东西和十本书。我包起几件衣服，四本每日祈祷书、一本中国字典和五本中国古书。我坐著军车由警察押解到定县，然后又搭上一列从太原开来的专车。这是一列搭载山西及河北南部「外国敌人」的车辆。车开得很慢，沿路还解上其他的俘虏，经过一整天的工夫到了北平。

日本占领北平已有五年，但和西方国家才宣战十五个月，这乃是他们作反外宣传的绝好机会。我从车窗看去，许多日本摄影员正在站台上拿著照像机东跑西跑地拍照，还有些用电影摄片机摄取北平外国人扛运自己行李的镜头。每个人都带著行李，提包，有些女人还推著小车。停车的时间很长，以期使摄影员多费几百尺胶片，向中国人显示日本人的势力，并使这些白种人「丢面子」。有些中国的阿妈，当要和她们从小照顾起的外国孩子分离时，竟止不住的啜泣，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只好忍著心从他们可爱的中国　姆怀中，把孩子接过。

我们看著站台上这一幕幕的戏剧，悲痛而惊骇；我们晓得我们换车的时间到了。果然不出所料，我们随即被驱下去，换乘两节开往天津的车辆。到天津又换车一次。其实换车是不必要的，这只是为了做给中国人看，并且故意给我们添麻烦。

到了天津，又搭上一批外国人，然后向南开往济南，再换车，又是一些人来站台拍电影，随后又走了一整天抵达潍县。潍县在济南和青岛中间，美国在中国的最大长老会便设在这理。长老会地址距潍县城两哩半路，有许多美丽的建筑物，一所医院和一个学校。美国最著名的出版商鲁斯，便生在这个教会里面。

当我们从潍县车站搭上卡车时，，我便猜想到我们的目的地，因为我很熟悉这里的长老会，我晓得它的大小设备正好是一个理想的集中营。除此，长老会四周还有很高的砖墙，自然提高虍做为监狱的价值。日本人只须在墙头上添设几个哨兵监视台便可以了。后来他们在砖墙四周掘起极深的沟，并在外面圈起电网。

我们在薄暮中走进监狱的几层大门，谁都不晓得那天能再走出来，直到盟军胜利将我们救出之前，这里一直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获释，但我们都确信有这一天。

我们一共有一千七百名被禁，其中一千英国人，三百美国人，其余四百人是比利时人，荷兰人，挪威人，及若干南美人。有的是全家老少，也有单身男女。也有像我这样的神父，此外还有些法　克教士，那稣会教士和玛丽诺尔的教士。

这些散居在华北和华中各地的外籍人士，多年来总过著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住著舒适的大房子或宿舍，雇用著训练有素的中国佣人，又忠诚，又可靠。每天坐著黄包车或汽车上下班。家里的孩子有　姆代为照顾，公事房的零星琐事，有买办代为安排。现在的生活却完全变了。

日本人的组织是极端可怕的。我们必须从被投进的混乱中制造出秩序。

人都是能适应环境而有机智的，我们这一批人也不会例外。一千七百人组成一个小城市。领袖从众人中出现了，有技巧的人开始组织起伙食团，一切都安排得整洁而有秩序。

所有日本人在中国及亚洲各地控制的地区，如上海，马尼剌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被拘的外国人都有同样的行动。所有男女老幼都在用尝试错误法来学习如何适存。

起初我们觉得非常困难，因为大家都不晓得怎样做，但是我们慢慢地适应了环境，我们成立起委员会，开始合谐地工作来谋求自己福利。

我比其他一般人都能适应这种环境，因为我过惯贫苦的生活，并且习于劳苦的操作和户内工作。实际说来，我在集中营住著反倒比外面更为舒适。在安国我们每星期只吃两次面包，在这里我们却每天有面包吃。在安国时从来没吃够面包，到了集中营后，我立刻志愿地作厨房工作，这种情形在日后回想起来还很觉可笑。我从来不会烤面包，其他的外国人都是受人伺候惯了，也都不懂厨房的工作。

我们必须一面做一面学，于是有许多错误发生。进集中营不久的一天，我在汤里放上一大把盐，我深恐没有人能喝得下去。但每个人都喝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们没有旁的东西可吃。有时候面包烤焦，有时候汤调得太稀。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吃下去，否则便要饿肚皮，每个到厨房工作的人，慢慢都学会了用配到的东西弄出些可口的食品。

日本人配给的食物，不合胃口，特别是母亲们为孩子们头疼。他们晓得，如果他们能和中国人取到某种联系后，他们便可以从附近村庄里弄到些鸡蛋或其他食品。我想方法和集中营里的中国工人拉摆，并详细计画一切。

有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这是做黑市生意的很好地点。其中有一位神父叫斯坎兰，愿意作走私食品的首领。斯坎兰是澳洲人，原籍爱尔兰，秃头顶，红头发，讲话柔和而缓慢，一举一动都有尺寸。但他的意志却坚强果断，因此集中营人便选他为首。

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络走私鸡蛋工作的是一位康太太（中国基督教徒），也是一位心细赡壮的人。

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间，靠近一条　水的水沟。水沟从地下通到集中营外面，出口地方用铁栏挡住。斯坎兰便利用这条水沟做为走私鸡蛋香烟和食品的孔道。他尽量爬到水沟的尽端，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从外面隔著铁栏把鸡蛋或小包递进。我时常跑去帮忙，特别是当大批货品递进的时候。作这件事经常是在夜间──黑暗里摸索著做。

第十九章功败垂成

集中营遣送工作几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但这并不是魏因贝格上校的过失。魏氏是亲眼看到中共施用阻挠破坏阴谋的第一批美国军官之一，日军在这带地区刚刚投降后，中共的阴谋便开始；当全世界在欢悦庆祝时，共军的破坏更形变本加厉，而使胜利走入悲惨的失败之途。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投降，共产党在当月便向自己的政府公然开战。魏上校看惯了美国有效率的迅速方法。美国飞机从澳洲海面到　厘把板间轰炸日军时，在运输工作中魏上校出力很大。

他认为他可以制定一个好计画在极短期间内遣送集中营人士；美国人已经完成许多伟大而艰钜的工作，这件事在他看来等于一件轻而易举的儿童游戏。

他费了几小时工夫拟定一项周密而详细的计画。他的计算是根据集中营的人数，和一列车车辆能向北平输运的人和行李。

他计算著他能在一天之内用三列车把整个集中营人都撤走。他相信他能弄到这许多车辆，并且在需要时再多加些辆。我们很明晓此间的铁路情形，并预料到共产党的不合作，便告诉他说，这倒不是一个需要多少车辆的问题，而是目前还有多少车辆的问题。但是魏上校认为我们是悲观论者，在长期拘禁下，志气已经消沉了。除此，我们这些外国人住在行动迟缓的东方国家时间过久，难怪我们已经不了解迅速有效率的美国方法。魏上校的热心很快地就冷下去了，当他把纸上计画付诸施行时，他发现到不仅找不到三列车，连一列车的车辆也凑不齐。他获知这条路线是单轨线，需要多少次的搬闸和调车。他觉得事情不像开始想像的那样容易了。他并没有失望，还继续推动。集中营里的几位中国通和我共同与共产党将领商妥一项约定，如果我们能在十五天内撤离集中营时，他们便不加干扰。

以前魏上校是时刻紧张忙迫，我们曾劝他不必著急，现在由于情势的复杂，他开始随处小心，我们便看出我们无法在约定的十五天里腾空集中营。

我们现在却要劝他加紧推动了，因为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不像我们那样清楚，他不太介意这十五天的限期，只是按部就班，慢慢耐心地审慎而行。十五天过去了，我们只撤走两列车的人和行李，不到集中营全体的半数。共产党开始炸毁郊外的铁桥，使单线铁路无法通行。

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各方面证实共产党正在有计画地破坏政府财产，合作的允诺一直就是个骗局。对日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了，他们不再偷偷摸摸。而开始公然活动。于是在公开战争中再加上宣传。他们拼命在宣传一项理想，自称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的「土地改革者」，企图把中国人民从「贪污无能的政府」下拯救出来。对那些在欧洲及太平洋击败法西斯国家后已经厌战的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乃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与盟国军队无关。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回家过日子。这种自然而正当的情绪，便为共产党宣传家所利用。他们在各处都有工作人员，发动出「我们想回家」的运动。

当我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了北平时，我惊骇地看到了这一切事项。集中营最后是经空运撤走的，我离开得最晚，那时距日本投降已经两个月了。

行动重获自由是顶开心的事，我把北平作了我的传教中心，因为我的主教要求我住在北平照料各地来的难民，战时飘流在后方的人士，这时正有许多都取途北平回家。我没有时间享受这良辰美景，因为我每天从早忙到晚，工作完毕后还阅读新闻，推测时局的发展。

当时北平各方的推测，都集中于马歇尔使华的问题，马歇尔将于十二月来中国调处停战，以期使中国获致永久和平。这消息是魏德迈将军在上海宣布的，魏氏曾协助中国政府阻止住日本军的最后一次攻击。

我也像一般人似地，认为在美国调处下中国会获到和平。但是我一向怀疑共产党的诡计。我检讨最近的事实。九月，俄国人攫取了东北（违反了八月十四日的中苏友好条约），并且与叛逆的中共政府成立联合阵线。十月，中共在芝罘挫抑了美国海军上将巴比。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蒋委员长的谈判破裂而离开重庆。十一月，巴比（当时正率领美国船苹将国军运往东北）在与苏俄代表商谈并视察在俄国保护下掘壕备战的数千名共军后，便自营口撒出。巴比的军舰在葫芦岛遭到了共军的炮击，被追撤退。俄国人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渐渐地，我们听到了许多惊骇的事件和共军的拖延诡计，当国军跋涉北上到了东北时，发现已由俄国所装备的中共军队作有计画的占领。

十一月十一日蒋委员长夫妇抵达北平作十日视察。这是他们十年来首次回到这个可爱的古城，他们此次的凯旋回归，象徵著对日战争的胜利。饱尝八年沦陷痛苦的北平人民，欢悦若狂地在大街上列队欢迎，游行队伍直摆到他在东城所住的官邸。

几天后，他派信差给我送来一封书信，邀我到他的官邸。十七日，委员长秘书沈昌焕接我到官邸晋谒。

蒋委员长的官邸，是以前一位傀儡政府首长的住宅。日本投降后这位傀儡首长被捕，由政府接管为官舍。这所住宅并不华丽，在一条胡同里面。沈昌焕告诉我说，他们选择这里给委员长作官邸，是因为这里环境幽静，容易保卫，起居工作都极舒适。我们走到大门，卫兵雄纠纠地敬礼，领著我们穿过花园。十一时我们被导入内宅，正如沈先生所称，房屋舒适宽敞。委员长正在参加军事会议，留下话请我宽坐暂候。在等候的时间，我和沈先生闲谈著话，彼此交换战时的经历，他告诉我在重庆时的情形。我告诉他在河北省共产党占领下及两年半潍县集中营里的情形。不一会，一位副官走进。告诉我们会议已经结束，领我们穿过走廊。走进一个大客厅。从客厅可以俯视前面的花园和胡同。

第二十章马歇尔使团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上海方面已经获悉美国前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将以杜鲁门总统特使身分来到中国。他的使命是调解──使中国获致渴望而必需的和平。马歇尔于十二月飞抵上海江湾机场，在搭车赴外滩附近南京路的华美饭店时，沿途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上海市曾谣传战后的和平已告消逝，但在学生、店员、民众和政府官员的欢呼庆祝下，这种恶耗一时沉寂下去。中国政府在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天和俄国签订一项条约。但俄国随即把它撕毁。它参加太平洋战争不过六天。在这期间内，它把军队从西伯利亚调入东北，静待时机。甚至日本投降后，俄国军队依然先国军而涌入东北。然后便开始勒索。只有中国国民政府允许和俄国共有东北的富源和工业时，它才允许国军开入东北。

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这种勒索行为。中国政府自然也不示退让。俄国人早有计画像饿狼朴食似地准备立即攫取东北的工厂，军火库和矿产。他们抢走了各项设备，运走整个工厂，拆毁矿厂，并以闪电速度掳掠价值八亿美元的工业设施。他们把从日本军队掳获到的大量武器交给中共，他们不仅「允许」中共进入东北，并且竭诚欢迎，因为这是莫斯科的命令。当苏俄红军从东北退出时。中共已经占领了东北，并获到充足的武器。

西方国家的人也许觉得奇怪，何以这样严重的罪行竟没有使世人周知，他没有引起公愤。中国领域太大，东北又与外界不相接触，纵使在正常情形下，新闻的发生也须在很久以后才能传出。东北曾被日本占领十四年；华北也大部在共产党控制下，共产党准晓得新闻不会　露出来。日本投降后所修复的铁路，一再为共产党破坏，他们决心想扩展他们所能控制的地区。

中苏条约中明白的规定，俄国在东北的军队，最迟须于十一月十四日撤出。但是十一月十二月过去以后，苏俄丝毫未表示出遵守中美的要求，提出行动上的报告。莫斯科从未就东北问题与重庆或华盛顿商讨。掳掠的消息与日俱增，人们并在恐惧，一旦共产党允许中国或美国代表进入东北时，他们会发现如何可怕的景象。那时锦县驻有国民政府的军事官员和观察员，有些消息可以从这里透出，但直到有些英美特派员不耐烦等候许可而迳直北上F新闻时，俄国人掳掠东北的情形才大白于世。他们带回来许多苏俄在东北暴行的实况，大规模破坏财产，移走机器及原料，和俄国人与中共的合作情形。

美国没有向苏俄提出抗议，美国在十月间并且表示让步从东北及华北海面撤出海军。随后杜鲁门总统又派遣马歇尔来华调处政府与共产党间的纠纷。

马歇尔到重庆时，与委员长和周恩来晤面，这位在朋友和敌人眼里都是传奇人物的周恩来，在马歇尔身上也没失掉魔力，马歇尔自始便没有真正了解共产主义的真疋性质，也不了解共产党像周恩来那样的双重人格，周恩来能够就环境的需要随时摆出一副学者的姿态。马歇尔使团之造成悲剧，在于若干美国政策决定者都有意无意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及「土地改革者」，只希望把「民主政治」带到中国。马歇尔所奉到的指示的一部，是当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交给陆军部的一件备忘录，其中指称中国共产党为「所谓共产党」，这句名词的本身便足以证明出当时美国总统，国务卿及其他官员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其实中国共产党一直便名符其实地真正是莫斯科所称的共产党。几年以后，当时机成熟时那位天字第一号的中国共产党头子毛泽东便强调宣称抛弃了「土地改革者」的伪装。

在重庆，马歇尔拟定了双方停战的办法，并且成立三人委员会，由政府、中共及美方各派代表一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订停战令，并规定立即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都，执行停战协定。美国代办罗伯逊任军调都美方委员，郑介民代表政府，叶剑英代表中共。白鲁德准将下设执行组，他把美国式的迅速效率带到中国。白鲁德于一月十一日抵达北平设立军调部，十四日便开始工作。

执行组开始组成包括三大面代表的停战小组，由美国军机搭运各冲突地区或有冲突威胁的地区，阻止或防止战事发生。每个代表都有同等的决定权。所有问题必须交到军调部，由三人委员会以一致同意方式获取决定。

政府与共产党所同意的一项重要问题，是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的合并。蒋委员长已经看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发生时的联合阵线是如何被共产党所藐视。但是美国深信联合政府可以组成，并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因此蒋委员长也极愿再试一次。共产党拿出一贯的手段，接受这项意见，但拒绝签订任何协定。马歇尔环绕中国，飞行了三万五千哩，视察停战小组的工作情形。他在三月一日出发，五日返回汉口，然后对四位美国新闻记者说，各地停战小组的工作情形很良好。他的视察旅行在第二天结束，对一切都表示欣快。当晚又对这四位记者以轻松的态度透露了一项不得发表的消息说，他已经研讨一项计画，并拟立即付诸实施。拟定的计画是在张家口设立一个「小西点军校」来训练共产党的军官。

马歇尔也认为周恩来对合并军队问题采取延宕手段。但他又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迟迟不决，是由于周恩来恐怕「丢面子」，服装不整的中共军队，在制服鲜明、装备良好，受过美式训练的国军相形之下，便极为难堪。马歇尔既然有了这点看法，于是想出一个方法来维持周恩来的自尊心和敏感。他说，他已经告诉周恩来，美国打算在张家口开办一个学校训练中共军官。美国军官不仅把美国军事方法训练中共高级军官，并将训练他们美国武器的使用，在训练中，美国自然会提供些武器。

当时竟有一件巧合的事件发生，当马歇尔向周恩来建议成立共产党军官训练学校后，周恩来便在二月二十八日签字合并军队的协定。当马歇尔把他如何「说服」周恩来的情形告诉这四位美国记者后，有一位记者竟不顾这项是非正式谈话，也不顾马歇尔的禁止发表，便用电报把这项新闻拍回国内的报馆。但是为了某种原因，这个「小西点」始终没有成立，不过已经有若干美国上校陆续抵达北平，准备在这军校里担任教职，直到初夏时，至少已经有三十名上校储备在军调部的大楼里了。

军调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里面。战时被日本强占为军医院，大部份设备都被折除，必须加以大规模的修理才能恢复。但仍是军调部办公的理想地方。当时，美方人员住一楼，共产党住二楼，政府人员住三楼。

当这些上校抵达北平准备首途张家口时，他们没想到会长期耽搁下去。后来人数越多，时间越拖越长，他们仍然留在北平等待命令；于是他们把他们所住的那角楼房命名为「一万名睡觉上校的庙。」

同时，共产党的阻挠伎俩开始表面化，内乱又形炽烈，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背弃它不阻止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诺言。

停战小组也开始陷入难境，美国官员发觉到视察战场工作无法进行。美方提出一项议案，主张修改一致赞同的规定以谋打破僵局，中国政府表示赞成，中共代表反对。

五月初，军调部的视察小组工作，阻碍愈形增加，共产党小组代表一再拒绝小组的活动，于是美方再度建议，视察活动应取决于多数可决票。中国政府再表示赞成，中共代表又予以拒绝。

党军调小组到各地调查时，也发生了许多事件。至少有两次中共军队曾开枪射死政府方面的小组调查员，另一次一位美方战地调查员为中共狙击兵所枪伤。

三月十二曰，马歇尔返国报告，四月十八日再返回中国，随即压迫国民政府停战，并使中共保持他们所占领的东北地区。驻守在锦县的国军一直在等候俄国人遵守证言撤退出境后进驻他们自己的领土，但他们现在已经发现，只有击败中共才能收复失地。他们开始进攻，很为得势；但国民政府在马歇尔的压力下退让，国军的前进便告停止。

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中国后的行动，使有识见人感到惊骇，他们看出马歇尔是在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中共的阴谋，逐日有惊人的暴露，马歇尔的政策和行动，却是令人匪夷所思。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由渖阳方面传出一项特别使人惊骇的消息。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员韦勒，揭露出苏联高级统帅与中共的一项秘密协定，俄国保证以五千名军队及官员协助共产党对抗国军，中共军队由俄国人指挥。协定签字日期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刚好是共产党在重庆签订停战协定后的九天。

马歇尔使国在华的期间，共产党完成了极大的进展，并且奠定起他们日后攫取中国的基础，因为他们在军调部里，享有与国民政府及美国同等代表的地位。他们特别努力争取美国官员的好感，不断邀请美国军官参加舞会，谈话间总是攻击政府。一位美国上校经常把共产党的策略和阴谋告诉我。我也告诉他我在河北省和共产党相处的经验。他怂恿我去见马歇尔，把六年多的经验向他详细报告。我对这件事并不太积极，但上校告诉我，这种资料一定会受欢迎，第二天我便到军调部，设法和马歇尔约定一个晤谈期间。

我在军调部会到格兰特上尉。格兰特的哥哥和我一起住过潍县集中营。他们的父亲是协和医院热带病专家，都是十足的中国通。他们都能讲流利的国语，在华北各地住过家。

格兰特上尉和我闲谈了一会，最后我和他讲出来意。

「马歇尔将军很容易见面」，上尉对我说。「你还有很好的资料，他更会愿意见你。让我先替你安排一个时间，然后在一天前通知你。」

我走回去搜集起一些我认为是马歇尔特别感觉兴趣的资料，然后静候格兰特的通知。两天三天过去了，没有得到消息，从报纸上我看到马歇尔即将离北平的消息。我决定亲自到军调部看看时间安排的情形。

格兰特上尉不在部里，我打听出在那天我和他会面后一小时，他接到紧急命令派赴渖阳，立即搭机出发，来不及给我送信。我被领到马歇尔将军办公室的前会客厅里面。一个中国人坐在那里，态度粗野无礼，完全不是老派中国人的作风，一望便知是标准共产党神气，特别是刚爬上重要地位的人，也是如此。但是从样子看去，我必须和他接洽事情。于是我便告诉他格兰特上尉曾答应我代为安排会晤马歇尔将军的时间，但因紧急奉命离开，没能办妥。我并且又解释说，他也许替我安排了时间，但来不及通知我。我又告诉他，我愿意在马歇尔将军离平前找个适当时间和他会面。

他看著我，露出满脸不屑的骄傲神态。

「将军太忙，他不能见你」，他带著蔑视的口气。「再有，你想和他说的话，他都知道。」

这种无理取闹的态度，使我非常光火。

「你怎样晓得我心里的事？」我向他道。「我并没有装作晓得你心里的事」。

他讽刺地答覆我一句，我们起了一场小争辩。我看出他根本不想替我查一查格兰特是否代我安排好时间，也不愿替我做任何其他帮忙；又因为马歇尔很快地就要离开北平，我便不曾再做会晤的计画。

一般说来，会晤任何美国官员都是极容易的事；我在到北平后办理难民救济工作中，几乎经常和他们来往。我真不晓得军调部里的那位中国人（虽然认为他是个共产党）何以竟是那样态度，直到后来我遇到军调部美方委员罗伯逊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此中的原因。那是在中国枢机主教田耕莘的宴会上。曰耕莘刚受任北平总主教职，初到时人地生疏，在准备宴客前，我曾帮助他拟定中外宾宴的名单。我和罗伯逊走到一个清静的角落开始长谈。他对我在共区的经验极感兴趣，他说，「你应该去会一会马歇尔将军。」于是我告诉他那一次的经过。罗伯逊皱起眉头摇摇头。

「我曾经听到许多人对我这样抱怨──他们也和你一样碰到这种事情」。他说。「也许是马歇尔周围有些人有意地不使某些人和他晤面」。

我们没把这问题继续讨论下去，因为他已经很觉不快。当时马歇尔所用的一名最重要中国人员──翻译兼秘书长，是景纽奇（译音），一位美国留学生。景曾经写过一本书，一九四九年四月由香港新民印书局出版。书名是「美国与蒋介石阴谋的秘密报告」。

我在一九四八年初逃出中共区，临时暂住香港避难，就在那时看到那本书。一九五○年初抵达美国后，有一天我接到诺兰参议员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参院内就美国对华政策演讲的誊印本。在演讲中，诺兰告诉参议员及美国人民称，他有充份证明，确证美国在华反共政策的重大变化起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的莫斯科会议。他在景纽奇的书里发现到他连续证据中所失落的一部份。他提出景氏原书的照像。诺兰认为这是「在中国的希斯──陈伯伦文件」，他说，「这项文件对美国人民极端有关」。诺兰继称：原著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在中国政府档件保管处获到秘书主任的职位。负责处理各项美国文件及翻译工作。魏德迈及马歇尔使华时的有关文件，也由他处理。

从这本书里我获得了我连续证据中失落的一部份，使我确证我们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日期。这里我提出原书中关于这项问题的照像。这是用中文写成的。我请一个美国政府机构把它译成英文，并把全书译本交给国务院及国防部。

书中附录一里面包括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魏德迈致达蒋介石的C-62──「号最机密备忘录。那是魏德迈送达给中国的文件。魏德迈在返美谒见总统、国务卿及参谋长会商后，再返回中国晋谒中国总统。下面是他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

「下面是我返华府述职的经过」：

「与总统会商」。

「他保证对阁下及国民政府继续予以支持」。

这是一段极重要的资料。我以美国参议员的资格，首次获悉，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时，美国总统杜鲁门还曾致书中国总统「保证对阁下及国民政府继续予以支持」。这是一个毫无保留条件的保证。

这是一项极重要的资料，如果政府对美国国会及国民坦白相对的话，这应该包括在对华政策白皮书里。不然，白皮书只是洗白国务院悲惨错误的公文吗？

像景纽奇那样据守要津的人，自然晓得魏德迈和马歇尔使华的全部秘密。他很聪明地隐藏起他的真正行迹，但当南京陷于共军手中后，他并未随政府撤到广州，立即北上到北平加入共党组织。四五年间，他一直获著美国官方的信任，并且窃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曾公开发表声明，主张在联合政府内中国共产党的「公正及有效的代表权」。像景纽奇那样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很晓得他们可以凭籍著各板已获到的利益来进行内战，而不惧怕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并不等于揉合一致，也不等于两党的临时合并。这乃是共产党渗透及侵略的机会，最后造成完全控制，毁灭所有自由及民主因素，建立起强大的极权政体。

试以联合国救济总署刚到中国时共产党的行动为例。中华民国政府是与联合国订约的国家，也是联合国里的会员国，它从不想把联总救济物资不发给中共占领区，也没有共产党或非共产党的歧视。

中国认为把中、美和联合国机构合并起来后，推行工作将更形顺利，于是联合国救济总署便组成中国行政院救济总署。

但是共产党立刻便插进脚来，攻击行总的工作都为国民党把持，要求共产党应该参与此事。当马歇尔来华的前数周内，国民政府正在与马歇尔热诚合作时，共产党特别强调这一点。共产党的计画，一直在企图与国民政府的同等地位，强迫承认他们是政府的地位，而不是一个政党，并坚持享受政府的看待。

在中国的联络，有许多优越而公正的职员。里面也有许多共产党工作人员，左派份子和投机主义者。共产党又自己组织起一个「共产党解放区救济总署」，一切都依照行政院救济总璁的组织。

联总和行总中有各教派的外国教士，中国教徒和中国教士。共产党的救济总署里不容留这些人，用各种藉口把他们排挤出去，使他们的机构中完全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

一个联总的中国职员曾被派至河北省中部视察。他回到总署后提出报告──需要救济品的人数和救济品的种类等。联总对报告研讨后予以通过，这位职员再返回河北省中部监视救济品的分配。但因其中一部物品是注明配给中共地区的，一位共产党救济总署的共产党代表便坚持同行。

当他们抵达区界时，这位共产党代表要求和这位联总职员谈几句话。

「谈什么呢？」这位联总职员问道。

「你必须告诉那些接受救济品的人民说，所有这些好东西都是从苏联来的」。

「为什么要那样说呢？」这位联总职员反对道。

「为什么？」那位共产党说。「因为苏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联总是一个联合国组织。因此俄国是这些物资的供应者。」

这位联总职员反对这种辩证法的诡辩。他的这位共产党同伴已经显明地表现出，和一位「同志」辩论是无用的。这位联总职员非常机警，他想了一会，耸了耸肩表示接受。这位共产党员走到工作地区后，集合起老百姓演说，解释这些救济品的来源。在指定的时间，老百姓都聚齐到卸货的地点，这位联总职员请他们参观外国友人送来的赠品。

「诸位请看，这些箱子桶子和匣子上面都印有「在美国制造」的字样」，这位联总职员在依照中国习惯讲了一套话后说。「但是你们不能相信你们所看的这几个字。因为这些东西上虽然印著「在美国制造，」但实际并不是从美国来的。那是从苏俄来的，苏俄是特别关切中国人民的国家。」

讲到这里，他抬起眼来看看天空，随后又用讽刺口吻强调这句话，那位没有受过教有的共产党根本不懂这话的含义，反而洋洋得意面露笑容。但老百姓们都晓得他的意思。他们在战争期间曾经尝到共产党的统治，他们晓得共产党不会关切他们，他们更明了那位联总职员对他们这番话的真正用意。

共产党一直在使用诸如此类的伎俩，来破坏从事和平的真诚努力。

此间尚须提及，共产党在一九四六si月十五日曾宣布东北入于战争情况；马歇尔在四月十八日回到中国后便对国民政府施用压力，使共产党保持他们在东北占领的地区。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前，马歇尔一直在坚持中国的国内和平。阻碍和平实现的乃是共产党。他们对世界高谈和平，但实际则从事战争。

一九四七年一月，马歇尔放弃了他做调人的努力，并且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及共产党的声明，马歇尔使华的工作结束，从此以后，美国便接受了中国入于内战情况的事实。

第二十一章逃出中共区（注）

当我在北平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时，我曾设法改善我们在安国的经济情形，但未能成功。我们在安国的教会。曾受日本人掳掠两次，日本投降后，又全部为共产党所蹂躏，从我过去的经验，我晓得只要共产党把东西抢走后便很难追索回来。

我曾几次用我的主教的名义，设法请求军调部的协助，因为我希望从有力方面收回我们的财产，或至少收回使用权。他们回答说，共产党已经把他们第七中学的五百多名男女学生，移到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教会改成「教育」中国青年「师资」的地方。

我每次到军调部拜访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时候，都赶上他「生病。」他身体非常健康，我曾在军调部附近看见过他和几位军调部官员在一起，因此我晓得他的生病乃是一种政治病。

我坚持著要见他，最后，一位较低级的共产党顾柏年（译音）和一位叫乔治哈泰（GeorgeHatem）的负责接见我。

关于乔治哈泰博士的情形，我知道得从少，他一直用一个中国姓名来掩饰他的身分。远在战争初期，一位波兰女人雷夫苏丝曾旅行延安，并且在一九四四年写一本书「鲨鱼鳍和小米」替中共辩护。她在书里面曾叙述到在延安晤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袖，其中包括哈泰博士在内。

她在书中写称，「各方面的人都加入我们的工作，协助我们的计画。最初一位是马海德博士，虽然是中国姓名却是外国人。他年纪有三十几岁，身体不高，但很健壮，走起路来有些弯腰。脸色梭黑，深眼窝，眉毛浓重，态度很和霭。他讲起英语来像美国人，讲起法语来像法国人，讲中国话像中国人，还会说些近东国家话。我们问他难解的问题时，他总是一笑置之，我们便认为他是个美国土耳其人或叙利亚央岐人，但是他不愿意我们问他的籍贯和真实姓名。有一次他曾对我说，『在我没入八路军之前，我是个一无所长的人』………」

哈泰博士是一个很奇男人。他是北加罗林纳州格林维里的美国医师，父母是美国叙利亚人。一九三七年他开始世界旅行，到中国停留下来，直入内地，住在中共地区，在延安用马海德的假名，并且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国女伶人。他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中共的卫生部里服务。

一九四五年春季，哈泰住在张家口，那时刚好有一批美国特派员去访问共产党的「晋冀察边区司令」聂荣臻，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一日）苏联飞机轰炸张家口，八路军突入张家口市，造成大混乱的局面，随即被蒙古军及俄国军队所驱出。俄国人忙于拆运军火厂和工厂及移运日本人所储藏的弹药。但当俄国人在十一月撤离后，八路军再度返回，把张家口作为他们临时的首都。

哈泰坚信共产主义，他曾经对美国记者莫拉德说，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的，俄国人应该留驻东北，因为「他们的用意是良善的。」

哈泰和我会面时态度非常客气，以后各次会谈时，大部都由他发言，顾柏年只是偶尔插入一两句话而已。

我要求归还我们在安国的财产，并且争持我们土地被没收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共产党曾在河北中部一带再分配土地，每人只准有三英亩多耕地，并须付些地租。在理论上来说，这些土地足够维持一个农民和他家庭的一年生活。超过三英亩以上的田地，租税加重，结果倒不如放弃耕地合算。安国的教会里，包括有主教，神学院，孤儿院，修道院的修士修女教友等，总计有二百七十多人。我们一共有七十多英亩土地，远不及共产党的规定。共产党为了要防止我们日后购买土地起见，宣布除少数孤儿外，我们都是寄生份子；就孤儿数目算来，我们的土地超过了规定量，于是把其余土地予以没收。这便是他们攫取大部教会财产的方法。共产党摧残教会的另一方法是宣布薪给制度为不合理。他们规定出薪给标准，然后根据这标准计算应还的拖欠款项。

他们很容易地可以证明出义和团以后的免税规定是不合法的，根据该项标准，应要求教会向共产党偿付欠款。他们并且认为追加利息也是极正当的。在这数目上再加上钜额的罚款，并要求立即偿付，总数常超过教会财产的总值，因此纵使教会倾家荡产也无法清偿这笔债务。他们用类似的阴险手段，希望毁灭教会的声誉，破坏教会存立的凭藉，阻止教会推行工作；总之，不外迫使教会离开共产地区。当他们觉得在某地区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便揭开假仁假义的面目，声称教士都是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份子，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如果这些手段还不足以实现阴谋时，便进而控诉教士是日本人的合作者。这是一个极便当的方法。进一步他们便可以制压每个地区内的反共产党份子。

我开始和顾柏年、哈泰讨纶我们土地被没收的问题。我老早便预料到他们的答覆。

他们滔滔不绝地用辩证法解释共产党的目的，冠冕堂皇地讲述他们关心人民「幸福，」狡猾地坚称他们拥护平等与自由。

「你们不是真正那样穷困」，哈泰说，「实际说来，如果我们想压制天主教的话，我们便有力量那样做。但是我们允许你们有宗教自由。」

我用我自己的一套话来回答他。

「一位共产党军人要求占用我们的一部房产，」我对他说。」我向他提出抗议。『我们不是也亟需要这些房子吗？』我问他道。『自然，』他会这样回答。『但是神父也许看到这支手枪了吧？』

「自然，我看见手枪了，」我对顾柏年和哈泰说□「在这种情形下，」我讽刺地讲道，「我们承认共产党统治我们的绝对必要性。他有红军作后盾。我们只凭借正义和公道，这些美丽而有意义的词句，并不能感动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平等吗？」

这两个人祗笑了笑，讨论就此结束。

另有一次我去拜访叶剑英，又碰到顾柏年和哈泰。这一次，我向他们诉述共产党占领安国教会的事。

「你怎么能说你们的房产是被非法占据的呢？」哈泰问我说。「我们只是占用了你们所放弃的房子。如果你们的教会跑掉，使房子空下来而无人照料时，自然我们就要占用你们抛掉的房子。不这样便是违法的浪费。」他狡辩著说。

「但是神父们为什么要逃走呢」？我问道。「再有，基督新教的教士们也都逃走了。为什么他们离开教会，抛掉工作，放弃一生的事业呢？这里一定有个原因，是不是？这原因还不就是共产党？」

他们两人都承认这或许是教士们逃亡的充足原因。

「你们不晓得共产党在江西的行为吗」？我问道。「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碰到几位法国和义大利的神父，当共产党占领江西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曾被共军逮捕，予以拘禁。后来被国军释放出来。他们告诉我很多的事情」。我随即讲出许多事隔十五载而记忆犹新的事实。

「那因为是战争，」他们俩人齐声说道。「我们不能对佛朗克的间谍有任何考虑」。当我听到这种不合逻辑的推论时，我有些莫明其妙，我随即想到在延安有一个西班牙天主教堂（里面的神父都是西班牙人），于是恍然大悟。几年前在共产党俞泉真（译音）司令部里，一位政治委员曾认为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法国人，因为他只看见过法国教士；顾柏年和哈泰只晓得延安的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他们也就认为天主敬教士都是西班牙人。因此，所有西班牙教士都是佛朗克的间谍，因为佛朗克是打共产党的，而天主教也是反共产主义的。这种推论想起来还是十分有趣，因为西班牙内乱还在一九三一年后五年，那时候佛朗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军官。

像哈泰博士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竟讲出这种荒唐话，实在使人不解。

我正想向他驳辩时，他说，「如果他们是美国人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我对共产党争取美国好感的事实，殊觉好笑。熟习个中情形的人，都晓得莫斯科已经训示中国共产党用各种方法来争取美国人的好感，使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乃是中国空前的福星。马歇尔使团来中国的期间。他们始终保持这项策略，使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乃是真正的安善良民。这两个人何以要在我的身上空费这番唇舌呢，我不晓得原因，但我却抓到这个机会。

「如果是中国神父呢？你们是否对一位中国神父更会多加考虑」，我问道。

「自然如此」，哈泰顺口答出。

「那么你们何以在胜利后一直占用著安国一位神父的房产呢？」

他们犹豫了一下。「那因为是打仗。我们现在做的事，将来便不会那样做。那只是临时性的占用」，哈泰说，顾柏年频频点首表示同意。

我们的历次交涉，永远是这样地告一段落。我一直地这样往返商谈，终归没有头绪，正如从砖瓦里找面包一样地困难。

春夏季过去了，九月间，我到山东省济南去，并旅行该省中部各地，因为那里有许多难民等待救济。十月，我又去归绥（绥远省会），继续难民救济工作。绥远位于高原，天则气爽，景色宜人。在整年间不会有七十天阴天的日子。

我极想和傅作义主席会谈一下，但当我抵达归绥时，我才晓得他正在张家口附近和共军作战。于是我转往张家口，准备和他晤面。当我离归绥前，我看到许多受过苏联训练的蒙古人间谍，从外蒙古解来。这是我一生看到的真正间谍。他们在工作时愚笨而无经验，立刻暴露出真正身分。张家口在归绥东面稍南，我先搭火车到集宁，然后随军用卡车队首途张家口。这些卡车是从缅甸运到蒙古的，经过多少艰苦，才完成了这样被认为是几不可能的工作。共产党已经把张家口向东通港口的补给线予以遮断，使在该地区作战的国军无法从附近的东面港口获到补给或军火。这一队八十辆大卡车的运输队，完全装满补给品，从缅甸经滇缅公路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昆明。然后穿过重山到重庆，再向北取途成都到西安。到西安后又须曲折西北行（因为那里的黄河无法渡过），抵达兰州后再转向东北直抵归绥。这条路程约有三千四百英里，需时四五个月。整个路程大部是崎呕不平的艰险难通山地。司机们时常要停下车来修理道路。中国在抗战期间，西南部已经发展，并且建设了许多公路；这八十辆卡车的涉险故事，乃是中国人坚忍卓绝的非常例证，且足以说明政府在初期剿共战争中所遭逢的艰钜困难。

我在集宁遇到卡车队，并且听到这段经过。因为共产党遮断交通，我无法再搭火车前进，我便拜访黄维将军，要求他准我随卡车队前往。他告诉我说。他正押队前往张家口，欢迎我随队同往。那时天已降雪，我和黄将军站在停车场上谈话时，雪下得正紧，停车场位于城中心区，建筑物已被炮火夷平，卡车停在这块空场上比排列在街道上容易防卫敌人的袭击。

当我和黄将军站在雪地里谈话时，我们忽然听到可怕的爆烈和轧轧的声音，我们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发现卡车正在慢幔下陷，轮胎陷进地里几寸。

立刻一阵喊叫呼哨声从四方传来，人们都聚起来把这些下陷的卡车从这带危险地区拖出。谁都没有功夫去调查原因；每个人都跑过来协助把卡车开到安全地带，当发动引擎无法开动时，再加上人力的推拖。这些人在几千哩的跋涉中，穿过缅甸丛林地，越过峙岖山岭，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所阻碍。不大会的工夫，全部卡车八十辆都移到马路上排列起来。当秩序恢复，哨兵重就防位后，他们在筋疲力竭下点数一下卡车──一辆都不短。

黄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们与我再回到广场，在狼藉不平的地面发现出这次混乱的可怕原因。这块被选为安全停车场的空地，实际上乃是共产党的万人冢，在九月间九天血战中死亡的一万多名共军兵士，在被傅作义击败撒退前都埋在这个大坟墓里。落雪融化使地面无法支持载重的卡车。

卡车向张家口出发后，我亲身领略到这些勇敢的司机们是如何走过这几千哩路的艰钜路程。从集宁到张家口没有一条合适的直通大路，我们只有穿山越岭或驶行于草原。最困难的是我们必须涉过许多小溪。那时候河面冻冰还无法支持重载卡车。幸喜这些小河都很浅，大部都可以涉过；遇到不能涉行的河流时，我们使用铁索把卡车拖过。我们曲折前进，藉著地图和本能的判断，寻找最容易的路途，终于抵达张家口。我们到张家口时，正是傅作义将军在三天血战（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日）击败共军克复张垣市后几个星期。从日本军投降后，张家口一直便被共产党占领者。

共产党失掉张家口后，声势大挫，若干极具经验的美国特派员，以前曾对我预测国军将永远无法克复该市。我在张家口停留了一个短时期，几次与傅作义晤谈，我非常佩服他胜而不骄的态度。共军撒退时纵火焚烧市区，傅作义立刻把城市重建起来。

傅作义对我绝口不谈他的胜利和他的军事成就。他只谈到人民在复兴国家中的合作，傅氏的伟大处在于朴质单纯，没想到后日竟为他的一位僚属所出卖，而使他在一九四六年的声名付诸流水。

我在张家口的工作结束后，我乘马北上到西湾子。这村庄是察北教区（西湾子教区）的中心，崇礼县县治，居民几乎都是基督教徒。这里是华北最重要最悠久的基督教中心，教堂建筑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像长城外的大部村庄一样，西湾子的居民几乎都是小农。除一两个农家外，在村内根本没有富人，只有十几家可以称得起是「大户」。

我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周抵达西湾子，发觉住民都在惊恐不安。西湾子在日本投降后便被共产党所占领，随即对这个中国基督教堡垒加以残酷的统治。十四个月间，他们没有过一天太平日子，直到国军克复张家口后才乘胜追击，把共产党赶出西湾子。村民告诉我说，他们惟恐共军的撒退只是极短暂的休息，因为共军在撒退后，曾分成若干小股在深夜潜入村庄，抢刺扎死抵抗共产暴政及酷刑的反共村民。他们认为傅作义下令所组织的自卫民团，不久便须拼死作战。

这种看法很快地变成事实。十二月六日，在我离开西湾子后十天，共产军包围了西湾子，及西湾子和张家口交通孔道中间国军将要增援的几个村庄，包围三天后，共军开始攻击。住民惊惶失措地逃往山里，民团中千余名英勇但未受过训练的骑兵队虽然奋力作战，但实力未足与共军相抗。共军捉住逃亡的材民，当俘虏押回。西湾子在焚烧下抵抗了一天，终于在夜间失陷，共军立即开始有计画的破坏和屠杀。祟礼全县被掠一室，几百名兵士和平民被杀戮，另几百人被俘。该基督教中心被屠杀焚烧的消息，传遍国内外各地，被称为「崇礼血案」，各地人士，对这项消息都惊疑参半。但我们这些明了共产党行为的人看来，共产党在西湾子的烧杀抢掠，乃是他们在占领一地方以后的必然结果。

共产党一向熟练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来攻陷城市。他们事先在西湾子村内组织起流氓恶棍；在较大城市中，基本策略大都相同，但计画则更为详尽繁复。城内人民有组织的扰乱和暴动，都经过详细计画，静待时机成熟起事，城外的「行动」，只是给城内暴勋的信号。从表面看来，人民的暴动好像是出于自发，是表示人民对冤苦及不公义的反感。实际上，这种「自发」的暴动，是经过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几个月乃至几年的准备。

一九四七年共产党之占领石家庄，及一九四八年之占领济南，都是共产党运用这种阴谋的显著实例。

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曾前往石家庄，工作结束后，我搭火车赴定县，但是火车始终不曾到达。共产党在铁路下埋起地雷，客车和铁轨全被炸毁，死伤若干旅客。共产党的计画是集中炸毁交通线，使这里的铁轨炸掉，那里的机车无法运转，政府在继续一再修理下，直到轨道、枕木、机车和车辆消耗罄尽时，大部地区便会因铁路不通而陷于隔绝。

他们一直地采取这种计画，把一个城隔断起来，然后以雄厚兵力突击而把该城及邻近地区攫到，使国军逐渐困处于较狄小的地区。当我坐的火车被炸毁时，我看到周围都是共军堡垒。堡垒是屹立不动的，但炸车的地方永远在他们的射击范围之内，直等到没有火车通行为止。这年冬天我看出有许多不好的预兆，当火车桥梁被炸毁时，国军只能把铁轨铺在冰面上通车。等到春季解冻时再想另外办法。他们因为过于仓促，只要火车能通行就好，没有时间精力再去考虑几个月以后的事。

二月，我又到了石家庄，随即搭火车赴太原。这班火车是正太路间最后的一次班车。正太路曾经屡遭破坏，旅客只有一段坐车一段走路，等到我到太原去的时候，那已是最后一次能够开行的班车了。

我到了太原以后，心情愈加沉重。九月，石家庄陷落，这次又是城内第五纵队与城外共军里应外合的结果。

石家庄位于河北中部，日本占领时期曾以此为军事重地。西面的太原和东面的德县，乃是两个重要的交通补给中心。山西的煤经正太路由太原运往石家庄，日本人又修筑一条德石路（由石家庄通到德县）与天津相联络。他们在石家庄驻有重兵，以备随时向各地补充增防。石家庄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华北时，这里人口仅有三万；到一九四五年日军被驱出时人口竟增到五十万，新的工厂，军火厂，军营和工业设备都建立起来。

共产党完全了解这些重要性。蒋委员长也晓得这里的重大军事及战略价值。但是欧美人却不知道这地方的重要形势。

一人四五年，国军从日军手中收回这个城市和周围地区，控制住半径一百英里内的区域。共产党分布在半径内外的乡村地带，但继续像荆棘似地滋生起来。他们从半径之外逐渐向内潜进；一村一镇地渐渐渗透。国军无法在各地都驻防军队，小的城市里，只能驻守千八百名军队和几百名民团。

共产党采取一项确定的计画，判断好驻防国军的实力，然后采取万无一失的行动。当他们发现某地有一千名驻军时，他们便组织起潜藏的队伍，用五千名的兵力发动突击而攫取该城。因为国军分驻在全国各地，无法迅速集结组织，也无法在被破坏的铁路上灵活调动以应付共军的游击战术。后来，政府也看到这种情势和这种不可免的结果，他们会被共产党逐渐吃掉，而只剩下几个大城市。这种情形最后终于发生了。等到政府发觉后，为时已晚；不过，纵使政府能尽早发觉这种情形时，蒋委员长能否克服共军的策略也很成问题，因为他一方面必须保持交通线的畅达以便运输军事补给，一方面又须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经济。这便是政府所面临的双重困难问题。反之，共产党则企图破坏国军的交通线，孤立所有城市，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劫获军事补给，并且箝制住乡村的食粮。这样便不难看出，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共产党给他们制造出来的。而且共产党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完全封闭起政府的供应来源，政府便势必用飞机从乡村向城市输运食粮。共产党又晓得政府的飞机不多，只能供应一部军需而无法顾及民需。很自然地这样便会造成人民的仇怨政府而欢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控制著食粮的供应，并能决定人民的生存或饿死。

共产党详细地计画一切，并付诸实行。若干小城市都被割断食粮供应，人民对长期惨痛战争后所获到的胜利，感到失望；他们怀疑著这场战争何以还要继续，不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战争。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乃是共产党所计画的战争。反之，共产党工作人员却继续不断地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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