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一月某日，我由天津過北平時，適奉方在雍和宮追悼張雨亭，我恭敬的去行禮致祭。按張雨亭是我多年對他沒有好感的一位長者，因他多年是縱兵殃民，擾亂祉會國家，但在十七年皇姑屯被日軍炸死，證明他擾民亂國而絕不賣國，所以我不但祭他，而且是出於真誠。斯日我尚得到一點感想，即當時中央付託張漢卿以安定黃河以北的大權，在此時此地開追悼會，當然是很大的舉動，然而在我去的兩點鐘內（十至十二時）雍和宮內不算熱鬧，相反的有些冷落（在廟門外更如無事時一樣），比之十七年在社稷壇追悼孫禹行先生的局面，真不可同日而語。可知一個人在別人心中之榮譽，有時候並不因勢力之大小而為之高下。

    我於回并（太原）之前兩日，曾赴德國醫院檢查身體，據說我有肺病，故於本年春來平住院療養。此時外邊謠言很大，因山西駐下如此多的軍隊，人心不安，張漢卿亦憂慮此事，他請李石曾先生常來與我談，研究奉晉合作安定北方的途徑，因此我們三人曾在李宅聚會一次。那時有兩個謠言；其一說是宋明軒聯合中央將不利於晉，其二是石友三聯合北方各派系將驅逐小張，故張漢卿頗與晉合作。關於晉奉合作安定北方問題，我亦曾於王均一赴大連之便，專與閻先生談過，他很贊成，並且說：「此時我們總要有一朋友，猶之古代所謂與國，在北方互為犄角，才可安定。」他對我既已如此表示，可是過了不久，馮煥章與我來信，說他與閻先生及兩廣均聯絡妥當，第一步教石友三發動反張，大家幫他驅逐奉軍。在馮來信之前後，陳濟棠（字伯南，當時任廣東綏靖主任兼省主席）、閻先生均與我有同樣函件（凡此皆由各家派親密人傳遞，有的寫在紙上，有的寫在綢上，陳的代表是曾在山西省做過民政長的某某），馮、陳的信我未作答，閻先生處我派王均一去與他說：「我們已與張漢卿說好，奉晉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時我們變卦，其結果必至難以自處。」可是閻先生一連幾次又派人來，堅持助石驅奉，記得一次為王均一，其次為張至心、方彥光，他們之來都是傳達閻先生的意思，我都說：「不可這樣反復。」他們都將我的話記在手冊上回去復命。最後一次是張煦南，聞其在大連自告奮勇的請來與我一商，謂決有把握的說服我，閻先生即派他來，煦南來後，千言萬語，無非是要我支持石友三將奉張打出去。我即與他解釋所以不可如此作之故：「剛與人家說好，口血未乾，即自食其言，這不是事。」煦南說：「徹底的說，以山西今日之力量，在北方仍是舉足輕重，你要不支持石，設或別人亦都因你而觀望，石友三之舉，自然因你而被阻，此次舉動現已成為最後最有希望的一回，如作不成，無論閻先生以及與他關聯的方面，豈不都將前途喪失，況且此事已與馮煥章及兩廣的陳、李等約好，山西不動，豈非也是失信而自誤誤人。」我說：「一個人或一個集團有無前途，在乎時勢與機會，亦在乎自己的作為，不能不擇手段，不計利害，強行亂做，我覺的現在我們一動，整個北方即將變成覆巢，第一張漢卿當然無能為力，馬上退出關外，或僅退過灤河，但我們還是十九年之勢力，少了孫仿魯、張維璽，加上韓復榘，即是說一旦張漢卿退走，我們的力量頂多追到灤河，此時晉軍的全都加上石友三、宋明軒、孫殿英、龐更陳、韓復榘這些力量，還不如我們十九年的力量。如謂尚有粵桂與孫仿魯等，其實十九年原有張桂軍及孫仿魯，今僅添一陳伯南（因為孫仿魯與韓復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張學良，我敢斷言，張退灤東後，我們這批無識見的野心家，一定分贓不均，互相怨望，縱予時間，不但毫無作為，或且自起爭端，而張則必與中央聯合，一面分散我們的團結，一面向我們壓迫，比時我們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這是在利害上說不可如此作，即僅就已與人家說好，兩下合作安定北方一點來說，亦不能不顧信義，無端反復，至於閻先生出處，我自覺有機會便能出山，何可不顧成敗，亂動強出，壞大局而害自己。」照南聽後又自告奮勇的回去復命，他說：「這話很對，比馮閻所商計畫有道理，照此做下去，雖不能立見成就，但絕不會失敗，而與國家大局也好。」煦南回去後，閻先生究竟同意此說與否，不得而知，但未再派人來說。

    我此次在平時期，是在四、五、六月間，有天在梁汝南（壽愷）家與龐更陳、宋明軒晤面，明軒驟然說：「我看時局還要有事，再有事我們還同去年在河南時一樣，都由你指揮。」他說的很堅決，當時我未便作答，趕回并時我二人同車，關於時局與人事，他對石友三、韓復榘均不甚佩服，尤其是看不起石。由此說來，好像他對石之舉動，似乎在不即不離的態度，非絕對的支持。可是在另一方面，他總說要有事，準備作戰。他問我的態度，我赤裸裸的將我心中的話告與他。按宋明軒自十五年以來，尤其這二、三年與我過從較密，彼此都很相信，很要好。我回太原後，石友三又派二代表來見我，他是更堅決的反蔣驅張，請我協助，並且說出晉軍中若干將領已經同意等等。我表示：「從十九年河南作戰起到現在，我無資格反對你打蔣打張，但我明白相告，我不能幫著任何人再打內戰，他人我不管，請勿指望我。」在北平時他曾派李勛庵來過，我亦痛快的以此意告之。

    二十年春間，有很長的時間晉軍內部不和，尤其多少人反對商啟予，時常有本省紳士張漢捷、高雲階出來與他們調和，有一次王靖國因商啟予事言語間對高雲階非常不遜，經張漢捷緩和纔算無事。在此一段時間內，閻先生與各將領的信，都是教幫石友三驅逐張漢卿，各將領亦均同意，而同時幾個資望較高的軍師長如孫楚、李生達、楊效歐、李服膺及楊澄源等，又來問我，我即告以我的主張，他們又都同情我的說法，而未與我討論的，只有王靖國、趙承綬、楊耀芳三人，他如宋明軒、龐更陳、孫殿英都對石表示一致行動，而骨子裏則採取觀望。當石友三發難之前兩週，已有人知商啟予與中央密洽，要帶軍隊離晉助張，一晚會議中傅宜主要我將商看管起，我說：「我們現在並不反對中央，他既與中央拉的很近，我們此地軍隊很多，他這部分隊伍在不在此，無足輕重，我們所缺者是餉項而非軍隊，況他本人與我們亦是多年老友，他要帶走讓他帶走好了。」他們對商此種行動都不諒解，宜生竟至拍案數商之非，其他各將領之憤慨可知。商部到石家莊時，正是石友三部與張漢卿部在彰德一帶展開血戰之時。張部總司令為于孝侯，向以能戰稱，而石軍亦素稱強悍，故在彰德附近好好的打了一星期，嗣後于部一機槍連連長告我說，機槍連亦加入白刃戰，孝侯親出前線，戰爭激烈可知。在開戰以後，孫殿英、宋明軒、龐更陳甚至韓向方部隊均未出動，而中央則派何應欽帶兵過河北上，石部沈公俠師首向奉方投順，石軍即潰，開戰前後不過二星期，石之兩得力軍長，孫光前南走為何敬之所俘，逕予槍決，米文和北走降張，隨被釋放（抗戰時曾任軍長），石本人帶一小部逃入山東。在石友三事變過後數日，八月五日閻先生由大連乘飛機飛大同，旋即回五臺原籍。

    是年春，李石曾代表蔣先生要我同意發表我為山西省主席，我沒有答應，最後一次李與我談，記得是在北平東城顏惠慶宅，魏伯聰攜眷住此，李來又與我說此事。我很清楚的謝絕說：「我能任勞，不能任繁，主席是一繁職，用不著勞，正用著繁，非我所長，請向蔣先生善為辭謝。」閻先生回後不數日，即八月十一日，中央驟然發表我為山西主席，李先生與我一電說：「閻回晉，事出非常，故中央未暇再徵你同意，發表你主晉，時局如此，請勿再辭。」閻先生亦找均一來告我，千萬勿辭，事實上閻之回晉，真個引起中央與張漢卿之疑懼，我要再辭，加重前途之困難，故我答應未再辭。八月十八日即就了職，不數日傅宜生赴綏就代主席職，宜生此次主綏，全由張漢卿之支持。

    閻先生回省後，張漢卿堅持非讓他離晉不可。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長來察看閻回山西後發生些什麼情形，因葛與我是陸大同學，關係亦好，他信任我的話，覺的閻先生不會有危害國家的行動，電報蔣先生說閻不走亦可，但因蔣先生會與張漢卿有約，黃河以北歸張主持，故張要閻走，蔣亦不肯留閻。有一次韓向方到北平，張電約我去，張時正害傷寒，住協和醫院，我未見張前，韓來見我說：「閻伯川為什麼不走？」我說：「他多少年未出過門，一旦出去，感覺什麼都不便，回來住著。沒什麼關係。」他說：「我看不要教你作難，我已與張副司令說好，我的隊伍即開石家莊，非要閻走不可。」他一點也沒露出什麼意思，但察其言談，是認為他的主張，我一定同情，故我在去協和醫院開會商討此事的前一天晚上，找于孝侯說：「你要明天幫我一點忙，閻在晉與北方大局無一點壞處。」實則于亦不願閻先生在晉，所以他說：「明天我什麼話都不說好了，你不要再勉強我說別的話。」第二天在協和醫院開會時，韓先發言，主要為閻回晉，北方不安，他要將隊伍開石家莊逼閻離晉，張同意。我則堅決反對，別人沒人說話，故此會即歡不決而散。按在此時，于、韓與我私交都很好，但各人主見不同，弄的除私人一起玩玩外，什麼都談不攏，我還間天同他們到玩的地方走走，如無此等連繫，簡直私交亦將中斷，所以當時若非私交尚好，真不知要走到什麼地步。

    在此時期，我找李石曾與張漢卿說，前所謂奉晉合作安定北方，並未說不讓閻回晉居住。李同情我的話，但張不依。迨張反對得厲害時，李寫信勸閻到北平西山居住，中間我與吳達詮研究，吳亦贊成我的說法。我請吳撰文在報上發表，反對迫閻出走之說，同時我派段子均、李子範代表我到南京先找魏伯聰、鄭毓秀在中央幫忙設法緩和迫閻，此事極有效，中央很同情我。但一直到九一八事變前夕即九月十七日晚，張尚約我到順城王府會議，仍堅持要閻出走。九一八事起，十九日即遍傳全國，在事變後的幾天內，張當不暇催迫閻走，但過此數日，他還是不改故態，要迫閻走，他說是中央命令要如此辦。但我心中有數，覺的此事並非敵國外患可比，已不值得注意，故九一八事變，在國家言真是天大的不幸，而在山西當時處境言，反得到緩和，好處理的多。觀我當時的幾段日記，可知我那些時為此事之焦心。

    八月廿三日，今日社會大病，一、永不信人的話。同時自己也不說實話，正經對他說話他總不聽，非要拉他到背地耳語他才肯聽。二、沒辦法的人太多，自己想出路至於造謠搬弄是非，結果雖然也造出了亂子，但是無辦法的人，仍是無辦法。

    八月 日，今日山西之危運，可謂至極，很多方面日言閻回後之山西決不可靠，因此前晚曾請均一與閻先生一信，謂萬一到外方非逼你走不可的時候，其解救辦法，一為我們出兵一部加入剿共，一為我直謂閻先生之歸是我主動，我承認起來，萬一無辦法時，我與閻先生同走，最小限度可免他人笑我們有始無終也。

    九月日，張漢卿對我最後要求之條件，閻先生表明態度，並制止賈、趙（芷青）在外一切活動，張據此請取消通緝閻先生令。閻先生自動到北京，張擔保體面、安全、自由。晉將領對已往不聽調遺事認過，並將爾後晉佈防規定。晉餉不足由中央補足。馮出外由韓負責辦理。九月日，告李先生，我們對張是拿定主意要幫他（上次在平即告王維宙、萬壽山轉之），何以張總是不放心呢？日前張即微露此意，昨日萬又云我們信你，惟恐晉緩各將領至時不聽你耳。但不聽我，如何能聽你們。我要幫張是站到國家立場上，非因張對我們好不好，有所變更主張也。蓋余曾向張漢卿言，一、歷史上常見因私人之爭權不惜舉國而亡之者，觀史至此，必深恨此等人。然自身在今日則犯之，真乃異事。二、觀日人今日之暴行，真是睡夢中發囈語、打夢捶，而危害他人國家之行為。三、今日真國家存亡之關鍵，我們無論受任何壓迫，亦必助你安定北方，瀋陽事件乃喚醒吾人迷夢之事件也。

    九月日，憶去歲閻先生走大連之前一日，余切語以三事。一、不要依兵力歸來。二、要有一種自強救國主張。三、不要佞佛（常見時下大人先生有權勢時，弄權、使勢、殺人；無權勢時，便佞佛放生，心焉非之）。今春夏間，閻先生數促余必出兵助石漢章，逐張漢卿出關。余謂若然仍係依兵力，此與國家社會大不利，且與公有害焉。信使往返者數度，閻先生始悟（最後之使者為張煦南）。嗣後石漢章既失敗，閻先生歸來，張漢卿一反過去之態度，以為閻先生非離開山西不可，十七日之傍晚漢卿尚要余必促閻先生離晉。

    九一八後的幾天，我曾致蔣先生一函（蔣時為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請將先生「負責做李鴻章，與日直接交涉，需讓步時即讓步，以速了為是，不然恐吉黑亦要隨遼寧以失。」

    「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兩句口號，過去曾收到兩則「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效果。一是為蘇俄張聲勢，一是我們因此收回了漢口英租界。我常說「帝國主義」是對弱國才有的，我若不強，口號是打他不倒的。「不平等條約」是因為我們打了敗仗才訂的，要是無打勝仗的能力或條件，僅喊口號是無益而有損的，然而民國十六年漢口英租界真的被我們喊口號收了回來，不知這正是中了英國陰柔手段，未過二年，我們又以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故技實行強收中東路，這回對手不是老滑的英國，而是「口號」鼻祖蘇俄，結果被他狼狼的打了一頓，還要我們賠情交還原路，從此日本也看透了我們的「口號」內容，遂一舉將我們的遼寧省攫去，這就是我們喊口號的收穫。所以我說要是無打勝仗的條件與準備，光喊口號，不僅無益而且有損，亦即不從教育努力圖強入手，僅喊口號，徒增學生囂張，速敵人進攻，看北平前門城牆所貼抵制日貨「標語」用紙，仍是日本紙一節，即可長思猛省矣。

    我一向遇事主張求己責己，對日問題亦只有責己，今日國民缺感情、少理性，在鄉都是可憐的百姓，到營都是可殺的兵，在家都是可愛的子弟，到校都是壞學生，學生時代皆自命不凡，恨教習、恨校長、恨官吏，一到自己作教習、校長、官吏時，便又為人所恨，而不知改進，或謂環境不好，不知環境仍是這些人造成的。

    數日後，我因要回省改組省政府，整理省政，於十月初返太原，張對我之省府組織，不同意的地方很多，最後要求安置了他的一個人作建設廳長、才算解決了。由於張很顧慮我的省府人事問題，我當時很佩服他於失了東北之後，尚能如此沉靜，亦可說他太注意小事了。

    十九年張漢卿接受蔣先生要求，通電派兵進關，壓迫閻先生後路，是九月十八日（巧電），二十年日本人攻瀋陽亦是九月十八日，事之巧合非人想像所及。雖然，使張軍十九年不入關，九一八之事件或者要遲緩幾年亦未可知。

    按奉軍入關，第一次是民國七年受院派慫恿入關，十一年被直軍打出去。第二次是十三年乘馮、胡、孫政變入關，十四年被郭松齡倒戈退去。第三次是十五年與吳子玉合謀入關，十七年被北伐軍壓迫出去。今次入關是第四次，但此次進關，軍行一反過去飛揚跋扈毫無紀律之舊行，全得力於新任指揮官于孝侯，其前頭入關之部隊為董憲章混成旅，繼之以孝侯本軍，部署如此，亦見張漢卿此時在用人行事方面，知有人民而遠勝於乃翁。

    當九一八事變後，山西學生聯合曾要求抗日（全國學生皆然，亦皆有蘇聯影響），漸分激烈、不激烈兩派，後來遂分成南學聯與北學聯，一則聽從省黨部，一則反對省黨部（表面者閻派學生，骨子裏有共黨存在），後者要求抗日日趨激烈，先包圍省政府，後又包圍省黨部請願，我適於前一天赴平公幹，聽說他們向省黨部請願不遂，用梯子爬牆，被省黨部衛兵開槍打死一個名叫穆光政的學生，於是學潮鬧的更兇，省執委韓克溫、姚大海、胡伯岳、梁賢達等（苗培成未在黨部）困居省黨部內，連門亦不敢出，其後由警備司令部接他們到司令部暫住，否則飲食亦且發生問題，苗培成已出省，學生間天來省府要求將此數人「懲辦」，而中央則命令省府將彼等釋放，平息風潮，過了幾天又命省府將彼等送到中央，可是學生鬧的更厲害了，我接見學生代表，首要為戎伍勝（現在共產黨中），他們對我多方責難，談判的最激烈的時候，我說：「我保護他們是對的，因我是國民政府的官，有責任保護他們，我們並未對中央獨立，中央命我們做的我們即應當做，將他們送到中央，中央可以審判他們。」戎其時尚非共產黨，談話亦頗有情理，總後亦覺無可如何，其餘則有共黨分子在內，簡直說不入耳，但我有一天晚上逕將此四黨委送走。在送走之前，我到警備司令部請他們四人出來談話，我說：「你們主持山西省黨部，你們的對象是人民而非省政府，省政府與你們是併肩的，現在你們亦許覺得警備司令部保護你們有如看管一樣，可是保護與看管分別安在，今論飲食不是看管，論起居不是看管，祇不過不能出去而已。因為諸位出去，有人打你們、污辱你們，再生事端，豈不更加重此事之困難，加以當前國難嚴重關頭，事出非常，諸君對此實際不僅應予體諒，而且對此情勢亦應明瞭，我現在即將你們送走。」其時我恐他們不明此情，到中央後隨說我們與學生一樣，而增加對閻先生之困難，所以不能不對他們有所說明。

    梁賢達其時為太原民國日報的主持人，有天在該報第一版，刊有閻先生將北門外兵工廠機器運到河邊村去的消息，其時省鈔跌價，社會不安，人心浮動，我命秘書處擬稿要求該報更正，並函該報說，可在兵工廠調查，可在河邊村調查，有其事則可，無則請將更正原稿於某天在原載該消息之地位刊出。他們一再延宕不辦，我即向地方法院起訴，地院怕省黨部，不敢受理，我再向高等法院起訴，高院雖受理而亦不敢過問，我請該院邵竹琴院長來問他，我說：「我非普通告訴人，你如違法破壞司法獨立是不行的。」邵祇是說好話，一味調停，並且訴苦說：「問就有過。」後來學生與省黨部一打，民國日報亦被打散了，此事遂不了了之。我當時會想，古時帝王不可無道，今日省黨部亦不可無道，報紙亦不可無道，而他們居然無道，自己之所言所行自己不負責，焉得不激起學生之反對與胡鬧。

    我在晉主席任內（前兩年還能做事），中央要我們做的事我們未做的，祇有二事。一是度量衡改制，所謂一二三制，以法國制為比例（如他的一公升等於我們的一市升，一公斤等於我們的二市斤，一公尺等於我們的三市尺），我國在袁世凱時代即改定全國統一度量衡，到此時還沒有完全改遍，祇省會大邑做到十之八九，其餘各縣縣城十之六七，鄉間並未行通。前政府之令多年來尚未作通，今又廢除改行新制，使民不信。且欲行新制，第一須顧慮事實，其次應有時間準備，驟令即時改行，不惟不易行通，亦且弊害叢生。例如鄉地方醫生十之七八仍為中醫，改制以後，原有營造規格，書籍記載，亦必舛誤百出，如無準備，無法推行（按民間傳說，度量衡改制主要原因，在於分量改小，可以多收稅。其次購賣外品省計算，可見國家須注意建立政信，不然民不信）。二、廢公娼，我亦未辦，相反的我禁私娼，我認為娼之產生，一是社會經濟問題，二是需要問題。此二問題不能解決，廢公娼則增私娼，而私娼之害實甚於公娼。中央政府認公娼不人道，實則公娼却較人道，私娼纔不人道，因公娼人人知其為娼，如非好地方，公家可以管理檢查醫療預防，妓女服飾雖好，社會上亦看不起她，不會有人效尤。若變為私娼，則人不知其為娼，祇見其華衣美食，自然容易傳效，又與普通良民同住，敗壞風氣，傳染疾病，弊害甚多。況且不先解決此項妓女生活問題，事實仍然存在，這亦是很重要的關鍵所在。

    中央未令做而我們自動作的有幾件事，一、嚴禁毒料，英國人將鴉片送到中國，弱吾國而病吾民，為害三百多年尚未根除。日本人又利用科學方法，製造金丹、紅丸、白面等等毒品，送到中國，以天津租界為大本營，以沿鐵路線各城市為集散地。此等毒品，攜帶容易，服食方便，上癮更快，一旦上癮，便須臾不能離，正事不能做，直成廢人，戒除極難，一經沉溺，無力自拔，較鴉片之害何止千百倍。當時太原、榆次、太谷、祁縣、平遙、介休一帶是由正太路輸入。晉東南一帶是由河南道清路輸入。傳染很快，若不嚴禁，非但亡國，簡直是要滅種。我於十月十三日將此案提出省府委員會議通過，成立查禁毒品委員會，負責辦理，對販賣者嚴懲，對吸食者拘押戒除。二、提倡國貨，我常想紙煙、煤油、洋布、洋針、洋線、洋洗臉盆、洋糖等等，將農人、工人，以及小商人以血汗換得之錢，一一吸吮而去，電料、五金，及一切服裝、服飾等用品之中上人家，其錢財不入於本國勞慟者之手，而一一轉送於外國，汽車、汽油、高貴之外國菸酒、綢緞、化妝品及一切奢侈品之使用者，無非由人民方面以不同方法獲得之金錢，也大都送入外國人之手，因多數人需要多數外國貨，使本國勞働者無工可做，企業家無業可興，這便是我們國家的直接致窮之道。我於十一月十九日通令全省公務人員、機關等，一切服食用品，除無國貨代替者外，均須選用國貨，祇要有，雖不好，也得用，否則以違背功令論。三、改編教科書，我國國民教育，不重培養國民道德與愛國精神，高等教育，則多數學非所用，皆走於作官一途，此等不合國家需要之教育，使人出校後無業可作，中學生即不願再種地、做工、做小生意，故普及教育不能不努力改革。我命教育廳成立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編出我們本省應當有的教科書（如小學畢業後縱不再入中學，亦必受到國民必具的基本知識，中學校亦必本此意向，在使畢業後，除特質外，多能回到農工商方可）。四、計畫水利，山西可耕之地不多，而土質貧瘠，收穫量又甚小，人口一代比一代多，飯食一代比一代粗糙不濟，鄉間百姓有極多人家（北路幾於百分之九十九）是連穀皮磨碎當飯的。不興水利，民食問題無法解決。我在緩遠時興華洋義賑會合作，提倡開渠；在河北省時亦是與地方提倡開渠、鑿泉、打井、築水庫；今在山西亦是主張打井、鑿泉、開渠，並謀修建汾河水庫，灌溉中部一帶農田。我曾請山西大學王猷丞（名錄勳，臨汾人）校長為我設計，並請華洋義賑會塔德工程師合作，可惜我後來不能繼續的做，別人亦不注意此事，結果便停頓了。

    我為省政建設，屢與建教兩廳長切論，以為各省建設者每以修築了若干條汽車道為得意，其實中國多數人生產與消耗原則就不配坐汽車，且汽車所到之處即係奢侈品所到之處，尤其汽車道可以說是為外國經濟發達建設的，於今天不造汽車、不產汽油，自己又無工業產品可以換取外匯的中國，其害甚大。回憶我在河北省任時，亦曾時時與溫靜菴（壽泉）、沈尹默（溫建、沈教）兩廳長申論此事。

    某日與樊虛心（村政處長）談村政，虛心意在辦鄉村警察，我以為我們應注意到將來我們回到百姓地位時，願意有的事件，今日方可做，如其意願沒有的政令，今日不要興。且昔日做百姓痛恨的事情，今日即應除之。不要以為我們自己做可以好而做，我並以為閻先生之政治需要發展，其勢力則不需要發展，祇需要鞏固。

    我們國民政府的革命目標之一，是取消不平等條約，但不平等條約不是被人強訂了的，是彼此衝突打仗，我們失敗了以後纏陸續訂了的，所以我常說不是能爭不能爭的問題，是能勝不能勝的問題，我們要平等，須科學強、機械強、工業強、政治強、軍隊強，不能嘴強即能勝人的。然而先需改革教育，使國民有理性、有感情、知愛國、知責己、能吃苦、能研究，各盡其則，各盡所能，同時提倡國貨，興建新工業。我因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提議組織山西省政設計委員會，規劃省政分年實施方案，經省政府委員會議通過照辦，茲附提案原文於左：

    為提案事，晉省民風檢樸，礦產富饒，天賦之佳為華北首選，祇以近歲以來，國家多故，因而政治上一切設施，俱未免蒙其影響，淪胥所屆，來日甚虞，自宜急起直追，以開政治根本之進步。事體雖大，需要實殷，試撮舉大凡而言之，夫晉省煤鐵之盛，甲於全國，為發展工業最良之省分。然而雖煤礦開採較多，苦少運行之具，鐵則製鋼廠幾如鳳毛林角，其質其量，皆無足稱，致本省製造至今尚賴外貨。經濟衰落，斯為本源。此不可不謀交通之發展，而速獎興工業者一也。農產除河東及汾何流域之外，其他皆無足關。故自近年商業凋敝，而人民生計遂成首要問題，此不可不大興水利經理農田為足民之計者二也。社會教育所以養成全民相當之知識，而我國教育最乏此種精神，此不可不厲行普及國民教育，以求民智之普遍發達者三也。高等教育所以培養專門人才，然必須以在校之所學為出校後所用，國家社會乃蒙其益。今農學林者不到田野，學工商者，尠親廠肆，無論所學何事，皆以仕宦為唯一之出路與目的，殘賊人才，莫此為甚，此不可不竭力改革者四也。此外當務之急，不勝枚舉，然準諸地方人民情形，需要緩急，則山西當以教育流弊之改革與建設事業之進行，為一切行政之根本樞紐，失今不圖，國步益艱，而不能澈底圖之，亦與不圖無異。然論者以為建設之事，需款甚鉅，非可託諸空言，目下經濟，軍政各費尚在羅掘無方，何從可得餘財以資建設。亦知世界先進國家，凡中道圖強者，大多崛起於多難之日，當其奮發之始，疇非在經濟竭蹶之中，然而未聞有因此阻及建設大計者。蓋果認為事繫存亡，豈容以艱難而廢置，果屬實事求是，亦何妨節存，亦何妨借款，況若不憚委屈誠求，雖則在絕境，亦必有途徑可尋，即最小限度，亦當確定步驟而有取於逐漸推行之方也。又如教育，或以為事關全國，不易為偏絃之張，然教育之必須改革，已成人人共認之問題，則終須有舉行之一時，肇始之一地，亦何不可自我而始，立即圖之，而必待於整齊畫一之規哉。緣此再四思維，惟有召集賢俊，延聘專才，組織山西省政設計委員會，詳加討論，釐定晉省諸政進行方案，元元本本，著為譜籍，併精密計算，確定其施行次第，如某政如何舉行，至某時行至如何程度等等，俾實效有徵而進程無瀆，庶以建省政之規轍，而圖人民永久之樂利焉。再政治之設施，所以應國家人民之需要，故施政方針，當以國與民需要之何在為標準，雖有嘉榖，不適土宜，雖有良策，不適病狀，則不為貴。晉省地方與人民需要之所在，即設計主要之所在，自宜不拘成見，不憚變通，因地因時以斟酌而損益之，務令適應需要而後已。至於前途希望，則凡吾人當日身在民間所渴望之政治而以責諸當局者，今皆宜懸為鵠的，勗勉以赴，責任雖大，竊願共起圖之。特此提出，敬請公決，主席徐永昌提。

    閰先生常喜猜測，省政設計委員會之成立，閻先生猜想是我為他之出山而安排的（渠曾對王均一言之），其實這是兩件事。

    我於九一八事變後，即努力閻先生之出處問題。第一是活動停止迫閻出國，第二謀閻出處。二十一年一二八後，國府遷洛陽，我二月三日請託友人在洛陽車站上獲得蔣先生決定，終以閻先生為太原綏靖主任，此事之成功，第一是由於時局之演變，而人事則全應歸功於鄭、魏二君，閻先生趕二月二十七日即到太原就職。

    鄭、魏二君，我在民國十七年就見過幾次，當時對他們印象不深，二十年夏秋之季，他二人又來平，因段子均關係過從很密。鄭名毓秀，粵人，在辛亥年炸攝政王、炸良弼、炸袁世凱，所用炸彈，由津運京，均由鄭辦，在車站接應者則為段子均，故段與鄭在那時即關係很深。魏之資歷較淺，名道明，字伯聰，贛人，其時剛卸南京市長任，與我很談得來，兩君皆尚義，鄭尤甚。閻先生回晉之一段，我努力於閻之安居與出處，他們都非常同情，因此交往益諗，魏常參與蔣先生密勿，故二人很有資格說話，閻先生之出山，實得兩君之力很大。

    我之努力於閻先生之出山，是覺得今日國家欲使北方安定而有把握，必國家對山西有辦法，尤其要山西自己有辦法，有力量。當時晉綏政治，明明建築在軍隊基礎上，軍隊統一或不統一，即影響兩省政治之良窳與協調，且軍隊不良不統一，兩省不能協調，久必分裂，加以外力思入，內力不容，必至演變到紊亂混戰，此不但晉綏不了，且能引起北方之大不了。蓋山西能控制黃河流域各省，其對外亦形成北方之一核堡也。又山西人在各省之商業，十之九已經破落，此項失業歸來之人數極夥（前駐榆次東陽鎮時，見某高小列本縣人民生業表，商人似佔百分之七十），失業者眾，社會如何能安。再看綏遠，全省號稱二百八十萬或三百萬人，而實不足（其時薩縣報四十萬人，即知其不足，此係選舉時之數，虛報甚多），今各地因日貨經濟停滯，晉商無業可營，若提倡實業連帶經營綏遠，以山西失業商人（渠等能力，已不能在內地各省經商），移植綏遠，以大戶游資運用之（另有河套之魚肉、大青山之煤鐵等等）豈非大好機會，大好事業，而倡之者又必有資格地位，有聲望信譽，有能力有心計之人乃能集事。我以為欲求晉綏不壞而統一，非閻先生出山不可，不但為國家保存一部份有用軍隊，且可使晉綏政治有辦法，為國家在北方樹一強大重鎮，而為欲救濟山西多數商人之失業，移補綏遠之人少，與提倡西北實業，亦非閻先生莫屬。此我數月來經營之目的，亦我與各方交涉之立論也。

    三月間甘乃光、丁超五來太原，與之談起共產黨問題，我曾說，共產黨之產生，政府如以之為困窮，則對人民生活問題須謀求出路，如以之為好亂念惡，則對教育須早謀改善，所以須及早改善政治與教育，如不此之圖，僅僅憑藉軍隊剿除，無異驅軍隊與海潮作戰。我意政治必須廉潔有為，能與人民興利除弊，教育必須走入正軌，不再利用學生作政爭工具，同時亦不許學生作此等工具，使社會安定，人不思亂，剿共方易為功。僅知用錢養兵，用兵剿共，是不濟事的。是月底赴北平時，曾經大同掃墓，在平住數日返并，過保定時，曾往一畝泉國民三軍陣亡將士昭忠祠致祭，並與張槐青規定，大同墳地栽樹，及昭忠祠修理事。

    七月二日孔庸之過省，因與晤談晉省地方情形，及我之助閻與閻之作法，並論及今後山西與北方與國家之地位。二十四日我首途赴平，遲日汪精衛時局主張電到平，張漢卿立意以國家為念，令人佩慰，然第三日開政委會時，張意氣即大不平，我於次日往勸之，渠頗是余言，可是又過幾天，奉軍旅長以上三十二人在頤年堂設宴功讌我等，多數主人公開的請張岳軍轉達中央，其意似非對張漢卿有較切較近的辦法不可，聽說第二天即有王（以哲）、何（柱國）兩旅長代表往見岳軍，要看其致中央電稿，詞涉恐嚇，岳軍大難。九月四日我偕岳軍來太原，渠曾問閻先生最要七項，一、對山西黨政軍設施方針，二、對中央黨政軍有何主張，三、對外交主張，四、對國防建設意見，五、經濟建設意見，六、對華北將來觀察，七、對馮先生將來問題。

    此次在平，我因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應收得之基金百萬已由張漢卿逕自取去，曾於某日約張溥泉偕往訪張，要他歸還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他說已經購買軍械了，我請他明白來一公文，以便轉向中央交涉領取，免使地方人民吃虧，他乃支吾其詞，終於不得要領。

    八月間在平開會時，所得約略如下：

    一、國聯調查團領袖秘告張漢卿，日事不是口號能了，在今日情形下，中國應極致力於抵制日貨，並予以混戰式之打擊（即義勇軍游擊戰）。同時努力於國家統一，否則必失友邦同情，尤其不可宣戰，不犯條約（排日不要有予人口實處），更不可太不信國聯（即勿對之失望），中國此時務要忍耐，國聯終有對得起中國之一日。調查團報告中有不對處，中國萬不要鼓噪（即對中國也說不好的地方，希望平心靜氣）。

    二、荒木對調查團說，滿洲係日本之生命線，萬不能撤兵。又謂滿洲係日本第一防線，日對滿絕對自衛，且滿洲獨立，係中國自己分化，承認與否係日本自由。總之日本強硬已極，蠻橫已極，對於調查團且不予以自由，然對各國及國聯又極重視，其對九月二十六日之日內瓦會議，日人且總動員行宣傳以辯其有理。

    三、李頓謂平津自衛極堪注意者，辛丑條約（十一國）中國在平津路二十里內不能駐兵，各國能駐保護兵，各國能、日本亦能，故須運用外交。

    四、日似取賤賣主義以打擊中國（極堪重視），如對各種輸入中國貨物，其政府津貼十之二，由各郵船會社減十之一。

    五、東北事變前預算月七五○萬，今已定為四七○萬，收入只三七○萬（北平軍分會預算）。

    六、事變後對軍事準備，張謂已作了若干，不過外邊不知耳。

    七、對熱河必使日明瞭，不大犧牲，不易有為。

    日本不足懼，入超可懼，今日中國之不如日本，完全為知識落後，新兵器不敵，皆須財力以易之，若干年入超，財力日困，雖無日本，亦不能立國。此我所以不懼日而懼入超也（杜入超之法，標的方面，服用國貨，本的方面，改革教育，標本之間者，興辦工業）。

    某日，偶憶前幾年在保定時，常感覺汽車不能坐，以街道太窄，一人坐車，千人趨避，心誠不忍，近幾年來，覺太原亦不可坐汽車，以街上灰土太多，車過處塵土飛揚，路人側目，甚是無謂。所以幾年來只要情形許可，乘其他代步，總不坐汽車。

    禁煙問題，我向主張絕對根絕，種吸運售同時厲禁，如不能禁吸而禁種，是政府暫時有辦法而人民將一日比一日無辦法，因政府能收稅也。如雁北種鴉片（即不吸綏土）而綏遠少稅收。又鄂皖蘇浙禁種，則沿江各關收入必增。但四省人民損失則甚重。又如海關入超則關稅增，政府似尚有辦法，而人民無辦法。

    九月底蔣先生令航空署長葛湛侯（名敬恩，我陸大同學，前曾來太原）來電謂蔣先生詢我能否來武漢見面談談。一方面又命魏伯聰等來電勸行，這樣不好不去，即於十月六日啟程。彼時晉綏軍政收支情形，大略如下，今春以前，山西自收一百四十五萬弱，綏遠三十四萬弱。支出晉六十五萬強，綏十九萬強，除支餘一百萬。軍費閻先生出後由兩百萬減至一百六十萬，收支餘款增為一百三十萬至一百四十萬（一四○萬為期望數，現尚不足一三○萬），今年二、三月間軍費尚二百萬，閻先生出後，減為一百六十五萬，晉出七十二萬，綏八萬，共八十萬，國稅共六十萬，現每月欠二十四萬，晉綏國三種，實在是一百四十萬，不足者補以八、九萬之煙款。

    駐和順、昔陽、遼縣、平定、汾陽、沁縣、武鄉、襄垣之宋部，不及二十團，已走四五團。鮑、張稱六團，駐介休、孝義。孫（殿英）稱十八團（作戰可當兩團用）駐晉城、高平、陽城、沁水、長子、屯留，月助孫七萬，係省民出。鮑張（鮑剛、張人傑）五萬，商會出。

    按宋明軒部到晉後，其下另有兩部，一為方振武舊部鮑剛部，一為專聽馮先生話的張人傑部，共約三幾千人，脫離宋約束，駐介休、孝義城鄉，任意要糧要款，宋無法控制。又因馮先生關係不願圍剿，晉軍亦不便強迫制裁，滋擾二年，其後輾轉勸導壓迫直到長城抗日時期，馮先生自行入察，號召抗日，該部才算離晉去察（鮑張兩部不聽宋指揮，宋痛恨之，因其本身困難，誠欲我方代為圍剿，彼可設法收容其下，已允之，令楊耀芳就近圍剿矣。閻先生暗中使楊不動，星如、萃崖為此大動肝火，以為不智。蓋不助宋所以增馮勢也，亦所以分化宋部也，然則我何利於此，徒增省民為此憔悴而已）。

    我於十月八日抵漢口，武漢少將級以上不論文武皆來相接，蔣先生派朱紹良（字一民）總參議代表招待，住中央銀行。九日晨即同朱一民、姚味辛（新由南京調來，並調葛湛侯即日亦來），謁蔣先生於怡和村，晚飯蔣先生請我，多麵食。十日我偕臚初出拜客。十一日繼續拜客，當晚八時同湛侯再謁蔣先生。十二日赴山陜會館祭岳西峰（岳於數月前在鄂北剿匪陣亡）。十三日晚第三度謁蔣。

    我在怡和村首次與蔣先生見面時，稍作寒喧，我即直接了當的與他談十九年戰事與閻先生之為人。我說：「閻先生其人相當愛國、勤儉、能深思，最大限不過是委員長之一政敵，而不是叛國者。叛國者不能合作，政敵是可以合作的。十九年之事，不但北方雜牌都擁戴他，即南方政府軍隊首腦中派代表到太原的亦不少，因為當時咸怨中央編遣會議不公，所以凡各方不滿意編遣的人，都集合到太原，都說只要閻發一通電，蔣即須下野，即可得到國內和平，不但閻先生動心，其他很多人亦認為非絕對不可為，因為他們亦認為果如此做，馬上可獲致團結與和平。」此我與蔣先生見面不能不談之話，不然，他以為別人都叛國，故不能緘口不言。其次談我一再要閻先生出山之本意：「固然他不願久住大連，但我覺的戰後的山西，晉鈔五、六千萬至不值二百萬，尚發出有金融公債三千萬，軍政與人民均不堪其苦（山西一千餘萬人口，僅此一項無異每人擔負了八、九元），所以收拾此局，在我辦是事倍功不到半，閻先生辦是事半功不只倍。以軍隊言，聽他的比聽我的多。以經濟言，在他手中的錢，通可出來，況由閻先生出山，他的錢肯花於公家一點看，閻亦是比較的很廉，若別的軍閥，只要教他幹，公家的錢，他永遠拿不完，而都是拿到他自己家去，絕不會再拿一點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看，你不但有與閻先生合作的必要，將來他會有幫你的時代。」

    我第二次謁蔣先生時，我與他談國防，我建議中央應由後往前布置，由泰山以南至濟寧，沿黃河接太行山為其後方之線。同蒲路須速修，否則山西不夠個前方堡壘區。我又建議：「今日救國必須改革教育，倡用國貨，厲行禁毒，往者人民納稅到官，其金錢無非仍用到民間，今則強半消納到外國去，發展交通務求於汽油外想辦法，如燒炭的或電氣的，因為無論如何政治上軌道，無內戰、無外患，如於入超上不能減殺，必至國民窮困到不能受教育，退化到野人狀態。印度甘地今日之亟亟，即是此意。我們不趁即今未至印度之情形圖之，恐將來求如印度而不得。」並切論禁毒與教育，蔣先生頗表嘉納。十六日漢口報紙已載有蔣先生之禁毒令矣。

    在漢口住幾天，蔣先生與我彼此說話很多，他對於我的建議亦很採納，尤其對改革教育與禁毒二事，他同情之至。他說：「你勿一下即回，你多住幾天，且到外邊逛逛，回來再談，你可去湖南看看何芸樵的建設。」其時鄭（毓秀）在九江，魏（伯聰）在漢口，鄭魏均約我上廬山住幾天，我即與蔣先生說，不願赴湘而上廬山。他說：「很好，我教姚味辛、魏伯聰陪你上廬山。」我即於十四日晚坐新寧紹輪赴潯。上船之日，伯聰來很晚，他說：「今日是蔣先生生日，剛才我們在一塊兒吃飯，我問蔣先生你對徐主席作何關感，蔣先生說他很愛國。」

    此次在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認識了該校校長王世杰君，法學學者。又朱一民君謂曾在重慶相諗，我竟毫無印象，談話時不能不支吾其詞，至感不安（回太原後檢查日記，似曾在袁祖銘處吃酒相諗，我因當時醉酒，竟全不記得）。

    在廬山小住幾天，何敬之來電約我到南京一行，我與何時尚不識，他現為軍政部長，山西正有許多事要和他商討，故答應前往，遂於十月二十日到九江，搭江華輪，二十一日抵京，住勵志社。在南京住了幾天，中央黨政軍各首長如陳果夫、葉楚傖、戴季陶、于右任、汪精衛、何敬之、朱益之諸氏皆請飯，都有機會作幾次晤談，某日中央黨部通知我去謁孫中山先生陵，謁陵後遊覽一週，據管理人說，設計之某君，為設計監造此陵，以致累死云云。但在我看似不應有。又由於孫陵可以概括南京之政治，表暴兩字可以盡之。此時鄭魏到滬，約我赴滬。在上海住三日，更約我遊杭州，為我生平很少有的開豁事，海闊天空，一時心中至為乾淨，並且順便遊了莫干山，我此次到滬，張岳軍很招待，我曾請他陪我周遊日人攻毀的市區等處（渠已卸滬市長任，由吳鐵城繼任）。又此次在廬在滬至杭以迄返滬，每有莫干君隨侍，誠為我此次難於應付之一事，亦為我此行有趣之一事。

    再回到漢口時，已是十一月十二日，正當張漢卿來漢，下午三四時我去看他，他晨睡尚未起床，因其不良嗜好，以致身心都極頹唐，晚飯在怡和村，蔣先生請（漢卿亦在座）。連日又晤談二次，渠來看我一次，遲日渠請岳軍送來六萬元，要我帶回去犒勞軍隊。此次在漢，張岳軍曾請吃大吉村南菜，張漢卿請聽漢戲，我亦在冠生園回請了幾次客，十九日我由漢口北返時，蔣先生仍命武漢軍政少將級以上人員來送。

    我此行係於十月六日離并，八日抵漢，十五日上廬山，二十一日至南京，二十六日赴滬，三十一日赴杭，十一月三日返滬，八日離滬，經寧於十二日再抵漢口，過堪家磯時，見某某工廠已不冒煙，造紙場破爛不堪，而兩個大煤油公司則氣象萬千，更難言其興盛佳況。遂聯想到在南京時，何敬之說四川雖因修汽車路失業人多，在我們這大國家不至有何影響，而上船後袁良又說江西每年修五百萬元之汽車路，可以輸出自家貨物，然則吃飯用的筷子，便所用的紙，上海人力夫的草鞋，新人物們的衣服皆用外貨，絲茶亦漸變成輸入貨物，麥炭亦然，地大物博之謂何？

    我之所以不主張強修或多修汽車路，完全是因為我們自己不產汽油、汽車，多修汽車路即無異為歐美奢侈品及汽車汽油開闢銷場，當時我僅就汽油一項估計，上海一市每日耗費汽油即達銀洋二十五萬元以上，故如自己有汽油或代替品亦可，或是自己有工業產品能夠外銷換回油費亦可，否則不應亟亟於修汽車路。

    十一月十九日我離漢口，二十日過鄭州，當晚抵石莊，二十一日回到太原，在漢時夏斗寅主席曾言「政府人士多樂觀何也？」又我意上海閘北戰區能保存一塊瓦礫場，留作國恥紀念最好。

    是年十月，我在漢口山陜會館祭岳西峰後，當時即引起我的另一件耿耿在念的事，即是整理散在各省的山西公產，辦理晉省教育，我曾與閻先生及孔庸之都談過，但始終未獲得辦法，其動機經過約略如次：

    民元秋天，我在將校講習所時，某次到京西三家店作野外演習完畢，吃飯的地方是在山西會館，其內供關帝神像，住的一個山西人，據談，此地原為通西北晉綏孔道，地方商號大部為山西人，故會館很精緻，有主持人並有田地館產，火車通後，此路漸廢，現在商業殘破，晉人留此者不願靠田地館產生活，漸漸他去。民三我在陸大時期，又到此地作旅行演習，並住一宿，則民元所識主持人已不見了，會館亦顯得殘破，無人照管，只剩一、二商號為山西人做，但東家已非山西人矣。會館亦無人過問。民十五春我的部隊駐此，某日我去該處，則山西會館的牌匾亦已不見，改懸村鎮公所的牌子，而民三僅有之一、二家山西人尚不知在否？

    民十一、二年我在大名時，常騎馬去龍王廟地方，該處原有之龍王廟早已殘破，但當地山西會館亦供有龍王神像，其時會館已做商會，賴僅有之一個山西高平商人據理力爭，直訟到北京乃得保此公產。又大名南門甕城中有一關帝廟，外表看不出是山西會館，僅廟內一個石香爐上鏽有山西會館字樣，我問住持，據云此廟原為山西會館，後又問之大名中國銀行分行的兩位山西行員，亦云是個會館，並說北門外迄東尚有數十畝地為會館所有。我又聯想到保定東大街有一關帝廟，建築很講究，其內有匾額亦是個山西會館，城外還有義地，我的元配即寄厝於此，是我民九所知者。

    民二十一我到漢口祭岳西峰的地方即山陜會館。其時我聽幾位陜西朋友說，山陜會館各省多有，均被地方上侵佔，在廣州、漢口者，已藉于右任之力爭回，否則西峰將無停靈之所云云。

    民二十九在成都見有一山西會館，大小數院，規模相當龐大，為王陵基軍部及一部分軍隊所佔駐。類此省會或商埠，可說到處皆有山西會館一類的公產，我所未見未聞的不知還有多少？近年散佈各省的晉商日趨沒落，紛紛歇業回家，此類會館或公產，亦都不知如何的失落，而不能使之發揮好的作用。

    多年來積聚在心頭的此一問題，我曾於抗戰前幾年與閻先生談述，請他與孔庸之合作，調查山西此類公產，社法整理，收集變賣，辦一山西商業銀行，同時以其利息，在省內辦一商業學校，或在全國適中而不大衝要的地方，辦一晉商傳習學校，收容省內外晉商學徒，或是要去學徒經商的子弟，傳授商業知識，或辦一商業巡迴教育組織，輪流去各省招集山西商人傳習之。因山西商人已太舊，不能發展，非灌輸新知，無法在商場競爭，而所有此等公產皆山西從前商人所遺留，以之培養山西今日有志經商的人才，既公道、亦合理。整理起來，使前輩商人之遺產發生一種愛果，亦是後人對前輩應做之事，如不整理，亦不過被當地豪強或無賴所霸佔，並非當地政府或人民公共所能利用，他們霸佔此產，直是以無益害有益而已。故收回整理，並非剝奪他人權利，乃是化無益為有益，閻先生亦說很好，但是不作。其後我亦與孔庸之談此，孔很感興趣而無能力，閻則有能力而似無此興趣，我並與閻先生舉例說，調查此類公產之人選，作官的如李絅卿（名尚仁，朔縣人，山西工專校長，曾任山西工商廳長、省府委員），經商的如我在大名所見之高平人，均可付託此調查責任。迨後抗戰事起，此事遂不再談，是很覺可惜之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