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年一、二月之交（陰曆臘月，二十五、六），閻先生派南佩蘭到北平見我說：「閻先生教我密告與你，我們要準備與中央攤牌，恐怕有戰事，要你去打仗，請你把自已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陰曆年過後，即請先回太原一趟。」此為我第一回聽著的事。又過兩日，我與王均一同車上南城外鴻陞樓去吃飯，在車上閒話（其時車上前後座間有玻璃阻隔，說話前後聽不著），我問均一（綏遠、河北都是他作秘書長，相處甚得）：「你聽說山西準備與中央決裂嗎？」他說他也聽到一點。我問他：「你認為如何？」他說：「把握太小。」我可以說，十九年戰事，痛痛快快同情我者只此一人，可與談機密者亦即此一人，別人都是起鬨的。均一在大處很明白，人若不問，他亦永不參加意見。閻先生認均一為事務人才，錯了。過兩天，在陰曆正月初五我去太原，與我同去者有楊肖韓、劉蔭遠等。到太原見閻先生是下午三時左右，地點在他的機要室，除閻先生與我及機要室主任高冠丞外，還有趙次隴先生，談話很簡短，他問：「佩蘭與你說的話，你都知道了？」我說：「都知道了，還有變動沒有？」謂：「已與人家簽字了，只有這樣子做下去。」問：「與誰簽字？」謂：「張漢卿的代表。」問：「代表為誰？」謂：「鄒海濱。」我聽了很詫異，即說：「我沒聽說過鄒魯與張漢卿有什麼深的關係，如何能代表這樣大事？」他說：「此一時之志同，即可以道合，用不著有何深交。」說罷他反問我：「你對此事怎樣？」我說：「我去冬回來曾與你說過三句話，還記得嗎？」他含糊表示不十分記得。我又與他重說一遍。他說：「要是這幾句話我還記得。」我說：「現在我只說兩句話了，第一不要走打仗的途徑；第二你如一定要打仗，不要與我商作戰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揮官。」（因為南佩蘭已與我說過）他說：「要你回來就是要與你研究怎樣打仗，就是要你指揮戰事，你這說法，是否你看的是必敗。」我說：「張漢卿如來合作，勝敗似未可知，否則必敗。」他聽了在地上繞了好一回圈子，這一次談話沒有結論，因為我認為鄒海濱代表不了張漢卿，不要受了騙，而且此舉誠然不可為。他認為只要準備打仗，不一定就打仗，只要我們決心有最後的表示，一個通電，蔣即只好下野。趙先生當時說的是依違兩可的話，高冠丞一言末發（亦向不多說話）。自此以後，幾於天天在梁巨川所掌管之密電室見面，只梁、趙、我與閻先生四人。閻先生以所截各方密電與情報作資料，研究怎樣對付蔣，怎樣聯絡各方，而同時還研究打不打。如此者約有數日，天天研究，不過情況亦日緊一日。

    十九年一月三十日是陰曆正月初一，我偕繼室至中海與徐老先生拜年，繼室在鞠躬，我則跪拜，出後渠怪我何不預告跪拜？其實，我意是可各自隨便，各行其心之所安，而且我自來向老先生拜年是跪拜，不能因已娶而變禮也。又我在過陰曆年祭祖時，及在民國二十年太原所建新居落成設位祭祖時，全家皆舉行跪拜禮，因為以鞠躬代跪拜，恐父母有知不懂何以如此。

    我正月初五回太原時，將我在北京積蓄的晉鈔三、四千元都帶回來，準備在太原蓋房子用，託陳崇嶽存在正興史商號，說明存現不存票，請代兌現洋存之。其時我確認閻先生走這條路，山西必然失敗，心情十分沉重。不意此款亦很損失。

    說到我在太原蓋房子，是十八年閻先生將其自置精營東邊街建地分我四畝，我於十九年春起建築，請我北平的居停隋少伯代為設計，我原擬蓋一層過廳，隋謂：「你家人少，你不能總作主席，用人不能常多，前後院視線如多阻隔，將來不易照料。」又我原擬房間進身深，隋以為淺些受陽光多，居住舒適。我均從之。到二十年春新居正在內外油漆時，適有通州同學陳禹祥來，見狀顧我曰，昔曾文正公日在求闕，你何如此整齊，因即日停工，所以我的新居僅大門、二門油漆竣事，其餘有已上油底者，有未施油彩者，有完全白木者，迄我全家離此住所未再粉飾，室內未張掛一張字畫，亦未事陳設（停止粉飾是從禹祥之言，不掛書畫不事粉飾則是我內心上的一種感覺，因我當時不知何故總覺的時局不好，不許可如此，故許多由天津買來的畫片鏡框一類東西，連箱子亦未開，但所謂時局不好，亦並非指日本侵略而言，因其時共產黨已漸坐大，心中對此總覺的是一問題）。

    我在北京的寓所是在東堂子胡同，從前張溥泉租過的房子，建造很講究，亦很寬大，惜我人口少，數間樓房只住了樓上兩間，因不願有人干擾，未置電話，僅於鄰居煤場商借電話，每月助其五元（比時電話費只一月六七元，而所借電話自內向外亦只有我的用人相互通話），同時我在寓所亦永不會客，誰也不去，真可說是門可羅雀，均一是我的秘書長，亦是我請他在家吃過飯，此外亦一概不來，我一天如無事即在省府待著，在太原時不能整天待在省府，但在寓所亦只省府人我才會，別的人不會。平、并兩處均有人代我會客，在平私人的客由範亭會，公事上客由李芷政會，在并公私來客均由高福齋（名時臻，前山西大學校長、國會議員）會，他們亦真負責，我所會客，是此三人所代解決不了的我才會，其餘我一律不會，故我連縣長亦不輕易會，因他是受民政廳節制，如有事可向民政廳陳述，而縣治好壞亦是民政廳負責，民廳失職可換廳長，我何為越俎代庖。拜爵公庭，拜恩私室，為古人所恥，所以既不拜人，亦不受拜，惟古人亦曾有不會下屬是一錯事的理論，我則終不以為然，政治組織自古即是分層負責的，要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才能談到執簡馭繁，庶績咸熙。如問縣長而放過民政廳，民政聽將如何負責，故終不願自亂步伐，不過我在三任省主席得到的結論是，我能任勞，不能任繁，只知是非，不問恩怨，而省主席卻是一個繁職（憶在太原任主席時，除我的三位秘書及秘書長外，寓所亦很少會客，有次閻先生的第二介弟閻崇甫來寓，我的趙副官文桓，告以不在家，正在此際，我適出門，相對之下，崇甫竟怒擊趙一掌，事後我曾勉趙所事應爾，對閻勿予介意了事）。

    我因與閻先生三年餘（十六年至十八年）相處的關係，由我在綏遠他教孫萃崖與我說的話（與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榮的），又在十六、七年我入山西以來，他始終沒有壓迫或示意要我取消國民軍第三軍的旗號，尤其感於這幾年的公誼私交，沒有法子不給他擔任作戰之事。他天天與我研究打不打，我實在心煩的很，有一天我忍不住對他說：「我說你不要打仗，你非要打不可，我說你不要與我商作戰的事，你定要用我作指揮官，現在我已答應作指揮官，你要研究怎樣打可以找我，若研究打不打，我已說定不可打，你不要再與我研究。」趙先生在旁說：「次宸這話很公道。」閻先生亦答允此話，但事實上他還是天天找我去研究，直使人心煩已極，所以每次會談，我都如害病一樣（這些時真的鬧出了我的胃病）。

    十九年之中原大內戰，雙方動兵一百幾十萬，起因於十八年夏天之編遣會議，在二、三、四各集團，當然願按各人現有力量的比例裁汰，尤其都希望一面按比例裁兵，一面還請中央幫助些餉，這是各集團之內心。而中央則第一是不想幫各集團餉，第二是將第一集團軍與中央分開計算，別人認為一集團軍即是中央軍，中央則認為應當是兩個單位，放在中央要按五個單位辦理，將中央與一集團算成二個單位，別人則要算他們一個單位，此即衝突之最大原因。總而言之，不諭二、三、四集團，即所有其他雜牌小單位都想存在，而第一集團軍則不但要存在，且要擴大，以圖壓制各單位，故逼出一個十九年大內戰。

    有天我到賈煜如公館看胡今予（宗鐸），正遇龐更陳、薛子良等在多般慫動煜如鼓勵閻先生迅速決心反蔣各端，當日我即單獨對龐說：「你們是成功了，你們本來是不得了，現在則有了辦法，不過你們將三集團拖下水，結果必是弄的一齊沒辦法為止。」他當時說不上話來，只是笑著看我，按更陳之為人，還不大懂的這個看法，亦看不出此一局面，但因為共事數年，他還不敢藐視我的話，故既不敢承認，亦不敢否認。後來龐隨我撤入山西，到太原時我還與他追述此事。

    在十九年戰事未起以前，（一）閻先生起初是研究打不打，但他內心亦漸知難以空言嚇走蔣，所以是決定打，而又因研究打不打，便忽略了如何打。（二）中間研究如何與張漢卿合作，目的仍在擴大勢力使蔣被迫下野，又因要利用一向不與中央合作的黨人，而忽略過去黨是由黨人解決，國是由國人解決的主張，以致汪精衛一派日趨太原，自然奉天亦日遠大原，亦即因聯黨而忽略了合張以厚勢力之初旨（在我赴豫之前，尚為此一問題同閻先生散步，於其總部進山下「深沉邃密之館」左近研究之）。（三）其間聯繫二集團與韓、石等，亦因權利關係游移不決，致成貌合神離，最反對中央的是孫殿英、高桂滋、萬選才、劉桂堂、石友三等部。有一次趙丕廉未經請示逕許與石友三一、二百萬元，閻先生大怒，不予承認。使非石友三曾在浦口砲擊南京，此時即可與韓同去。（四）當閻先生去冬赴鄭時，韓向方曾兩次謁閻，都表示擁護請他領導，而閻先生總是說擁護中央，韓是一率直快語之人，嫌其作偽弄人，不移誠實，很堅決的憤然而去。韓去而王金鈺（原孫傳芳部）亦去（王且擬扣閻而獻之蔣，表示他對中央比閻更好，孔芸生與王莫逆，適在王處打牌，外出小解，聞王與韓向方電話及此，急走告閻，而閻之專車業已被扣，其時孫萃崖率馬延守部在揚旗外等候，閻即走出車站揚旗外匆匆登上孫萃崖之專車回并）。韓與王去，而徐源泉（鄂人，原為褚玉璞部，十七年投何雪竹者）亦去矣。（五）最後因二集團鹿鍾麟與中央談條件，已定反閻，閻接此訊（當時密電往來，山西均知之），才決定放馮煥章回去，以破鹿之聯蔣。兩三個月來，要以此事之決定為最迅速，假定再不痛快決定，他的全盤計畫，此時便先毀了，因為二集團精兵號稱三十萬以上故也。

    有一件事使我感覺奇異，即當決定放馮回陝，此一午飯前之很短時間內，趙次隴閒閻先生：「你一定要放他」，閻答「不放他二集團即跑了。」趙聞之，義形於色，大哭而去。可見此老實不願有此戰事，亦為我所僅見渠堅決反對閻先生之一次，祇是過去幾個月來，他能天天與閻在一起，研究打不打，本此大哭反對之識見，則在前之研究打不打，都當在不研究之列，不應研究而與之研究，此我所以感覺奇異者也（假使當初研究反蔣時，即以此大哭而去的態度臨之，閻先生可能要變計或緩和下去）。

    按：趙次隴先生頭腦很清楚，關於閻先生這次企圖絕不贊同，觀其十八年以來對趙芷青（丕廉）有時聯絡雜牌軍隊，及對薛子良代表馮煥章來說山西合作，都表示反對，有次對趙或薛曾當面摔其茶杯，但閻先生與之商談反蔣，他總是依違兩可，直至閻先生最後騎上虎背之日，他才作此堅決反對，無乃有過遲之嫌。若賈煜如則一心要佐閻先生成一國家元首，所以當時質、趙兩人極不相能，幾於有趙無賈，因趙十數年來皆住閻之督軍署內，所以賈、閻間之商談，是利用一條僅通兩人之電話以交換意見。憶十三年之政變，首謀當是續西峰，而成之於馮、胡、孫。今次大戰，首謀是閻先生，而成之於賈煜如（因為煜如是唯一的絕對贊成者）。

    有人告密李○○貪污，閻先生很生氣，打算將之扣押，與我商量，我說虛實未知，當此多事之際，遽扣押一財政廳長，恐予人以不良印象，應俟查明再議。他又問當如何處理，我說可與工商廳長呂著青對調，故李呂皆來太原，但我始終未以此事語人，而兩人亦始終不知其何以互調，我認為我是在做事，是行其所當為，而非示恩施惠，即我從來所幫人說過什麼話，或做過什麼事，亦都認為是應當如此的，並非循私，故亦從不告人。

    馮煥章回陝後，二集團當然再無與中央輸款之舉動，各方面態度亦隨之明朗，韓復矩請求中央讓他離豫，中央畀以魯省主席，閻先生遂派萬選才接豫主席，我即先到漳河站晤石友三，石部賡即東開（閻命趙芷青許以魯主席）準備入魯。又一次是我到洛陽會宋明軒，約定二集團出平漢線，三集團出津浦線，隴海線由二、三集團共同擔任，是為此次作戰之主要路線。旋閻馮會於新鄉與百泉，作最後決定，此次決定，閻先生自己指揮津浦路，馮煥章指揮平漢路，我與鹿瑞伯指揮隴海路，我建議先用十幾個師以解孫殿英亳州之圍為名，直出蚌埠，馮煥章認為冒險，他說：「如你一定要去，可一面去蚌埠，一面留部隊向隴海路前進，反正隴海路正面是你負責。」當時規定，歸我指揮的部隊：萬選才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作戰力很靠不住），劉桂堂數千（作戰力尚不及萬部），劉春榮近兩萬人（軍隊尚好，其本人意志不定），孫殿英近萬人（在亳州被圍，作戰力尤差），石友三四萬餘（軍隊很好），劉茂恩萬餘（較萬部為佳），確實有把握者為晉軍，約十五萬人（孫楚、楊效歐、關福安、楊耀芳、張會詔五個軍，趙承綬騎兵軍及數個砲兵團），共約三十餘萬人。實際上在任何地方如何使用皆可者，只有晉軍，我要親去蚌埠就不能在隴海路正面指揮，我要指揮隴海路，誰也不肯冒險去蚌埠，閻先生似對如何作戰全不在意，馮先生又反對此議，故我只好按他們的意思去作。當閻先生由新鄉迴車之頃，我請他與我預備幾百隻民船，分置黃河兩岸，他很詫異，我說：「我統率如此大軍，在豫作戰，不能無妥善後路，豈可僅恃一黃河鐵橋，我在此地負責，何嘗不能自己安置船隻，所以請公安置者，要你心中知此萬一之用也。」他當時亦很注意，即教周子梁寫下來準備。

    閻先生指揮之津浦線，是傅宜生、馮鵬翥、李生達、王靖國、李服膺五個軍，其餘尚有新成的豐玉璽、楊澄源、秦紹觀等四個新軍，分置於魯直豫沿黃河北岸（亦即左岸）。馮先生指揮之平漢線為張維璽、孫連仲、鄭大章等二集團主力，及樊鍾秀部。鹿瑞伯指揮宋哲元、孫良誠、龐炳勳等三個軍，在平漢、隴海之間。

    對方蔣先生指揮劉峙、陳雪軒、顧祝同、蔣鼎文、熊式輝、陳繼承等軍，在隴海線。何雪竹指揮徐源泉、王金鈺、蕭之楚、楊虎城及陳誠等軍在平漢線。津浦線部隊是馬鴻逵、王均、趙觀濤等軍，其指揮官起初不悉為誰，最後是陳誠，並加入蔣光鼐、蔡廷鍇等軍。

    我在隴海路的初步部署，令楊毅如指揮其本軍及劉茂恩軍為一路，在杞縣以東。孫萃崖指揮其本軍及關福安、萬選才兩軍為一路，在隴海沿線，萬部在隴海線南，其前頭在小壩，與孫萃崖之馬延守師（在沿鐵路北）並肩同敵。因劉春榮在隴海路大北，石友三在魯境，不能聯繫，亦不易指揮，戰線極為散亂，我遂決心令各軍在隴海線一帶者，悉先撤至考城、爾封、杞縣之線。左翼依托黃河，以調整部署。此一計畫是我在一次鄭州近郊野地與若干幕僚研究決定的，當我由鄭州出發前往蘭封處理時，熊哲民來送，謂鹿瑞伯致意說：「未戰先退，兵家所忌，影饗士氣人心甚大，茲事萬請考慮，毋貽後悔。」（因我事先恐友軍誤會，曾當面告鹿，鹿當時即以為無必要，茲特請熊哲民來商止。）我以責任所在，未予應允。翌晨抵蘭封，甫下車方擬謂楊耀芳司令部（楊耀芳軍甫到，張會詔軍尚在運行中），而劉春榮迎來，面請即發給其子彈二百萬發，否則彼無法應戰（該軍正在考城之東北某地，楊耀芳密告劉軍似有異圖）。石友三亦正來述入魯受挫，已由鉅野、荷澤一帶後撤，請示爾後方略，此時適楊效歐由杞縣電話報告，其左前力竟夜槍聲，友軍似有異動，我當囑以即在杞縣前方布防，遂不言其他，逕告石友三以擬將全線撤至考杞之線作調整部署之計畫，該軍可撤至考城紅廟一帶，以劉春榮軍附之，石極同意，劉則怏怏而已，同時並以此意電話駐在柳河之孫萃崖，渠亦以為然，並稱其右後方半夜槍聲不絕，萬部似有變動，旋悉劉茂恩確已叛變，俘萬選才投敵（萬原為劉雪亞部軍長，後叛劉獨立，茂恩乃雪亞胞弟），我於是即午詣開封，面令萬之秘書長兼民政廳長李純如代理主席，萬之副軍長宋天才代理軍長職務，當晚返鄭州。鹿瑞伯來晤，對此措施，備致贊揚。按當時萬正任豫主席，豫事穩定與否實關全局安危，此後隴海路數月戰事，進退自如，全基於此役。

    以上調整部署，皆曾在蘭封電話楊效歐、孫萃崖。並面告楊耀芳、劉春榮、石友三。劉見我調度很有把握，未再堅持其二百萬發子彈之要求。我僅告以：「隨用隨發，現在給你二百萬發。你亦無處置放。」但在孫苯崖部後撤之際，敵方跟蹤追擊，勢甚迅捷，馬延守師竟有二團落在敵後，我立令楊耀芳軍趕到儀封予以堅決反擊，敵勢始殺。馬師落後之部得由敵右後方衝回，在儀封地區，我方反擊敵方迎戰，範圍不到三十里，往復數次，經過三、四天，終於將戰線穩定（當第三天晚我實睏極，曾矚黃臚初、吳霖泉兩君，敵彈不落我窗前者，慎勿喊我）。此時我方由南至北全景應戰狀態，敵方玫擊至一星期，損失甚大，自動的撤後至內黃之線調整。我軍跟進內黃之線，此地兩軍相戰最久，幾達四、五十日，中間有一次陳光斗團行夜龔，衝入敵陣地，奪得僅重機槍十五挺，其他稱是。所惜附近部隊少，未能擴張戰果。在此期間，鹿派在杞縣以南之宋明軒部，並聯合孫良誠部出擊，亦未成功。我因對方似將兵力向南抽調，亟令石友二一由左翼考城向對方陳調元指揮之線出擊，頗稱得手。後聞陳已奉令準備後撤，不圖石於進擊得手之際，同時向後方請援，無線電為蔣先生所截，持以示陳，陳既不退，又得援兵，石遂無功，皆因石保全實力吸收友軍一念敗事，不然將必大有進展，在石部由左翼出擊時，我正面鐵路線上亦增加張會詔軍出擊，經幾日激戰，敵退至野雞崗之線。

    此役各方觀戰者咸稱，馬延守師為二、三集團申之師第一，陳光斗團為二、三集團中之團第一，皆為全軍之冠。而趙承緩騎兵最不濟事，遇一架敵機亦潰亂不已，為此馮曾電閻，對趙大肆批評。

    按：十九年余未暇多作日記，在軍事倥傯中僅有若干簡約之記載，且或為追記，吾友楊肖韓君為余整理者得十一則，附之於左，以資參證。

    五月七日，敵攻亳州急。

    十四日，歸德開戰。

    十七、八日，歸德戰較急。

    十九日，由歸德撤至柳河。

    二十日，劉春榮軍自行後撤。

    二十二日，與石友三等會於蘭封。決全撤至考城至儀封至杞縣之線。劉茂恩變，萬選才被擄。

    二十四日，敵總攻。

    二十八日，敵第二次總攻。

    三十日，我軍總攻擊，正面進展不大，惟左翼石友三部擊破陳調元等軍。

    六月八日，敵退內黃縣。

    七月十日，敵退李壩集（即民權縣），本日曾至開封會議。

    馮先生以宋、孫出鑿無功，又增加鄭大章騎兵由宋指揮，再由右翼繞襲歸德，劉振三騎兵師已抵歸德機場，惜采軍為大雨泥濘所阻，未能及時趕到，遂亦無功而返，此時我正面為饗應宋軍出鑿，由孫萃崖攻下民權縣。

    當隴海線半年作戰，劉春榮一萬七八千軍隊始終無戰事，蓋劉既取巧觀望，南軍亦悉其內心，僅對之取監視，而移其得力部隊他用。我方則反是，既不能不用其當敵，亦不能不於其側另置部隊，以防其自由引去時，迅即代之之準備。劉之所以不歸南，第一是懼中央向持之先拉、後吃。其次是自外生成之個性，彼經常是以一團兵對敵（其實無戰事），八、九國人在後面訓練，某時期我令黃臚初偕柯劍霞視察各前線，黃等歸來具述劉軍訓練之勤，軍容之盛，臚初且秘向余言：「又一馮煥章，行將看其異軍突起也。」余戲謂：「恐其祇能與，而不能突起也。」

    戰事初開，津浦線頗稱順利，濟南下後，韓向力退向膠濟線，閻先生令張蔭梧帶兩個軍跟蹤東進，傅宜生帶三個軍向津浦線下泰安迄於曲阜，當時鹿瑞伯舀商請由我作書招韓來歸，我謝不能，併告以：「如必令我作書者，當勸其好好作戰。」不願以己所不欲者干人，同時岳西峰派代表問道來見，請我代決行止，我囑以：「既已在雨，即好好對北作戰可也。」亦不願陷人於不義他。其時渠正駐太康，所部僅數千人。

    平漢線部署。樊鍾秀在許昌、臨潁一帶，張維璽在襄城、郾城之間。孫連仲當救出亳州之孫殿英後，撤回尉氏、鄢陵一帶（孫殿英因久困後，撤至朱仙鎮一帶休息），龐炳勳在通許一帶。平漢線我軍始終不能進抵郾城近郊，最大原因是樊部不肯再由許臨前進，馮先生亦不願孫連仲、張維璽各軍出樊部之前，蓋始終對樊不信任，樊本無他，祇是擁兵自固，不願前進作戰，故平漢線始終沒有大戰，僅有小規模的接觸，其障磚所在，非我兵力不大優於南軍，而是多一樊鍾秀之故。既不敢出其前，又不願留他在後，可說是與友軍對峙，而非與敵軍對峙，言之可笑。其實樊之為人，非不可德化，亦非不可義感，僅僅兵無紀律，官有積習，不能打仗而已。鄧寶珊當時尚客居於彼，該軍決不至反戈相向，祇為馮先生大軍不前，彼遂有理由取巧不進，使當時馮不管樊軍前進與否，揮戈直前。漢口可下，張桂軍可聯（張即張發奎之第四軍，桂則李白所率桂軍），縱不然，亦可繫留平漢線中央軍不敢盡情東調，則我隴海方面自然可以長驅進展，最小限津浦線不至如此敗潰也。

    當津浦我軍勝利時，閻先生任石友三為魯主席，但除民政廳外，任何機關人事均由閻先生直接委派，尤其是財政，一分不許石過問，石大不悅。放在考城出擊無功之後，石本人即常駐開封，不願再上前方。閻先生之不能善任石友三，與馮先生之不能放心樊鍾秀，均為二公因小失大。不能成功之一顯例。未幾津浦線漸次失利，在濟南不守之前後，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因此鹿瑞伯傅曾兩次約我到開封商大局，我均告以：「我受命而來，當全命而歸，他無所知。」鹿乃默然。

    在此一時期，我們二、三集團軍將領每會議於開封，在會議後，友好又必多勾留平日夜，除孫仿魯外，宋明軒、孫少雲、石漢章、龐更陳等好賭，余則與孫仿魯等閒話一旁，有時賭散，諭及前途，余每以必全命而歸為對。更有時因被酒，且為至言，以為「今次之戰。閻先生有野心欲為首領，此人人皆知之事，所以事成閻作東道主。萬一失敗，以今日局勢言，山陝西北仍可自守。我軍擬西老無論矣，擬北老不論何軍何部。有一不退過黃河以北者，三集團兵決不過河，諸君信得過徐某，當更信得過第三集團軍。」按更陳無論矣，其他諸友好自十五年以來，對余向極尊重，余亦素重然諾，所以言出無不相信。余覺此種談話，實於我人能全師而歸大有幫助。

    在此後期，我正面俘獲對方一重傷之營附，在其身上搜出一個命令，說選定六個師及數十門砲於某日在某某地區（即楊毅如正面數千米達之一段地區）行反攻，我軍當然加以準備，但當對方攻擊開始，並未感到大的攻勢，經過兩三天亦即停止，可見其時對方之力量，亦已疲敝不堪。當我軍濟南潰退，友軍孫良誠所部吉鴻昌、張印相、梁冠英三部先後輸誠中央，石友三動搖，某一日晚飯後，遽報石友三部後方齊向蘭封西北之黃河渡口過河，我立即馳赴渡口訪石，至時石本人及其若干幕僚已渡過河，我命吳霖泉過渡請他來會，因一向相處還好，渠即返渡來晤，我語以：「假定我們隊伍總退卻，三集團當然退回山西，二集團亦可退回陝西，你實無所歸，又不能降蔣（他駐浦口時曾砲擊南京），所以你早早過河找出路，我很諒解你的苦處，不過我們在此聯合作戰數月。你不好撤開一翼讓敵人包圍我們，你給我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我派兵接你的防。」因我素不對人失信，他亦聽從我話，馬上下令，命他前線部隊未撤老停止後撤，並留若干作預備隊，等我接防。此為當時最緊急之一夜（聞石已與奉力取得聯繫，石亦東北人）。

    我在蘭封作戰時，有幾天很忙，而亦艱難，黃臚初又來發牢騷，故我感到此君每到戰事不利時，即往往出此怠工式之舉動。固然工作亦勞累，但總是趕到不順利時，他就要鬧脾氣，因想這純是教育與修養的問題，作一個軍人，須知勝敗皆屬常事，若勝利則踴躍興奮，一遇敗仗則頹喪怠工，此不惟影響他人心情與士氣，亦且有損自己品格，所以軍人心理的修養，要預在教育方面特加注意，尤其是學校教育。

    某日接閻先生密電說，楊效歐有通蔣訊，要我注意。我認為毅如非此等人，亦無此等事，故毫末留意。當前情形如此，故我決心逐漸後撤，以為權時之計，部以此意電告閻先生，渠亦認為祇好加此，別無話說。適於是時鹿瑞伯由開封來電話說，孫殿英自由行動，由中牟、朱仙鎮一帶撤過河北，已令龐炳勳向西延長警戒，問我幾時能到開封，當我的總部由蘭封先撤興隆集，將撤杜梁寨時，從前方接到幾封信，一為姚以价致孫萃崖者，一為唐生智致楊星如老，另一為某人致楊效歐者，我均未加檢視，逕將原函交其本人，令酌量作復。同時蔣先生致我一親筆函，首謂：「津浦線晉軍已由濟南潰散，二集團大部向中央投誠，東北軍入關擁護中央，閻伯川既無能為力，兄此時再以孤軍支持下去，徒苦人民，望有所主張。」末謂：「我請劉君實先生相候於民權縣，在三日內請予聯絡」云云。我對此函不猶豫的置之不答，仍按原定計畫逐步撤退。分次分段僱用民工，派幹部監督挖築工事，逐撤逐守。故我在蘭封興隆集。杜良寨等地。均待至前方指揮官到後我才走，在開封我留兩夜一天，過去我曾向開封商會借過五萬元軍餉。於此次到開封之傍晚，親看士兵抬款送還（因我居留之旅館距商會甚近）。有人說：「當此之時，何不留以犒賞士兵。」我說：「這個時候，我不懂的犒賞士兵，借人之錢何可不還。」後來，我直等到前邊山砲兵撤過開封南關，我才出城上車。

    當我上車將開之頃，柯劍霞交我一函，乃劉蔭遠書，謂他不能相從北退，末謂權當他死了云云。蔭遠從來有頭無尾，只好對眾說我教他留下的（其時渠任軍法處長）。

    我清晨到中牟方下車時，適有中央飛機丟下炸彈二、三枚。正打到劉秦榮之特務連，該連立被損傷一半，為作戰六個月以來第一次遭轟炸之大損失，當晚抵鄭州，翌日上午去看馮先生，馮住城北四五里之野外兩帳篷內，我到時薛子良先在，馮正會吉鴻昌之代表，該代表走後，馮請我與薛相會，馮一見我們即說：「你們知道吉鴻昌的代表來做什麼？他說，『你看我現在與蔣介石聯絡，是要做赤壁之戰的黃蓋，機會一到，即將蔣介石與你們生擒過來』，現局尚大有可為，鄭州附近還可守一時期，仗還可以打下去。」薛予良其時正管該部財務，說到用錢上，馮說：「鄭州可以派房捐，一派房捐就是錢，我們還要好好待一時期。」但馮先生當日下午就過河去了。

    憶國民軍之成立，有關係的人士都批評說：「第一軍私」、「第二軍亂」、「第三軍散」，這批評的確有些道理。所謂第一軍私，是指馮煥章用人而言，其所部初有所謂五虎將，是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石敬亭、宋哲元等，皆前清第二十鎮與馮同事，有關係，曾在十六混成旅充團營長者，但不久又有小五虎將出現，即韓復矩、石友三、孫連仲、孫良誠、張維璽等，皆十六混成旅士兵出身，後輩推前輩，固然應有之趨勢，但在第一軍則特別顯著，張樹聲即曾對我說過：「馮先生是一定要親自孵出的雞娃，才會下蛋。」意謂韓、石、孫等是馮自己教育出來的。余以為馮先生有一重要自私事件，即十三、四年間，段、馮原商妥許孫禹行先生以甘肅督辦，俟第三軍到甘後即發表。但在十四年夏第三軍尚在對甘省遊疑醞釀時期，馮竟請自任甘肅辦，彼為其一時打算，自很得計，但為彼保有整個國民軍勢力計，則無異自折羽翼。因為第三軍果到甘肅，則十四年冬直隸戰事可能延緩下去，當時第三軍既絕望於去甘，又不能在陝久留，勢必要另找一條去路，適吳子玉欲巧取河南，鼓惑直魯豫各不相容，而第二軍本屬烏合，平素對地方予取予求，很多部隊在人民視之無異於土匪，至此又群相奔競，岳西峰無識無能，遂速其不戢自焚之結局，二、三軍散殘之後，第一軍亦無能在京兆察綏存在。向使十五年夏秋，國民革命軍不出北伐，第一軍侷促於甘肅一隅，當無復能再東出平涼一步，蓋自私之果終不能有也。即以用人，必須由自己教育出來，方可為自己用一點來看，亦未見得有利於己。蓋為國家教育人才，人才必是愛國，愛國之士未有不愛人而自愛者，若假借國家勢力為一己培植人才，則上行下效，罔知有國，必至見利忘義，各私其私，故曰自私者終無所有，徒食其害而已。又十三、四年間馮先生曾公開指示其幹部說，做事須有目的，有手段，亦即目的可以擇，手段可以不擇云云。意謂只要目的在愛國，其手段可以隨便，而狡黠者利用此語不擇手段的取巧便私，馴至目的究竟何在，則亦無復敢問矣。觀吉鴻昌輩到了最後，尚言其學黃蓋，其目的耶，抑手段耶？

    斯晚或翌晚我與鹿瑞伯商談我們撤退事，孫連仲、宋明軒都在場，談間高樹勳亦到，但輾轉亦即離去。當前情形，馮所指揮之張維璽等已不知到了何處，鄭州附近鹿瑞伯指揮之孫良誠，其部下的吉鴻昌、張印相、梁冠英等部，都已投敵，宋明軒是陝西主席，正準備向陝境退怯，孫連仲說該軍今晚就要過河，我說：「你既一同北撤，最好要留點隊伍，協助我逐漸縮小防禦圈。」他說：「我要留隊伍，便帶不過河，你看高樹勳方才的神氣，還看不出嗎？」（其時高任孫部師長）宋明軒說，他可以留一小部隊伍幫助我（因為我無法抽調我部，到鄭州西南方去），此為當晚會商所作之決定，翌晨天未破曉，秦紹文（德純）參謀長來（在開封時鹿已派熊哲民去奉天）說：「鹿瑞伯昨晚午夜即已過河，宋明軒只留了一旅人，我們昨晚商量的好好的，不到兩小時大家都走了，我覺的這樣太對不起你，所以我到你這裏來。」秦並隨一副官帶一電話機，準備隨時與前方宋部之某旅接話，時只留下三集團全部（在鄭州之東）與二集團龐更陳一軍（在鄭州東南），宋明軒部一旅（在鄭州西南），其餘二集團部隊都降的降、走的走了，故我決定當夜撤退，白天前線均有戰事，龐更陳軍一面向西向北移動，一面打的還很得手，是日我即在將軍第（鄭州名住宅）待一天，很消閒的曾到街上一看，除我們憲兵巡遊外，街上亦很清靜。午前龐更陳來，見面即對紹文說：「你們二集團的人太不成話。」紹文說：「怎麼是我們的二集團呢？」又昨夜以來，在鄭州經商的陳禹祥同學來，一再言「看你神情極佳，一定可以安全退過河北」云云。

    我則以手提文件包交之寄存，日落前我與紹文同車出發，繞到楊毅如司令部，楊已先行，留參謀長等候命令的時間，到時即走（到規定的時間撤兵，楊之先行倒無所謂）。當日午前，我請紹文與已駐入南陽寨（在大橋頭堡南）的梁冠英軍長通一電話，告以「我們要過河，非回去不可，你此次向對方去是不得已，我們亦知道，不過你要做到適可而止，假定我們軍隊過去，你在路旁截擊我們後衛部隊，那就太不義氣，且對方亦看不起你。」他回電話說：「我不能跟你們一起走，很對不起長官，是隊伍不想走，沒辦法。」云云。電話情形尚好，我們所有過該地段部隊，縱屬後衛末兵，均未被截，我們經過時亦未見有一官一兵露面，不過再走不遠，馬延守師長即來見我說：「隊伍早布置好了。」大約在當夜十點鐘左右，我即進入黃河南岸之大橋頭堡，而梁軍之砲兵亦開始向我軍陣地轟擊矣。

    我在中牟時，已下令三集團各部隊，在鄭州以東迄東南接龐更陳軍，掩護所有北撤各友軍過河，孫萃崖之本軍（三個師）掩護所有三集團各軍過河，孫軍馬延守師掩護孫軍其餘兩師過河。孫萃崖是我老友，馬延守是我舊部，故此次撤退大家心情上已確定職責，誰也不慌張，亦無所用其慌張，主要原因是開戰以來直到撤退，未曾有過敗仗，由開始撤退至到大橋頭堡，都是各按次序行事，未嘗稍有紊亂，好像我們的士氣壓住對方，戰事損傷亦不甚大，一則工事築的好，二則永遠是力攻必取，只是戰略上出於被動，因友軍不能協調，最後我津浦線敗潰，奉軍通電助蔣，於是吉張梁降敵於前，石（友三）孫（殿英）附奉於後，隴海平津兩路，不能不應需要以後撤，惜楊毅如部周思誠旅長行動過於遲緩，以致被俘。除該旅兩團人未能撤入小橋頭堡外，其餘孫連仲、劉春榮、龐更陳各軍，均次第撤過黃河，最後三集團亦然。

    當時南軍在郾城一帶，兵力極薄弱，先因受張維璽部在襄城方面牽制，後因宋明軒西撤之故，未甚前進，惟在這幾天內中央飛機在許昌投彈，卻將樊鍾秀炸死，樊本反蔣，但不肯前進作戰，馮則因不能容人，亦不肯出樊之前，南軍之力比樊大，因無力對馮，故亦未敢攻樊，樊死後所部少數投降南軍，大部星散。

    我剛進大橋頭堡不久，梁冠英部隊即向我們開砲，跟著中央軍先頭部隊亦到，全線發生砲戰，因我們陣地已預先築好，隊伍亦經派定，故進入大橋頭很整齊的防守起來，翌晨天不亮時，孫萃崖跑來對我說：「不得了，剛接得緊急報告，北岸向我們這邊開機槍了，這必是石友三、鹿瑞伯的隊伍向我們動手了。」他這一說直如晴天霹靂，我說：「你不要慌，情理上不能，石友三雖不敢保，但亦不至如此負義，鹿瑞伯、孫連仲我昨天剛剛掩護他們過了河，今天如此，即坐視他人所為，亦情理上說不過去。」他急的跺足說：「那還有錯嗎？」接即又怪怨我說：「你太負責，太放心別人，自己不過河讓人家過河，現在你看這怎麼辦？」他正在此吵鬧時，張槐青、柯劍霞兩參議來了，此二人是我派在黃河橋頭，監視我們隊伍過河的，現由橋頭回來報告橋頭情況，說：「現在橋頭上紊亂的很厲害，原因是我們令野砲上火車走，其餘山砲機槍等及騎步兵均徒步過橋（我南下過河後，即在橋上鐵軌間舖一層木板，板上舖土，每天有幾次壓水車將士洒濕，此項工作一直未停，故幾個月來路保存的很好），因為馱馬到此，子彈太重了，即取擲一部分在橋頭廣場上，扔的多了，不知怎的將子彈碰著了，子彈亂飛將橋口堵住，人是越聚越多，後邊的人見前邊的人不走，彈聲又很密，亂響一陣。」我截住問他：「北岸有事嗎？」他說：「無事，膽大一點的仍可繞著上橋走。」萃崖所聽報告，即此事之誤會。於是我命楊耀芳軍派方壯侯師（方係我舊部），在橋口整理，肅靜橋頭，很費了些事，直到下半天才整理清楚，此為第一個紊亂，因之短時間不能通行。第二個紊亂是關福安軍，因他應早過河，但接替者接防略遲，他便來一謊報，說他的防線左翼被敵衝入，距橋頭已很近云云。後悉乃接替部隊在該軍後佈防，稍過即已無事，該軍亦慢慢的退了。除此以外都能鎮靜撤退，最後負責小橋頭堡之孫軍，都是很整齊的防守應戰，如此走了一天兩夜，我在橋頭堡待了一天兩宿，直等到所有部隊過河，只剩下孫軍，萃崖催我過河說：「我也要走，你不走，我怎麼能走。」故第二天早晨我即與孫萃崖乘火車過河。

    當橋頭紊亂之早間有一小插曲，即情狀剛一平靜，更陳即與我說：「不要緊，我此間尚有一師得力隊伍，還可以好好打，儘管放心好了。」過不了一小時，關福安部的報告到了，更陳又說：「此地不行了，我這隊伍如何如何，砲要丟了，你們都將砲帶走，我帶不走，沒有砲怎麼打仗。」及至此一情況過後，他又來與我講寬心話，說：「不要緊，如何如何。」最後他不願等待乘車同行，先約紹文相偕徒步過河（更陳帶兵素佳，此次作戰很好，隊伍其實亦好，可惜在此半日之間，變幻兩三次，朋輩引以為笑）。聽紹文說，他二人在橋上走時，更陳向因腿曾受傷，步履緩慢，紹文曾作一首打油詩，記得是：「前線紛紛盡倒戈，二砲（從前募兵制的老軍隊，其騎兵是私馬，有願充騎兵而無馬者，即由老兵之有錢者買馬供之，此一新兵即成為此一老兵之兵，老軍營中叫作掮二砲，形容其非直接為國家之兵。）徒步過黃河，磚頭石榴成往事，干擾雪兒龐大哥。」（此則朋友開封瑣事）。

    我嘗覺的此次撤兵，是生平一件不得已的快事，因想戰而勝，輪不到我們在前，撤兵則無人爭後，我可以從容指揮，如意而行，所以我覺的是一件要不得的快事。

    部隊過河，我們與更陳部駐詹店一帶，劉春榮駐忠義一帶，孫殿英在道口一帶，孫連仲在獲嘉、衛輝一帶，鹿瑞伯駐新鄉，石友三在彰德以南一帶，我過河後並未破壞鐵橋，只在橋北端留二列鐵甲車，及趙承綬騎兵一部護路，此次戰事前後六個月，南軍極其疲敝，故一時無力前進。

    十九年之戰，我軍所以能進退自如，全得力於素日軍隊訓練好，肯做工，尤其所用將官好，幾次向中央軍突破而不能擴張戰果者，全因手中預備部隊太少，亦可說是我太謹慎，不能冒險抽調部隊之故，兩翼本有優厚兵力，但左翼石友三、劉春榮保存實力，指揮不靈，右翼宋部則為天雨所阻。

    閻先生在其津浦線軍事既經敗潰，尚趕到北京在九月九日就任國府主席（聞之賈煜如說，閻辛亥革命即九月初八日在太原起義成功，所以有此就職之事）並發表新閣名單，即日回石家莊部署軍事，旋因恨張學良通電率兵入關，協助中央（奉軍通電入關是九月十八日），等於公開反對閻、馮，遂令後方新成隊伍在石家莊前方構築工事，準備與張學良決一死戰，且一連與我兩三急電，要我快回到石家莊，當時我回他一電說：「在今日情勢，我想走修武先入上黨。」他回電說：「一定要走平漢來石家莊，與奉軍一決。」我不得已即帶龐更陳、黃臚初、柯劍霞、吳光傑等去新鄉，與鹿瑞伯、孫仿魯研討，因我的糧秣在河北者，均為石友三在後邊截去，鹿瑞伯新由山西領到之糧餉，是整個二集團所需之數，而此時二集團部隊，事實上只有孫連仲與龐更陳兩部在河北，故我此去一方研究今後行動，一方有向他借糧餉之意，我與他詳談之下，他對借糧餉接濟一事，支吾其詞，說已分與大家，而關於對南軍黃河的防務要我整個負責，他說現在別的部隊都不可靠，我因與他已說不通了，故未再提別的。於午夜吃點心的時間，與孫連仲密談閻先生要我經平漢路北上，問他還能否跟我上石家莊，他說：「不能，隊伍已不能再走了。」我又說：「我感到石漢章不可靠，你能掩護我北上否？」我意他是我掩護過河來的，現在後邊又無敵人，他該掩護我北上，他說：「石友三派人與我聯絡，要我與他共同截取三集團，你看，我當然不能這樣做，可是亦不能再幫你打石友三。」我看各方態度如此，故亦再無話與他們說了，趕天亮我即回詹店，召集各總指揮、各軍長（更陳在內）開會，我首出閻先生電報，次說鹿瑞伯、孫連仲與石友三情形，所以決心經修武入山，由山路回晉，不走平漢路，大家一致同意，我又問龐更陳：「你是留此與二集團一致行動，還是同路入晉？」他說：「一定跟你走，等到了山西再說。」因決定是日上燈以後分兩路開拔，孫萃崖帶其本軍及關福安軍、趙承綬騎兵軍以及所有野砲兵走薄壁子口奔長治，是為東路。我帶楊效歐、楊耀芳、張會詔、龐更陳各軍走車輪關，為西路。部隊在天黑以後開始行動，我於午夜後出發。那天正值東南風，行軍迅捷，日出前已過修武鐵路以北，上午十時許即到太行山麓，但人已累甚，士兵躺下即不能起來，休息約三、四小時，到下午三時又前行，趕到午夜以後，一半部隊已上山頂，我同某一部分官兵在某一村落露營，差不多走了十一、二小時，有的未吃喝，我一副官向一士兵要來馬料煮的粥，端來與我吃，因為大家都沒的吃，我也不便用，更陳說：「我實在撐不住了，給我吃了吧。」他即端起站著吃了。

    過修武道清鐵路不遠時，路上看見有士兵搶人民的驢騾子騎，即令將驢騾放回士兵正法外，並命憲兵嚴予彈壓，故這一天路上行軍紀律得以維持，到山頂時，沿途因人太累，秩序亦好，翌日再走即有落伍的兵隨便放槍開心者，沿途盡量彈壓，凡有牽人牲畜者，一概正法。到奪火鎮休息一天，一因行軍太累，一因無線電落在後邊，等電臺到後方與閻先生報告，因由詹店怕不機密，未便發報，初入山，顧不得發報，已有三、四天未發電報，故到奪火鎮才電報平漢情形及回師經過，到附城鎮後，電告閻先生我已將軍隊分佈情形，以後對各部隊請其直接指揮，並已通令各軍直接向太原請命，即日解除我總司令職責，閻回電認為在石家莊作戰計畫已成過去，對我處置均予接受。

    在從詹店出發時，我將所有輜重行李裝幾列車，教黃臚初、柯劍霞、吳霖泉三人押車北上，我與石友三備一函說：「這車上大多數為官兵行李，你可派人上車看看，有需用的即留下你用，如用不著，請派兵護送到石家莊，以免官兵行李無著。」後來聽說黃臚初等到彰德時，石友三極盡招待護送之責，又當時行李車出發前，楊星如想附車先走，向我要求，我很不高興的勉強頷首，他即將行李搬上火車，到車快開，實在不忍坐視不理，我說：「星如，你是我的副司令官，今天不比在黃河橋可以先走，你如現在附車北上，絕不知軍隊將來情形，你很快便到石家莊，閻先生問你軍隊情形，你將何詞以對，我看你還是同我一起走為好。」他很勉強的又將行李馬匹取下來，雖不願意，但亦並未怨望，僅僅時出長氣而已。因此愈覺的星如為人誠實謹慎，亦一難得之助手，到高平時，地方官離城很遠即張懸「歡迎徐楊總副司令」的標語，我內心想，星如果不同來，老百姓與地方官對他將是如何想法。

    由詹店出發當日，鹿瑞伯兩次來電話向我說：「你不要隨便走，沿途聽說石友三打你三集團的主義，尤其劉春榮在忠義，其人存心難測。」事實上劉春榮早已截繳我們走單了士兵的槍枝，我亦早悉其奸，鹿與我此一關照，我非常感激，惜乎我為完成我受人之命而來的任務，不能在此與他多事周旋，更不便說明我之措施，內心萬分不安。

    當我離開詹店回師之當晚，鹿瑞伯要電話叫不通（其實是楊毅如未奉命令將電杆臨去砍斷），乃請秦紹文、孫仿魯來詹店訪我會談，其用意一在挽留我，一在商討如何善後，因他感到我那天去向他借糧餉及商量對南軍防務，沒有結論即走了，當亦覺的欠妥，估計我的接濟車在後方者已被石友三截去，而他又不將餉項給養分撥借用，我去研究無結果，一定要走，一向因紹文、仿魯與我接近，故找兩人乘汽車來留我，並商量以後行止，但他們來時我已走了。鹿聞悉，翌日即走天津，孫仿魯等亦均接受中央命令，過後紹文、仿魯對我談及到詹店後未能見到，又趕了一程亦未追及等等，失望而返的情節，聞之令人低迴不已。

    我在高平曾留駐一天，記得尚登東城牆瀏覽，走時已換乘汽車，過長治（即潞安府）時，與萃崖等見一面，記得在一個午後三點鐘左右即到太原。

    追述至此，復經檢出十九年日記，得前所未經整理者三十八則，附錄於左，併資參證。

    三月廿一日，金谷。

    四月十六日，五洲。

    五月六日，鑫開。

    六月五日，金尊華（孫殿英代表，為余同學）。

    六月八日，開封。

    六月十六日，與宋孫秦等會議，晚在金寓識顏。

    六月廿二日，同小柯到群賢晤顏。

    七月四日，因援石（徐調虎離山）。

    七月八日，與孫仿魯晤，石亦到，晚上龍亭高處。

    七月十九日，同小柯去開，霖泉後去。

    七月廿六日、廿七日，因修陣地晤宋警備司令，兩日苦極。

    七月卅一日，請孫殿英（由亳州出圍來汴故宴之），傍晚仿魯偕顏、徐、孫同來（余與紹文到金台，又到某金店，晚在群賢飯，約下月十七來）。

    八月十二日，夜敵大舉來攻。

    八月十三日，敵大舉來攻。

    八月十四日，敵大舉來攻。此三日敵以六師人為突擊軍。

    八月卅日，移回新陣地。

    九月二日，賈（煜如）、薛（子良）夜到開封，約余等往晤（渠等係閻先生派來，敘述組織政府情形，但渠等極言前途之難樂觀），此一日戰事較烈，苦極。

    九月三日，晨顏來晤。

    九月四日，來（晚九時走，顏不安）。

    九月九日，因龐更陳、孫少雲之約，同蔭臚到開。

    九月十日，請紹文，已晤，孫少雲來，龐來宿此。

    九月十一日，少雲與李元洪來。

    十月一日，（在開封）孫殿英自動撤走河北，秦紹文率手槍隊往朱仙鎮以北去防敵。傍晚坐火車回杜良寨，下令前線移興隆車站線之陣地，當夜乘汽車到宋門外之大花園，三時纔到，晚上悉張印相變。

    十月二日，早到開封（街上甚現惶惶氣象），七時決定放棄開封，劉杏村來，吉鴻昌確變，還借商會餉款。

    十月三日，早到中牟站。

    十月四日，早往見馮，午後到祭伯城（孫莘崖駐此）會議，向後移陣地，並令萃崖率部到南岸作掩護陣地。

    十月五日，星如今午走石莊（旋即回豫），晚同禹祥散步，曾至某家吃茶，街上人甚稀，晚上悉梁冠英亦變。

    十月六日，（八月十五日）早紹文來，謂龐已渡河，九時宋留部隊周永勝旅長，龐部董升堂旅長相繼來晤，午後六時出發，九時到南岸車站，馬延守來晤（渠早候余於車中），夜住南岸窯中。

    十月七日，（八月十六日）天甫亮，萃崖來言，北岸已開槍，橋亦斷，情形危急，舉眾惶惶，予料係誤會，即使一部變亂，鹿、孫等在北岸絕不能坐視，囑萃崖稍沉著。尋張槐青來，謂親見橋頭子彈箱著火，彈火橫飛，人情急急而已，無他情況也。午間關居仁馳騎報告，右翼已潰下，請辦法，因急詢鐵路西各部隊皆無動，後知因于鎮河一部之變換司令部，致關軍誤會（嗣因此誤會關急撤左翼，致右翼無事，左翼已至於無辦法──約四師為敵包圍），二、三時毅如報告，前線後忽見龐部，但龐部已過河，後知為過子剛（西北軍）部非敵假冒也。

    由早至午後四時，橋頭火不熄，聽著槍砲彈聲亦不斷，傷人甚多，嚴令制止，幾於無效，繼以大法，仍不知能止住亂擠也不。

    十月八日，早到黃河北岸，晤龐秦，午後到喬廟（詹店），住一教堂內。

    十月九日，傍晚上車，同星如、更陳往新鄉，十二時纔到。

    十月十日，早回喬廟，即開會議，決定走，下午黃柯等乘火車走。

    十月十一日，早三時由喬廟出發，駐赤莊。

    十月十二日，夜三時到一臨街人家（吃了一碗要來的稀飯）。

    十月十三日，駐奪火鎮。

    十月十四日，駐奪火鎮，因雨未走（住處是一在天津充排長，歸來即犯法坐獄之某人新居）。

    十月十五日，到芙蓉鎮（圖上作附城鎮）住商會會館內（館內建築極佳，咸豐三年建也），牆壁有嘉慶年間所燒之磚，晚間拍一電，規定一、二軍駐長治，六軍駐高平，七軍除一師開河東外，餘駐晉城，龐駐長治以北，其餘及騎兵與直屬砲兵向榆次集中，各軍到駐地後，限三日內集結整頓訓話出操，恢復舊觀。並電閻總司令余等明日駐高平，後日到長治，與各軍長晤會後即進省。

    昨日到附城鎮前，余之副馬死於途，就道旁埋之，起塚以作紀念（紀點在附城南）。

    十月十六日，到高平（病加），光甫送一、二、三、五日大公報來看（住元吉當）。憶秦紹文打油詩，遂亦寫十數俚句以寄懷。

    「東望邯鄲意早灰，春情猶自兗州來，遺恨千萬徒回味，火坑永憶金蓮開。臨別珍重夜已闌，玉容低仰去復還，辜負又墮雪兒淚，為道敵騎入濟南。梁園一夢更荒唐，空留石榴巷口香，駐馬遲回非殿後，戰意情意兩惆悵。邀我獲鹿錯更錯，勝著不應敗後著，亂石當途幸未走，秦師果東難衛霍。詹店回師計寧奇，薄壁車輪塞旌旗，白馬塚在奪火北（余副馬死此），芙城此日解征衣。高平關上月色芒，遙望嶽雲夜未央，中原一覺擾人夢，弱者自弱強自強。往事那堪一再求，海角天涯情悠悠，雪淚不贏金姑恨，戰雲可收恨難酬。偏師十萬不渡淮，任令驕子天縱來，從此河山無顏色，孰教南國盡人才。嶽雲皓月應當頭，金鈴十萬不掩愁，早知豎子難為役，胡令鴻爪到處留。

    我到太原不幾天，據我留駐平漢線的人回來報告說，劉春榮一面與中央接洽，一面與奉方拉攏，正在舉棋不定時，一天在司令部開會被其部下約一二連帶機槍圍攻，打死了許多人，他做軍長，所屬無師長，旅團長死難者三分之二，渠本人亦慘死，部隊隨即四散，可惜有我見過一面的某旅長，神情很似陳光斗，我很愛他，亦死於此難。其後劉的族叔劉壽山（在當時亦任旅長）輾轉投入馬延守師任團附職，人極勇敢有為（後來做到傅宜生部軍長）。

    我回晉以後，陸續聞到津浦線我軍如何敗仗，如何潰不成軍，如何在黃河橋擠下水者，大有舟中指可掬之概，其主要原因是權限不清，將領不和，隊伍欠教育，一失掌握，自成散沙。有某兩軍長到獲鹿時，尚收容不起隊伍，閻先生此時纔打消與張漢卿決戰之心。我到太原時，賈秘書長對我說：「閻先生遇事取巧而寡斷，如津浦線彼自任總司令既屬非是，而張蔭梧、傅作義學歷相等（一為天津警備司令，一為北平市長，同為保定軍官五期生），不確分權限，乃令張為副總司令，傅為總指揮，閻先生不在任所時，又派辜達岸（名仁發）參謀長為行營主任，於是真個一國三公，無所適從，濟南下後，祇好令張向膠濟線，傅向津浦線，兩線兵力不能活用，膠濟兵等於閒置，各不相關，同淪於敗潰。」且謂：「方進軍到平原時，閻先生曾命渠轉問傅，與張能否合作，傅答能，其實絕不能合作。」（按當戰前部署，津浦線如用商啟予指揮，相信不至僨事，而且必有成就，則十九年中原大戰，應走另一局面，尤其張蔭梧，比較能聽商之指揮，又如不與韓向力走上絕路而用之，亦一轉捩事件）。又言：「閻先生在石莊三日，接不到你電報，繞室徬徨，頻言次宸軍出了閃失，及至收到你附城所發電報，方舒了一口氣，立回太原。」

    我到太原時，閻先生還在痛惡張漢卿不已，後來又想與張聯合再幹，原因是初以為張之出兵是來打他，他亦要與之一戰，後來看張之行動表示很好，遂又動心想與合作，因蔣先生與張之條件，黃河以北事蔣不問，全交張主持，張答以出兵解決黃河以北糾紛，安定北方，不打山西，於是閻先生又派溫壽泉、趙次隴赴東北與張接洽，即在此時中央與閻一電，措詞很不客氣，說：「你快走，否則轟炸。」閻先生當然不走，於是間天有一、二架飛機來炸，雖不厲害，亦頗麻煩，後來飛機便擾到河邊村了。

    河北省事，於奉軍進關不久（此為其第四次進關），王均一已主持辦理交代，我因多日撤退，有些勞累過度，到太原後我責已卸，我差不多已成半睡眠狀態（我每次戰役後，都是如此，記得十一年直奉戰後，我一直昏迷了半月），其時汪精衛、陳公博、鄒魯、謝持、郭泰祺多數人還在太原，馮先生住汾陽之峪道河，不幾日宋哲元部隊，以楊虎城部迫近西安，甘青諸馬全變，中央軍入陝，亦由西安撤出，經同州一帶過河準備來晉，當時太原有人主張阻其入境，我說：「絕不可，非但不可阻撓，並且要妥為接濟，因我們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戰，現在理應收容人家，俾其共存。」同時孫殿英部亦由焦作入境，止於晉城。

    某日，閻先生一早相邀，對我說：「看來我是非走不可，不然無辦法。」隨問我：「你將如何應付這局面？」我說：「蔣既將黃河以北事交張料理，他的兵不過河，要是宋、孫等回來的部隊能與我們合作，張的兵是不足慮的，即在我們不能合作之情形下，張亦不會對我們用兵，亦幸而他不用兵，我們亦不能合作，中央軍即不會過河，故張是以政治方法來，我們自亦以政治方法應付之，如果來打，亦不足畏。」他說：「局勢雖如此，我看你要向雙方派代表。」我說：「雙方我都不願派代表，看去他們是要派代表來的，待其來時再作計較。」他說：「那麼你可與中央派代表，這是萬不可少的做法。」我說：「我既不向奉方派，更不便向中央派，因為我們剛剛打罷仗。」閻先生對我連南京亦不願派代表，非常焦慮，他說：「是否你簡直不想應付這局面？」我說：「我雖沒有什麼把握，但我覺得什麼也不要緊。」他是想研究一個有把握的辦法，我的答復如此，他非常失望，逐與我講易經，又說文王拘於羑里的故事，說：「文王拘於羑里，是用策略脫身的，你最小限度亦當有個策略以保殘局，我看最好你還是向雙方派代表，否則向南方派，如能派不派，能做不做，簡直是要坐待其壞。」說時愁眉不展，兩人對坐很久，都說不出話來。故他於第二天走河邊村時，即叫商啟予（時任晉主席）送他到黃寨，他們二人在路上說些什麼，我不知道，但皆由於我一點主動也沒有，使他失望，於是找商啟予想辦法。第幾天，我與賈先生坐車去河邊送他，走過忻州岔道，看見過去兩輛車，他已走了，沒有送上，後悉他與張鶴峰、李汝驤三人，化裝到大同上火車，到天津，又過了幾天，趙次隴亦去天津。

    的確閻先生要我派代表時我實在不願派，所以亦末允許其派，同時我心上並不怕什麼，可是什麼策略計畫也沒有，現在想起來，不知憑什麼不怕。他與我講易經，又講文王拘於羑里的故事，說處變要有策略，說該這麼做，該那麼做，我都莫名其妙。所以我都不願做，況且這樣派代表我覺得是丟臉，打了敗仗還派什麼代表，代表去了與人家說什麼，我總覺得我的「人」值錢，但我亦說不出一套辦法，一則因我當時無主見，二則亦許過於疲累，終日迷迷糊糊，頭腦不甚清醒，惟我心很安，所以不害怕、不著急，天天待著，處理些應辦的常事。我自民國十三年以來，處於動盪不安的局勢下，作事很少主動，很少說要作什麼，只是行其良心所安而已。經此數年，我更不想主動要作什麼，即在綏遠修河渠、改良糧種、與興建幾座縣城；在河北省想與地方興辦農田水利，亦是行其職責所應為，初無救國救民的大志。不過我在軍隊時，總努力於教育，努力於選拔幹部，希望官兵在軍成一個好軍人，還鄉成一個好百姓，以為這就是盡責，也就是愛國，這或者是我的主動。此外我沒有想的一定要作什麼。

    閻先生在走的前兩三天，將所有軍長以上的主官都召來，當面說送給每人二萬元，交代交代以後事項，我以晉綏警備總司令名義，負兩省責任，並召財務負責人張漢三來當面對我說：「財政整理處（全名為晉綏財政整理處，張時任該處處長）現有三、四百萬元，一向由漢三經管，留與你支配。」我問他：「從前如何支用？」他說：「軍用由軍需處開領條子，由我批准，我用時我自己開條子。」但我接手後，自己始終未開一條，均歸軍需支用。他對我另一交代為將翟修三經管的密電室交與我，又問我：「綏遠駐軍該如何？」我說：「傅宜生殘破隊伍已退到綏遠一帶整頓，最好還教他回隊伍。」（傅在津浦線負責作戰，津浦潰退，傅軍各部適退向平綏線，傅請辭，閻先生未理，傅憤而留津，中間曾自殺未遂，在津養病。）他即召周子梁來為電稿，教傅回軍，電發後他又召子梁來，將電留下，子梁說已發出一點多鐘了，他說：「算了。」此為一段秘密，在他走的當天晚上，他派軍需送來五萬元與我自己用。

    閻先生走後，馬延守首先與我說要將我們從前部隊集合恢復一軍，我說：「當我在今春去河南前，閻先生與我說，你指揮這麼大的軍隊，沒有基本隊伍，指揮上恐有困難，你可將你原來的三個師召集起來，編成一軍，直接使用。我說已經交代出去，不願再直接帶兵，若無基本部隊即指揮困難，那樣即使有基本部隊，亦恐指揮上有困難，閻先生當時正需要我有力量，那時我不直接組軍，現在閻先生走了，我更不要組軍，況且乘此間危難召集舊部組軍，這事我決不能做，你我均還年輕，各有前途，我覺得你們還是跟上人家好好的做事為是。」在當時我的舊幹部是要我組織軍隊，我的幕僚是要我另成總部，或調整閻先生之總部，我均以對馬延守之語告之。而他們總是說：「你要安置幾個自己人才能有為。」我說：「我們是要做事，只問能做事不能，非組織機關用幾個自己人才走做事。」後來他們說的很激烈了，我說：「太原所有戰前新成軍隊及兵站部隊等，歸併的歸併，遣散的遣散，文機關亦裁了不少，省鈔一元跌到不值二角，而薪餉還是原來數字，故在太原雖現任的軍官文職均如一種災民，被裁之低級軍職文職，更不必數其慘狀，現在都是人人叫苦時代，而跟我左右的人，在別人如辦喪事的時候，我們亦萬不可辦喜事。」於是大家終於仰體此蔻，安靜下去，所以一直到後來許多年，無論新舊同仁，跟我的或是跟閻先生的，彼此都很相安。

    另一瑣事，即我一回到太原，濮紹戡向我報告其年來經過，當我離開綏省以後，渠真的做了豐鎮縣長（我在時終未許之），遂大事排場，在最近交卸時，虧空公款一、二千元，綏省當局尚派當事者跟索，此來懇求援手，乃在本部任以秘書，預借薪餉數百元，並為湊還公款，因紹戡永遠不懂量入為出，亦永遠不能自治生活也。

    又有河北省府辦庶務的某君，在我回太原日迎我於十數里之外，一路敘述我去豫後省府諸情事，我均默記之，可是過後省查，十九謊言，只渠個人所為不端，因此想到戲劇中來說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一語，正為此君寫照。王弁占一已由警局管押期滿釋出已數日，按王弁在本年春，代黃臚初賈鴉片土（不悉黃由何處得來），被憲兵逮捕，送警察局定罪，處監禁若干月，當余離太原時，求余說情放出，俾可相從作戰，余未允。繼又請出代金保釋，余謂何不求之黃，越不准，以示罰懲。此次悉已能多識字，且增長了衛生常識，可見有許多無法教育之人，到好的監獄中反能學好。

    閻先生走後不幾天，張漢卿來電約我與商啟予到天津開會，我正患重感冒，於是抱病前往，抵津見車站沿途懸有「歡迎徐商兩主席」的標語。到時已午夜，住六國飯店，次日早起各報均載有「徐商到津」的大標題，八點鐘來第一位客人為新任河北省主席王樹常，繼來者為中央代表劉君實與高凌伯，都在吃早點以前來，略談現在情形，與以往經過，吃點心時于孝侯亦來，才知他亦住此處，此皆張漢卿之布置，是晚與張漢卿首次見面，覺其人很坦白，而活潑脫俗，談過一次以後，跟著即開一盛大備有跳舞的歡迎會，以後遂與東北人士有了應酬，不久他將宋明軒、石友三、龐更陳、孫殿英、楊星如、傅宜生都約來，我們在津整住一個月，他所商議的大概，擬將山西隊伉分為四個軍，我與商啟予、楊星如、傅宜生各一軍，另予孫萃崖一獨立師，以為護路司令，是我硬向張漢卿爭出來的，砲兵司令周子梁、騎兵司令趙承綬均仍舊。我的一軍由李服膺、楊澄源兩軍改為兩師而編成。商軍由馮鵬翥、楊效歐兩軍編成。楊軍由楊耀芳、王靖國兩軍編成。傅軍由李生達及傅自兼之軍編成。其餘原有番號如關福安、豐玉璽、張會詔、秦紹觀等，均併入此四軍一獨立師之內。事實上，從前是一軍若干團，現在一師還是若干團，所以縮編僅僅換換關防而已。

    在此一個月中，我們除張漢卿自已宴會外，他的屬下亦均分別宴會，感情弄的很融洽，張漢卿並隨時找人去跳舞打獵，他意在籠絡大家，而大家亦各盡其交際能事，其中尤以啟予很活躍。在陽曆年前後才各回防地，當我們上車之翌日，看報紙有「商徐諸將領分別回防」的標題。這證明了我在這一個月的不善交際，或不善宣傳，我的幕僚很為我不平，以為我就是缺欠交際與宣傳，我則只有付之一笑而已。我在去天津前，以及回太原後，約三、四個月期間，維持晉綏局面非常困難，尤其是經濟。其先，固然是兵多錢少，其後是隊伍不整編好，張漢卿不發餉，而入晉之龐更陳、宋明軒、孫殿英等部糧秣雜費之支付，以及我們自己的隊伍番號雖縮小，而餉額並未大減，該支付的除軍糧外，尚需一些副念及雜費等等，糧是實發，餉則因晉鈔跌價，無形中去了八成，即以財政整理處之三、四百萬元，一直維持到隊伍整編好，張漢卿發餉為止，此為最困苦的時代。當我們回太原不久，張漢卿要我與商啟予派代表到中央報告天津會議經過，商派前河北財政廳長呂咸，我派參議黃臚初到南京，據黃報告，他於夜間到京，次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一早即來拜會，極盡招待。

    曾憶十七年到天津時，閻先生與我一密函說，陳光斗與梁漱齋團長、團附是共產黨，請我撤換。我未照辦，亦未稍露其事於軍中。十九年作戰後期，他說楊效歐通蔣，我亦未理，我認為都是憑密探風聞而處理操切，故均未照辦，但他亦不因此而疑我怪我。

    十九年初到鄭州，某日我去看馮煥章，馮時住胡笠僧祠，至時馮與多人坐一亭上，起立招呼我，並老遠的與眾人介紹高呼說：「這就是咱們十三年不贊成政變的那位徐次宸先生。」其實我行我素，並不諱言此事。

    十九年之戰，大體上講亦有可勝之道，亦可以說有五六分可勝之道。因閻先生第一是與趙次隴商議的，將張學良已簽字合作的通電截回重改，即將支持唐生智改為討伐唐生智，又將黨是由黨人解決，國是由國人解決的口號，改的含糊其詞，張一向懼中央次第消滅各派，與討厭黨政不分，於是由張由衷的參與倒蔣運動，變為敷衍觀望而投機，結果此多一二分勝利的希望，因之消失。其次閻先生總是研究打不打，並未著想其內心目的所在，勢必至於打，而不去研究怎麼打，一味奢望於通電可以不打成功，人說打不得，他又不聽，結果便不曾研究如何打，以致耽誤了制勝的政略與戰略。再其次是馮煥章擁兵不前，以致平漢敵兵十之七八轉用於隴海津浦兩線（非然者，平漢我軍長驅南下，漢口可得張桂軍可聯，戰局必然改觀，某時期張桂軍一度打到岳州），以及閻先生膠濟兵不能活用於津浦是也（一則用傅不要用張，或是用張不要用傅，如若皆用之，其上可用商啟予統之，尤其目的即在倒蔣，則對韓向力要亦拉住，毋使倒向中央）。其實，我私人內心上認為：打勝還不如打敗較好，敗則國家漸有辦法，勝則內戰還是打不完的。閻先生向即重視截譯人電，此次因截獲鹿瑞伯與中央通款之電，能迅速放馮回陝，堵住此一塌臺漏洞，可以說是此次能與二集團合作的一個總轉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