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我從十七年冬到十八年春，每晨騎馬，城外三五十里處都曾走遍，一向咳嗽病亦漸告愈。正在綏省地已下種農事欣欣向榮之際，驟接閻先生急電，要我回太原商量他下野的事，我簡直有些莫名其妙，好在此時我正有兩件心事要回晉，即續西峰下葬事，同時我亦想回籍看看我的祖墳，閻先生對我之回籍尋訪父母墳墓與祭祖，及西峰下葬事，很為幫助。他與西峰素不相能，但我送葬所用車輛、行走路線及食宿等事，都是由他熱心預備，且十分周到。閻先生本約我來商量他下野的事，結果我卻乘便作了兩件私事，至此與我一生最有關係之二友均已安眠地下，即今春葬禹行於京西溫泉寺附近之顯龍山陽；茲又送西峰之柩於崞縣西社村他的祖塋。西峰身體素健，以多年不得意，遂由嗜好供消遣，更因嗜好而致食少體弱，所以西峰不是病死，是不得意而死。
我於十八年三月一日到太原，又轉胥各莊，再回太原住二十餘日，曾三上河邊村，第一次是與閻先生說綏遠省政事，並赴西社村送西峰之殯，又到崞縣城及沿溝村尋得余之祖墓。第二次是為時局緊張，中央令山西出兵，以及閻先生擬偕馮煥章出洋事。第三次係說綏遠金融之宜整理，及申論開發察綏土地實施軍民屯墾事。
我之開發察綏土地屯墾計畫，一在消納編餘官兵，寓兵於墾；一在加強地方治安，移民實邊。遠在光緒三十三年我到黑龍江省，即覺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數十萬，既固邊防，亦省國帑，因其地為亙古未開之地，純係黑土，且無沙礫，移兵屯墾，事可立舉。察綏土地雖遠遜黑省，但鑿渠引水，亦成良田。我國工業不發達，內地失業人多，今日移民實邊，不惟救民生，亦所以固國防也。蓋我國邊防，主要即在蒙古，所以說要這個國家，就得要蒙古。尤其要蒙古，就得要蒙古人。美國對土人曾有特別保護條例，蒙古人生活環境，視美洲土人尚不如，非由政府教濟之不可。如辦學校以改善其生活，誘導其開放荒地，整理其棄材，使與漢人雜處，移易其習尚等等。自清廷遜位，蒙古人幾不服政府，袁世凱以後更且不知有政府，故在今日蒙旗，其對人的觀念頗重，若由閻先生親予賑濟，必可收其一部分內向之心，以閻先生有十餘年之穩健歷史也。我於十七年起，曾屢向閻先生建議此事，初次是在火車上與之相談（因平津初定，在平賓客眾多，無暇談及，乃於其返并時追之火車上，談到長辛店後始與之分手）。去秋我到綏遠後，親見邊省地廣人稀，及漢蒙相處情形，更感屯墾之急切，我認為這不但是鞏固西北邊防的要務，且亦是消滅內戰危機的一個有效可行的辦法，所以此次來并，特再與簡先生申論此事。
另一件事附帶記述於此，我見閻先生日苦於會客，日勞於事務，曾在該次火車上向渠設問：「山西有無一個高級官吏，或一個曾經作過山西官而今做紳士，能確知山西客官吏之善惡者。」曰：「當然有。」我復問：「授彼權責，使彼能善善而用，惡惡而去，山西政治是否即可因之以治。」曰：「那當然必治。」我又問：「使閻先生有如彼之明，而能賞善懲惡去留官吏，是否山西亦治。」曰：「當然。」我即說：「然則先生何為日苦於會客，日勞於事務乎？」
按吾人作事，無論為國家作，為社會作，都是盡其為人之所當為。故亦可說是為自己作。總之是盡己之分，與盡己之心而已。此乃人之權利，亦是人之義務。惟吾人每每有與生俱來之弱點，即是患失心切，因而對事不能放膽，對人不能放心。其實慮到盡善而不做，則害事。遇賢能而不用，則害明。故純屬私事，可以不談。若為國家社會事，則但求盡分盡心即可，不當患得患失。比如醫生有病，如無他醫可請，亦須自己醫治。但無論醫己醫人，均亦不過是盡分盡心而已。不能說為自己治病，怕治壞，連藥方亦不敢開，對人則吃什麼藥也不怕，如果對自己病不放心，不敢治，那便別人有病亦必不敢請你治，醫生多，有人有病可以不請你治，若佔一政治領袖地位，實等於不容病人不請你治，故對事不能放膽，對人不能放心，都是看的太近、大小，如看的更遠大些，即不當如是。因如是即超過盡分盡心的分際，超過盡分盡心的分際，即行不通。
余友楊肖韓君，對余一向主張之察綏屯墾計畫，深致贊許，曾就余前後所作此類日記輯為「屯墾大意」一篇，茲附於左，以資參考。
十七年夏，閻先生在平，予欲與言屯墾之事，苦不得間，迨其返并之日，特送之長辛店，車上與之言曰：各集團軍有如此多數隊伍，命意何在，他集團無論矣，我們養兵如許之多，將擁以自衛耶？抑將有所施為耶？養兵如是之多，不但要自已心安，亦要別人心安，愚意欲自安安人，則莫如在察綏實邊屯墾。國家日言編遣，余意不但事實上作不澈底，即環境上亦不許澈底作，若能在西北屯墾，則不論他人養兵多少與作何用途，而我們之兵是為國家開發西北的，或者因我們之意志趨向開發西北，而各家統向各可去之邊疆努力，謀國家利益，則於國於身兩得其益矣。如此則自已既有所施為而心安，別人亦因心安而有所施為，豈非國家之幸乎？同時公（指閻先生）亦可以常駐西北，或到職權範圍以內作一監督者，以促成自已之政治主張及於民間。不然自視為政治範圍者，不過是自已之勢力圈耳。使人認為一勢力圈其危險為如何？而影響所及，人民之苦痛又如何乎？照屯墾作去，兵是分散成實邊的布置，自身精神是用到人民的方面，各方危機，自可消滅矣。
十七年秋將赴綏遠，臨行時向閻先生言曰：屯墾之事，我三集團如不能大部分去作，可先使昌以萬人試之，去數月後，借兩個月餉以購置農具，並請公家發些修蓋營房款項，則三年以後，萬人中可有五千人變為地方居民，即不然，三、四年亦可以全數遣留於該地以為農民，繼續行之，地開而邊實矣，最小限度用三年之餉，辦一部分無後患之編遣，而此三年中，仍可為國家負軍事責任，三年以後，成一無危險之移民亦可為也。閻先生曰：容即圖之。
十八年春，因余在綏遠日久，地方情形較熟，言於閻先生曰：察綏商業受俄人侵略，日見衰弱，庫倫則失敗淨盡，而一般猛浪青年，尚侈言收回外蒙，我以為此事若無適當辦法，尚不如任外蒙在俄人手中之為愈也。蓋鄙意欲收回外蒙，當先使內蒙人民真能安居樂業，否則外蒙未收內蒙亦去矣。日人惟日孜孜以謀內蒙，吾人以好高騖遠之空論慷慨揚言，其實際無絲毫成效可言，特啟日人先發制人之野心。今日外蒙在俄人手中，俄對有色人種同化較難，吾人將來尚有收回希望，一入日人之手，則挽回益難。故不知在俄手之為愈也。總而言之，今日西北邊事，非外蒙能收與否之問題，仍內蒙能發展與否之問題，內蒙若不開發，則欲收外蒙無從著手，尤其此種開發，要不動聲色黯然緩圖，若舖張揚厲的作法，昌恐只徒促成日俄之猛進，非徒無益已也。昔邊防軍之經營庫倫，並外蒙而全失之，前車不遠，可以鑑矣。
以上為余屯墾經營西北之建議，其經營計畫，大略如次。
屯墾計畫：分兵墾、民墾兩種，而以今日情形言之，兵墾實優於民墾，且即參用民墾之策亦當以兵墾為骨幹，此計畫就本人立場言之，宜以整理綏遠腹地為先（因當時在綏遠任）。
建設工作：此種工作與墾務相輔而行。
一、疏通舊渠：此事已作一部分，經費係籌借二十餘萬元與當地百姓，以為挖濬之用，由各該地用水者分數年償還之。
二、開發能開之渠：托縣已開一小渠，繼在薩托兩縣間開一大渠，現在尚未完工。
三、築城堡：請閻先生撥款三十萬元，以工代振，修築城堡，預定修築地域為東勝縣二城，大余太一城，武川二城（當時款已撥到，適予交卸綏主席任，未得躬與其事，嗣聞所築僅武川一城）。
余提此案時，祁委員曾提出不贊成之意，以為築城之舉違反現代潮流，不知各地廢毀城垣，乃廢大商埠之城，因其妨害商業之發展故也。綏遠居民之習慣，皆就耕作地散居，雖一、二土罪得任意劫掠之，有城邑聚居，方可避土匪之害，免流亡之慘。
四、修築汽車道路：先修若干小規模之汽車路，以利軍事交通。
五、修輕便鐵道：修包頭至神木之輕便鐵道，以運鹽鹹（此條為腹案，尚未與眾研究，未知究合與否）。
六、設國家營業：沿大青山一帶邊界，立三、二國家營業，以抵制庫倫之俄人營業。
七、設立新村：漸次設立若干新村，以為成立新縣之基礎。
八、宜設蒙民生活改善之學校：就其需要設立傳習所，分科如次：
1、種
2、植樹
3、園藝
4、土木工藝
5、新法牧畜
6、人醫及獸醫
從前曾有設立普通學校以科學教授蒙民者，蒙民子弟入學者鮮，等於未設，竊意即使入學者多，亦徒為蒙古造若干坐食而不作事之遊民，仍是無益。蓋蒙民知識實談不到科學，現在第一目的在使其習慣內地生活，其次令其習學醫藝，導以所需要，人有恆產，仍有恆心，不教以種樹，如何蓋屋，不能安居何能有恆心。
以上開發綏遠之建設工作，無論兵墾民墾，皆不可少者也。至移民實邊計畫，分三部如次：
一、墾地：在過去之開地者，乃使蒙旗放地，而地方官署賺錢，現余欲使蒙旗賣地，而官方出錢購地以付人民，使民得地而不費錢（綏地價值甚廉，每畝不出三、五角）。
二、人民：在過去綏遠之來往人口，頗多無業遊民，飽則惰劣，遇荒即歸本土，現在遷移須帶有眷口之良民，而公家為之謀畫安居樂業有方，使變為邊地土著。
三、方法：借閻先生政治地位，墾請中央電令北機省各由本省備費送無業貧民到綏開墾，假定每省所送人數為五千，其所備之費略使有餘，余路費外，到綏之日，每人所餘須有十元。計得五萬元，若有五省，可餘二十五萬元，則代之集合投之省銀行，由省行每人換與通行紙鈔（或特製此種紙鈔）五十元，使之購買農具舍材，俾墾民有所利賴，而安生業。而省銀行賴其現金得以流通。
以上不過為民墾計畫之大略，然綏地之民由各地游民流落綏遠，遂成當地住戶居多，其性情習尚可想而知，每以圖謀蒙民為事。綏人有言，凡蒙人能漢語者，皆無好人，蓋因習慣取法於流民故也。是以今日邊地人民實不足以言愛國禦外，欲改良其風尚，非有由選擇而來之有訓練的軍隊屯居此地以為模範不可，以軍人言行可由官長指導，對待蒙人可期其誠墾親切，而蒙人亦未有不能如手足兄弟者也。且軍隊有組織、有號令、有部勒，對此可為有系統的組織，於開發邊疆，建立新治，效易而速。至於國防之益，更不待言，故曰兵墾優於民墾也，至民則漫然無紀，不易成為有系統的組織，散漫而居，成效遲鈍，訓練不易，風習難良，若以之開墾，仍須以兵為骨幹，民為皮肉而附之，方有條理。況目下土匪遍地，欲百姓安居亦非軍隊不足鎮壓，而軍隊之用，若非屯墾之兵，則今日調來明日他去，民仍難恃，故曰即以民墾亦須以兵墾為主也。右錄大意，期於移民實邊，即寓於養兵屯墾，經營內蒙兼預為收復外蒙之地，蓋為編遣求歸宿者在是，為國家謀和平者亦在是也。故由日記原文中摘出，串錄成篇，以存其經過云爾。中華民國十九年0月0日。
我此次到胥各莊，是在呂汝驥騎兵旅於灤州遣送共產黨杜鴻成等之後，故對本部政訓部及補習團講話，曾涉及前歲以來所謂流行病的打倒吃人禮教或貞操等口號，我曾說：「俄黨知中國國家建築在家庭之上（其實中國家庭制度，亦可以防大資本或大地主於未然），是欲破壞我國家，必先破壞我家庭，欲破壞我家庭，必先提倡打倒禮教等等，因此節可以破壞夫妻，蓋有夫妻方能有家庭，彼黨破壞我人，可謂得竅矣。所以彼黨之打倒感情，即是欲破壞我們的互愛與團結，打倒禮教是破壞我們所有的夫妻，我常說經濟滅人之國，尚須金錢與人力，用上述之主義口號滅人之國，真是省事到了極點。」
我於送西峰殯後，曾在西社村小學校講話，我祇說兩字，第一是講「學」字，我說今日在學若不學，而謂以後有志作什麼，都是假的。第二是講「孝」字，我說對於最親愛與身受其養育者，不能報之以孝，而謂以後能助人能愛人，都是假話。講話以後又與友人談及當前若干問題，我說今日之現象固世界潮流所使，亦近今教育之結果，因互仇教育不會結出互愛之果。
閻先生擬下野的原因，是由於蔣、馮不能相安（按蔣、馮之不相容，勢必至於火併，最後且必至於發生另幾次之火併），軍隊縮編困難，地方餉量不濟，向中央要又不給，此為當前過不去的事，恐內心上亦有幾分認為前途大難，故以下野為一種手段，而求達到運餉有著與蔣、馮相安的目的，所以表示出國，由太原走北平，蔣先生聞之，親邀之於北平（在六月三十日），蔣、閻此次相晤說些什麼，我在太原不悉，但當時即與太原撥了三百萬元，同時蔣先生並約張學良來平會商解決中東鐵路問題，閻先生遂亦打消辭意回返太原（當時要解決中東路的事，是閻先生歸來說的，渠認為仍應考慮）。
按當時二、三集團軍軍餉，是就各集團軍地盤所收入以供之，兵多款少。第一集團軍地盤既富庶，又有商埠海關，收入自然較裕。中央是以此困二、三集團軍，要教他自生自滅，要教他自縮軍隊，到軍隊少時即可隨意布置。二、三集團軍當然亦明此意，且以為打倒奉派促成統一，是大家出的力，所以不服。不久張漢卿對中東路強行收回（約在七月下旬），而蘇俄旋亦以牙還牙的派陸空軍進攻中東路之綏芬河及海拉爾，我軍傷亡極重，旅長韓光第、梁忠甲死之。遂於十二月初向蘇俄低頭，請賠款調停，蘇俄亦恐為日本造機會，乃不為已甚的接收原有各局長權位等而已事。按我人之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實效法蘇俄，到十六年一月初，即籍此強行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今乃不計力量如何，不論對象為誰，竟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中，遂遭此難雪之恥而留得不白之恨，愚莫甚焉。
我有一次由北平回綏，另一次由太原回綏，兩次均在大同小住，先一次是訪求我父母的墳墓，後一次是尋訪小時故舊，結果墳是尋著了，故舊則僅見到一位七十歲左右的曹老太太，另外一位七十幾歲的樊老太太及其長公子樊子華，雖然十五年在太原已經見過子華，今次特又走訪之，並見到樊大嫂亦已五十幾歲，齒豁髮白，可見人事變化之大，三十年為一世之說，信有徵矣。
「正楷按」徐公訪墓一事，十八年春晉省府曾盛傳佳話，其後幾年，徐公集其所鐫訪墓記、墓田碑、墓碑、孫禹行、員志青等紀念碑搨片，裝裱成函，題曰徐氏貞珉集，分贈友好，余亦榮獲一部，讀之令人景慕，而訪墓記尤為感人，茲錄於左。
永昌髫齡失怙時，從軍於外垂三十年。其始也，念我所以報我父母之道，往來於心，莫或能諼，既久則不忍復念，更久並不忍念矣，生死暌絕，無緣得還鄉里。民國十五年歲終，於役太原，為永昌還晉之始，自是乃得為我父母服，然未幾而行，不遑問兆域也，明年再至太原，歷時半載，思一展祖塋與父母之墓，而相從將士俱不得歸省，不欲以我離鄉久而獨異，又不果行。十八年春主政綏疆，始得旋里，謁祖塋已，訪父母墓於大同，得諸城南興國寺側之域。域義阡也，葬者纍纍，於是友好議改卜，或以祖塋，或以新阡。永昌曰：父母葬斯地有年矣，精氣歸於土，而以遺骸遷，非永昌之所忍也，又議盡遷其鄰家。永昌曰：不忍於己之父母者，乃忍於人之父母乎？因不復改卜，而別置田若干施諸寺，進寺僧而告之曰，後之來葬義阡者，以此田為瞻，域內之冢，欲遷者聽其遷，不遷者皆我父母鄰也，其善視之。議既定，乃加封樹焉。嗚呼！此豈所以報吾父母者耶！吾父母之葬斯土也，在清光緒季葉，永昌齒方稚，僅能回憶者，地為興國寺義阡，墓前有組色石尺許誌之而已。迨省墓時，幾三十年矣，封土久夷，漫無所徵。第一日周歷阡隴，求所謂組色石誌者，迄不可得。明日益窮諸家，聯跡杳然，徬徨久之，微憩寺旁蔬圃，旋起立循小徑行，俛仰北望，忽睹地有楬組石如掌者，心怦然動，極抉取辨視，果舊誌也。始得墓兆所在。若吾親之靈，陰有以默相之者。雖然片石之僅存，亦幸已哉。今阡中諸家，大半圯毀，高者或不及尺，下者且與地將，更數年十數年風雨所侵陵，榛蕪所滋蔓，並尺址寸誌，將有不復幸存者矣。使子孫之訪求親墓者，蹀躞而來，抱痛以去，椎心雪渧，逡巡原野之中，吾竊悲之。是以購地一方，施諸興國寺，代此阡為義葬之所，俾後之來葬者歸之，而於舊阡諸家，俱覆土增崇，使無就夷廢，有寸石之誌皆為保存，以待其後裔，庶幾陵谷變遷，馬髮無恙，有以慰孝子慈孫終天罔極之思焉。妥立石記其始未，以告來者，且告我子孫俾世守永昌之微意云。永昌少日零丁之感，平生罔極之悲，皆寄於訪墓一役，中懷於此，愴痛至深，故自為文述之，欲以存其真也。始訪墓時，風霜原野之間，從余襄其事者，實為濮君彥珪。迨十九年夏督戰蘭封，楊君學瀛從鼙鼓殷天之際，永昌始口授此記，使楊君筆錄之。僕、楊兩君從余久，故與於斯役，此外不敢有所凂矣，今將立石仍凂楊君書之。徐永昌謹述，中華民國二十一年0月0日。
閻先生再次要我來太原，仍是商如何能使蔣、馮相安，以安定北方的問題。我們天天聚會在想如何使之相安，有天某先生約我在他家吃午飯，語我曰：「能安亦不能教他安。」因之以後遂不再談，本來亦無法使之相安。
過了幾天，閻先生請馮先生來晉，馮很高興的接受東來，我接他於運城，閻先生接他於介休（時有好事者說閻、馮相見於介休，是要介石完了的意思。因想任何時代均有謠言，皆好事者穿鑿為之，當事者不見得即有此意，不值識者一笑，只有王莽、袁術這一流人纔相信這些）。馮到太原是想說服閻先生與之合作，閻是謀求蔣、馮相安以安定當時局面，故閻之請馮與馮之來晉，是各有企圖的。中間蔣先生亦盼馮來晉，此時總算各有部份的成功，而第一回合是馮被輭留於太原（後遷五台之建安村）。
馮到太原不久，閻先生以我與第二集團人士有舊，煩我去看看二集團的隊伍，我即與馮談到去陝問題。馮說：「歡迎你去看看，陝、甘、寧、青四省（原為陝、甘兩省），平時亦絕養不起這麼多隊伍，現在四省苦旱，隊伍十分困難，你去看看幫他們解決解決吃的問題」（此即馮之亟亟找出路之所以然。）我於盛夏赴陝，到西安，經過潼關、華陰、華縣、渭南、新豐，都有不少隊伍接我檢閱，我想馮當然已有電報給各部隊長，記得華陰將領為石敬亭，渭南是龐更陳，宋明軒與好多朋友迎我於臨潼之華清池左近，當天到西安，住皇城內，第二天明軒將西安附近所有隊伍集合到皇城給我檢閱、講話。隊伍訓練的確是精壯，軍容尤佳，如張自忠這些人，真是在訓練時赤著臂與士兵一樣在操場上苦練。在西安約住一星期，因為久旱之後，這幾天初次下了四、五天雨，所以他們大家高興的看了幾天秦腔戲。明軒在陝很治理，將從前國民二軍時代許多割據地盤的軍隊一概剷除，如麻老九、赤亞武、苟張保（只知此音）等諸多首腦，皆為明軒除掉。此時人民雖仍擔負不小，但地方平靜，各安生理，確較以前擔負平均，而軍民相安。從前二軍的朋友來看我時，見了我面還要回頭張望，恐有二集團人員在旁，不敢高聲說話，亦可見明軒當時之威與猛。我臨行前，曾出看宋聚五（人稱小宋，以宋伯魯為大宋），因我十四年在陝時，未看到此人。回來時與谷鍾秀君一同出關，明軒諸友好仍送我到臨潼。聞朋友言，史可軒十五、六年某時返陝，據三原，胡德夫往依之，宋明軒迫下三原，史、胡皆被殺。又十八年宋出兵與中央軍戰於黑石關一帶，其陝主席由石敬亭暫代，迨宋敗返西安前，派副官回看住所，因請石移出省署一節，言語少失斟酌，石竟將該副官立殺門外，此則以暴濟猛矣。
兩年來河東亦旱，是年宿麥未收，春種未下，人民災苦，我在來去沿途見有很多人力車，由榆次往河東運米，普通一車二蔴包，多至三蔴包（每包一百五十公斤左右），我到臨汾附近時，問何故不用汽車運，據稱汽車運費比人力車貴，人力車運來人民吃的起，汽車運來人民便吃不起，因汽油及汽車本身之費用較大，運費較高，已以之運輸人民最重要之食糧，還不如人力車之確實經濟，因自己不產汽油，如有代替品或是有某項產品，可以換回油費亦可，否則用汽車無異為英、美油商開闢銷場，故修汽車路買汽車，用作迅速溝通文化，接濟軍事，或者可以說是世界的趨勢是有理由的，若為人民生活安定，為國家經濟著眼，是不需急急於此的。
回到太原，閻先生問我二集團軍隊情形，我對其軍隊訓練很讚美，唯有一概括的感想，即這些軍隊好像負有一種什麼使命，在此種使命未達成前，是不會壞的，他的高級將領都是咬著牙在練兵，這個情形在我赴陝過潼關華陰時已感覺到了。第一是他的高級軍官不論識與不識，即使是從前的朋友，舉手為禮時，於其神態之莊嚴上可以看出（我語此意時，閻先生似不甚注意）。第二是他的軍樂所奏的拍子，急遽短促，都有肅殺之氣的音節，我不懂樂章，多少年來想找位軍樂專家問問，始終未得機會，最遺憾的是西安原來督署的軍樂隊長，是山西人，由吳新田時代，經過我們在陝的一度，直到此時，仍然是他。此次他本人來皇城看我，但我只問了些別的，反忽略掉問他軍樂的事（當時我內心想它們所用軍樂，似乎是騎炮兵用的，而非步兵用，的音節很快，而迎接我的部隊十之九都是步兵），此為我此行之感想。
馮先生既到太原，閻先生是否在想將蔣、馮相安的政策，不得而知，而馮先生則確未能說服閻先生與之合作，中央教閻先生將馮留晉，閻先生即送馮到五臺，困之於建安村，於是蔣先生遂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畀閻（時為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自十七年底，商啟予用河北省可以挪用之款買了一批奉天槍械，此事大為閻先生所不滿，軍隊是不作興誰有錢誰就可以自買槍械隨便擴編隊伍的，閻先生認為他有異圖，適逢其會的他自己又與若干黨人成立所謂興中學會，這是違反國民黨黨紀的，入夏閻先生與蔣先生在北京會晤時，好像蔣先生亦提到此事。據閻先生說，蔣先生當時就要撤換啟予，正巧河北省同鄉亦有排商運動，派人赴太原請願，閻先生且述已與中央商妥，要調啟予到南京軍事參議院任副院長（其時院長為李任潮）。我與閻先生說：「啟予這個軍人亦有很好的條件，第一他很愛『好』，亦能選用好幹部。第二他作戰還勇敢，與你亦有十幾年的歷史，至於購械之事，假如你有個子弟問你要東西你不給，他有錢時自己就會買，假定啟予那時請你補充槍械你補充了，他何至於向外購買，山西有而不給他，還能擋住他向外買嗎？此不足深怪。山西如他這樣才幹的將領還不多得，你將他撤走，無異自剪羽翼」於是閻先生改變原意，調他做山西主席，八月間中央任命我為河北省主席。
我到河北就主席職，大概在九月間，在任年餘，而一半是去河南作戰，河北省是我的第二故鄉，認識的人亦多，又因為我們政府初成，外交團不願去南京，各國使節仍駐北平，他們與中央之接觸很少，河北省主席自然而然成為代表中央與外國使節接觸之機構，情形比在綏遠複雜的多。我與各國使節間之拜會與邀宴，差不多紛擾了有月餘之久，第一個使我感覺奇特的外交官，就是日本駐在武官坂垣，其時他已卸職，似調往其關東軍，尚未赴任，他未來拜會，便設宴請我，我即託詞謝絕。這時英公使為藍浦生，日代公使為堀內，這時外交方面的應酬比較多，每天晚上不是赴宴便是回請，在雙十節我在迎賓館（即外交大樓）招待一次外國使節。當舊曆重陽節，侯少白請我及幾位有舊的廳長赴西山登高。越日，李石曾請我與蔡孑民先生遊金山，在溫泉寺吃午飯。這一兩月中，我對作官起一反感，數年來夜以繼日的向前努力，當然是為做人、為做事、為愛國，並不知作官是做什麼，現在我覺察到這就是作官（此種感覺，在我蒞任時一下平漢車即已發生，因許多同事友好之外，有不少並不相識之人士，以及新聞記者等等接觸，使我當時有此感覺，近一、二月來的情形尤為特甚）我幾乎說不出從何而來的失望，有如一個登山者費盡氣力爬到山上，一看才是如此，早知如此，又何必拼命的往上爬呢？（簡言之，因為今日的官境，遠不如帶兵可以愛國，若為作官而作官，我實無此興趣。）此話是偶然在我一位同學而朋友的劉蔭遠家中所講，我說時，幾至落淚，而他卻有一種不耐煩的口吻，以為我是不知足，於此知我們思想志趣之間是有距離的。關於求我位置，而我沒有辦法位置的同學、舊友，在南城旅館住了好多，有天我請續範亭、李芷政作陪，將我的同學、舊友都請來聚會一次，我當面解釋每人送些旅費將他們送走，這些同學還好，都很容易的送走了。在綏遠時則不然，如有人寫信要來我一定請他候我的信，如不聽而來亦都是送些旅費而走，但走時都不諒解。濮紹戡告訴我：「你錯了，你應該是有事與他找事，無事請他候著，到你實在與他找不下事，他亦候不起了，然後送他旅費，這樣他覺得你是仁至義盡，如你現在的辦法，誰也要失望的。」我說：「我的想法是，我既知某友是何情形，又悉知我之任所是何情形，讓他久候，時間上、經濟上都是他的損失，我何不於他未損失前就送他走，如他是人才或有他的適當職位時，即使走了，我心上亦能記得，將來有機會，再請他來，究竟哪個辦法對，這不是很明白嗎？」故始終不顧他人的好惡，改變我的意見，以上是我初到河北省任所的二、三事。
我到任不久，新任日本駐華公使佐分利來平，據我的外交助理們說，佐分利在段執政時期的關稅會議席上，很幫中國說話，其時他為會議中日本代表團員之一，他曾穿中國衣服拜會英公使，英使認為是中國人，談了半天才發現它是日本代表團員，很覺詫異。我因他是如此之人，故對他預有好感。第一次與之相見，覺其人很儒雅，亦很謹慎，他在日使館請我的一次晚宴上致詞：「我此次來華，很想將中日懸案清理清理，因為中日懸案太多了，這是我們雙方關係近年來陷於僵局的重要原因。」（當時正東三省又發生所謂鐵嶺事件，即鐵嶺日駐軍滋事，不服我警察制止，反派大隊包圍我公安局，拘捕我警察，未被俘去之我公安大隊長盧振武憤而自殺，日軍反要我方賠償。）我答詞說：「我對於中日兩國懸案之多，認為是正常，我看見中國法庭上打官司的，兩造相識者多，不相識者少，地方上甚至親戚兄弟間的案子，比朋友間的案子不少，親戚朋友或近鄰間的案子，比與素不相識者的案子還要多。中、日兩國懸案多，正表示兩國是親近是關係深，由懸案多的一面看，覺得是件不了的事，由關係深的一面看，我們是近鄰是朋友是親戚，簡直不算回事，相反的好像要比對沒有懸案的國家還來的親近，而是關係深。」這一頓飯吃的非常愉快，不久日上議員訪問團來北平，不記得是我們招待，抑是日公使招待，該團長也談起中日懸案太多，怕要激出事來，佐分利公使致詞時，即和盤引用我這番話，並說他也承認我這種道理。在喝酒的時候，人類的感情最容易表現。日人又富於感情，所以此後日駐朝鮮總督，記是齊藤或宇垣大將來平時，他們彼此都有同樣的致詞。又某日平津衛戍總司令招宴日使及林出參事（或秘書），林亦言其很可能系出福建林氏云云。似此均足徵中日兩國之關係，與兩國人民之淵源與感情，是絕對可以和好的。我由這幾次的接觸，與他們處的很好。想不到在三個月後，佐分利公使依例回國述職，就自殺了。信息傳到北平的當晚，我正有應酬，歸途在車上心中百感交集，覺得國事、人事前途真難逆料，後來很多傳言，說他是被少壯派謀刺的，或說是被壓迫而自殺的，所以我在日使館致祭時，寄予深深的悲痛，因為失掉一個中日兩國合好因素的良友。
在民國十八年，我有三件愉快的事：（一）、成立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為我第二故鄉作一件最有益民生的開端大事。（二）、建築國民軍第三軍昭忠祠完工，為我共生死的同患難成仁取義的袍澤作一最後歸宿，同時隊伍交代出去大都相安。（三）、是迎養徐老先生的住處。
我到河北時，沿平漢路一帶，到處鬧水災。永定河下游正在氾濫，同時河北省旱災尚未過去，我臨來時，五台趙公庵（是一不做事吸煙的人，人都說他瘋瘋癲癲的好說瘋話）對我說：「河北省永定河氾濫，都是把晉北桑乾河兩岸的泥土教他涮去了，河身淤高怎能不決口，故修永定河渠無用，徹底辦法，最好是拿他們年年修補河渠的錢，到桑乾河兩岸去修擋土壩，保持上游土不下陷，永定河便再不氾濫了。」我覺得他的話極有道理。當時聯想到平漢路上之新樂橋，亦正被山洪沖毀，改行便道，此一段路基，差不多年年秋天總要如此。因公庵之言，我亦以維護平漢路者，亦應在太行山上造林，太行山造林成功，不但雨量調節，山水亦不會直下沖毀路基。平漢路北段既少水患，而兩旁地畝亦少旱災，此為中央政府應領導興辦之事，山西、河北兩省地方無力自為，即以災情發生後該路所耗款項數目逐年造林，祉要年年做，是早晚可以成功的。又想到我駐定州時，因前幾年鬧旱，機械打水的井很多，可知無論鬧旱鬧水，均為激發政府與人民救旱救水的最好動因，故在河北言，建大水庫修大水渠固然要緊，打井更要緊，建庫修渠有河纔能修建，打井則河北地平土淺，幾於無處不可以打，今人所居之土地，自古即如此大小，而人口則繁殖不已，人口增加而土地不能增加，欲求生活有著，祇有二法，一為移民，一為興水利，否則糧不夠吃。所以在河北打井、修渠、建水庫實為要務。譬如打井要燒磚，要水車，以及其他鐵工木工，均增加不少的生計，而以後地方上又可多收糧食，故我認為研究興辦農田水利，為一急不暇待之事。我為此事於十一月十日在北京飯店召集平津銀行界會商，我對他們說：「你們銀行業不能祇做借款官府買軍械彼此打仗，擾亂社會，亦應借與人民一些，作與人民有利的事。」賡即說明農田水利的需要借款興辦，於地方上有利，將來人民富庶，社會安定，於銀行界亦有利。當時銀行界代表中，中國銀行天津行的經理卡白眉，起立說：「主席所談，我們不但同意，而且贊成，誠然是於地方人民好，於我們銀行界亦好，不過我們是商業性質，祇要有抵押，我們即能拿出款來。」會散後我即找朱子橋（慶瀾）將軍研究，朱將軍亦想不出辦法，他約我一同去西山慈幼院訪熊秉三（希齡）先生，他說：「熊先生有經驗，有見地，一定會想出辦法。」故遲一天我們一同去西山雙青別墅，找熊先生，熊先生想了一回說：「此為老百姓的事，應在老百姓身上想辦法。」他計算出長蘆鹽觔加價一年再延長一年（因為一次不好呈請附加兩年）可抽三百五十萬元，以此作抵押，此時即可借得三百五十萬元，作基本打井開渠之用。當時李石曾先生亦很幫忙，他說貸款與人民打井，將來款仍可以收回，再以此作抵押，我們由庚款內另借三百五十萬，共可得七百萬元。於是即決定成立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由省政府籌畫，由地方士紳辦理，即是籌款是政府，用錢是地方，非常順利的成功。熊先生很高興，其時正譚組庵先生長行政院，由熊先生寫信，由我派員赴京交涉，鹽觔加價事，居然獲准。這是很不容易通過的事，朱、熊、李三先生均參加本會為委員。
在十七年北伐成功以後，中央單獨給我部隊的三萬元卹金，即是說十五年以前的恤金由中央酌給，十六年以後山西發給，因時過境遷，變動很大，錢雖領到，但祇發出一萬數千元，剩下的沒人來領，軍部同仁協議將此餘款約萬餘元，加上歷年公積金，在保定附近買地建一昭忠祠，紀念本軍歷年陣亡官兵，同時收納無歸之官兵靈柩作一公墓，十七年冬天開始建築，十八年冬天完成，地點在滿城之一畝泉，距保定四、五十里，風景還好。
昭忠祠地點之選擇，我與他們定一原則，即離開保定城廂，同時亦不要遠入深山，因為我們建祠不是為某人或本軍作宣傳，不是為給旁人看，而是要給我愛國愛民成仁取義的袍澤留一永久紀念，不讓它們白死，故一方避開衝要地區，而為同仁們追思，以及陣亡官兵遺族祭掃便利，又不宜離交通線太遠，一方又要其能永久存祀，供人憑弔，於是楊祥徵、劉蔭遠選擇離保定四五十里之一畝泉，此地小有風景，又不暴露，理想上是可以永久的，地是按當時財力買了二十畝，除十來畝蓋房子外，其餘請我的一位同學在保定西關開農場者種很多樹，房子是我託友人隋少伯在北京買一小的王府的六大間現成材料，木是黃松，磚皆城磚，用火車運去，蓋了三間享殿，三間門廳，廳門上有大銅釘頭，建築很堅實，最小限可維持五百年，嗣又買地二十畝作祠之保養費，後擬派人住管又添買了數十畝，此等土地，皆系良田，有百十畝左右，足可敷管理人衣食祭掃之資。入祠牌位，第一位是軍長孫禹行先生，他剛於十七年夏故去，雖非陣亡，但自有民國軍第三軍之日，一直到他離開第三軍，無一日不在受罪，不但極勞，而且極苦，比陣亡者之死事還要艱苦，故論年齡，論地位，論死是以他為第一位是當之無愧的。第二為員志青旅長，第三為劉金波旅長，其次為石掄元、蘇墀、王墀等營長幾人，再其次為歸燮鈞、蘆蔭槐等連長數人，依次為排長、班長、士兵等，官長均分別刻附小傳，士兵則鐫其姓名，共八百多個牌位，此外並將能找到而無人收埋之官兵屍骨收回埋葬，作一公墓，俾免風雨暴露之慘。祠之守護，原擬請本軍重義氣的人擔任，找得一人，可是他無心作此，另有二人願去，但又覺其條件不夠，乃先請附近之龍泉寺（相距約二百米）住持暫為照料，即以祠產培護祠院，歲時祭掃以慰忠魂。惟該寺中人又言祠內鬧神鬧鬼，而常存戒心，後來索性擬請僧人住持，所以增購土地而於添建的幾間住房中間，亦預作一小規模的的佛龕位置，以便來僧之需。我曾託李筱峰與五台山寺僧接洽分遣僧人住持，甚至視同五台山某寺之一下院，筱峰亦任為可行，慨允為力。但以時局日緊，事未果行，仍暫由龍泉寺住持繼續照護，聞抗戰期間仍能照舊維持。當十八年冬，昭忠祠落成舉行公祭時，我由北平前往主持，與祭者有前國民軍第二軍之鄧寶珊，第三軍之楊化昭、續範亭。禹行之秘書長王道元，董理其事之楊祥徵、劉蔭遠，第三軍司令部各處長，駐在保定之方壯侯旅長、梁鑑堂團長，及其以下軍官佐很多人，地方官吏士紳等來的人亦不少，此一次可說是第三軍同仁集合較多的一次，同時隊伍早已交代出去了，故亦可說是結束國民軍第三軍的一個集會。
祠堂匾額請譚延闓書，紀念碑由于右任書，碑座四面各嵌一小碑，記祠之經建情形，為徐南洲書，各碑我均拓印分贈關係友好，嗣又再拓一次，但短短幾年而碑已有殘損之處（初拓在未立石前，平拓，再拓則為立拓，又因立石後加築石欄杆時，為鑿石碎渣所碰，致損毀者亦有之），二十一年，我再去憑弔時，樹已長成，綠蔭遮蔽，老遠的已難望到祠堂矣。
我屬意肖韓，寫紀念碑文時，我曾對他說，歐戰時雙方報導殺人數字，動輒若干萬，競涉誇大，豈大言奢侈之風，竟至用於殺人，而不覺其慘酷耶？實則每一個人或每一士兵，在嗜殺者眼中，雖或視同螻蟻，但在其本人之父母妻兒心中，都是很重要而為其生活上所離不開之人，正與嗜殺者在其父母妻兒心中之地位相同，故一個人之死須有代價，而我們對這一個人之死亦須重視，我不能令我們第三軍的袍澤白死，更不能使其父母妻兒在痛失至親之後，連一個追思弔祭的場所亦找不到，肖韓曾將此意敘入碑文，惜未找得其拓片，今所存僅重修碑記拓片，抄附於左。
民國十八年二月，永昌始建祠於滿城縣之一畝泉，祀國民軍第三軍之死事者。其年十二月祠成，既為文以記之，復刻陣亡將士姓名於石。二十有一年四月，永昌重過保定以祠堂兩廊之狹隘也，因議廓而新之，魏君文華爰董其事，越三月工竣，上冊於永昌，請為文以記祠內品物並祠外田屋而刻石以垂久遠。按冊，祠位於滿城縣北奇村龍泉寺側，得地廿畝，東西南界於寺，北跨道界於寺之祭田，南向大門三楹，外石獅二，正殿三楹，造木主八百四十，中則孫公禹行位也，東西碑廊各五，嵌碑四十四，院中植紀念碑一，鐫歷次陣亡將士姓名於石，環祠植松四十七，龍爪槐八，楊八十八，柏百四十四，柳二百七十三，松籬植松八百零七，綜為一千三百六十七，祠之東南磚牆一，橋北建院落一，為室三，則營為守祠者之居所也，另置祭田廿畝，位於祠之北，周圍水溝在界內，其東鄰南界李姓，北界王姓，西鄰南界王姓，北界李姓，南隔道至祠，北界曹王兩姓，用銀千四百元，又祠之新建及續修，共用銀兩萬餘元。夫物之成毀有時，而存廢在人，吾三軍轉戰中原，縱橫掃蕩，然所至嚴紀律，謹刁斗，未嘗敢以衛民者擾民，而斯土尤為吾軍始興之地，其人老者吾伯叔，壯者吾兄弟行也，吾將士之靈妥於是，吾知人之愛護是祠也，必有以異於恆人者矣，奚勞吾之僕僕耶？然記其向方，列其品物，亦建祠之所有事也，因泚筆記之。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日。
自十七年夏我接徐老先生來家，我到綏遠他亦同住綏遠，到河北後我覺得省政府所在地之中海旁遜清攝政王新第地點最好，西院是很大的花園，東院有一所用檀香裝修的房子，我請老先生住著，每星期日我陪他看看戲，有時陪他一處吃飯，我看到老先生的起居生活，確是衷心快慰。十九年八月老先生病逝北平，其時我正在豫東指揮作戰，未能親為老先生治喪，二十年春，始在北平法源寺設祭，後並為文擬勒之石，茲附於次：
徐先生，諱椿齡，字芳年，先世由山東黃縣遷奉天之營口，故為營口人。少入毅軍，從胡九蘭統領，繼佐盧葵卿營幕，甲午中日戰役，嘗從援高麗。庚子之役，軍次大同，遇余一商肆中，時余甫成童，父母相繼逝，衰絰斬然也。先生詢於肆主，肆主固余父執，具道身世，先生憫焉，且喜為同姓，即攜與同行，後令入伍。執兵役，而事先生如諸父，暇日課書字焉。先生性慈祥，盹摯過人，遇余尤不啻骨肉，余亦得先生而釋畸零之感焉。癸卯甲辰間，先生賦閒居通州，余在南苑軍營，病傷寒頗劇，軍中防傳染，乃舁送先生家，時先生長公子生二週，方種痘，幼者甫數月且病，家惟一嫗供役，老而無能，余病中惡其惡習，飲食湯藥，先生悉躬司之，長公子善哭，余苦其聒，先生輒抱其避余，如是三閱月，病起乃已。迨余涉世稍久，遇抑塞拂鬱無可告語，輒詣先生一痛哭。猶憶民國六年余供職陸軍訓練監，先生偶以公事來京，時違闊且十稔，相見不暇問無恙，惟對先生大哭，踰時不能止，先生亦為之慘然。蓋余幼失怙恃，疾病慘怛，可告愬者，世惟一先生而已。十一年先生旅居蚌埠，司榷事，余以團長駐大名，馳書迎先生就養，先生手書答曰，汝甫遷一官，所入必不豐，余腰腳幸健，近且癖於鴉片，不可遽累汝，俟諸異日可也。十四年入陜之日，余病瘧，駐軍文底鎮，再馳書詢先生起居，未得復。十六年北伐，余勒軍井陘，戰方酣，忽由間道得先生書，謂將來晉就余，然以道梗，卒不果。十七年余躬詣天津迎之，會先生臥病舊都，遂同之保定，自是由保而津、而綏、而平未嘗或離。幸得暮侍左右，稍以慰先生晚景。乃十九年豫東之戰，余督師蘭封忽聞先生病亟之訊，竟於八月○日壽終寓所，享年七十有四。當是時以戰事方急，僅為文遙奠。二十年春始設祭北平法源寺而哭焉。嗚呼！先生往矣。三十年來，始哭吾母，繼哭吾父，至是復哭先生，今而後乃真畸零於斯世矣。憶居平時，每余休沐，輒從先生觀劇，遇劇情滑稽者必回首顧余，見於無笑容，必曰若何為不豫耶？其盹摯如此，至今方念之，猶泫然也，先生幼孤，有異母弟一、配○，早卒，繼配○、生子二，今存者名燕桂，以二十○年○月扶柩歸營口，葬先生於○○之阡。
徐老先生說過，當他隨軍到平壤時，日本兵尚未到，秩序還很好，他駐在後方，與當地人民多所接觸，記不清他說是已娶者或未娶者的頭上都剃光一塊，謂是我國古俗。徐老先生所住的一家當地老先生，中國文學很好，知道許多中國的事，據此老說，當地縣長坐堂問案時，並非坐在公案桌後面，而是坐在桌案上，因此桌後亦並不安置椅子，所謂「高坐堂皇」是也。其實此亦是中國的古法，猶憶我民七在四川聽「高腔」，戲中仍是如此坐法，比如扮相公者出場，即高坐桌上，扮小姐者則旁坐小椅，證明高麗的高坐堂皇，乃是從前中國的古法。但到二十八年入川後再看高腔，十之六七已不是那樣坐法了，可見二十年的交通文化交流之下，戲劇上即起了變化，徐老先生與我說過高麗許多事，僅此一則尚能記得。
徐老先生的公子燕桂，曾在安徽高書田（世讀）先生軍中作譯電員，其時蘇皖各軍多販賣煙土，人家與他頂一小股，盈得二萬元，此為民國十二、三年間事。我到北京見到徐老先生，他說起此事經過，並言將二萬元存入銀行，亦未用過。我心想徐世兄是一個無才幹的人，而能得如許金錢，徐老先生實無用此錢財之必要，這豈不是上帝以之安慰老先生使其心寬麼？老先生去世後不久，徐世兄即胡胡塗塗的將該項金錢花光，是徐世兄雖曾用了此向金錢而未得到任何真正享受，徐老先生雖未動用此向金錢，而卻得到實際的享受，這似乎都是上帝的安排，此事為我生平腦海中一件默默不去的信念。
我到河北省後，天津海河整理委員會邀我去開成立會，省主席當然是主任委員，天津市長是副主任委員，我不去不能成立，所以他們很熱情的催我前往，同時獲悉該會之所以，是商前主席與天津市長及一些水利人員籌畫出來的，此會是臨時性質，由市長主辦，其任務即是疏濬海河下游淤塞海口的泥沙，因河北省的幾條河流，多由天津入海，所挾泥沙很多，積久淤塞，外國商船不能直靠天津碼頭，就在大沽口外停泊，貨物下船還須用別的工具轉運到天津，洋貨成本加重，華洋合議辦法，要將此泥沙挖去，以便洋船直駛天津，進入租界，錢是由津海關負擔，事是由中國人辦理，由天津領袖領事代表外國人參加此會，他覺得錢是洋商所出（海關款項，因債務條約關係，必獲各有關國家允許）故非常倨傲。我們中國人因公費及雜費等數額很大，工程人員亦待遇很高，均願此會趕快成立，因之我亦不能不抽工夫去一趟。當時外國人參加者為美領事高斯（抗戰期間曾到重慶任美駐華大使），他當然知道我們這些人的心理，故在前幾次開會時他很指謫我們，說開一個成立會便費如許時日，若挖起泥來說不定要費若干年，對中國官吏辦事很表失望，今次他又舊話重提，一開會即開宗明義的來此一套，我因他將中國官吏一律看待，遂亦起立發表我的意見。我說：「此一工作與機構是前任主席市長提議起來，我因有事晚到職若干日，到職以後又因急於要整理省預算，故又晚來若干日，就本會而言，原是基於一種需要，當然希望早日成立，早日開工，但在我個人看來，沒有我本身職務重要，今日之來還是因此會既已籌妥，僅剩成立，努力早來的。若依我內心的意見，覺得此會的成立與否，沒有什麼關係，海河疏濬，船能入口靠近租界，市面洋貨當然便宜，商民亦當然樂意。惟在我國社會不景氣的現況下，覺得由塘沽下貨，如此一路轉運手續，倒是與這些中間人謀了生計，洋貨貴一點，無損於我們社會民生，或者反許有益社會民生，甚至將此商埠改到塘沽去，豈不更好。」（商埠而在租界，我覺得不如將商埠擺在租界外邊，心想商埠離天津越遠越好，越壞越好，此種奢侈品與我們的國計民生有何關係。）我此語一出，崔市長（名廷獻，字文徵，襄陽人。）以下及好多工程家唯恐將此會說散了，將大家很好的差事落了空，極力的往旁邊解釋，想與高斯越近越好，當然工程人員代任翻譯，亦不肯確實翻譯，高斯亦未再往下說，此會即算成立。會後我與各領事各商務官稍有接觸，二、三天後即回北平，可以說是作了一件不愉快不得已的工作，而我本心真不想做。
我一到河北，即亟亟於整理預算，是因為過去分擔第三集團軍的軍餉，始終無確定額數，月月有拖欠，不是省庫負債，便是軍餉發不出去，我覺得這不是辦法，我們究竟能負擔多少數字，應切實核計而確定之，萬不能負擔者，亦確切陳明軍方。我著手整理預算辦法，不外減少省政不必要的開支，與增加稅收。例如省府有一營衛隊，我覺得北平城周軍隊林立，城內有警察憲兵，殊無再設一營衛隊的必要，故到任第一個月即予裁撤，只此一項每月就能省下幾萬元。增加稅收是在剔除中飽，並不增加稅率從，此確定一負擔數字，月月按數照交，北平衛戍總部亦不再月月催餉了。為整理河北預算，我心上大不滿意財政廳長李○○，我們私交甚好，但在公事上，他始終含含糊糊說不清楚，所以對他的工作很不滿意。
我的薪俸，在綏遠任內發生兩項關係，一是俸給，每月三百二十元（以一半供我家用，已綽綽有餘，因為住在省府內不出房租），公費是辦公用，我毫無沾染，二為招待蒙古王公費，月定二千元，大約招待所需平均二、三百元，另津貼蒙文日報月三百元，其餘剩款照例均津貼主席。我在綏一年，共剩餘招待費一萬幾千元，我即買了八千元禮品，分送東北賑濟機構及北平華洋義賑會，尚餘約六、七千元，此為我這一任主席俸外所剩之數，在河北省薪公月約一千九百餘元，家用較多，又因我發送徐老先生，在職一年零一、二月，剩下四千餘元，此即我與兩省錢財上所發生之關係，其餘兩省錢財與我毫無關係。
我在綏主席任內，所有我的俸給收入及私人開支，均由一位科員杜榮九為我料理，卸任時他將我的收支款項結算好，連同帳簿交我，由綏而冀、而晉，三任秘書均為王均一（晉省秘書長後為王尊光名謙），我個人的收支帳目亦由杜榮九為我登記，我交卸晉主席後（在民國二十五年）將他交我的三本帳，連同禹行生前與我的兩封信（禹行子伯琦，以未曾保有其父手澤為憾，商之於余，余檢篋將此二信擬贈之，全其孝思）一併裝於存重要記事書稿之小木箱中，置之書齋，擬以此三本帳留給子孫，使知所守，毋玷家聲。後因我到軍事委員會任職，旋即值七七事變，未暇返晉檢點，家人於太原撤守前，連同書籍文件寄存於大北門街義國天主教堂內，勝利後余至太原聞悉於墨索里尼被拘之數日內，日軍以義國已非軸心而盡搶該教堂內存物以去。
我到任不久，即在十月中旬，中央與第二集團軍（由宋明軒指揮）在鞏洛之間開火，打了一個多月，在宋敗退陜州後，唐生智於十二月初在許昌、偃城間獨立，中央軍無力西進，只好回師解決唐部，是宋雖敗因唐之獨立仍可在陜安度，唐因無援，獨立未成，但因二集團未至確平，中央亦無法懲唐，是為此一戰事之結論。
在唐生智獨立前三日（十二月二日）石友三在蒲口砲擊南京，南京原無準備，秩序大亂，如石當時敢於渡江，南京內部恐亦有變。唐生智獨立之後，正在猶豫未能即時南下，於時陳辭修在其東北，蔣銘三（鼎文）在其西北，夏靈柄（斗寅）在其南，又因楊虎城之叛唐，旬月之間，並未開戰即將唐部壓迫崩潰，唐所率為湘桂軍廖磊、葉琪、劉興等部，除劉部被繳械外，其餘均降，按當時夏靈柄在武漢，本亦相當動搖，假定唐部獨立後，迅即南下，武漢可得，夏亦自然依附。石友三如能渡江，則南京情形可想，結果因其游移不前，遂至觀望者離去，可附者不附，對方亦敢進而包圍壓迫之，夏且成壓迫唐部主力之一。石之不敢渡江，與唐之不急南下，此中關鍵非常微妙，群龍無首之諺，信然。
是年冬中央派吳稚暉到晉，代表蔣先生與閻先生見面，他由津浦路過平，因李石曾先生之相挽，我亦正想向閻先生有所建議，即由我陪赴太原。那時太原各方代表雲集，中央軍與雜牌隊五的代表都有，前者如王均、趙觀濤軍（實則為南方之雜牌），後者如王金鈺、高培五、孫殿英、萬選才、石友三、韓復榘、劉春榮等軍，都有代表，廣西當然亦有代表。此時馮煥章雖在建安村，但他的人在太原者亦不少，李書城、黃少谷、雷嗣尚、谷九峰、劉竹坡等不下數十人，蔣先生的正式代表何雪竹（名成濬）要求閻先生以副總司令資格去鄭州一行。在二集團敗退，唐生智解決之後，當時閻先生如能奉命到鄭與所有雜牌首腦接觸一下，表示擁護中央，其影響力極大，我到太原後除向閻先生述說河北情形外，曾與他約定時間談一次話，我說：「你的事非常繁，每天接觸的人亦眾，我不要說話太多，為你容易記，我只說三句話，第一句你不要有上臺作領袖的心。」他當時答覆說：「我沒有這個心。」「第二句話你不要輕視蔣介石。」他問我：「怎麼講？」我說：「蔣介石在上海待的很久，直如上海人，你不要有看不起他的心。」（我意謂與蔣鬥心計，恐怕鬥不過他。）他想了半天說：「介石這個人，輔之不足輔，倒又不足倒。」按這他就是看不起蔣的口吻，「第三句話你不要去鄭州，鄭州為一是非之場。」他說：「他們都要我去。」我說：「蔣的代表要你去，正因為他們那一夥都要你去，那一夥雜牌要你去，都帶有反對中央之意，想聯合你反對編併，圖謀存在。中央要你去，想要你幫中央解決他們，所以我說你不要去，去則不但是非太多，而且絕對於你不利，因為他們都想在你身上找出路，應付有一不周，當然即有一與你不利。」結果在我未回北平之前一天，亦即一月四日，閻先生偕何雪竹去了鄭州，也就是我說了三句話，第一句他不理會，第二句是面駁，第三句是以事實作相反之答覆。
當唐生智獨立未發布前，其行動原為閻先生同情，其間閻曾派蘇象乾、傅宜生（作義）去奉天與張漢卿商量對唐支援，而由閻、張聯名通電主張和平解決，不要動兵。閻擬電文中警句為「黨事由黨人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張本反對以黨治國者，閻電到時，張與其幕僚皆大激賞（王維宙持電宣讀，擊節稱讚），遂即簽字拍發，因閻要張同意時即逕由奉天發出，此中閻有討巧處也。不料此時趙次隴由南京返并，力陳非計，閻遂要將支持唐意改為討唐，因通電已到津（其時通電要經天津電臺轉發全國）乃電話指揮天津警備司令部將之截回，修改後再發到奉天，徵張同意，張等內心大不謂然，惟以閻已表示助中央解決唐矣，張又何能支持唐而獨開罪中央，所以張當時以失望神情表示，電文如何他都簽字（事後據象乾言，此日（似是十二月卅日）以後奉天大僚再無興趣對渠等招待，反而冷眼相加矣），此為其後張與閻貌合神離之一大關鍵，不過張漢卿自始即不近黨與蔣，同時仍希望閻能反黨反蔣成功，直到閻津浦潰敗，張才決心助中央解決黃河以北之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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