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受閻先生北方軍東路軍事任務時，他主張毅然決然放棄前方，保守井陘山地，認為如此才能堅固部署陣地，方能保得東路無虞。我覺得井陘山陣地，一點準備也沒有，山雖險峻而寒冷異常，人稀地濶，少飲水、無燃料，不經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難，雖有險要，亦用不上。故堅持主張留少半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後方布置妥當，不往囘撤。因此且能使後方軍隊容易整頓。總而言之，井陘山地雖然險要，不經部署則絕不能守，一處有失，全盤堅險均失。楊效歐師被我留在前方，閻先生認為是冒險，是白白的送掉一個師，他說晉軍不長於野戰，故認為離開井陘山地非常危險，但後來僅憑這個假的防禦，一直維持了三、四個月，敵亦因天寒與其他事故未能大舉來攻，我卽在此三、四個月內，將井陘山山地工事築好，運煤、積雪水，一切均能從容準備就褚，尤其當時太原籌備鋼鐵守具，陽泉煤炭不能煉焦炭，我們在井陘礦場積極煉了三、四個月焦炭運回太原，直到十七年二、三月，敵始大舉來攻，我們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間，卽退到井陘山，進入陣地。

    在撤離井陘時有一趣事，我在井陘屯積的乾草很多，臨走時兵站主張放火燒掉，我說：「燒草無非怕敵人利用，實則敵人的牲畜寧將人民的飯吃了，亦不會挨餓。」所以我要他們好好保護，並在各草堆前豎立木牌，寫明留草不燒，以備奉軍來用，三個月後假如你們用不完撤退時，亦請勿燒掉。我派兵在好多地方守草，防百姓放火，差不多守到敵人接近時，才將這些守兵撤走，其後我們反攻到井陘時，眞的尚有若干乾草留下，可見燒草不見得妨害敵軍，若反攻有把握，或可獲備自己使用，因為自己總知自己不能隨使騷擾人民，奉軍則完全相反。

    十六年寧漢分裂後，國民政府正式在南京奠都，時蔣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閻先生為北方軍總司令，是年八月蔣先生下野，十七年一月復職，國民政府任命蔣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煥章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先生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李德鄰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同時任命我為第十二路軍總指揮（此一任命文件在井陘之冬日收到）。

    我在井陘時駐正豐煤礦公司，此次撤囘駐娘子關車站，防守北自接近滹沱河之觀音陀，經井陘山、雪花山迄固關迤南某地之線。本軍在左翼（約四個旅），楊星如、孫萃崖兩個師在中間，楊毅如一個師在右翼，趙印甫師駐陽泉作豫備，防敵向我右翼空隙地突襲昔陽，但敵人經過幾度向井陘山力攻後，終於沒有勁了。到了四月初，二、四集團軍逐漸北上，我們決定反攻，遂調趙印甫部加入左翼出擊，一擊之下，敵卽退過滹沱河，再次進攻卽打到望都前方之線，我到望都時，商啟予亦到唐縣（其時我為北方軍東路總指揮，商為北路總指揮，北路無甚戰事，渠駐代縣與我同時出擊），此際敵軍又事集結迎戰，但我們的兵亦集結進攻。

    當我到石家莊時，馮煥章已派韓復榘部北上，韓本人尚與我在石莊相會，會後經深縣到安國。但他到安國後，突又後撤。據報是馮煥章命令他如此，將我們右後方敞開，幸此時第四集團軍有一個小編制之師到了定州，師長是十二、三年跟我作營長的門炳岳，我親詣定州要求其展開準備。才使我們右後方不至空虛，否則將又被敵人來一次抄襲矣。此時望都正面敵安錫嘏軍，因友人李榮謙的關係（李由前線來）向我投誠，因而奉軍亦即澈底退却，我於五月卅一日（似在端陽節前）進入保定。我進保定的布告，仍用我國民軍第三軍的名義，司令部設行宮內，我到行官後不到二、三十分鐘，接一電報說孫禹行先生在滬逝世。當十六年底他從太原南行時，我曾親去送他上車，此次在望都作戰時，他尚遣李芷政參議帶來他的親筆信說：「閻公親自東出，弟將何以自處，似宜始終與之結合，否則孤立也」云云。其時還說他是好好的，想不到十數天工夫，他的死訊卽來，他之死給我精神上極大的打擊，覺乎人事無常，除義不容辭之事以外，尚有何事可作，人生眞是空虛的很。

    當我在望都接受安錫嘏軍投降時，萃崖、子梁神氣間顯得都很不好，以為我在借山西勢力發展自己力量。但因他們沒有明說，我亦不便加以解釋，或作何表示。可是楊星如此時態度如常，一點也不覺的怎樣，他的氣量似乎較他倆要宏濶的多。其實論交情他不如萃崖，可見人對人之諒解興否，有時不能以朋友交情而左右。不過萃崖、子梁之妒忌，全是忠於山西的表現，我完全諒解他們的心情。

    我一入保定，卽接閻先生電報教我在保定駐守，命商啟予追敵北上，閻先生旋亦到保，我因不再前進，立卽部署禹行喪事，並將安鍻嘏軍約萬餘人交興閻先生，同時我對他說：「我一向用國民軍第三軍的旗號，完全是為孫禹行先生的關係，現在他逝世，此一番號無保留意義，你是北方軍總司令，我們一路來，我願歸你節制（去冬我雖受到南京政府命令任為第十二路軍總指揮，但我亦因禹行先生關係，未曾對斯項任命加以理會）。不幾日蔣先生亦派其舊友副官長姚味辛中將來保定與我聯繫（因為味辛是我陸大同學），促就十二路軍總指揮職，我對味辛說：「論理我直歸國民政府最合理，但由於我從十五年直到如今，在國家當時我認為是無政府時代。閻先生與我這樣相處，在感情上說我不能那樣作，況閻先生亦歸屬國民政府，並非與政府對立的。」此為我興閻先生合作之始。

    我到保定後的第二天，接到天津楊滄白（楊名庶堪，原為孫中山先生四川國民黨支部部長，民六我到四川時，楊奉孫先生派為四川省長，此時僑居天津），派人送來他的親筆信說：「你可直指天津，截斷奉軍歸路。」他的意見非常之好，可惜閻先生已不讓我離開保定矣。

    其時政府正計畫處罰種鴉片煙的人民，並沒收其煙土，他們來找我，我一聽說，力予反對，我說：「煙是張作霖強迫種的，即地不種煙亦照種煙收稅，其稅甚重，如果張作霖在時不種煙處罰，政府來了賣煙又有罪，人民怎麼活。若說那是張作霖政權的亂命，根本不能承認，為什麼政府不早打走他，老百姓如能打了他，又何需乎國民革命軍，今天我們如果這樣操切的做，人民太無活路了。故我主張，政府有錢政府收買，或製藥或焚燬，由你；政府如不收買就讓他自己去賣，你不能隨便沒收他，人民總要過日子的，明年禁種那是政府的事，他如不聽，你可以問他罪，現在則不好如此作。」當年是給我抗了過去。

    又過兩天國民政府的第八路軍總指揮白崇禧（字健生）及軍長李品仙、葉琪、廖磊等（以上皆屬於第四集團軍）亦來保定，當某日我們接到一電說：蔣總司令要來保定，乃齊上車站去迎迓，可是站上陸績來的報告，都是在我們所聽的是蔣總司令，而在白健生知道的則是李德鄰（名宗仁）總司令，當火車進站時，才確知為蔣總司令。白卽痛著站上的人說：「是蔣就說是蔣，是李就說是李，何為胡亂報告。」說罷卽坐在休息室未曾出迎，蔣先生進城後，又過十分鐘，李德鄰專車才到，白乃興緻出接，兩方一來好多人，那時我們對中央情形不甚明瞭，覺的都是友軍，但看到這個場面，就知道李、白與蔣之間有了距離。我進城在前巡閱使署與蔣先生晤談，他第一句卽詢：「與岳軍（張羣）熟啊？」我實不記得見過張岳軍，這天我看到邵力子、朱培德等。我初見蔣先生的印象是，其人言談開朗，與吳子玉差不多，而穩重過之，毫無矜持，印象很好，他們在此待了半天，李、白先赴北京，蔣先生於傍晚才北上，在北京會議，初要我收復熱河，過二、三天又改派方振武去，結果方亦未去，就讓奉軍仍舊佔著，我在保定與禹行鄭重的開一追悼會，各方人士咸來致祭，閻先生亦親來。

    在奉軍已撤退，韓復榘、商啟予兩部未到北京之前，有我的一位同學吳振璽（陜西蒲城人），萃崖在民元亦相識，他糾集北京附近土著二千餘人，打着國民軍第三軍旗號，於六月五日先佔北京。當時北京治安維持會的王士珍等，及奉軍所留憲兵司令鮑毓麟，都先與他接頭，其後韓復榘部亦到，六且八日商啟予部入北京，卽與奉軍鮑部和平接交，惟鮑部撤走至北京城外不遠時，為韓復榘部繳械，很受外交團的責難（鮑之憲兵多駐幾日是經地方團體挽留而予以保證者），斯時南京已有命令，命閻先生衛戍京津，韓部卽開南苑，吳振璽部自然而然的歸予孫萃崖（孫部首入京），可是我很為此事花了些錢，因吳振璽是打的我的旗號，起初購得軍裝配備，都是藉我的名義，事先在北京永增軍衣莊措辦，該商原與第三軍有舊，自然賒與，後來這些隊伍交與萃崖，而這些人所以成為隊伍的花費，他不償還，我亦不願向閻先生交涉，結果永增向我要這筆帳，我們節衣縮食的分期償付，很久才得還情。

    蔣先生入北京後，第一是作政治上的布置，其次是謁靈。再其次是肅清敵人。我的想法應當是第一肅清敵人，其次是謁靈與政治安排，但在當時第一集團軍北上部隊很少，只有陳調元一部（因為濟南慘案後，日人越發明目張膽的妨害南軍經濟南北上）。第二、三、四集團的勢力都很大，國民政府新成。遇事對各方皆須遷就、商量，所以他有他的苦衷，故一般人看來，在西山碧雲寺謁靈是很大的事，我亦參加，事後蔣先生逐一拜會，拜客後不幾天他卽南旋。

    我第一次見蔣先生是在保定，第二次是在碧雲寺，他曾問我認識吳稚暉先生否？我說：「見過，但不太熟。」他命陳紹寬陪我往晤吳先生，吳先生談話很多，他談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事，又說孫先生之創造力，他說：「有人說沒有人能將鷄蛋豎坐起來，孫先生隨取一蛋往棹上一墩，蛋雖破了，可是坐住了。」後來我想他的無錫方言很濃，不容易聽懂，此話想是我聽錯了，他該是說哥侖布的故事吧，不過鷄蛋雖然坐住，而蛋是破了，我以為亦可以作諷刺的寓言。

    其後蔣先生約我相晤於西山八大處某處之西山飯店（此為我第三次與蔣先生見面）。他問我：「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對整個國家問題有何意見。」我說：「前兩天地方紳士在中央公園招待新到的軍政高級官員，聽到戴季陶先生演講，說你看這皇宮黃琉璃瓦一切東西，不但是漢人的血汗，亦是過去滿洲人壓迫漢人的血跡云云，我覺的在辛亥以前，我們革命無論說什麼，都是為達到那時代的一種目的。民國成立，宣布五族共和，便不是這樣了，我們多年革命；現在才算是走到從前北京政府的所在地，將來越走越接近清廷的基地，中央公園附近之皇帝宮殿，不過是清廷住過而已，並非清廷所建，再往東北去，才是清廷建築的地方，不過地上的建桀，興當地的人雖然關係已變，但是說起話來，總須關顧人心向背，須知我們現在是五族共和，在江南常說的那一套話，過河以後應當加以修正，否則便會得到不良的影響。第二件，政府仍以建都北京為好，萬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最低限度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閻先生興馮先生兩大勢力，不分卽合，分是國家實力的對消，合則國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決此二大勢力之分合，俾其均有中心可向，故萬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此亦有二點好處，其一我們的外患在北方，訓練軍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為切實用。其二內憂亦在北方，蔣先生可藉此訓練學生，常來興閻、馮在一起，感情融洽則國家力量可以團結，這就是我對國家問題的意見。」蔣先生首肯者再，我對他此種表示，內心非常滿意。第四次見面是蔣先生來大同公寓囘拜，我曾繼上次之言再略言之，蔣先生表示當然如前，但表示雖然如此，關於他向我懇切詢問的建議，後來他一件亦未採行。

    在我此次與蔣先生見面前幾天，本要我去收復熱河，後因改派方振武，故我於誨靈後幾天卽回保定，囘保定後二、三天，蔣先生南下，在過保定車站時，短短幾分鐘，還問我有何意見，我說：「除在西山飯店所說外，別無其他。」

    蔣先生過保定後一、二天，禹行靈柩由滬船運到漢轉火車運北京，興靈車同行的除孫二嫂外，尚有耿鶴生諸友，我的部隊在保定興禹行開追悼會，及迎接其靈柩，可說是本軍兩件大事，尤其在我心中確是如此。十八年春葬之京西溫泉寺附近之顯龍山陽，並為勒碑以作紀念，嗣覺其碑文意有未協，余乃於二十三年重鐫直隸督辦孫公禹行紀念碑，請李烈鈞先生書丹而勒之如左：

    嗚乎！公薨今六載矣，其平生出處大端，張君溥泉旣為之誌，何君敘夫、王君畫初又為之傳矣：余辱與公交最摰，知亦最切，固不可以無言，顧中懷蓄之久矣。而人事紛擾。迄未得為。民國二十一年，始取公言行之略見崖岸者，撰為碑文。而友好中或以為不可，然碑已立矣。其陽終不可無文，乃議鐫四字以狀公，余主用公平時自況語「赤條條的」，或仍不可。嗣擬「磊磊落落」，衆猶不協。遂至今日，雖然情不可以終已，其以公之交余，與余之所以佐公者為言乎。憶余初識公槴上，為民國五年項城方稱帝時，其年秋再見於北京，談愈洽，自是常相晤於續君西峯寓所，交亦漸密。次年余將有湘鄂之行，公適主辦直隸軍官教育團，要余佐理，不聽南行，謂若輩殊不足與謀，此余與公共事之始也。九年公統陸軍第十五混成旅，余仍佐之，直奉之戰，公任西路司令，每遇戰轍言尋敵如尋驕子，其赴事之勇，殆出天性。十一年公鎮冀南，剿匪不遺餘力，禁丹料毒品亦不遺餘力，戮盜匪無虛日，或以是病之，不知公疾惡嚴，而除患盡，固其特立之性然也。居嘗見公治事，事無大小，一皆出以殊力，又每曰殺人殺個死，救人救個澈。冀南人民，至今念之。十三年國民軍興，公適在病中，國家多故，職責益重，病亦由是漸加。十四年督陝，嘗就醫察內臟，醫退言公病已成矣。十五年國民軍旣挫於津南。公退居北京，詢余行止，余曰惟偕第一軍退耳。公霍然曰，此吾願也，吾當遲弟張宣之間，於是公行。南口之役，第三軍陣於涿鹿蔚縣間，公馳書與余曰，以奇苦委弟，未能少分某苦，思恆慊慊也。語切摯出於肝膈，至今思之，猶為愴然。其年國軍再北，公如五原，歲十月，余詣太原，公偕軍走神木。十六年余率軍渡河進駐汾陽。公息養於峪道河，軍次榆次，公應閻公之請徙晉祠，未幾大軍擊奉，挫於望都，還守井陘，公以長時休沐，病少間。十七年正月手書致余曰，南中頻見招，揆諸情理，似須一行，但軍隊北進，兄立卽歸來也。比行，余返并送之登車，其年夏，復與奉戰於望都，公忽馳書曰，閻公親自東出，弟將何以自處。似宜始終與之結合，否則孤立也。迨軍次保定，余力入行館，接急電，報公疾終滬寓。嗚乎！余與公十有三年之交期，遂盡於是矣，公廉介不輕諾，一芥不取。故惠人不能豐，然皆捐自廉俸，非若近數十年來習尚以揮霍公帑為豪也。論人無所假借，而處之別恕，交友遍天下，而用人惟公。官至兼圻，家僅中資，珍玩無所好，常飄然一身，獨往獨來，胸懷坦率，識度超逸，固一代英賢也。平居一言一笑，皆率直無所矜飾，至今躍然在余心目，竟不可復得而見矣。嗚乎！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立石。

    北伐告成，蔣先生之北來是第一次，而與北方多數軍人握談更是第一次。其派來正式興我接觸的，是他的顧問方本仁（字耀庭，陸大二期同學）。所以我與蔣先生晤面，介紹者卽是方先生。當在北京時，方曾向我言：「蔣先生是今日國民政府第一負責者，你不可對他太客氣，並應有所表示，俾明你對政府的態度。」我因方先生這種指示，想起一件事，卽是十四年入陜之役，與十四、五年津浦線及蔚縣之役，死傷撫卹無着，其時等於無政府，對該兩役現在亦找不到負責者，因此請某轉陳對於該兩役死傷者家屬，予以撫卹。方即復我謂，蔣先生言，携款無多，囑發三萬元云云。此項卹金領到時，按死傷人數酌量分配，後來尚有萬餘無人來領，乃同司令部大家決議，以該款為第一基款，再由司令部集款若干，在保定鄉下購地，修一國民軍第三軍昭忠祠，所有前述該兩役死事者。及十三年北河店、固城之役死事者，一併供入祠內，祠建於保定城西滿城縣之一畝泉，成於民國十八年冬，落成之日，我們大家親往致祭。

    軍隊到保定後，因歷年顚播流離，雖隨時亦有所整頓，但均係就當時情況略加了理而已。到此時再不能不澈底好好整頓一番，不久即奉命參加肅清灤東〔此所謂肅清灤東，卽意味着東北需要以政治解決，是全因日本人遇機干擾的緣故，如是年夏初，北伐軍到濟南時，有蔡公時慘案之發生（在五月三日），嗣後張作霖由北京撤退，過皇姑屯時為日本人埋設地雷炸死（在六月四日），由此二事可見東北是不好以軍事解決的，故定名曰肅清灤東〕。我到北京，知次出兵，以第三、四兩集團軍為主力，以一，二兩集團軍為協助，設四個總指揮，卽四集團軍之白崇禧、一集團軍之陳調元、二集團軍之韓復榘、三集團軍是我本人。白崇禧代蔣先生為總指揮，陳調元本人因蔣先生未到，簡直不曾來，派其副軍長范績熙代理。韓復榘雖來，但走到軍糧城前後之某村莊，即停止。我經過時，特往訪之，他對我說：「馮先生已有命令，教我撤囘河南不讓我去。」同時他又密對我說：「直魯軍與奉軍力量尚大，你們沿津榆線過塘沽腰地，幾於四面是水，祇中間一條鐵路，此一去恐怕很難得囘來。」我說：「你們知難而退，這對不起朋友，而且我却不能如你們那樣做。」他說：「按馮先生命令，須立卽便走，不過看在朋友的分上，我可以綏緩開拔，能待你兩星期，至非走不可時，亦留一部隊伍等待收容你的隊伍，我亦乘此休息整頓幾天，你們會很快的敗退囘來。」因此之故，東進部隊祇有四集團軍葉琪、廖磊兩部，一集團軍陳調元一部，三集團軍我之本部，及關福安一個軍，事實上關福安之一個軍，閻先生亦控制留在天津未令出發，白崇禧此時意氣甚豪，曾因馮軍不來，對我說：「我們由廣東能打到此地，他愛來不來。」當時軍事部署，四集團軍部隊在鐵路線及其以北，一集團軍部隊接連在鐵路南邊，我所部又在一集團軍部隊之南，所以韓復榘說：「你部右後皆水，你們吃敗仗，後退都退不囘來，想收容你都恐怕很難。」後來我們到達唐山後，與敵作戰於開平之線者幾日，迨攻到灤河時，卻再無力前進，幸此時我部呂汝驥騎兵在灤河最下游涉河，行大迂廻，直襲灤州城而下之（似在九月十三日）。直魯軍遂潰；先是張學良本命直魯軍退守山海關之線，張（宗昌）、褚（玉璞）不可，因此全潰。有過河投降者，有潰退出關者，總指揮許琨向陳調元軍投誠（許本我之同學，當夜求范績熙帶他來見我，請派得力人員送他到天津，我卽令黃副軍長臚初同學，親送他去，當時他著綢衫，謂匆匆出來，未防夜寒至此云云）。張、褚不知所之。灤東平，不久白崇禧親詣奉天與張學良接洽，張允改懸青天白日國旗。所謂北伐，至此告一段落，政府業將北京改名北平（似在六月二十日）。

    灤東肅清後有幾事可述：

    一、灤州下後，直魯軍潰降，當時因隨軍記者團之報導，京津各報大為本軍宣揚，至謂徐某某肅清灤東第一功，因此或不免招人妒忌與羡慕，在余則皆不敢接受。

    二、某日余由唐山赴津，車將開，忽報趙參謀長擬偕往就醫，遂邀其上車，車中閒話，渠身體不適已三、四日，軍醫不得要領，囑去津醫院檢查，嗣談到其身世，悉渠父母及祖父母均早逝，尚停柩在家，蓋伒州（山西北路）習俗，稍有身分之家，出殯父母，必大請親戚朋友，以是一時無力措辦者，往往停柩在家，以待其有力措辦，至文芝時父子相承己一、二十年云云。渠到津住義國醫院，約一星期卽不治逝世，因憶我軍由蘆臺出發之第幾日早，余等馬匹一切均已備妥，待出發而文芝不至，詢之則尚未起床，余等就門外候之，在唐山日渠之宴起亦然，每坐候其會餐，我素重其有膽識，為我軍不可多得之人才，濮紹戡每謂我過於稱道之，於文芝不利云云，今乃已矣。痛哉！於是覓一忻川友人為之了理喪事，旋備款送其靈柩囘籍，並按忻州習慣，為其父母、祖父母一併如儀發喪。最後籌措卹金安置其妻子（一子名拿雲），使文芝無遺恨。雖然文芝不能大有為於國家，豈得謂之無恨哉。

    三、某日會議席上，範亭提出須照國府覟定每星期一做總理紀念週，我以為不必，第一我們不是真正的黨軍，其次太重黨，於國家訓練軍隊之志趣毋寧有損，某最後結果所至於孫總理亦不見的有利。範亭問：「你不是國民黨嗎？」告以我之良心我之主旨在於愛國，並不反黨，因我自受軍事教育以來，一直以愛國為做軍人之本分！以愛國為做人之人格，所以我在舊式軍隊多年，並未入過任何幫會教門，皆此意也。

    四、我到北京時，禹行家人即租住前王蘭亭的房子，產業早已易主，非復王家所有矣。我進院看孫二嫂去，想起此房短短三、四年（由十三年至十七年）已二易其主，我坐在那個客廳中，對照當年之遐想，眞有滄海桑田之感。

    五、我到保定時，李彥青歸公的住宅已作招待所。首受招待者為段子均與其偕來的常朗齋、蕭子昇（瑜）、沈尹默，常曾作禹行之直隸財政廳長，蕭後來亦作過河北省工商廳長，沈作教育廳長，他們與段一起來，卽住於此，禹行靈柩北來後，範亨、靄如亦均住此，我還與他們談起馮先生杖斃李彥青事，認為民國以來貪官汚吏，比較上李實沒什麼了不得，其罪不應至於死。

    十七年所謂北伐成功，三集團掩有晉、冀、察，綏四省，二集團軍則甘（此時正劃分為甘寧青）、陜，豫、魯四省，四集團軍則桂、湘、鄂三省，其餘各省雖均屬中央，如滇、黔、川、粵、奉、吉、黑、熱、新疆等九省，以及外蒙、西藏等幾乎等於獨立。眞正中央所轄省分僅有蘇、浙、閩、皖、贛而已。其年秋，鄂省胡宗鐸、陶鈞獨立，中央派何鍵、劉興等軍西上平之，因利用湘桂本身矛盾，以何鍵主湘、黃紹竤代李宗仁於桂，唐生智北上代白（祟禧）於唐山，第四集團軍已分隸於黃、唐，於是中央除蘇、浙、閩、皖、贛外，更有湘、鄂、桂矣。十八年春，馮煥章在華山因細故凌辱豫主席韓復榘（聞韓某日往謁馮，馮以韓由士兵至方面，皆渠提拔，因細事罰韓荷槍守衛，韓不能堪，出卽率其豫西部隊變去，經黑石關曾為龐炳勳軍擊走之），韓乃返豫輸誠中央，石友三從之，中央旣有豫，遂下魯，從此中央軍滿佈平漢線南段，與二集團軍每有一觸卽發之勢

    十月十二日我被任綏遠省主席，奉命後到唐山我的司令部，將所部整編為兩個師（師長一為馬延守一為方克猷）、一個騎兵旅（旅長呂汝驥）、一個獨立團（內一營為砲兵，梁鑑堂住團長）。此為我準備交代軍職之措施，其所以將黃銘香、黃臚初、王鳳飛三人調離部隊，完全出於愛國家、愛朋友，渠等在彼時誠然不適於師旅長職務，因為在我帶領，尚可設法截長補短，使無損虞。若一旦隸屬他人，其勢不能相諒，而渠等亦難免仍受淘汰，以是毅然由我處理，毋令他人作難。

    我之將去綏遠，每以無適當人才任省府秘書長為念，一日往候閻先生疾，在其東四七條寓所客廳，遇王均一（名平，晉之隰縣人），我初不之識，彼此詢問，乃悉其原任高平縣長，奉命訪問察綏各盟旗王公方歸，其人目正神安，言簡理詳，既熟習蒙旗，復資歷相稱，遂於晤閻先生後要均一來綏，閻先生初頗訝其突然，以為何至求此項人才於彼，我乃力言所見，渠遂允暫調試用，我於俄頃間決定此一重要人事，實為生平所僅有，而我三任主席，一以均一任秘書長，每感此等難得之人選，我竟瞬息得之，昔人所謂因緣有數，是耶？

    在我赴任前，有綏省在平學生代表多人來見」要求出資增修北平之綏遺會館，因詢其要綏遠公款歟？則須待我到任經會議決定，渠等謂「只求主席替我僩設法佳建」。告以我無理由無辦法謀此資財，如擬令我出資，正似人家僱管事或工人亦須付工資，無反向被僱者求貸之理，如謂我去綏將有法外之收益，此則視我為何如人，君等應拒不僱用，諸生於是止其要求，亦頗諒解。

    我於十一月間抵綏任，其時綏省正鬧旱災，嚴重情形不止於野有餓莩，歸綏市內亦有餓死者，同時土匪橫行，每逼至歸綏近郊，故我到綏第一是救災，第二是剿匪，救災我很得力於朱慶瀾先生及華洋義振會。兩個月後，朱先生在東三省募得糧食頗多，差不多每星期卽有一列糧車到綏，不但救災，並藉此改良綏遠農作物種子，記得有一、二個列車是專運種籽來的，華洋義振會則是以工代賑，主張開薩拉齊附近之黃河渠，我曾兩度親往平津接洽，該會主持人張元善君曾說：我是他們所見到的第一個大官，在此以前從未見過大官如省主席者來商賑災，當時以工代賑開渠費用五十萬元，由我們自籌二十五萬，賑會出二十五萬，剿匪則山西軍隊還得力，放在幾個月後，匪清災去，農田亦漸漸下種。

    當我赴綏任時，過察哈爾，楊星如時已到察主席任，他率當地官紳來迎，我在車站招待所接見一批蒙古王公，事後我問坐在我斜對面之一人為誰，星如說是錫林果勒盟副盟長德王，我覺其人眼神有異，不大正常，卽對星如說：「你要當心他」（此人過後再見時，身體已發胖，眼雖不似前之斜，但神氣仍有異）。又晉軍當時駐察軍長張會詔不聽命令，星如曾對我說已請閽先生撤囘，否則渠將辭職，但閻先生迄未置問，所以他對察哈爾之治理，遠不如我在綏遠順利。我有一位小同鄉蘭伯衡（名均，時為察省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常聽西峯說起是崞縣人才，此次在車站初見，進城後又親往拜訪，確是一位有為之老人。

    我到綏遠時，我與大家心情所不同者，是大家以能用人為作官，我則重在作事，當然用人亦是一個問題，但我是為事擇人，當時曾有人給我說：「有歷史的舊人你不願意去之，商主席時用下的人，你為什麼也不讓他走。」我覺得所有從前舊職員之沒人請託、而遺留下來的人，很可能是眞作事的人，惟有每個主管自己帶來的人，才常有問題，常敢營私舞弊，如販賣煙土毒品等，都有事實可證，此說跟我來的人往往不能諒解。濮紹戡以不能作秘書長親向我請求，要去豐鎮做縣長，我僅許以武川，他很不高興，幾至脫離。

    我在綏遠最得力的是我的秘書長王均一，其次為主任秘書李芷政（晉南人，十四年我到西安時，渠正作長安縣長，劉芙若先生介紹識之），可以說我在綏遠只是坐享其成而已。當時我感到邊塞地方，地土不甚好而遼濶，人口不多而標悍，人民生活不安定，最大原因是地面不平靜，所以亦缺乏恒心，故我主張築城，想把東勝、武川等六、七個縣，修建城垣，如此則縣長可以有安定治理的地方，人民可以有所依託，軍事亦可以有重點，例如當時東勝縣治僅有土城的遺痕，並無垣牆，所謂城內，空空如也，只東門有一、二家住戶，縣長則遠住離域數十里地之油房內，還能談什麼治理，所以我提議築城，當時教育廳長祁志厚剛從美國囘來，大持反對，他說：「現在到處都拆城，我們反要築城，是否要復古、開倒車。」我認為這是地方上事實的需要，不是談今論古的問題。

    當秘書濮紹戡要去做縣長前，忽接友人楊肖韓（名學瀛，原籍晉之介休，寄籍豫之淮陽）函，謂渠現在北平教書，我要有用他處，可隨時來綏云云，我數年來夢想之人才，今竟可以自來，喜何如之。肖韓為人極狷介，一向以私事不能離豫，嗣因其季父在籍不事生產，離晉到豫，肖韓乃將家私一半與之，繼而亦蕩盡，乃又將自己所留一半一併予之，遂自出謀生云云。

    數年來室人每欲買一留音機，有時可以聽戲片，我屢許而屢遲之，十三年在保定又要求此，告以現在時局如此紊亂，軍隊如此困苦，我們卽買了，又有何心情放聽，十七年室人居天津，以數十元錢購得一具，及戲片若干張。十八年春來綏，某日要試放，告以綏遠災害累年。今雖小安，而仍未康復，我們不懼路人興嘆怨望耶？室人作色曰：「丈夫作官，尚不如普通居民得以自由。」我則終未敢苟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