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次到包頭，尚有值得紀念的二事。一、是有我本家的兄弟二人在此經商，均已三四十歲，都在包頭成家，老大看起來很忠厚，老二稍差一點，是我五服外的孫輩。二、是孫方彬看鐵路已通，本軍前途大難，某日攜其行李不辭而別，已到車站，余乃親往說以利害，追還之。渠與員志青同科同學，我素重之。在民六時曾與劉仙洲論其人才，仙洲大不謂然，謂膽小不任事，我迄未信之者。

    包頭是一個出糧所在，但西去則直到五原纔是較大的鄉鎮，故沿途軍食祇有在此地準備纔能前進。此地雖有蘼米，但須炒好攜帶，各部隊炒米先後與多寡，亦視到來前後與人數為定，各部隊都想先走多帶，但為炒米所限不能即走，不幾天，韓、石受編為晉軍第十五、十六兩師，正式留綏，名雖兩師，實則西北單不願走的部隊均歸之，約有四師之眾。晉軍人少不能越韓、石而前進，以是欲走各部隊，便可安心等待炒米，可見以小吃大，總非易事。

    我的部隊中，獨有範亭不願與晉軍接近，急於西走，故炒米都先給他，但他出去一天以後，著人與我送信說，沿途盡是亂兵，你搶我奪，隨便射擊，隨便繳槍，秩序很壞，千萬要退幾天再走。又遲幾天，聽說馮煥章回到五原，我亦想先去五原看看，走出包頭，除幾十里外之麻池鎮人家較多外，乘汽車走，往往一二小時不見一百姓，包五路旁僅經過寺廟附近見一喇嘛，又沿途不斷有倒斃的騾馬，肚子都漲的很大，殆皆因胃漲不通而死歟。

    五原是我國一個很有歷史的地方，因為山岳河流的關係，在漢代以前即已雞犬相聞，與蒙古人所駐紮之草原或沙漠地帶不同。凡附近人民，有一段耕作地，即住一家人，尚不到聚族而居。五原土圍子以外，周圍居住的人家不少，散散落落的已連成一氣，其縣城市面，規模粗具，其他鄉家，則僅有別於遊牧而已。雖然在漢代以前即已脫離遊牧生活，開發很早，卻無進步可言，且是退化了的現象。此或因百年來國家不景氣與地方不靖所致。當我在五原圍子內找到禹行時，祇有他自己與一勤務（後聞跟他同行之女人，亦他去不知何往）。禹行在抽煙，見我來，很高興，他含混的說：「他們都開會去了，請我，我沒有去，他們開打倒三綱五常的會，你對此一問題觀念如何。」我說：「我自己想，綱是如網在綱之意，常即是經常之常，我們舊日傳說之三綱五常，當然如一國之中有一負責的，一家之中也有一負責的，此即是綱。又如所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亦即人類經常所守規範，此即是常。舉例而言，現在時人要打倒的『父母可以不慈，子女不可以不孝』。試問父母還有不慈的嗎，父母如不慈，那就不是常而是變。比如父母因病或因誤會而一時不慈，子女就馬上對他反戈相向，這是不應當的。故我想古人雖曾說父母可以不慈，子女不可以不孝。是指此而言，這不是常。常與變是相對的，孟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要知真夠個君，即不能視臣如土芥，果有之，即非君矣。虞書說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人的頭腦或亂，他的四肢當即隨之亂動，可見君臣相交，正如一人首臂之相依。他的現象正常，即沒有視臣如土芥的。所以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都是常。我覺得並沒有什麼深理奧義。無論三綱五常之說，儒家無之，即或言及綱常，亦是說常而非說變，故用不著當一回事的去打倒。」禹行說：「對了，所以我不去。」

    談間，弓海亭、胡德夫開會回來。弓坐下即說：「革命就如韭菜，割了一查又一查。」敘話不久，馮煥章亦來，我自十四年在鄭州時，他派劉汝明（字子亮）旅長來慰問，到西安時，他請鈕惕生（名永建）先生來慰問，到馬廠後又請某牧師與某將官來慰問，且述「馮先生於你進西安之翌日，召集將官以上講話，歷論當一個大軍團困頓之際，首長有病，而將領中能獨支危局打一條出路以衝破難關者，試問西北軍中誰能任之。」云云。我回憶自北苑會議以後，一向很感念他，今天相見，卻表示不出我的內心，因我當時一腦子想著他這個論變不論常的主張，與前此要，取消國民軍名義等等，覺得他多少有點時髦淺薄。而馮亦寥寥數語，匆匆卻去，似對我亦有若干失望。當晚我與禹行、德夫睡到一個坑上，禹行是抽煙，德夫是說笑話，記得德夫曾說張家口那女人是武大郎鄙棄不要的女人，禹行卻說是勉之的乾女。我亦忘了現在如何渡此難關，祇是迴想我們的往事。想到民國六年我與禹行、海亭住到代郡會館一屋，海亭徹夜的談其豪賭，與革命時拼砍刀舊話。又想到民十三年北京政變前夕同宿賢良寺，禹行臨事而懼的情形，不覺感慨萬千。

    第二天我去看馮煥章，一進院即見院內搭有兩座帳棚，一個據張俊傑說住的是兩個後套幫會的頭子，一座是馮先生會客之所。我與馮先生談話不多，他說：「現在我們雖然失敗，而蘇聯仍是援助我們，我們是有前途的。」並且說：「俄國是誠意的扶植我們。」我說：「俄國扶植我們，儘管誠意，但他的存心並不善。我在民國十三年即覺俄國與孫中山先生所訂契約就未懷好意。他要對中國懷好意，為什麼不依照諾言將與曹政府所協定的中東鐵路交還中國呢？」馮說：「那他是要交還國民黨政府，不交與張、段軍閥的。」我說：「在我們看，國民黨政府是中國，軍閥曹總統、段執政、張作霖政府仍是中國，蘇俄如應將中東鐵路交還中國，不必問是誰主持的政府。所以我說他幫我們沒有好心，我們內亂，猶之兄弟鬩牆，第三人送一把刀，不論交與弟或兄，總是與我們不利的。」馮笑說：「次宸兄不明白世界大勢，請你有時間與鹿瑞伯（鍾麟）、石筱山（敬亭）談談就明白了。」故當天下午我去訪鹿、石，他二人住一民房內，請我吃新由俄國帶來的咖啡。鹿說，「馮先生說次宸兄對不明白的事堅決反對，一旦明白了，亦比別人做的澈底。」於是說了許多俄國對我們的友好。在第三或第四天早晨，範亭、寶峰二人從烏蘭腦包（範亭部隊駐此）趕來，談了幾個鐘頭話。近午我即起身，臨行時禹行語我：「以後我們的行動要與國民一軍分開，他們思想很有問題。」

    這時韓復渠駐綏遠一帶，石友三駐包頭一帶，石很嫌我們遲走，曾在我走後之三、四天內，與方團起過兩次衝突，彼此均戒備起來。過了幾天，馮煥章在一個傍晚來包頭，住一不太大的屋子，擠了一屋子人，馮講話，石友三在旁記錄，石見我面亦很客氣。翌日馮在城外集合部隊講話，記得主要有二點，他說：「當咸豐年間曾國藩練湘軍，那時米賣多少錢，麵賣多少錢，當兵的是三兩三。到前清末年，米麵價錢比咸豐年間漲了多少，而當兵的還是三兩三。現在米麵比二十年前又漲了多少，而當兵的還是三兩三。所以我們革命成功以後，官兵的餉項一定增加。第二點，我們雖然失掉河南、失掉直隸、失掉京兆察哈爾，但是廣東的北伐軍已經出來，現已佔有長江流域幾省，這等於我們革命軍左手丟了個杏子，右手得了個西瓜。現在蘇俄要儘量幫助我們，補充我們，所以我們還是有前途的。」又過兩天馮先生派張俊傑來徵求我的意見說：「馮總司令說，現在已是革命的第二階段，凡我們國民軍均擬改稱國民革命軍，我們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某某為第幾軍，某某為第幾軍」等等，中間有商啟予亦是國民革命軍第幾軍，「想請次宸兄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並說：「已徵得孫二哥同意，不知你意如何？」我說：「我曾與二哥通信，知他快來包頭，等他來把公事交孫二哥轉我如何？」遲日商啟予派二代表來，一為郭鳴周，與馮煥章在第二十鎮有舊，來見馮請多關照，一為劉逸南，是我同學劉蔭遠之弟，他說：「馮先生又回來了，你的隊伍尚未走，商都統為這些事很作難，不曉得徐先生有何指教。」我根據我這幾天腦筋中所盤旋的回答他說：「我想在五原屯墾，不知商都統能否相助，請你回去與他說說。」他說：「臨來時商都統亦談到，假定徐先生要是有什麼意見，非常盼望能來歸綏一趟，彼此見見面，什麼都好談。」我允他考慮後再定。劉來時曾攜有辛亥舊友孫萃崖一信，我即與萃崖回一信說：「擬在五原屯墾，未識閻先生能否相助。」他即當天走了。在雙十節前後兩三天，馮煥章找我研究，他說：「你看我們的隊伍遍駐綏西寧夏、青海、甘肅，因為隊伍這樣，前途很成問題，我與商啟予有舊，正運用其與我們合作，商已活動（現在事實上不論在包綏火車上，抑或包綏沿途牆壁上，已多貼有歡迎商啟予國民革命軍第幾軍的標語，韓、石仍然歸商指揮，弄的商啼笑皆非），你以山西人的資格去一趟太原，教閻伯川明白他要是不與我們合作，商啟予 即將與他脫離。不管閻怎樣，你與靳薦青有舊，靳現在亦正徬徨歧途，你要能去太原一趟，並派人設法教靳薦青能與我們合作，間接必能影響閻的態度，請你看在整個局面，還是去一趟吧。」我即應允，遂於兩三日後到歸綏。

    此次到綏，適孫萃崖第二次來綏之當日，我與萃崖差不多是民國二、三年後多年未見的朋友，萃崖時任團長，是閻先生派他來另有任務，不過他臨來時閻先生交代他說：「聽說次宸要在五原屯墾，我覺的與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榮譽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墾，我不但同情而且要盡力支持。」我對他這話很感激，並且這話實給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勵。這一回在綏遠，興商啟予都統、李培基（字涵礎）、楊星如（名愛源）、傅存懷諸旅長，黃光華、楊毅如（名效歐）諸團長都是初次接觸。對我都非常之好，可說是優禮有加，尤其是楊毅如且言：「渠等正編為旅長，張萬順已升團長，適屬渠旅，在太原曾看到你責我們蔚縣王團的信，我們都很佩服你所持的態度」云云。在綏遠並看到馮煥章對商啟予所作的工作，一點也未發生效果。臨動身赴太原前一天，在商啟予處遇到山西財政廳長李子範及督署參謀長多年不見之朋友朱蘭蓀（名綬光）。車過豐鎮站時，有趙承綬（字印甫）團長來見，說是續西峰的朋友。到大同下車入城以前，有憲兵來問話，看其態度，覺得比在其他各省所見北洋憲兵都好的多，當然是所受教育較好的緣故。我住到晉北鎮守使署，亦即從前的大同總鎮衙門。當時護理鎮守使的人為傅秉丞，從前跟我作過營長，故頗受招待。大同是我孩提之鄉，當天到達很晚，第二天因汽車未到，住一天，我到街上瀏覽，景物全非，祇有四牌樓、鼓樓依然前物，其餘十之六七均非昔比。因我是光緒二十六年冬離開大同，中間曾有辛亥戰事，相隔二十五、六年，變遷實亦很大。第三天由大同南下，因坐汽車，昔日所走過的路，一點也覺察不出，連幼時走過印象最深的雁門關，亦未看見。走到陽明堡有人擋車，近看始識其為李慕顏，是民五在北京認識的朋友，已十年不見了。他現作營長，十年前相識時我未曾好好觀察過他，是日一同吃些東西，見他眉宇之間，略欠軒昂，但談起話來，依然十年前的樣子，開胸置腹，毫無虛假。我因沿途耽擱，到太原時已夜十時許。萃崖先一日返并，遲我於小北門外車站，進城住正大飯店，當晚同萃崖約定，明晨九時與閻先生見面。

    翌晨萃崖於八時許即來，他說：「閻先生教我與你先交換一點意見，因為頭一次見面，假如意見談的不洽，很耽誤以後交道的。」我說：「你可盡情的講。」他說：「閻先生說，第一不談國民黨。」我說：「此點我同意。」他又說：「第二我們不談革命。」我說：「此點我亦同意，我就不懂得革命。」他又說：「第三閻先生自己好講中的道理，凡事主張中道而行。」我說：「此種行徑，我很有同感，如人盡顧沿革，是有些失之封建，若盡在橫的方面比較，那就要流之於共產。故橫豎之間，折中才好，不要太講豎，亦不要太講橫，所以說閻先生講『中』，我很有同感。」於是如約於九時相偕與閻先生相見。我且賡續與萃崖未盡之詞，以為一人赤貧，劬勞半生，方足衣食，一人方將祖父遺產蕩盡，在這時他們要看齊，要均富，那太不公道。就是耕者有其田也要顧到因果，斟酌是非，衡量世局，用政治方法，分十年二十年的購買配售，方無流弊。當日談話很多，記得閻先生最使人注意的一句話是說：「今年由春及秋奉晉與國民單作戰，國民軍是敗了，但我認為舊勢力與新勢力作戰，此為最後一次勝利。」

    遲一天閻先生正式宴會我，陪客很多，其，中有一位連名字聽來亦很生的田應璜（字子中，晉省名士，國會議員），他是閻先生派在張作霖處作代表剛回來的。是一位老先生，在宴會將畢時，溫靜庵要我起來講幾句話，我因田先生剛從北京來，誇張奉軍當前情形如何如何，我卻講：「前天閻先生說，舊勢力最後是抵抗不了新勢力，我現在補充一點感想，就是凡是兒子要出來當權的時候，其父親必是快要完的時候。兒子一旦出名，不久他的老先生，死的死隱的隱，都要沒沒無聞了。我們老軍隊裏，對一件事要壞的時候，即說出了蛾子，其意義就是說養蠶的一有了蛾子，蠶就完了。近幾年來張漢卿很出風頭，故我斷言張雨亭亦是快要完了。這是從我的體驗上說，張雨亭是不會久的。再就理論上拿一事來說，張效坤、孫馨遠這兩個人，好像兩匹野馬，而今駕上張雨亭這輛將破的車，如此胡拉胡撞，沒有個不把他拉碎的。我覺的閻先生對張雨亭敷衍，當然可以敷衍，但不必把他當一回事。他的崩潰即在眼前。所以我們今天要是求進步、救社會，是要反張的、反奉軍的。我自民國初年，奉軍截械入關以來，親眼所見的是：我們國家多年以來很好的社會秩序都被他破壞了。人民受到騷擾折磨，亦是由於奉軍起的，整個社會人心的希望，亦將由他們斷絕。談革命我是不懂，驅逐惡勢力我是知道的，凡是血氣之倫，都應當向惡勢力搏鬥，所以不管是革命也好，驅逐惡勢力也好，我們現在的對象，就是要先驅除了此一惡勢力。日前馮先生在包頭說，國民軍雖然失敗，廣東國民革命軍出來是勝利了，有如丟了個杏子，得了個西瓜。我覺得不是這樣說法，我們認定的惡勢力，要我們來驅除。奉軍是我們當前的惡勢力，我們離他近而有力，我們要先起來對他動手，不能盡靠他人。」（因為此時奉張正教田老先生回來，要求閻先生就他的副元帥，與他合作，不然他就要對山西不客氣，我這番話，本是談我自己的認識，亦是要打擊奉張這種企圖的。這一篇話，事後閻先生私下對我說：「你說的對，的確如此。」但在宴會當時，閻先生只是笑而不言，具見其處事之審慎與修養。）

    【沈註】田應璜字子琮，山西渾源人，清末舉人。曾任約法會議會員、臨時參議院議員、內務總長。

    我在太原住的頭一個月，可說是天天在無限制的會客，頓頓在盡量的吃酒，皆為我生平所無之事。我曾在一次宴席上有過一段酒論，以為人生二十歲以後，很難有一天半日是過著「天人交泰」的生活。因為天人交泰的景況，是很難得的。前清鄭板橋每書「難得糊塗」，要糊塗都難得，遑論天人交泰。我覺的人要求得天人交泰的景況，有兩種途徑，一是學問，一是吃酒，學問修養到天人交泰，不是不能，是難能。而吃酒吃到某階段，真有天人之際的景況，而且是很容易。所以吃酒只要好吃會吃，何時要尋天人交泰，皆可尋到。我這話是出之內心，非應酬泛論。

    我是酒量不大，而且常至吐酒，醉後不過昏睡難於清醒，但未因酒說過一次錯話。只要睜開眼，亦未因酒辦過一件錯事，尤其在醉後辦的事，翌日清醒反覺比平常辦的更對、更洽意。但不顧人每飯必飲，早晚必飲。以其有傷肝胃與心臟，若在好朋友相遇之時，無酒誠不能盡情與盡性。所以我覺得酒之美與貴，全在能使人得到天人之際的景況。以此我在軍中相當的禁菸，絕對的禁睹，而未嘗禁過酒。我內心上且以為這所謂上等社會，如果使無酒，可能真聽不到一句率直的話，極而言之，我們這民族要無酒，恐怕連今天的局面亦沒有。

    有一天突有張德樞（關中人，辛亥年，曾在山西參加革命）來找我，見面即說：「岳西峰在此。」我很驚訝，問「他怎得來此？」他說：「你們在京津失敗了，我們在河南也失敗了，退到陝州，豫西劉雪亞的舊部以及民團紅槍會都起來了，我們二三十萬人攗集在陝州一帶，衝打無人，西走不能，分崩瓦解都失散了。西峰與寶珊一齊過河，寶珊沿河北走榆林，西峰想走正太路，扮一商人，個子大，不像。一路被人跟蹤，到榆次即被逮捕，現押憲兵司令部，他未露真姓名，山西當局亦即以假姓名羈押之，已經好幾個月了。」第二天我請萃崖與閻先生說：「能把他放出來就放出來，不能時我要去看看他。」閻先生當時仍有些觀望，無決心。故第一步答應我去看他，見面之下，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西峰十分感動，謂渠亦相當受優待，獨住一房，倒也清淨。又談「從前咱們帶兵的時侯，住處有衛兵，出門有扈從，如今這樣被人看管，追懷已往，真是不勝感嘆。」我說：「閻先生留我在此，幾次的不讓我走，由於他對時局的認識，及儘管的不讓我走的這一點看，他會回復你的自由讓你走的。」果然過不幾天即釋放出來，張德樞為他在海子邊找一房子住下。又過幾天西峰要回陝西，我請他與閻先生在我的寓所吃了一次飯見見面，閻先生說，他十五年來在大原，未曾在衙門外邊吃過飯。遲日西峰走時我親送他到離石。他說回去要找俄國人幫助多少軍械，成立多少隊伍，要如何如何云云。西峰真是一個渾厚人，只是無見識，無主張，只好聽之而已。

    我十五年初次到太原後，約一兩個月間，閻先生與我相處甚得，他曾請萃崖與我商量，說：「你把陝北佔據了好不好？」我說：「我與井崧生是朋友，而且名義上他還是國民第三軍，他本人是怕第一軍，而看不起第二軍。故當國民軍興起時代，別人都加入一、二軍，他則與楊虎城加入第三軍。我與他既是朋友，又同為三軍同事，我不能作此事。」過後閻先生又提議說：「現在劉雪亞正圍攻西安，我與劉有連繫，可以與他說，請他讓開一條路，我再幫你點物資，你去把漢中攻佔了好不好？」我說：「我與孫禹行先生檢討檢討再說。」閻先生這些話都是教萃崖間接來商討的，完全是替我謀出路，幫我的忙，事雖未做，我是很感激他的。

    【正楷按】：當時二軍失敗，李虎城先竄回陝西，集合餘部聯合楊虎城據守長安，劉雪亞軍圍攻數月不能下，即有名的「二虎守長安」是也。直到十六年初，方得馮煥章解圍。

    我在太原，閻先生一星期一星期的留我住下去，我於一兩個月後，在五福庵找了一所房子作為寓所。當我到太原幾星期，禹行亦回包頭，再過些時，得本部電報，如奉軍萬福麟部向包頭壓迫，國民軍一齊西撤，禹行偕軍由包頭走達拉特王府，經東勝進駐府谷、神木一帶，當時我祇知是奉軍迫向包頭。幾年以後閻先生閒話間對我說，是他教奉天幹的，因他對馮煥章沒辦法，又不願開罪他，纔出此手法。馮本拉商（啟予）間閻，閻則為統一綏遠請奉軍進兵替他迫馮離綏，是馮之離間工作未成，反為閻所驅逐，惟奉張之出此，當亦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在太原第一次與趙次隴（名戴文）見面時，他向我上下打量的說：「儒者氣象，儒者氣象。」我聽說後非常不安，因我實在沒有多讀過什麼書，對「儒者氣象」一語，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感。有一次次隴請我吃飯，祇有四碟花生雞蛋之類的小菜，一大壺潞安紅酒，吃包餃子。他說他作秀才時，請客曾如此。「今仍以作秀才時的辦法請你。」祇請一位陪客是趙公庵（名三成，五台人，次隴遠門長輩，是我民五、六年在北京代郡會館相識的朋友）。這一頓飯吃的格外痛快，我竟大醉。因我離開山西以來，即未曾吃過像這樣的家鄉飯。有一天次隴來寓看我，因相識已久，說話不拘形跡，我與他說：「以次隴先生讀書的淵博，理解力之強，山西的政事，已有像閻先生這樣的人作首長，次隴先生如放棄政事而講學，其成就一定不在傅青土、郭林宗之下。」我當時的意思，即閻先生雖作督辦省長，將來亦不能與那些人比，當今之世，趙先生如講學，一定很有成就。我的確是誠意，趙先生聽了肅然起立，拱手說：「你真是我的畏友畏友。」聽話音是接受。看神氣是很驚疑的。我因他驚疑的很厲害，接下去竟使我再說不出什麼話來。事後我很後悔，覺得我說話太率真，所謂交淺言深，殊失禮貌。

    有一天張漢捷（名樹幟）來看我，這位小同鄉，為人豪爽，我久已欽佩。他與我談起小同鄉中之張鶴峰（名培梅），說其人很講義氣，性情堅強而狠，我心中想他所說鶴峰之狠，一定是十三年出兵石莊，一天之中殺了兩個團長的這回事。但卻不然，乃是說他另外的兩件事，其一是對一位女人的事，另一件是對一個貓的事，漢捷說這兩件事，形容盡致。寫出鶴峰性格之強與狠，誠屬奇特，當時我對於鶴峰;所知者，均為漢捷所談，總而言之，鶴峰是個不平常的人（漢捷、鶴峰在民國五年至十三、四年，分任晉北晉南鎮守使者）。

    在岳西峰回陝之後某日，李筱峰（五台人，省議員，是續西峰舊友）來言，續西峰靈柩由津運來太原，今午下車，已送到南關汽車站附近某空地，明後日即送回家鄉云云。遂偕往看視，一棺橫置荒地，任你生前英雄了得，至此亦復何為，既因與閻督辦交惡，又因人情易於冷暖。所以除一二知交前往照應外，省會是名利奔競之場，自不似鄉間人之不管一切也。而我此時之悲痛與感慨既不知是為西峰，還是為社會歷史。

    我由大同到太原時，路過山陰縣，見桑乾河以南，直到雁門勾注山麓這一段地方，荒的很厲害，好像在山下太和嶺口之西，尚有一小城，空空無人，我來後曾建議閻先生在此曠地最好能駐兩師人，一方練兵，一方修渠（渠於張漢捷作晉北鎮守使時已經開成，因人少地種不了，故渠雖開而河水未盡其利），假定有二萬人駐此，將來營房市街商民住宅可漸成一城市。地實不好，是一沙地，但種久了可成良田。且在山下如不將河水擋住灌溉利用，必至氾濫衝擊，造沙壞地。如利用之，不但不至造沙，且可肥田。故一舉可將棄地變良田，水害變水利，而在這些地方練出之兵亦是能吃苦的好兵。又由太原去晉祠路上過放太原墟，一眼望去盡是墳地，我建議閻先生將之劃作教育區，將太原市內學校均遷於此，先遷農業學校，由山上種樹直到山下，將晉祠變成校園，與太原市連起來，修一條燒煤的電車道，漸漸將此一線變成風景區。閻先生對我上述二事，都似不感興趣。我曾說過二次，十五年說時他還客氣，祇說：「等將來你回來辦吧。」後來再說，他簡直毫不注意。

    在我未回山西之前，每覺得山西人民必然對閻督辦感想很好，因為山西地方的平靜安康，除了政治上軌道外，其不擴軍與未招來外患，全是由於閻督辦講求收支平衡與巧於應付環境所致。孰意回山西後，方悉不然。越是常入城市的人越多不滿閻督辦，彼等不以戴了騎牆取巧的壞頭銜是閻督辦，而得到平靜安康的是山西人民，有些人竟說閻先生做法，不是為了山西人民，而是為他自己。這種說法，正如吃飽了奶的孩子觸乳一般，以此感到對於半開化的人民，其為政必更難於此。民國十一年春在保定有一日與範亭論到閻之治理，以為對之不應過於非難，範亭則謂一般說來，固然如此，惟閻對於山西教育，不能除舊布新，自然習於腐化，且彼取巧投機，使青年無復正義感，其貽害青年與國家社會者實大。余對此點，當時即亦無詞以對。今茲回山西後，關於教育問題，亦覺範亭之言非過。某日與閻先生略談山西教育，既不能適應社會需要，更不能與國際環境配合之可慮。渠謂：「待你將來回來整頓吧，我是對他們無辦法」云云。當時僅覺其言之突兀卸責而已。

    又有山西大學教授江浙籍某君常來寓所閒話，一日論到人民代表，渠以為「商人、工人尤其農人，日給不暇，無機會代表人民出來說話，祇有學生有知識、有時間，亦有機會是可以代表人民」云云。我則以為中學生無論矣，即大學生似亦必須近於畢業之年方有斟酌。不然，恐為陰謀者利用，不但不能代表人民，反而代陰謀者加害人民（但人數亦少）。蓋擾亂社會、顛倒黑白，結果必然有害於人民。譬如一個家庭，父母不能聽孩子的話過日子，所以不成熟的孩子，其家庭中事尚不能令其過問，何以國家事反而許不成熟的小孩子過問，故其結果必是利小害大。某君當然不同情余說，遲半年後劉允丞來山西，住於圖書館，某日偶談到人民代表一節，我舉前說為言，渠聽後謂：「以上所言，說到『云云』為止，以下的話，你不要說好了。」

    我與山大某教授談話後，當時發生一種感想，即是所謂「烏煙瘴氣」，我感覺其時社會上的群眾活動，在新一點的人說是新潮流、是民氣、是愛國運動。而在老一點的人說，直是「烏煙瘴氣」。「煙」是火未起先冒煙，且是火越弱，煙越高。但冶金是用無煙之火，不能用小火之煙，故不問是學校風潮也好，民氣也好，愛國運動也好，或說是革命也好，都是火之煙，而非火之火，充其效用，亦祇能作古之所謂狼煙或信號而已，以此祇能冒煙祇能作信號之材料，要他從事冶金，真是大錯特錯。故如某某教授、某某社會賢達、某某偉人，都不過是能作信號之人，而非能冶金之人。宣傳是可以的，但不足以有為。學潮運動，均為冒煙，說到好處，祇可收煙的作用，語其壞處，直是教學生作「煙種」，其害何可勝言。此為我當時偶然發生的感想，不意多少年來，許多人竟是以冒煙作進身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