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禹行一方不甘於現處之地位,同時也實是有病,我認為他是第二個原因作祟,他則認為是第一個原因之苦惱,故情緒上大有不可終日之勢。他因我與常朗齋(常,易縣人,本保定蓮池書院學生,前清舉人,與曹總統左右人士極相諗。)亦有幾面之雅,希望我去與他商量設法讓他離開大名。此時我腿疾已愈半載,身體康復,亦想去北京看看朋友,遂於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到京晤常。常說:「曹之左右無不以禹行所處地位為屈,代抱不平,都想幫他的忙,但苦無機會。」我在京正玩的高興,二十三日禹行忽來電說,第一團劉德掄團長病逝,要我回去共商繼任問題,該團原是舊巡防營改編,素質太壞,又因劉年來老病,隊伍簡直失掉訓練,兵士屢有攜械逃亡之事,我接電後遲日即回,但禹行之調我到第一團的公文於我未到時已經發出,當時我不願離開自己訓練的隊伍。他說:「你不是很有心要做一些事麼?咱們的隊伍如僅你一團可用,到有事時能做得什麼?」他以此相責,我當然不能再有異議。我到京晤常朗齋等是三月間事初的事,我的職務由第二團第二營營長顧占鰲接,到定州第一團是五月任。
〔沈註〕常朗齋,名耀奎,曾任河南巡警總局總稽查、津浦鐵路巡警教練所所長、順天府大城縣知事、京師警察廳署長。民十三,任全國水利局總裁。
憶三月二十六日午前,我往西城晤曹總統秘書長王蘭亭時,其住宅正在油漆,入其客廳,見傢俱陳設,佈滿各角落,有如古董舖。在候晤之頃,偶作遐想,以為傢俱陳設中或有曾相識者,在彼此問答。如若干年前你我在某處某家相聚,幾年前又經某家,今來此處,正未知以後流落何所,而一時傢俱陳設遂至嘆息者有之,調侃者有之。旋王差人請我去晤時,迴身適見門側坐有第十四混成旅旅長施全勝,亦在侯見。我進來時不曾他顧,竟未之覺。當日晤王談話頗有結果,即一切須禹行到京相商云云。
〔沈註〕王蘭亭。名毓芝,山東濟寧人,曾任幣制局副總裁、全國菸酒事務署督辦。
我到定州之前,早知第一團情形,除機關槍連的幾位官長外,可以說大部分都應淘汰。故在受命之日起,兩個月間我撤換了兩個營長、八個連長。我素來作事反對操切,主張緩進切實,可是此次實在無法為他們寬緩了(另一方面亦是受了禹行的鼓勵),今略舉幾例:一、我出操歸來,在院中休息,見弁目送幾支短槍往軍需處,詢問所以,謂是方才隨團長出操,馬弁所配之槍支,一向是佩時領去,歸來繳上。蓋過去因有馬弁攜槍逃走之事,故年來一直如此。我立命以後不必再如過去,只要你們各守職分,我是一體相信。一、是我在二營點名,叫到某一兵,應聲甚嘹亮,而視其形色,亦不類新兵,但名冊上入伍僅兩個月,籍貫則大名之秤勾灣人。詢以曾否在其他隊伍待過,矢言無有。詢其保人,則該班班長。乃告以既有班長作保,理應無疑,但我覺你有異,今特准你長假,並罰我四元充你回家路費。不意事過數日,班長亦逃走。旋有知者,謂該兵實曾為匪,班長與其同鄉,甚知之,因害怕亦逃云云。一、是機槍連騾馬五十餘匹,竟十之八九不堪馱載乘騎,乃斷然一面拍賣,一面呈請截乾購補。適是年津保一帶先後水災,賣騾子者多而且廣。入秋,時局緊張,於九月底以前即已補足,因提前補購賠款約一、二千元。該團廢弛至此,誠異事也。一、是某日視寮團部弁護兵之二住室,一則擁擠不堪,一則空無人居。詢其所以,謂空室臭蟲太多云云。因思先民驅虎狼闢此土,以處子孫,後裔竟然避蟲蚋以徙居,這種軍士真的有虧人類矣。乃限令日夜除捉清潔而遣回,並清潔各營連,以後團部內外得令各營連官長隨時參觀、批評,自比我團內務稱本旅之冠。此外,有原來本團第一營營附某君,已近六十歲,我覺其不便在營,調任團部副官,渠感奮努力,能為他人所難,因之團部一切改觀,可見用人有時不必盡看年齡。
定州每年夏天有唱野臺戲的習慣(即露天搭臺唱戲),前因地方鬧匪,近以駐軍滋擾,一般城鄉男女連戲都看不成,已四、五年不唱了。我來此幾個月後,有些紳士來同我說:「現在地方上很平靜,軍隊也好了。想再唱戲,不知可否。」我答:「可以,決沒有事。」我一方面答應他們唱戲,一方面對軍隊有一約束,即無論官兵伕,不許有一個人去看戲。這個命令很有效,地方上兩處唱了一個星期的戲,我親自去查。除有一個醫兵,換穿便衣出去看戲,被我查出立予責革外,真的再無一人去看。地方上唱完以後,我因士兵聽話,官長亦約束的好,因而擇地與他們也唱了三天,完全給官兵們看,但老百姓願看者並不限制,地方上因過去七天唱戲看不到一個官或兵,對此隊伍很有信心,故婦孺也一樣來看,我曾去過約半小時,看見此種軍民相安,彼此互信、互愛的情形,非常欣慰。當曹總統派人檢閱大名軍隊後,八月三十一日來定州時,此一團人已軍容甚盛,成績很好。我生平練兵,要以此一時期為最感興趣。
保定一帶鄉間唱戲,多為崑曲,比之二黃或梆子,尤其比蹦蹦戲文雅的多,可見直隸省的文化,鄉下反覺古雅。都市內學校林立,可是烏煙瘴氣,粗俗不堪,鄉間學校少,文化反而高雅,因崑曲如無文學基礎,即聽不懂。今行不通於都市者,能行之於鄉間,且蹦蹦戲在鄉間都嫌其不雅,而都市裏人卻趨之若鶩,是皆值得研究之問題。古人謂禮失而求諸野,由是以言,鄉間人不只懂禮,即文化亦須求諸野了。
禹行於天氣正熱的時候去保定,並邀我亦去,我在定州每天過著汗透軍衣的生活,到保定後覺的很輕鬆、很痛快,住在禹行的別墅,是保定西關外一塊野地,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役,我們第十五混成旅陣亡官兵公墓所在,故亦可說是墳園。我到未兩日,有二客來訪,一為軍人兼政客而接近政府的王典型(字芳亭),一為以革命出名的張璧(字玉衡,皆直隸人)。他們亦與禹行談說曹政府之政治不良種種,又觸動禹行心中之不快,要我再去北京,並囑得便去南苑與馮煥章見一面。(十一年直奉戰後,馮任河南督軍兼省長,旋因與吳子玉不睦,曹調馮回京任陸軍檢閱使,所部駐南苑至通州一帶。)我到北京晤常朗齋及王蘭亭。王說:「論禹行之人才資望,都不應屈居現位,總統對他亦常談起,教我致意禹行,安心供職,不久必有調動。」我是六月十二日到京,七月十日出京。在此期間,政府先擬令禹行接收庫倫,繼又擬令長熱河,禹行對前者大反對,於後者亦不十分樂去,蓋其意,第一察哈爾,其次為綏遠。我去南苑看馮兩次(馮曾三電曹保禹行長熱):某次馮與我談話間,憤然說:「王懋軒(懷慶)是蝙蝠兩棲之物,怎能作步軍統領,步軍統領應當是孫二哥這樣的人作才對。」(辛亥,第二十鎮王金銘在灤州起義,王懷慶本參加計劃,後竟反覆,革命因而失敗,王金銘至以身殉,馮當時亦與其謀,故如是云云。)
〔沈註〕張璧,字君玉,直隸霸縣人,保定速成武備學堂畢業。辛亥,任駐魯關外軍參謀長,丙辰討袁,任護國軍第一梯團參謀長。王典型,經歷不詳,民十五,一度任津海關監督。王懷慶,字懋宣,直隸寧晉人,天津武備學堂畢業。清末,官至通水鎮總兵,入民國後,先後任冀南鎮守使、京師步軍統領、京畿衛戍司令。王金銘,山東武城人,辛亥冬十一月,任駐灤州之第二十鎮第七十九標第一營督隊官,與同標第一營管帶施從雲共謀舉義,從雲,字爕卿,安徽桐城人,保定將弁學堂畢業。時馮玉祥任同鎮第八十標第一營管帶,亦嘗參與其謀。清廷聞變,亟命王懷慶前往宣撫,陽為同情,用詭計誘執金銘、從雲等十餘人而殺之,玉祥得脫,史稱「灤州之役」,距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甫三日也。
當我九月三日第四次為禹行事赴京,於五日確悉直奉即將開戰,六日返保,禹行亦到,七日同赴京,四日之中,禹行兩晤曹,一晤馮,十一日離京,同返駐地。其時各混成旅正奉命各添一團人,我們本是以二團步兵為基礎的一個混成旅,再加一團,計有步兵三團,騎砲兵各一營,及工兵等,另有小編制之巡防隊六營(步兵四營,騎兵兩營),差不多有五團以上的兵力。本年夏秋之交,第二次直奉之戰已在醞釀,軍隊擴編亦即因此。適奉方在山海關外舉行秋操,直方認為別有企圖,將舉兵內犯。過了幾天,遂內定三路出兵計畫:彭壽莘師原駐灤州,彭即任鐵線上總指揮;王懷慶任京榆大道總指揮,即在彭之左翼;馮煥韋赴灤平,任熱河方面之總指揮;胡笠僧部及陝軍張治功部為總預備隊,向唐山一帶結集。王懷慶走後,京畿新設一衛戍司令部,以趙玉珂(趙字子聲,直隸天津人,原為曹之參謀長,後任天津鎮守使及航空署長)為總司令,禹行為副司令兼京師戒嚴司令。於是本部隊第二團及騎兵營、砲兵營、工兵等調北京駐黃寺,新兵團駐邯鄲一帶。我的第一團一營駐石莊,兩營駐定州,巡防隊六營仍駐大名一帶。禹行進京設戒嚴司令部於賢良寺。當時政府尚無兵站組織,一切補給均歸各部隊自理,為此我曾令石莊、定州我駐兵處每日預備北上飲水等。王懷慶曾鎮守冀南,而冀南土匪遍地;佐吳討奉,師行本應出朝陽門,乃必繞道出得勝門,其頭腦可以想見。惟聞之永增軍衣莊,王為軍隊製冬衣,惟恐絮棉不夠厚,針線不夠密,蓋亦恂恂長者云。
九月十六日,吳子玉北上,我到站接他,他派張方嚴參謀長邀我上車。吳坐一節客廳軍,沙發旁設一茶几,上置木質六爻卦盒,神情瀟洒,一如往昔,但較第一次直奉戰高碑店所見,總覺不侔。他對我說:「你看,張雨亭今年秋操,明年秋操,他一秋操我們就得備戰,因為說不定那一天他就打進關來,所以我對總統說,不要再聽他囉嗦了,我們尋求解決之道吧。」隨問我的隊伍駐在何處,我告他說定州有二營,石莊有一營,他說:「閻伯川靠不住,一營兵力太單薄。」命再調一營去,又問駐石莊的營長是誰,我說是董英斌。他說:「後邊討厭的很,要注意照護。我去兩三個星期就可竟事。」隨後又問些別的,即行北上。吳到京駐四照堂,聲戚顯赫,一般人均稱之為吳大將軍,而不稱巡閱使(時吳任兩湖巡閱使)。
九月七日,我同禹行由保到京,在前門大街見一大群約百餘人追繞一大胖子,招搖過市,由前門橘頭向南逕去,行人避路者、止步者、商家出而張望者,目送而詫異者,不一而足。余則遙識是胡笠僧(景翼),率其朋友及隨從等一行,真是見所未見。以為此時此地之前門大街,有這樣一群人倘徉而行,恐從前李闖王、一隻虎破北京後,或者如此走過。翌日晚飯後,同禹行出城往西珠市口東方飯店訪笠僧,路經大柵欄南,見由永定門方向來一部徒手軍隊,約兩三團,謂係馮玉祥軍之補充兵,將往旃壇寺者。兵雖徒手,其體格其氣象一望知為有教育之好兵,行雖四路,官長常揮之或左或右,恂恂然以避車輛。今夏余第一次見馮兵於南苑,今為第二次,真令人欽佩其善於練兵矣。及到東方飯店時,胡方背門踞坐大桌後,推牌九,而室內室外,坐者、臥者、賭博抽煙者、指點觀望者,長廊下、窗臺上,亦是坐臥呼盧叫笑狼籍。余嘗戲謂胡笠僧、何敘甫生有亂德,只是大小有別、有意無意之分耳。
當九月二十八日,我已定晚八時上車返定,行李業已打好,到太陽將落未落的時候,我在所住前門附近的中華飯店與徐卓增談話,忽聞院中人聲嘈雜,說是前門樓上失火,煙冒的很高,我在屋內隔窗上望,因視界被阻,沒有看見。過了一會說消防隊上去了,又過一會說火已救熄煙已消失了,最後說是並未失火,院中的人也散去了。飯店掌櫃是一老先生,他對人們說:「前門樓脊冒煙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光緒二十六年,不久即有義和團之亂,此次冒煙恐亦主亂。」我一方面是因為與徐卓增談話,一方面亦不願聽那些神怪之事,所以始終未出一看。但我的隨從趙文恆、臧國瑞均親見之,若非身歷其境,定不信有此無故冒煙的怪事。那天晚上我即返回定州。
禹行此時身體更壞,事一多,病即來,差不多幾天才一到司令部,其餘時間均在德國醫院。十月六日,禹行函速我赴京,時山海關以北之九門口失守,旅長馮玉榮引咎自殺(可見當時軍紀甚嚴),吳即指名調我這一團前往,禹行即向曹總統請留未去。當我的部隊準備向北京開拔之前,禹行約我去醫院,到時西峰、範亭、允丞先在,他們正計議倒曹、吳,我問為何要倒曹、吳,禹行說:「奉張原無意進兵,今日之事,都是吳子玉這個人驕橫逞強搞出來的,馮煥章、胡笠僧均曾為我言之,以為非先倒吳不可,你對此事意見如何?」我說:「我不贊成。」他問什麼理由,我說:「奉張現為全國人所棄惡,尤其是他的奉軍,走到那裏騷擾到那裏,人民視如蛇蝎。而且北方之紊亂,皆由於奉張。吳今天是在討奉,我們不幫吳打奉,反來倒吳,使奉張更囂張,奉軍更橫行,實在是違背人心。」他說:「你只看見奉張不好,妳不知曹之政治亦是率獸食人,比他好不了多少。」我說:「曹之政治集團固然不佳,但總不比奉張之好亂性成,目無法紀,即使改革曹之政治,亦應先倒奉張,不然雖想求治亦無法求治,況且奉張有根據地,非若曹吳之易倒,所以應先助曹、吳倒張。」爭執到後來,他說:「前年直奉戰時,吳子玉曾不明是非的罵你,明白人說你有容量,識大體。不明白者說你簡直不識好歹。」我說:「我要做錯了事,人不罵我,我亦內疚於心,我要未做錯事,誰要無故罵我,那等於為罵自己,我對於一個妄人,或是其妄舉,向不重視,亦不置念。」此時允丞、範亭均幫他說話,說:「倒曹、吳之舉,多數朋友以為事在必行,孫二哥早已決心,只是他不願不徵求你同意,亦因為他的力量都在你」云云。辯論久久,最後我說:「你要決意做,儘管做好了,不必徵求我的同意,我們二人,論私是知己朋友,論公你是我的長官,無論公私你都可以指揮我。今日之事,問意見,我不同意,教我做,我照樣與你做,即你不願出面要我做,我都可以做,如失敗了,你可走開,我自負責。」允丞、範亭都說:「這樣子,二哥可以不必再詢問了,他這樣說,比說贊成還要痛快。」當時談話,即止於此。
按奉軍自民七入關以來,將國家以往法令規章,無不破壞淨盡。譬如乘火軍一定要先購票,坐人力車一定要先講價,而奉軍則一概蠻不照行。社會對之有種種歌謠,如「媽的巴子是免票,後腦勺子是護照。」即火車上查票時,彼即大罵「媽的巴子」,查票員搔首避丟,惟恐不遠,防其打也。拉車的一見其後腦勺平平,能躲走總是預先躲走,萬一躲不及,亦只有認晦氣,稍與爭論,則拳足交下。所以奉軍所經之處,無不被其蹂躋,奉軍所駐之地,無不搶案迭出,綁票之風,亦自奉軍來後開始,可以說奉軍所到之處,亦即土匪所到之處,士兵舉動如此,其長官之行為惡劣,更可以想像矣。
十月二十二日晚,即政變前夕,禹行約我到賢良寺。其時我的一團到北京者不足兩連人,方駐入先農壇。而駐黃寺的第二團戍守各城門。我到賢良寺時,在座的人很多,待彼等逐漸散去後,才覺安靜,時已午夜,禹行對我說:「明天一早馮煥章軍隊即入城了,我已告與耿仁貴(耿字幼麟,係我們教育團二年期生,近充顧之第一營營長)屆時開城。」是晚我即住賢良寺。次日(十月二十三日)拂曉以前,即將與馮相約所做的內鑲白月標誌之黑旗,轉送與我們城內部隊,開城時即互相以此為識,馮軍於是入京,逕圍總統府。禹行令顧占鰲將曹駐京之衛隊一團繳械(另兩團,駐保定)。上午九時,趙玉珂、王蘭亭來找禹行,禹行命何遂代見。因係早晨,空屋很少,我適在座,二人進來後;趙神色很自然,王則兩手抱頭伏案,好像發了煙癮樣子。趙問:「禹行是在幹什麼,我們覺得他的隊伍好,很信賴他,現在他到底是在幹什麼。」何敷衍答對說:「沒有什麼,只是覺得內戰不已,民不聊生,想請吳使勿再打仗,請轉告總統放心好了。」趙聞言,很倔強的說,「總統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子,有什麼不放心,他是不放心你們。」說罷,悻悻而去。這天早上我的部隊有一營已過琉璃河北開者,我到車站去接,因馮將長辛店橋樑拆毀,不能通過,在車站識李鳴鐘及李炘(炘為李鳴鐘旅參謀長)說他們得到消息,我的隊伍,因過不來已折回去了。我想再打聽一番,電話線亦被切斷,無法查問。
〔沈註〕李鳴鐘,字曉東,河南沈邱人,曾任歸德鎮守使,時任第八混成旅旅長。
事變後第二、三天,相約在北苑營房馮煥章的臨時駐所舉行會議(即有名的北苑會議),胡笠僧偕同王鐵珊(名瑚,北通川人,辛亥年,正任廣西藩臺)、張季鸞、王典型、李可亭(陝籍國會議員)先來賢良寺,我與禹行、敘甫即與他們同時前往,到時見王孝伯先在座(據說馮之舉動事先曾得王之同意,王時任直隸省長為直系第二首要人物,為馮王間拉攏者是王典型),馮方人員為馮及鹿鍾麟、黃郛三人。開會時閒話數語,馮即問:「我們此次首都革命,這些軍隊該如何稱呼?」禹行首先說:「我們軍隊是國民的軍隊,常然該稱國民軍。」於是決定馮軍稱國民軍第一軍。胡為第二軍,孫為第三軍,並公推王鐵珊為京兆尹,維持北京治安。張璧時亦至會場,忽兒到這人背後說說,忽兒又到那人背後說說,說我不可以作作京師警察廳嗎?後來真的便讓他作了京師警察廳長(但當時無此決定)。曹總統已被幽於延慶樓。軍事分配,第三軍負責打通平漢路之黃河北段,及肅清大河以北各地。第二軍負責打通平漢路之黃河南段,及肅清大河以南。第一軍駐守北京,負截擊由京榆路退回之吳部軍隊。最後談到政府組織與外交問題,遂決定由黃郛組織臨時內閣。馮提議找一首領主持國家,禹行又首先說:「誰都可以,惟段不可。」(後來看到馮之日記,寫為請段出山乃孫禹行所主張,豈非恰恰相反。)說時並用手作推鼻之狀,表示不要歪鼻子(段鼻樑稍歪故云)。禹行本意擬推出孫中山先生,但後來馮煥章終於親往天津請段出來主政。臨散會時,張之江、孫連仲等亦到會。
〔沈註〕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時期,常延聘名流宿儒至軍中講學,待以賓師之禮。其間若王瑚與王芝祥,俱直棣人。不僅同姓,且同字鐵珊。惟瑚籍隸定縣,清光褚甲午翰林,曾任廣西柳州知府、廣東欽廉兵備道,入民國後,任肅政使、陝甘禁煙專使、京兆尹、江蘇省長等職,芝祥則籍隸通縣,舉人出身。清末官至廣西按察使及布政使,辛亥革命事起,與巡撫沈秉堃;響應獨立,自任廣西北伐軍總司令。南北和議成,始解職。民十三,馮玉祥主持之北苑會議,參加者為王芝祥而非王瑚。張季鸞,名熾章,陝西榆林人,早歲留學日本並投身報界,先後主持民立報、大共和報、中華新報、國聞通信社筆政,文字委婉論事透闢,為中外所稱譽。李可亭,名含芳,陝西臨潼人,眾議院議員。鹿鍾麟,字瑞伯。直隸定縣人。清末,陸軍第六鎮隨營學堂學兵出身,曾參與灤州起義。自是為馮玉祥之基本幹部。馮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時,鹿即為其所部營長。馮督豫,鹿改任全省警務處長。馮任陸軍檢閱使兼第十一師師長,鹿即任第二十二旅旅長,至首都革命後擴編,鹿被任為國民一軍第一師師長。黃郛,字膺白,浙江杭縣人,清末秀才,留學日本,習陸軍測量,辛亥,參與上海起義,任都督府參謀長及第二師長。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南洋、美洲,護國軍起,歸國參加討袁,事定,移寓天津,從事著述。民十,赴歐美考察,並任我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翌年歸國,先後任外交,教育廳長。張之江,宇子珉,直隸鹽山人,自幼投身軍旅,隸清末第二十鎮,入民國後轉任第十六混成旅營、團長,第十一師旅長,時任第七混成旅旅長。孫連仲,字仿魯,直隸雄縣人,陸軍檢閱使署高級軍事教育團畢業,時任第十一師直轄砲兵團團長。
按段在清末作第三鎮統制(即今之師長)時,禹行任該鎮三等參謀(即上尉參謀),後由段擢升為二等參謀。某日,段校閱軍隊,禹行乘馬隨行,禹行之馬不時超越段馬而前,段掉頭對禹行說:「你官升的太快吧。」禹行因此對段起了反感,但禹行對段亦很說公道話,他說光緒某年,即段作第三鎮統制時,不記的是河南抑是直隸,某處鬧變亂,段帶兵剿平之,回來時保定多人歡迎,表示賀意。段說:「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何可賀。」以上二事均係禹行親為我言。又段過去用人亦每為禹行所不滿,如段芝貴之食污,吳光新之無能,均不直於人口。惟段本人之有操守、識大體,亦為當時人所欽仰者。
按:民國十三年係舊曆甲子年,在前一年間,社會術士。即相互稱道這一甲子是上元甲子,世運隆昌,又謂十三年某日,五星聯珠,景星慶雲,官場交相稱頌。實則人謀不臧,天其誰佑,僅舉一事:如當時(十三年夏)每經北京南程觀音寺煤市街,汽車成列,而泰豐樓飯莊高歌懽呼,路人相謂曰,總長們天天在此招伶讌飲,而不滿現狀者亦正在此時竊竊私議,圖謀益亟。馮煥章之不滿,以吳奪其河南督軍兼省長。王孝伯之不滿,以陸錦、曹鍈謀取其省長而代之。盧子嘉、閻伯川皆不滿,一擬聯省自治之不果,一擬閉關保民而難能。馮煥章之不滿,尚用不擾民、誓死救國(嘗日馮軍臂章)以自勵、以號召。而張雨亭之不滿,直欲以強梁行徑大東三省而一統中國。追思唐天寶中楊氏兄弟姊妹之驕奢淫侈、敗壞朝廷、騷動海內、血氣之倫,又何嘗不指天畫地,搔首怒目。郭子儀亦嘗不滿,乃志在廓清淫亂。若安祿山之不滿,是誠狼子野心之不滿。不滿云云,固然在於求國家進步,人民幸福,非徒逞一己之私憤,快個人之自便,雖至亂天下賊宇內而不惜者。惟求進步、求幸福,非必動輒出於革命之途。譬如一學生,不滿其學校之腐敗,呼籲建議以求其進步也可。充其量不過一、二十年自己作校長時,可以整頓之。非必革命而後方能整頓。又如兒媳不滿婆母,俟己作婆時,不為婆曩日所為足矣。若必不待作師作婆而強自今日革之,其結果只有攪擾學校、家庭而已,尚何進步幸福之可言。一學校然,一家庭然,一國家又何莫不然。今日國家共和,非如往昔君主世襲,若一有不滿,即出之於革命,則恐陳陳相因,革無已時。所以革命湯武可以行之於桀紂,孫中山可以行之於季清,若馮煥章之首都革命,則非必可以行之於曹、吳也。當時余亦不滿時政之一人,然而不願出之於革命。誠以吾人之學識能力,以及環境際遇,亦未必能臻於完善,一旦執政,或且大部遜於前人,因此對於革命事業,每與時賢意見相左。觀馮之用人行事,方之曹、吳尚有未逮,如此而輕於革命,徒見其危國家、亂社會而已。
我們第三軍當時在京,只有顧占鰲步兵團、門炳岳騎兵營、袁廷傑砲兵營等,及我自己的軍士隊與機槍連,其餘均未到京。曹士傑部在京之一團(除在總統府守衛者外,有兩三營駐天壇),禹行已令顧團長將之繳械。此後二日之間,何遂兼長航空署。禹行友人劉廷森(字月西)為京師步軍統領;劉文翰(字石林)為京師憲兵司令,此二人當時均在北京。又門炳岳繼何遂任參謀長,騎兵營則易以梁汝南。不數日,我們在平則門外西便門之間某地,集合上述步兵一團、騎兵一營、砲兵一營、工兵一連及我之一機槍連、一軍士隊,另有由史可軒、胡德夫率領臨時招募的百餘人員,翌日均乘火車南下,遇有敵情即下車驅逐,到琉璃河時遇敵前哨,我們下車驅逐,敵即逃走。到涿州、到高碑店均遇有同樣情形。當晚即駐高碑店,是夜我接獲員志青由易州通來電話,報告保定及其以南情形。
原來本部隊在直奉戰前均使用德國製毛瑟槍,十三年春夏之交,換了一套義國造槍枝(該槍係第一次大戰時製造,外觀極其粗糙),應俟新槍修整試射後,將此一個旅的德國製舊槍繳回保定庫內。員營調駐保定。即便派他這一營新兵押槍送保者,員到保定時,遇董英斌營由北折回,說長辛店橋樑破壞,路已不通,聽說京城有變亂云云。他即將槍運還定州,隊伍在保定下車,他本人進城,城防司令王用中邀其晤面,至時即將其隨從佩槍解去,意頗洶洶,員從容應對,王乃告以北京有變亂,情況不明,問他作何主張,他說悉聽城防司令之命。保定城內原有曹士傑兩團步兵、一營砲兵、一營工兵,加上員志青一營,共有九營防守部隊。但員覺察其他部隊及城防官長對他仍不大正常,時取監視態度,他即於到保定後不久,藉出操時間,將他的隊伍帶向西山,走到易州,當將地方上一營巡防部隊(舊兵)繳械。此時適我們到達高碑店的當夜,翌晨他即坐火車來高碑店,禹行想讓該部隨同南下,他說所帶全是新兵,僅能背槍,亦未曾射擊過,南下無甚用處,不如讓他走鐵路以東,繞新城、容城、安新:一稱,以達保定,作一聲勢,許之。他即順著這條路出保定,事有湊巧,他走至安新附近河道,截得曹部運往天津之重砲數門,其他械彈稱足。
員走後,我們即從高碑店南下,到北河店時,遇曹士傑所屬之傅汝霖團及一部砲兵,與我們隔北河對戰竟日,對方恃河堅守,無法渡過。翌日與禹行相商:「這樣子打不過去,不如令門炳岳指揮騎兵營(梁汝南新到職)由東繞渡,我帶我的兩連人由西繞渡,兩面側擊之,自可將其解決。」我們遂於當日下午各帶所屬,並各配山砲兩門,分頭迂迴。我西走數十里,黃昏後從上游渡河,露營於一村落之外,除購買柴草外,不許稍有驚擾人民,藉以訓練官兵。而官兵情緒亦至為平靜,半宿續行,約五點鐘左右,繞近北河店側後時,探悉敵已完全撤去。當我進入北河店時,適接到禹行一手令,謂所有作戰部隊,悉歸徐團長指揮,且謂昨夜門騎兵已入固城(後知門雖一度入城,但未稍停,卻又他去)。我不暇思維,率兵急追,直抵固城,敵已布置陣地,我因急進,遂陷入敵人火網,在毫無屏障之開潤地對敵應戰,又不願後撤,以是兩連人傷亡過半。最傷心而可惜的是盧蔭槐軍士隊隊長陣亡(盧博野人,保定軍官八期砲科高材生,大才小用多年,為之惋惜不已),其隨我的兵弁十餘人,僅有二人未傷,幸有顧團等漸到,於是我們又在固城與敵對壘起來。禹行駐定興,要我回去商談,他說:「此時敵我力量相近,你的隊伍不在此處,我看還是你回定州帶你的隊伍去打保定,方可成功。」乃由李石曾向北京法使館租借到訓練機一架,我於翌日下午即由定與臨時機揚起飛,約數十分鐘飛抵定州,當時秋禾已收,我指定在定州西關田地中降落,下機始悉我的一團人,已由楊團附帶領出發,與龐更陳新兵團會合,正在望都前方之方順橋附近,對保定曹士傑衛隊旅之一團餘(以徐幼陵步兵團為基幹)作戰。
當第二日早間,我在定州正擬出發前線,因會縣長及紳士,悉此間昨日由曲陽開來晉軍部隊,駐在西關西端的各客棧。我隨手取出一張參謀趙夢周的名片(趙晉之忻州人,為十五旅上尉參謀),往晤該駐軍,悉為數僅兩連,由一安徽人之營附帶領。我看他人很老實,隊伍則直如我幼年間所在之毅軍,毫無準備作戰氣氛。由他的槍械子彈箱等等置放狀況,皆能看出。問其來意,彼亦莫名其妙,只稱北京方面似有變亂,奉閻督軍命令,由龍泉關來此駐紮,防範意外。我看他們絕不像有不利我人的企圖,即辭出,乘車赴望都前線(晉軍當日教人看見不怕亦是好事)。
憶在固城驟為敵火所困時,四週平坦,毫無掩蔽,死者左右皆是,悚念今日其將命絕於此地,繼念生人憂患之苦,即此一了,倒也乾淨。因而立即坦然。又余於定興臨上方修好之飛機時,禹行告我,設或落於敵區時,可以軍使對,當時頗覺其言之可笑也。
我到望都某莊後,龐更陳正指揮其新兵團及我的三營人與敵隔方順橋小河對戰。我是上午到達,飯後有人對我說,龐團長指揮他的三營及我們的三營人平地一一展開,並未留預備隊,對岸敵人陣地很好,且有一地雷營,陣地周圍遍佈地雷,沒法接近。黃昏以後,我抽派兩連人繞到保定南關佯攻、擾亂。第三日午間,對方即派保定紅十字會代表陪同徐立吾(徐立吾是我們由北京出發前,先派他以代表身分到保勸曹部來歸者)來說和停戰。曹士傑原有三團,一團在北京,已被繳械。一團及砲兵營在固城,一團以上在方順橋。至此輸誠退回保定,商量善後,故始終無甚劇戰。保定同時派出紅十字會代表往固城作同樣停戰商洽,禹行即令傅團等開往姚村,聽候改編,令顧團等監視之。第四日午前,我已進入保定,下午禹行亦到。
此次保定雖然南北經過幾天戰事,但以雙方舊日本屬同仁,一旦言和,可云市不易廛。我們的隊伍,雖於一早即分駐保定各要點,因原來之曹旅一團團長徐幼陵,是我同鄉舊友,禹行即將其編歸我部。所有保定軍政人事,我已無不知之,以是我當時即駐到西門裏一個叫「君子長生旅館」內。翌晨我尚未起床,有曹士傑部上尉參謀梁鑑堂前來坐在室內,我的從人適不在左右,是由旅館茶房領進來的。他態度很傲慢,兩腿亂搖,旁若無人的說:「本旅一團人在京,現在二團人一由固城退到姚村,此間一團人已在營內。我是兼學兵連連長,本連駐在督署。事已至此,聽候你們的處置。我槍已捆好,請你們接收,我今天交代了,即算結束」云云。我看其人很精幹,問之,知為日本士官出身,回國一、二年,蠡縣人。我說:「這是國家大局的事,不是個人的事,以後大事還多,你不要想的如此簡單。你仍先回去,將你的一連學兵兼代起來。交代結束的事,遲日再談,槍也不必繳,不要負氣或消極。」後來我仍是請他任參謀,並仍兼帶此連學兵,但事後他總是不安,託詞父病,一再向我請假。我看他情緒一時難安,遂送他百元醫藥費,准其盡情回里侍疾。但語以親病一愈即仍須返職,我決不開缺。後來他自動的回來(後聞徐立吾奉命到保晤曹時,渠主即斃立吾者),一直與我共事好多年。梁字靜齋,抗日初,早任旅長,在勾注山鐵角嶺首為國家立功成仁者。
就在此時,吳子玉殘部由前線退回天津,吳即指揮直趨北京,與張之江、李鳴鐘等部在楊村附近狠狠的打了一兩天,因奉軍後迫,兵心渙散,吳遂敗走,乘軍艦遵海而南入長江,退回武漢。
我們到保定後,車已可通石莊,胡竺僧部隨即南下。在胡部南下前,河南省長李倬章帶鄂豫留守部隊,設防於漳河一帶,胡軍未至,李部即行散去。又山海關一帶隨吳作戰之陝軍張治功部,由天津走津浦、京漢兩路中間地帶退回陝西。此時正是一個極混亂的時期,中間如山西曾莫名其妙的出兵二旅,由張培梅司令率之到石莊,結果與任何一方均無接觸,自行殺了兩個團長以後,即自動撤回山西。胡部到石莊時,亦有兩部自相殘殺之事,即團長李虎臣無故殺了另一團的營長劉順天。又如何遂帶本軍大名等縣游擊隊及民團,共幾千人,由蘭封附近過河,並未費事進入開封(當時開封已為劉雪亞部將闞玉崑先據,劉蔭遠因與陝軍有舊,入開封說以利害,闞不知虛實,自動撤出,於是第三軍部隊遂佔有開封)。當他到鄭州時,胡笠僧亦到,何自居省長,與胡很發生爭執,幾於動武。奉軍李景林部佔有天津道,張宗昌部順津浦線進據山東,段政府已任李為直隸督辦兼省長,張為山東督辦兼省長,而以本軍先到河南,任禹行為豫省長,胡笠僧為豫督辦,輕二三兩軍驟起而意存挑撥。實則我們仍據守保定、大名兩道,佔有直隸大半個省分(直隸共分口北、天津、保定、大名四道)。察哈爾、綏遠、京兆歸馮。口北道自然亦屬於馮。各方均競相擴軍,此均十三年冬及十四年春間之事。
此外有幾件值得追憶的事:十三年春,我在北京廣和樓看「富貴壽考」一劇,是崑曲郭子儀遇天女故事。前半段演子儀奉哥舒翰命到長安公幹,其中「酒樓」一折,楊氏兄弟姊妹招搖過市情形,即想到當前時政不修,深致嘆息;後半段演子儀歸途遇天女故事,為平生第一次看到之戲,演唱者為雷喜福、魏連舫,當時尚未聞別人唱過,劇情很好。過兩三天經煤市街泰豐樓飯莊時,見汽車擁塞,路人咸如為吳秋舫、程克等四總長招名旦程艷秋、茍慧生、尚小雲等,正高歌侑酒,不禁又想到前日戲中楊氏兄妹招搖情形。
〔沈註〕吳秋舫,名毓麟,直隸天津人,北洋水師學堂輸機科畢業,歷充海軍部軍政司建築科科長、大沽造船所所長,時任交通部總長。程克,字仲漁、河南開封人,日本東京帝大法科卒業,曾參加同盟會。民二,由西藏當選為參議院議員。嗣後歷任內務部參事、陝西漢中道道尹、阿爾泰辦事長官、司法總長、內務總長等職。
又每聞曹總統之秘書長王蘭亭及某處長李彥青,賄賂公行,有次馮煥章領槍砲不得,送李錢若干,立即領到。政變後馮首先捕李杖斃之。我當時覺得如李、如王,僅為普通貪吏,所受賄賂亦不過建一住宅,開一商店,若與某些掌管國家財政、經辦國際借款者相比,何曾及其百一,而彼則公然擁貲住租界,居歐美,相形之下,輕重之間,似亦不平。且李固貪污,行賄者誘人入罪而治之,不亦過歟。是年冬,第三軍回保,龐更陳旅部即駐李彥青宅,因李產已充公,一轉眼間李家已變成窮人,與攜公款住租界走外國,而留給我們子子孫孫還不清的國債的人,真是不能相比。馮煥章亦祇能見小不能見大矣。
〔沈註〕李彥青,直隸定興人,初為保定浴室侍役,操業甚賤。曹錕微時,與之相暱。及貴為總統,乃任之為公府收支處長,凡財部發給師、旅餉項,均須經其核簽方可。當馮玉祥部開赴古北口時,餉未發足,馮啣之,回師北京,即拘李囚之旃檀寺,每日拷打體無完膚,至執行槍決時,已奄奄一息矣!國民第三軍到保定後,忙於編練部隊,其編制我本人是三個步兵團及四個獨立營之第一混成旅,龐更陳為第二混成旅(二個步兵團及二個獨立營),劉廷森為第三混成旅,袁廷傑為第十五混成旅,並以顧占鰲之第七旅、門炳岳之第八旅,及騎砲兵各一團等編為第四師。以梁壽愷為大名右翼巡防統領,人數亦約一旅,旋改為第一補充旅,以王允功為第二補充旅。在本軍各部隊番號規定前,禹行在京與執政府決定,以本人為第四師長。他回保後對我說:「我已將你定為第四師長。」我即開誠與他說:「咱們此次革命,倉卒間成了這麼多隊伍,你本人又多病,假如我出任師長,前途且不必說,大家認為過去拼命,結果都為徐某人做了,以後有事,誰也不肯向前。我雖仍然向前,人家認為那是應該的。不如仍讓我任旅長,遇事我向前,別人亦不肯落後,對咱們前途有利。」禹行先是不允,後來問我誰可任第四師,我說:「當然祇有敘甫。」他說:「敘甫望之不似,不配作此。」於是想到劉竹坡,是我們老朋友,現為本軍駐京辦事處的負責人。(後來作段執政時參謀總長,十七年南北統一後任中央參謀次長,其時李濟琛作參謀總長。)但劉以與本軍人事生疏,辭不肯來,最後仍由何敘甫出任。是時適有雲南葉湘石(名荃)偕福建王允恭(名李縝)、雲南楊耿光(名杰)、馬純六來保,禹行即推葉為本軍副軍長。另有曾在王永泉部任旅長之容城楊化昭來保,素有賢名,我力舉界以一混成旅,他一方謙辭,一方要自成隊伍,結果未就任。其人即從此未再作事,等於廢棄,甚可惜也。此外史可軒、胡德夫兩人於南下途中,各成一旅,槍械則一部自取之保定軍官學校,一部則取之地方警察或縣巡防隊。史歸入國民第二軍,胡則雖隸第三軍,而自駐信陽,形同獨立。此時武勉之由察綏帶得騎兵千餘來,禹行委以獨立騎兵支隊名義,直開河南,遇事則與胡德夫一致。又陝北井崧生、楊虎城各有數千之眾,不願與胡笠僧合作,願歸禹行,均委以國民第三軍之師長。
〔沈註〕民國十三年奉直再戰,孫岳以第十五成混旅旅長衛戍京師。馮玉祥自古北口回師,孫與之合,擴充所部稱國民第三軍,自稱軍長,以葉荃為副軍長。及由京漢路南下,攻保定,收降曹士傑之第十六混成旅,改編步軍統領衙門之部隊,復盡收保定、大名警察巡防營之槍枝,加以擴充整編,於是有中央暫編第四師,師長何遂,下轄第七、八兩團,團長顧占鰲、門炳岳,及第二師,師長葉荃,下轄第十五混成旅旅長王孝縝。另暫編第一混成旅,旅長徐永昌,第二混成旅,旅長龐炳勳,第三混成旅,旅長劉廷森,補充第一旅旅長耿金鍚,補充第二旅旅長胡德夫。總計約三萬餘人。
當北京已定張之江、李鳴鐘、岳維峻任暫編第一、二、三師師長,我任暫編第四師師長。執政府已有命令時,常朗齋夜車來保,清晨晤我,以師長事見告,且謂前途不可限量,我則報以礙難承受之下情,渠悵然若失,掃興之餘,即午返京。
我成立司令部,想請一位參謀長,聞周亞衛同學在北京閒居,馳函邀之,謂已應某方之邀;乃謀之黃臚初,黃荐安慶方壯侯(名克猷,保定軍官學校六期),壯候適在馮煥章處任參謀,余本擬改革從前軍隊教育,因此正中所懷,遂請之馮,馮不允。乃使黃詣京轉託薛子良從中請求,說以謀改進之苦衷,並請派五名下級幹部,十數名軍士,協同練兵。馮遂允許。壯侯既到,未久偶詢馮先生為人,謂:「長於練兵,其他不足道也。」又詢馮生活行事等,謂:「其人刻苦有心計。總而言之,如其軍隊臂章所書:『不擾民』、『誓死救國』,恐怕救國未必,誓死無疑。」可云談言微中矣(四十六年九月在臺北與壯侯閒話,尚及此語,回首往昔,不勝感慨)。
關於練兵,我先前已認為直軍練兵的法子太浮泛了,看起來還不如辛亥年我在馬廠所見第四鎮的練法好,後於民六在張莊看到馮煥章部的軍容,民七在馬廠營房看到馮軍駐紮帳棚的痕跡(明明有營房,要搭帳棚住)。到民十一、二年聽許多同學對馮練兵的稱讚,及十三年在南苑所親見,我很想物色幾位助手,幫我練兵,如小孩寫字,選擇範本,使有所取法,故竭力招致曾在馮處待過的黃臚初及正在馮軍任參謀的方壯侯,因我很重用此二人,軍中的舊朋友們心上很有些忌妒,彼等最忌妒者為方。而表現出來的則為黃,因方作參謀長,改革軍隊教育均為其一手策畫,彼等亦都是被教育者,心雖不願,不便出口。且方之行為一切,無可疵議,而黃則錢財太不公開,在當前本軍困苦時代,他竟有超過其所得之金錢寄家,平情而論,其時有些人對錢財不見得十之十比黃強,僅是無人挑剔而已。我因黃之為人,其他方面,長處很多,此一點病是可以糾正的。但怎樣解釋,他們仍一致攻訐,總是說他不好。我因他們之中有幾位,如團長楊祥徵等,都與員志青很交好,有天我即與志青發一議論,我說:「一槽馬相安無事,新來一匹,舊馬對之又踢又咬,尤其一到吃時,踢咬更兇,因他們認為新馬是要搶他們草料吃的,殊不知養馬一匹有一匹的馬乾,新增一匹,即增給一份,祇是牠們無此知識,所以欺生、踢咬,人非馬,當然不能與馬一樣,如來一生人,即覺其有傷於己之地位,不知上帝安排一人,亦猶養馬一樣,知不體會此意,豈非人其人而馬其行乎。」我意在藉員志青之轉述,提醒他們。此一篇話,對他們反對黃、方究竟減輕了多少,不十分明瞭。但在都隊中卻盛傳開了,大家確是誰也不肯作馬的動作,專門的效果,雖或不太大,普遍的效果卻發生了。
十三年冬或十四年春,聞史可軒、武勉之將張實生(名士秀,河東人)誘至邯鄲車站下槍殺之,謂與李岐山報仇。按:史、武與張絕無私恨,所為完全是在義氣,但幾年來友朋每論到岐山之被刺,以為主使者固然是陳伯生,而成之者乃張實生,其實民九在西安所見張李私交,以及張之言談氣概,不類助陳害友之人,而卒被疑至於殺身,真有不可以臆度者。其後晤史、武時,亦無暇一詢其究竟,誠屬憾事。又十三年春或十四年春某日,王子中來自開封,謂前日笠僧派兵將王祥生殺之旅邸。子中與祥生適同室,至使其驚駭萬分,以為這些人真不可以同處,從此將遠離彼等云云。言下尚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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