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年初，最使社會汪意之一事，為在徐州所開的各省督軍代表會議，究竟會議些什麼，人各一詞。總而言之，為軍閥干政是毫無疑問的。（按民國成立，各省軍政首長稱都督及民政長，旋經袁氏劃分軍政，軍稱將軍，政稱巡按使。袁氏倒後，各省將軍改稱督軍。巡按使改稱省長，但當時省長，已非若巡按使之能與將軍分庭抗禮矣。）此一會議，是由那些督軍主使，言人人殊。（或謂由段祺瑞主使者殊不實。）但最顯著而為人所矚目者，則為安徽督軍張勳。（張駐蚌埠，其所部定武軍駐紮南迄浦口北至徐州一帶。）會議之後，復辟之說，即甚囂塵上，當初夏某日，北京東車站忽然開來一部久未見到留有髮辮的軍隊，後知僅約三十餘人，逕駐入天壇各處。我一向覺得復辟更是胡鬧，與改帝制一樣，為不可能之事。辮子兵入京後，朋友們對我說：「你不相信復辟，你看這些兵是作什麼來的？」七月一日，辮子兵入內城，下午二時，我到街上，已見處處懸掛龍旗，同時報紙亦刊出號外：廢帝宣統在復辟了，並發表某某為總督、巡撫之類。七月二日上午，我即乘京漢車離京，十二時到保定，竟在與孫禹行見面。孫時為直隸督軍曹仲珊（錕）軍署之顧問。我認為張勳這一班人，簡直是兒戲。我們亦不妨真當兒戲對付之。保定正午有南北對開之火車在此錯車，平時亦不難調度二、三列車。故在此時調集四五列車運送輕裝部隊兩團，當天下午抵京，擒張勳而解決辮子兵是毫無困難的。此豈非輕而易舉之戡亂救國大事？全未想到我到保定南馬道孫之寓所，禹行因怕事早已避往鄉下。家人告我，有二人在客室亦正找他，一為李倬章（名濟臣），一為鮑蘭友（均為禹行同期同學）同為曹之上校參謀，來找禹行商時局者。據李、鮑談話，曹實為參與督軍會議之一員。彼雖未親自出席，但對張勳復辟之謀，依違其間，至今不作明顯表示。禹行又避走，情形如此令人失望，我只好於當天下午仍回北京。

    續西峯時在天津，因於即晚約定李岐山赴津。七月三日購不到車票，未能成行。四日到車站時，更是人山人海，車輛一節又一節的增掛，總無法容納這許多乘客。我們勉強登車，遙見段總長之親近魏宗瀚（字海樓），亦立於車上。趕晚抵津，續西峯、鄧寶珊、郭唯一、胡德夫及續式甫（西峯族弟）、武勉之（察哈爾人）、馮欽哉（河東人）咸在。岐山久與陸朗齋（名建章，民三任陝西都督，民五為陳樹藩所迫離任）諗。陸亦反對復辟，五日晚，岐山約我與陸相見。至時景梅九（名定成，河東人）正在其家為陸寫東西。陸說：「張少軒（張勳字）太胡鬧，各方無不反對。你與張嘏民（密雲人，名錫元，第四混成旅旅長，駐通州。）熟識，能否去通州走一趟？前天馮煥章（名玉祥）已回到廊房，部隊業已出動討張，（馮原為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駐廊房。數月前為段免職，易以所部團長楊桂堂升補。此時馮復職仍領其眾，同時通電討張勳）。你如去時最好先經馮處，再到張嘏民處，約其協馮率兵逕向北京出動，不愁張少軒不解決。」又說：「張嘏民部正缺餉，可先與帶萬元，作其臨時開拔費用。」臨行時又說：「次辰一定能勝任愉快的。」七月六日，我與西峯及前述諸友除岐山外一齊起身到車站。彼時，京津車已不通，只有一站接一站的短程運輸車。我們隨便登一列車，一站一站的往前走。過廊房時，適見一飛機在營地中投物，旋悉為駐南苑之陳光遠師投函聯絡廊房部隊反對復辟者。在車站遇薛子良（名篤弼，解縣人，十六混成旅軍法官。）說馮旅長率部隊前進，前方已有接觸。傍晚方達安定車站，正值疾風迅雷，幸雨不大，即住車站附近一民房中。我獨自往尋馮煥章，晤於車站東邊一小廟前。馮蓄有威廉式鬍子，是一雄壯大漢。時已天晴月朗，馮正同十數軍官講話。我出陸朗齋介紹函說明來意，馮盛贊此舉。談話間，對方走來一軍官，馮忽向之問道：「剛才某地有某情況，你知道嗎？」該軍官瞠目不知所對。嗣馮約明日（七月七日）拂曉前與我備馬，並派二騎兵送我去通州。因由此到通州，須經馮軍防線右翼之故。翌晨行約二十里，便聞前面槍聲。至馬駒橋迤東猝遭敵射擊，乃向東繞道馳出，午時到達通州，與張嘏民晤於南關之演武廳。（第四混成旅司令部駐此）詢其對復辟之觀感，則一無所動，亦毫無主張。我出陸朗齋函並述說意見，即「軍隊如能於午夜出發，四十里地，天亮即可掩入朝陽門，以一小部到南池子張勳寓所擒張，大部出襲辮子兵之後，復辟之事，便可如此解決，你方可在民國史上立一大功。」張聞余言，雖似感興趣，但仍猶豫，以為不能這樣如意，而又希望成一點功，即召集團營長來開會。下午四時，各軍官到齊，我亦參與會議。我首先說明北京之空虛，僅有的張勳三千多辮子兵，既已出去對馮，次說明各方面之情形，如曹仲珊之觀望，馮煥章之進擊，陳光遠之響應，以及段合肥已至馬廠，對張勳將有所聲討等等。七八位團營長中，有三四人表示很積極、很興奮，亦有認為兩三個月未發餉，一旦行動，臨時費都沒有。我即告以陸朗齋先教我帶來一萬元，隨後還有錢可以接濟，請對此層放心，事遂決定。晚飯後，我與陸、馮各復一函，交馮之騎兵帶回，又與嘏民約明晨（七月八日）相會於朝陽門。但因我數日奔波，過於疲累，不覺一睡便至日出，急忙趕赴車站，正將上車時，忽見嘏民顛跛而來。（穿新馬靴走動，一早晨是被擦破之故。亦見承平日久軍官不習作戰之狀。）他說：「天一亮我們即到朝陽門，城門一開即行入城，將朝陽門佔據。但旋接王聘老（王士珍，時任陸軍總長，並兼京師臨時治安維持之責）電話說：「嘏民你怎麼作起擾亂治安的事？現對張少軒方面已有辦法。你速將隊伍帶回去，政府自有法解決復辟問題」云云。所以我就回來了。事既如此，知其已無能為力。適西峯、唯一等均乘騾車到來，張請大家往其司令部午餐。飯後，余等即乘晚車回京，到後一切如常，只有靜候馮軍進迫而已。七月十二日晨，睡夢中忽聞西邊彰儀門方面向南池子發砲數十，旋知為曹仲珊響應段芝泉馬廠誓師，已令主承斌旅襲佔彰儀門，閻百川亦由京綏路出兵。張勳於砲擊後避入東交民巷荷蘭使館。翌日馮煥章部亦到永定門，辮子兵退回天壇，聽候改編。段芝泉為國務總理，馮國璋代理大總統，一場復辟笑劇，便如此收場。回憶馮煥章之佼佼，張嘏民之庸庸，兩君成強烈的對比。按之張勳勢力，馮張有一可以平之。（馮已出兵而趦趄不急進，此時即可看出其有謀無勇「怕吃虧」）。乃必段芝泉馬廠誓師，曹、閻兩督軍進兵響應，力克有功。因如欲水到而渠成，還須先聲之奪人，至如某某長者，豈足以建事功論勳業哉。

    西峯於七月九日之晨，偕式甫、寶珊與劉藹如（陝之臨潼人）、王錫山（晉之天鎮人）等走綏遠，謀糾合弓海亭（名富魁，亦崞縣人，辛亥時任西室民軍團長。）起兵響應馮。當晚我正在代部會館與張鳴九（名鶴汀，山西定襄人）談話，西峯匆匆而返。詢之，乃知他們乘火車到京綏路之某地，正遇晉北鎮守使張漢捷（名樹幟）率兵向北京開動，響應馬廠誓師。王錫山即轉入晉軍中，西峯認為事有變化，遂使式甫、寶珊、藹如等走綏就弓，渠即回京。是時弓海亭在綏晉交接處起兵，數日失敗，寶珊、藹如走榆林依井崧生（名岳秀）寶珊旋歸，此又我等數人在復辟聲中之微波也。

    【正楷按】當時傳說此為續西峯謀以武力犯晉之第一次。

    民國六年之前半年，余僅時往代郡會館晤西峯諸友，由八月起即移寓代郡會館。余時每病胃疼，編譯館亦不常去，以時局之杌隉也。閒嘗語禹行，渠在曹所毋自高位置，苟能主一團一營騎兵時，得當可以縱橫大江以北，使北洋軍無能南向，禹行頗韙余言。初冬，余將有湘鄂之行，禹行阻余曰：「孫馨遠（名傳芳）之約，可以卻之，若輩不足與共事也。」十二月初，禹行主辦直隸軍官教育團，要余佐之，遂於十二日之津。某日在旅舍語余曰：「我人共事方始，願以一言相勗。大丈夫所為，不妨拖泥帶水，年來察弟行事，未免過於絜矩。」答以互勉可矣。某日邀余飲於菜根香素菜館，特為賞觀其室內一聯，憶似「一簾疎雨飄兒菜，滿架和風扁豆花。」余適犯胃疾，無心玩味也。

    【沈註】孫傳芳字馨遠，山東歷城人，日本士官步科畢業，時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駐湖北。

    民國七年年初，軍官教育團成立於廊房。（在京津鐵路中間站，是一月六日開學），未久，禹行即開始勸我結婚。我本無意於室家，而在民國三年冬，好同學劉仙洲託同學吳圭璋（名振璽陝人）、馬曉軒（名光麟京兆人）說合，要我與他二妹定婚。我初婉詞謝絕，後經他們不斷的相強，終至情不可卻時，我說：「要我答應亦可，但不能逼我早娶。」他們以為我是害羞、客氣，便行訂婚，實則我是真意。民五以來，他們天天催我完婚，我即以前約為對，其他友好，亦多以此相責，我均不為所動。至此，西峯與禹行以女方年齡已大（廿五）很認真的勸說，遂於二月十六日在廊房結婚。西峯與許多友人由京趕來觀禮，都很興奮，我卻於是日不知所謂的大哭一場。二月十八日西峯回京，是時府院不和，馮國璋總統對南主和，段總理祺瑞反其主張，因此漸至交惡。而去冬以來，南北即有戰爭，曹督軍南下駐漢口，指揮其第三軍在湘北一帶作戰。馮煥章在武穴乘間獨立，曹電調禹行前往，向馮調處。二月二十四日禹行離廊房，軍官教育團事由我代理。二月二十七日政府新買軍械在秦皇島被奉軍截去，是日奉軍入關，之軍糧城，實際雖是奉軍，而出名通電者，乃是段之腹心徐樹錚（字又錚，徐州人）。三月三日，山西憲兵司令張達三（名建）帶憲兵數人到代郡會館搜捕西峯與岐山，西峯機警脫走，岐山被逮，旋亦於押赴車站之際，遇京師憲兵呼援，得未解去。此後二日之間，概無西峯消息。三月五日夜半有叩門者則峯塞也。渠於彼時走入商家，僱轎車夤夜來此。他告我說閻百川與他作對，他在北方不能安居矣，恐早晚山西憲兵將跟蹤而來。我遂派人送他到馬廠劉仙洲處，劉又派兵送他到上海。閻之敢於派兵到京逮捕參議員等，與馮之敢於在武穴獨立，奉軍之敢於截搶政府軍械，皆乘府院交惡而來。三月十日津督署參謀長電邀我去津，說奉軍要進駐廊房，命軍官教育團遷保定。翌日我即著人將家眷送往北京，同時處理遷移事項。三月十三日由廊房到保定，十五日即在保定上課，十九日禹行返保。

    按西峯是民五冬（似十二月二十七日）經山西省以四十五票選出遞補的參議員。為西峯主選事者，為梁上棟、趙丕廉兩君。其時山西尚服從中央，因傾向西峯之省議員告發閻之外戚徐○○賄選有據，尚經法院判處徐徒刑數月，閻本與西峯等有嫌，至是益甚，所以使張達三來京逮捕之也。

    此時西峯在滬函電交馳，催我辭職赴滬，同去廣州。我因新婚不久，不欲前往，禹行亦不欲我驟走。好友張鳴九與西峯至善，他對我說：「你戀家戀職不去，西峯徬徨滬濱，其何以堪？」因於四月廿九日淒然離保，將妻託於鳴九，（妻因曾與娘家一度鬧氣，誓不肯再回娘家。）告以念我娶彼日淺，此行等於亡命，不能據實以告，但請隔一二月察其思念過甚時，代我寫信安慰之。五月二日我到上海，廿一日與西峯、藹如、賀炳煌（字耀齋，亦晉之定襄人）、閻敬齋（名志遠，晉之霍州人）、續良秀（西峯族人）離滬（同船有山東眾議員劉冠三），廿六日到廣州。孫中山先生適赴日本，大元帥府等於虛設，地方事由督軍莫擎宇主持。李根源、李烈鈞在韶關練兵。

    【沈註】張勳復辟前，國會二度被解散，及復辟敉平，段祺瑞再起為國務總理，不主恢復舊國會，乃倣民元例，召開臨時參議院，另謀改造新國會。於是孫中山先生號召議員百餘人及海軍艦隊南下廣州，舉行國會非常會議，成立護法軍政府，推中山先生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副元帥，唐、陸迄未就職，時民國六年九月一日也。自是南北分立，儼然一國兩制矣！次年四月，軍政府改組，採合議制，由非常國會推中山先生、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政務總裁，以岑為主席。中山先生乃於六月一日辭職離粵，應日人頭山滿、犬養毅之請，取道臺北赴日，勾留兩週，始返滬從事著述。又其時廣東督軍為莫榮新，非莫擎宇。榮新字日初，廣西桂平人。擎宇字柱一，廣東東莞人，時任潮梅鎮守使。

    西峯與余等來粵主要目的在援陝（去年秋胡笠僧函約寶珊赴陝任其連長，余等餞之行。冬末，胡聯合曹俊夫、郭堅、高金娃、麻老九等反陳獨立，據渭北之三原、高陵、富平、乾州、同官、耀縣等十餘縣，擁于右任為首，成立靖國軍，此時被陳軍所迫，幾於不支，胡名景翼，於民五秋任陳樹藩旅之營長，陳旋驅逐陝西將軍陸朗齋而代之，胡最出力），今見粵軍政府似無力及此，遂於六月三日離粵，取道香港越南赴滇，十一日到海防（正舊曆端陽節）經河口小住，十八日抵昆明，其時滇政由唐繼堯之弟唐繼虞參謀長主持，在昆住十餘日，頗承唐及辛丕齋等招待，七月二日離昆明，經大定、霑益、宣威、威寧等地，十九日到貴州省之畢節，唐蓂賡（繼堯）以滇點川靖國聯軍總司令駐此，姚以价（字維藩，山西河津人）、郭唯一已先來，陝西王子中奉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命亦到此，請唐援陝。姚與唐為日本士官同學，唐即畀姚以援陝軍總司令，以閻敬齋為參謀長，撥滇軍一團及川軍石青陽軍一部歸其指揮。我們在畢節住半月，識周鍾嶽、楊蓁等，八月五日，離畢節，經黔西遵義、綦江等處，二十四日到重慶，越數日唐亦到渝，召開滇、黔、川、鄂軍事會議，各方將領當面皆唯命是從，背後則各行其是，會議無甚結果，即在此會議之先，滇軍葉湘石（名荃）部不聽約束，由川東自動援陝。（在畢節時見維藩所持章太炎一兩月前書寫摺扇，文曰，「劉繇王朗、各據州郡，今歲不戰，明年不征」，其時人心望北伐，章每為人書此文）我等一行，劉藹如、賀炳煌偕王子中先回陝，報告此間援陝情形。維藩對我們極表親近，懇留相助，其實我們均看其援陝不會有成。（滇軍一團甚殘破，我曾助維藩為之檢閱該團於重慶之李家花園，又川軍石部亦烏合，均無遠出心），因西峯與熊克武（字錦帆，四川井研人，時任川省督軍）、但懋辛（字怒剛，四川榮縣人）、呂超有舊，乃與西峯、唯一於十月八日離重慶，經合江、遂寧、簡陽等處。二十日抵成都，時呂超師正奉熊命援陝，熊亦以姚之援陝不會有成，他可以達此任務，於是撥給我們援陝子彈十萬發，我們即隨其後續部隊喻化煒師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發，經過廣漢、綿陽、劍閣、昭化等處北行。

    憶自上海赴粵之船中，談到浙江督軍盧子嘉（永祥）提倡之聯省自治或聯邦制，覺其不切國家需要，果真實行，於彼個人未必有利（人人能知其出發點在於鞏固一己之現地位），而於國家必增極大禍患，詢之西峯及同船諸友咸同此意。

    是年有關作人修養者二事：一是旅居成都時，有陝西代表孫仲猷，前幾次來晤時，西峯對之非常客氣，遠接遠送，後察覺其有不妥處，即對之冷淡異常，簡直置之不理。我曾與西峯論；「朋友交到某階段發見其不妥，只可將情感停止此處，不再增進，不可熱冷驟變，是否這就夠個修養。」過後西峯亦很贊成此語，他說他實在是生孫某的氣。我說應不與論事，來走則仍應接送。二是我們從成都回來過萬縣，在船上我評論一事，西峯不以為然，說我議論太苛，不好如此。並謂：「此等話是劉蔭遠這般人說的，你不應該這樣說」，我後來每有議論時，便想起西峯這話來，覺得議論太苛，有失忠厚。是大錯事。以上二事，一是我勸西峯的，一是西峯勸我的，均由作人修養上立論。

    郭松齡，字茂臣，東北人。民七正在韶關任參謀，佐二李練兵，本余陸大同學，在校以軍事修養素差，教官所教，不能自記筆記。因之頗接近余，但出校後不過半年，神情大變，此次雖知其在斯，亦未敢與一通問訊。

    八年元旦，我們行抵廣元，呂超兵已由漢中被劉存厚擊潰退回，路已不通。在廣元住過陰曆年後（此地即古之利州，相傳武則天生於此，城西過嘉陵江高地上有廟，謂武氏曾居此，尚有武氏抱過之磁貓云云）。於二月十日折返。經三臺住二三日，曾遊其間名勝之琴泉寺，旋乘嘉陵江船於三月九日折返重慶。此次在渝，識袁祖銘（字鼎卿，貴陽人）、朱紹良（字一民，江蘇武進人）。三月十三日離渝，順江而下，廿五日到漢口。四月一日西峯、唯一走上海，我因曾與妻約行期一年，又以去滬無要事，遂於七日搭京漢車回保定，到家始悉妻於元月一日生一子，禹行為之取名元章。

    這一年的旅行，使我縈迴不忘的，約略可總為十八項：（一）在廣州寓先施公司之東亞酒店，某晚曾散步至一處，見百十店員正在聽講，講課者為公司之高級職員，所講適為公司對顧客應行注意之事件等，以見商業競爭之趨勢。（二）在香港聽廣東戲，其詞句頗有能懂者，詢之粵人，謂廣東新戲重歌，其句難懂，歌更不論矣。廣東舊戲尚官話、重唱，其白固多可懂，唱亦有可以了然者。且新者輒演調情故事，舊者乃多義烈之劇。（三）在安南無論商店民家，書皆漢文讀品，尤其三國演義一類書籍，隨處可以見到。在河內之戲園，即在一關帝廟上演，不過聽戲者越人似亦較少耳。（四）滇越鐵路係窄軌，在安南境內之站名，尤多文雅有詩意者。在滇境內多山洞。在山洞內行車極慢，煤煙薰人，很苦。（五）到海防時，適為舊曆端午節，吃燕菜（俗名燕窩）並不貴重，三五角錢一大碗，只是燕毛不甚淨耳。在昆明住半月，早間須著夾衣，即午間在陽光下著布大衫並不熱。據本地人稱，一件綢夾袍、一件呢夾袍，可以度過一年，極言其寒暑僅僅如此而已。（六）滇黔川語言，滇最易懂，其習慣略似北方；其次川，以黔語較難懂，愈是鄉下愈然。（七）滇省政治最上軌道，如上墳許燒香不許燒紙，恐傷害森林也，糞車幾點鐘即須出城，有定時、有定路，重衛生也。家家所供之牌位，皆書「天地國親師」，一週可渡河入黔境，則仍舊「天地君親師」矣。租稅法很平，雖兩角錢的戲票，亦貼印花稅，軍隊極有紀律，在唐之總司令部，未見有服裝不整之雜兵，軍人聽戲均半價，每有總司令部稽查憲兵持令箭進入戲園，由先看見之官兵喊口令，凡屬軍人皆起立致敬（其他商民則看戲如故）、既不似黔軍，更不似川軍。川軍以屬熊克武者最佳，但與余等同行之喻化煒師，行過劍州、昭化間，即變走一連。滇軍官兵體格均好。（八）滇戲劇本極佳，如三盡忠（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故事）、孝義坊等等，著重之點，無非勸忠勸孝勸節勸義。不似京戲切頭去尾，本屬懲惡勸善之劇，而演來一味誨淫誨盜。若川戲在成都看過數十次，不但未看見鎧甲，並且亦少見袍笏，出來總是一生一旦，不是張生鶯鶯，便是梁山伯祝英台，充其量不過一生幾旦，往往兩三天看不到鬚生戲。由於（七）（八）兩節，以見民五護國之役以來，滇軍譽滿全國，非偶然也。而四川錢糧已徵到民國二十年不止，各軍分劃地方，所謂軍隊遍地、土匪遍地，其亂亦非偶然。（九）黔省沿路較貧瘠，所以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之諺。在該路行軍，每日所經宿站，很難容一營以上之營舍。（十）在畢節日，聞章太炎向唐蓂賡要兵帶，唐支吾不與，章不歡而去。不習兵事而喜帶兵，實為當時風尚。（十一）某君在渝以軍費為詞，有如勒索的向同鄉商家籌了萬餘元款，即以半數匯往京寓安家，人謂其援陝絕無成，實是見志之語。（十二）熊錦帆（克武）之衛隊團三營長，一為徐運程，山西平定人，一篇李養泉，陝南洋縣人，一為焦幼雲，甘肅狄道人，皆保定軍官五期生，皆有為之士。團長為張冲、團劃為劉伯誠，皆川人，徐為余早識，其他四人皆在成都識面，李過從尤多，余等初到成都，熊赴渝尚未歸，因暇得參觀兵工廠、銅元局、製革廠等。余等北行，熊派衛隊李營護送，以有援陝子彈也。（十三）在畢節寓一紳士家，半月中幾七八日有道人來唸經，市上商店十之七八代賣紙錢，或謂古鬼國即在黔地，無怪其迷信乃爾。惟婦女裝束，一若昆明，有似燕趙宣大女子。在成都日無所事，每看戲消遣，或至晉票號蔚豐厚閒坐。成都一帶手工業最繁盛，川人手巧，仿製外貨都有可觀。在廣元寓一金姓家，頗蒙招待，關顧尤至。余等折返時，金丈偕其小齡幼女遠送至五七里方已，呂師彭旅長則送至十餘里。（十四）在昆明臨走之前一日，辛丕齋、李筱蘭餞余等於某酒樓，余大醉，不省何時歸寓，翌日行幾小時，至放馬橋，纔吐酒，辛丕齋更送至此，晚宿板橋。翌日宿楊林。余不解詩詞韵語，曾學做詩，憶有「離懷乍別意搖搖，何必深誼論故交，昨夜放馬橋頭月，猶照行人到板橋」句，意在紀念，不計工拙也。過綦江時，曾購裝兩罈甜黃酒，質味美於西北各省所製，於是綦渝船中，余都在半醉鄉中。又在廣元日，適重慶鎮守使余蘊蘭（名際唐）亦來，某日宴客，座間呂漢群（超）師長外，有江防司令朱某，余又大醉歸寓。居停金丈覓新橘為余醒酒，著家人為余澣衣，客中有此，令人感念難忘。第二次過渝，袁祖銘師長餞行，座有黔軍總部參謀長朱紹良，好鬧酒，余又大醉。此一年中，未犯胃病而大醉三次。（十五）歸船經萬縣，聞姚維藩、閻敬齋住此，旋悉已幾個月，謂滇寧一團不聽調遣，已經唐遣散，所得石青陽之部，援陝進行至城口以北，陝邊哨兵幾排槍，石部便潰散一空，因此來萬縣暫住，云云。（十六）在廣元日，每早出城南，不是過小橋東南行數里，便是東上山城散步。有一早，遙見城西河街南口（西關即臨嘉陵江），兵民聚觀，鬧甚，詢之路人，謂軍營刑殺不法士兵，嗣後每早一出南門，即遙見河街南口，犬鴉奔騰其處，蓋犯屍無人收埋，以致狼藉不堪，初覺其一日即已，不期延至二三日，因想其軍營同事地方官吏附近商民，何竟無人過問至此。詢之金丈，亦謂其不應爾，由此一事以察川地災難，豈有艾乎。（十七）由昆明至畢節乘轎，由畢節至綦江乘馬，由綦江至重慶坐船，由重慶至成都至廣元至三台乘轎，由三台至重慶坐嘉陵江大船，由重慶至宜昌坐小江船，為其沿江邊走安全，而隨時可上岸瀏覽也。由宜昌至漢口已有商輪。（十八）在重慶日，曾與幾個騾夫談話，他們說是前年護國軍時由貴州之某某縣派出，迄今不能還鄉，祇是為這幾頭騾子不捨的放棄，遂至流落四川，已是三年於茲，以見人民離散之苦。

    我回保定一月，因與西峯有默契，遂於五月六日赴滬，聞西峯已喬裝赴陝，唯一赴京，我於十六日仍回保定。禹行要我回教育團教書，我僅為上課三個月，即辭教。因三個月薪金，洵足我十個月生活也。此後禹行幾次邀我回教，均未接受，其實此為我娶妻後在經濟上最窮困精神上最愉快之一年。五月廿三日午夜保定駐軍一部譁變，老房東匆匆跑來窗前請教我如何避難，如何準備食品，萬一潰兵到家如何應付，剌剌不休。我妻私謂此老太緊張，又對我說：「潰兵如到，我們去到室外，我抱小孩，你在我旁，讓他們自搶物事好了。」說時心平氣和，毫不張皇，後到生活更困難時，我妻欲借貸買一手搖縫紉機攬作鞋幫，維持生活，事雖未作，但他寧願如此，亦不願我出去作事，我亦真不願盲目的出去作事，那時我嘗想，她作鞋幫，我來取送，有何不可，某日赴友人蓮池之約，至時，某友說：「夫妻百年到老，你何以連門也不出一步。」歸以語妻，妻謂：「前時到孫二嫂處（禹行家），渠問，你們在這傍晚也出院來涼快涼快不？」蓋我甚願好好在家住一年，以償妻一年之困難寂苦也。十一月四日突接一電說，劉仙洲在馬廠病故，我即於次日赴馬廠料理其喪，朱鼎勳先生在馬廠第七混成旅（旅長曹錕）任參謀長，勸我在馬廠作事，我未應允，他說：「民國二年冬，勸你到王孝伯團作事，不要上大學，你不聽，年來你仍繼續不作事，縱不為事業計，獨不為生活計耶，此次希望你出來，祇要你肯作，到處都有事。」我說：「我覺得一個人，祇要有相當的知識，純正的品格，夠用的學術，同時回家是在往好的路上走，似乎不怕沒事作，不必亟亟於求事，反之，自己的條件都還不夠，急圖作事，適足以僨事。同時如國運不是向好的路上走，可以說不負責任比負責任強，責任越大，罪過越重。譬如說，亡國之將相，其罪過不更重於平民嗎？所以我以為自己的修養學識是最重要的問題，至於作事，合則作，不合則不作，並不成什麼問題。」朱先生認我為幼稚負氣，不切實際，惟有嘆息而已。

    九年春，岐山由渭南來函邀我赴陝，同時西峯在三原患病，我正想去看他，故決定前往，臨行向同學崔笑如借得二十元，購米半包、麵一袋，安家，三月卅一日離保南下，在順德府車站晤陳硯亭（名嘉謨，直隸任邱人）略談，路經鄭州，曾繞開封訪同學友好，留住一日夜，四月四日到觀音堂，當時身上一文不名，幸相從之勤務兵朱鶴鳴向旅館遊說借得十元錢，作旅費，並煩第四混成旅辦事處，代僱一乘駕窩（類似��轎）始繼續成行。四月十日，抵渭南，駐軍第四旅旅長張嘏民謂岐出巳，往交口，言下意態殊落落。翌日岐山歸，遂約先赴西安，乃於十三日離渭南，晚住臨潼，宿勝唐華清宮舊址之招待所。據云在前清時，此間雖僅為大路上一宿站，但以驪山名勝，而華清池又可湯沐，慈禧后西幸，就遺址建為行宮。當陸朗齋督陝時，此處尚錦緞幢壁，金壁輝煌。民五逐陸之役，遭兵燹凌夷為瓦礫場，即今遺壁尚新，可見昔日盛況。現在招待所僅五間大廳可以下榻，餘為所謂太子池、貴妃池兩間湯沐室，此外已不足述。當日余於沐浴後曾在大廳前磚欄上與岐山著象棋，明月當空，情景至今宛在。十四日到省，遲日經岐山介紹與陳伯生（名樹藩，民五任陝西督軍）晤談，曾及今日國家局勢，陳頗以渭北諸人不識大體，操切用事，渠亦革命有歷史者，曷若稍假時日，得便廓清西北云云（按不久以前，陳曾設計刺殺井勿幕，騙胡笠僧赴省，而拘禁之至斯未釋）。並誓言其非殺人者，且以未殺李印泉（名根源，民六初，任陝西省長，旋即為陳所逐）為證。按此時陳對渭河以北之靖國軍，正苦無法處理，因政府派來之張嘏民第四混成旅，及東北軍鮑子揚旅，皆無意助之平亂（平靖國軍）。反之，有機會且擬收漁人之利，所以陳亦祇有按兵自固。岐山與陳有舊，因派岐山為河北游擊司令，給與三十幾枝槍，要他收容或分化某部分靖國軍。某日陳宴客，主客為奉軍旅長鮑子揚，鮑奉令即日東歸（奉軍紀律太壞，且恐其有變，故特將西安，東西大街路面破壞，謂為修路，藉故令鮑旅繞城外而過）為之餞行。席間鮑多忘形之言，余與省長劉雪亞（名鎮華）接席，談話較多。又此行與晉南張實生（名士秀，前漢中道尹）、薛秀青（名士選，河東人，時任省立富秦銀行經理，陳之老友也）相識。廿一日離西安，過交口時，獲悉靖國軍第三路曹俊夫之一部與第四路岳維峻之一部（時胡笠僧被陳伯生拘留在西安，該第四路由岳代領）正圍困第七路之武耀威騎兵支隊（約數百騎）於雨金屯（四路之某某部由鄧寶珊帶領，三路係王祥生及某某之部），因最近第七路盧占魁、第六路葉湘石兩部認為渭北靖國軍無出路，盧正帶所部去東北投奉張、葉部則正南走川滇。武耀威是盧之一部，三四兩路不願見靖國軍分裂，方從事勸阻六七兩路不走，但事實上亦難於截留（該兩路駐同官耀縣一帶），祇有圍困武耀威一支隊，各圖其附己。當此相持不下之際，我們適由交口趕到，詣交口東之胡家（在雨金西南，當時寶珊、欽哉、勉之以及三四路兵官等很多聚集於此處），經岐山幾處調處關說，最後決定歸曹之第三路而由岐山統領之，乃於當夜在雙方對壘下入雨金屯，斯晚即住城內武耀威處。蓋岐山當抵胡家時，即認為有機可乘，隨提議我部無論歸三路抑歸四路，均可使兩路失和，於是說其歸己。然武與岐山不識，而武勉之、馮欽哉正住武處，與岐山善，為之斡旋，武以為如此應允，亦可兩善而不開罪岐山，結果武部遂歸岐山。我於廿二日同寶珊到三原，在三原與岳維峻（渠亦字西峯）、劉允丞（名守中，三原人）、楊虎城、曹俊夫等常相晤話，雖然初識，都還能談得來。

    【沈註】民國三年六月袁世凱遣北京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字朗齋，安徽蒙城人）為陝西都督，旋改稱將軍，率陸軍第七師入陝。陸素有「屠戶」之稱，仿似誅鋤民黨為能事。民四冬，陝軍第二混成旅旅長兼陝南鎮守使陳樹藩（字伯生，陝西安康人），響應雲南護國軍起義討袁，舉兵逐走陸建章，宣稱獨立。迨袁死，黎元洪繼任總統。任陳為陝西督軍，李根源為陝西省長，而陳依附國務總理段祺瑞，卒使李不安於位，而自兼省長。民六，督軍團禍起，南北分裂，民黨在陝活動，紛紛據地起兵，以反陳為目標，割據自雄，莫能相下，乃議迎于右任自滬返三原，推為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張鈁（字伯英，河南新安人）副之，下轄一路司令郭堅、二路司令樊鍾秀、三路司令曹士英、四路司令胡景翼（字笠僧，陝西富平人，原為陝軍第一混成旅團長）、五路司令高峻、六路司令盧占魁、七路司令王珏（原為一路第二支隊司令，民九改編）。武耀威係六路第二支隊司令，並不隸屬七路。葉荃（湘石）係以滇軍間道援陝，似未隸屬六路。民十，葉率所部退入川境，盧占魁隨之西行，至廣元潰散，未率所部去東北投奉張。──以上係參考「陝西靖國軍紀事」

    西峯本在三原養病，一別經年，相晤至懽，當晚住寶珊所，翌日寶珊走同官，挽葉湘石部隊勿走，余遂下榻西峯所住之蔚豐厚商址，當時適曹俊夫第三路王祥生支隊之馬青苑排長在交口劫奪于右任十幾支手槍，于以靖國軍陝西總司令，連自己的幾支手槍亦保不住，一氣回家，西峯此時亦一籌莫展，固然有些不十分舒適，但亦只好在此害病，我與西峯曾講，「陝西靖國軍仍為烏合之眾，雖云有主義有革命性，但未受過好的軍事訓練，尤其各自為謀，不能合作，陳伯生的軍隊頗能統一，但無訓練、無主義，環境不利於他，亦沒有打下靖國軍收復這幾縣的能力。但陳雖為北洋軍閥之一員，而內心贊成民黨，處此環境，不期然而然的首鼠兩端（後來徐世昌總統曾派張衡玉來陝為雙方劃界，是徐總統允在北洋政權下有靖國軍之存在，亦已首鼠兩端矣。猶之直隸省內有所謂山東之飛地然，張名瑞璣，趙城人）。我們今天有一出路，寶珊雖為四路之一營長，但所部皆烏合，不易指揮，我們如寶珊、海亭、（續）範亭、（胡）德夫、勉之、欽哉、岐山、（史）可軒、（續）寶峯等十餘人，各募集百餘人，各擁有十幾支槍，即可進取平涼，現陝西靖國軍正無出路，我們打下平涼，他們一定都跟著來，陳伯生亦願我們這樣做，他曾與我說過，『西北志士聯合起來，革命是有辦法的，如不知團結，不在大處著眼，專對我陳某搗亂，我亦有法自處的』，因此我們西進尚可得其幫助，不久便可拿下甘肅全省而有餘，革命基礎即可由此建立。」西峯說：「你言誠是，事勢亦正許可，可惜做不成，因為我們每人這十幾支槍便弄不到手，他們誰也不肯幫你的忙，卻都想要人幫他的忙，可是也無人幫他們的忙，他們於是你爭我奪，互相亂鬧，所以說你想要我們先有這百數十支槍就辦不到。（其實真能開誠謀之陳伯生，事必有成，直是我看諸友除範亭外，都是擾亂有餘，成事不足的人才，彼此一旦有點力量，誰又能聽誰，若然陳如何敢放心授械吾人，豈非為虎添翼，到後來可能有力反來攻彼。）

    我在三原住了月餘，除訪友吃酒看戲外，惟有與西峯閒話，遂於五月甘六日即往回走，午後過高陵，曹俊夫、王子中苦留，住一日。當時叫一部唱「迷胡」戲來聽，其音靡靡，翌日演陝西梆子戲，似較山西或直隸梆子雄壯些。二十八日住雨金屯。岐山固留不願我走，當晚他約我到北城牆上單獨兩人談話，我說：「你以與靖國軍幹部如虎城、寶珊等有交情這點力量關係，所以得到陳伯生之協助，同時你在靖國軍方面又要幫他們在此地存在，以此主之右之，在我看其勢不能久。我在三原與西峯說過，我們十幾個人如每人能召集百餘人，各得十幾支槍，即可攻取平涼，進圖全隴，建立革命基礎。現在只要你與寶珊能各拿出三、五十支槍來濟用，你如能放棄現在的勾當，去作此事，事必有成，你亦能與靖國軍保持和氣，陳伯生亦必暗助（現在此間已有若干人不滿岐山），有立場，亦有結果，否則你實無何前途。」他說很對，但察其內心，不曾放棄現有數百騎之司令官，去與我們冒險犯難。故我於廿一日堅決辭去，臨行我對他說：「此事何時決定，我隨時可來，若現在狀況下，我是不來的。」弓海亭送我於五里之外，德夫則直送我到交口河干。當日住渭南，張嘏民請晚飯，飲酒閒話，似頗以岐山之來，本受渠約，冀與靖國軍暗中攜手，不圖岐山反助陳伯生也（前日落落今始明瞭）。六月二日離渭南，沿途頗亂，嘏民著兵護送。三日到潼關，因為正值樊鍾秀股（號稱民團其實匪行）二、二千人從陝北黃龍山拉出來，浩浩蕩蕩往河南走，沿途駐軍均與樊各不相犯，讓他開走，後來，一直拉到廣州，改稱建國豫軍。那晚聞樊駐在潼關。六月四日我過文底鎮，路上遇見續範亭、石掄元進關去渭北，他說呂汝驥、歸協鈞、楚憲曾等幾位同學（直隸軍官教育團第二期已畢業）隨後亦來，談半小時分手。六月七日，過鄭州，正吳子玉部隊由衡陽撤兵至信陽以北保定以南沿京漢線一帶，其時馮煥章部亦從常德撤到信陽。我在鄭未停留，於六月九日回到保定。在回保車中遇奉軍許蘭洲師一軍需官，無票登車，乘余出洗手之片刻間，闖入強據床位，經與理論無效，幸朱鶴鳴來干涉，始去另騷擾他人。按朱鶴鳴於民國三年一月由冉則敬連之兵士挑來以勤務兵從余，余在陸大唸書，渠則習武術，至余畢業，渠隨師赴東北，余任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時，令其考入學兵連者。

    在我去年五月赴滬訪西峯未晤，回保定時，張鳴九已去陝看西峯，約一個月返保即病，旋即往北京住院治療，嗣後間在保寓。間住京院，此次我在三原，某日忽接信說他在北京逝世，傷我，痛哉。

    張鳴九，名鶴汀，晉之定襄人，山西法政專門畢業，人極謹密（筆下永不落字，小字很似楊肖韓），民元二年間同牛明允（定襄人）執筆晉陽日報，渠與賀耀齋（名炳煌，定襄人）最友善，後與西峯過從甚密，我識渠於代郡會館，到民六張勳復辟，西峯走綏未遂夤夜返京的那幾天，我始與之相誌。後來禹行邀我協辦直隸軍官教育團，請鳴九管會計，其人雖長於法律文學，但我辦軍官教育團的教育計畫，很得他的幫助。民七我離保南遊時，因妻不願回娘家，即託之鳴九。後軍官教育團移到漕河（在保定北），鳴九為照料我家，辭職留保，禹行曾對鳴九說：「你如不放心次宸家，請將他家搬到漕河如何？」鳴九謂：「如次宸照料我家，可將我家搬到漕河，今乃次宸家，我不能遷之來漕河。」（舊日禮教弟可以奉嫂，兄則不便帶弟婦，鳴九長於余，故云。）禹行問他：「你能辭多少日子？」他說：「次宸回來我即可回來。」禹行不耐煩的說：「他永不回來呢？你能照料他家一輩子嗎？」鳴九說：「話不當如此說，我只能告你，諸葛亮亦只是鞠躬盡瘁而已。」此皆民八我回保後聞於鳴九或見於其致禹行書信者，間亦有禹行為我道及者。是年五月我因與西峯有約赴滬，而西峯已入陝，我折回保定時，鳴九已赴陝看西峯，約一個月渠即返保，神情很不懌，已與西峯發生歧見矣。我亦未便問其原由，渠由陝回來後身體很不好。民九我赴陝前，曾在北京香場附近一個公立醫院內去看他，他患肺病，已很嚴重。我到三原後得賀耀齋信，述鳴九逝於病院，鳴九早年因病而耳聾。故不能執律師業，是一位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可以託妻寄子的人，身後無子，僅有一女，渠在病時，曾與賀耀齋論壽夭，謂顏淵三十二死不為夭，蓋其時鳴九在三十七、八也。

    六月十一日，靳薦青（名雲鶚，山東濟寧人）混成旅參謀長王子西（名喬）派人持靳函來見我，說靳很想與我相晤，並借重云云。王是我將校講習所同學（兩次過鄭皆曾相陪），我因於六月十四日又到鄭州，靳即請我先幫他校閱隊伍（北自黃河橋，南至武勝關，沿途駐軍），助余等校閱該旅唯一的兩個軍官學生高汝桐、劉培緒，很是得力。校閱方完，直皖戰起，吳子玉自衡陽率軍北上，與段總理之參戰軍及邊防軍對抗」吳本人帶其第三師之一旅及某某兩旅對曲同豐、陳文運兩師在琉璃河一帶；曹鍈第七旅等對山東之馬良師在德州一帶；另直軍彭壽莘旅等與徐樹錚邊防軍之宋子揚等兩旅在廊房一帶，先後作戰。第三師董政國旅與駐洛陽之邊防軍宋一清、張國維兩混成旅在隴海線汜水一帶相持，尚未開火。王承斌（字孝伯，奉天興城人）旅時駐鄭州，靳與王為陸大第一期同學，又與張國維、宋一清有舊，且因其兄靳雲鵬（字翼青）為段系之人，故與段亦有關係，渠不同情段，但此時幫曹、吳不能，幫段、徐又不願，乃與王承斌發起便戰事止於德州、琉璃河一帶，河南不戰，以待前方戰事之解決，將來皖勝則河南歸皖，直勝則河南歸直，託我去向董、宋雙方洽談。七月十七日，我到榮陽與董政國旅長洽談，董十分高興，如命辦理，遂往洛陽。十八日過汜水，正遇宋一清由其前線到站，乃一同去洛」即寓宋所，宋為人亦直爽，問我觀察雙方情形，我說：「皖軍必敗，新成軍隊一切都好，但敵不過久經作戰之直軍（按參戰軍三師及邊防軍四旅另有一旅在庫倫，即一師在魯，兩旅在豫，其餘兩師兩旅在廊房、琉璃河之線，由段芝貴指揮），數量雖大，作戰條件太差（當時時直軍的四五旅在津保線，由吳子玉指揮，其餘一旅對魯，兩旅對豫），人心亦在直，我以為你惟有相機撤走陝西，方可免於覆沒。」他很同意，當晚宋約張國維來寓，即在宋之院中相談（即在余住室之窗外院中），我在洛陽住一宿，宋、董雙方已都答應不打。後來皖敗，宋、張兩旅猶豫不能撤走，終於繳械。當我過汜水經洛陽，所見邊防軍士兵十分可愛，乃竟如此下場，惜哉。七月十九日，我回鄭州，沒有幾天，禹行來信說：「你曾說當教官不來，帶兵雖少亦來，現正奉命編成直隸保衛團六營，留第六營與你，可速來。」我將此函與靳看，他未與留難，我即回保。到保定時，正吳子玉俘曲同豐（字偉卿，山東福山人）回保之日，前方戰事已經解決，禹行旋接管周福林之衛隊混成旅。我任營長不久，即調該旅參謀長，未幾衛隊旅改編為第十五混成旅，此民國九年秋冬的事。

    八月二日，我第一次晤吳子玉（名佩孚，山東蓬萊人），是受靳薦青委託，其人氣宇清爽，言論坦率，因係由張方嚴之介紹（張東北人，係北京將校講習所同學，適任吳之參謀長），張遽謂：「次宸與劉仙洲親戚，好極啦，劉仙洲年青有為，就是太幼稚，他任第五旅（屬第三師）參軍，我由團長調升該旅旅長，他能擋我的駕（不讓其到差之意），太不明事理。」我以一笑應之。繼於飯時同座有直隸口北鎮守使譚慶林（山東泰安人）及禹行、方嚴等，吳因某事論人，以為將官人才須是雄如英圃（譚字），參謀人才須是英如方嚴云云（其說難通），又譚見坐前仙人掌開花，以為祥瑞，吳笑置之，此為當日所見所聞於吳者。

    直皖戰事結束，直軍勝利，當然是擴軍第一，亦為必然之勢，即皖系之三個師幾個旅（參戰軍第一師曲同豐，第二師陳文運，第三師馬良及邊防軍各獨立混成旅）之軍械與底餉，自然而然的由勝利者瓜分之。直系取其大部。奉系取其小部（因當時奉軍亦出動，是皖系軍之興也由奉軍之促成，其敗也亦由奉軍促之）。直軍原只吳子玉之第三師及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因其為政府南討護法軍，當時曾成立屬於直隸省的四個補充旅。今次擴軍，即除第三師番號外，又編成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共三個師（師長吳兼第三師外，為王承斌、張福來、蕭耀南），又除原有之第七混成旅番號外，又合編了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共四個混成旅（旅長為曹鍈、葛樹屏、董政國、彭壽莘、孫岳），所以擴編後的直軍，是四個師及五個混成旅，此外尚有補充旅及巡防隊等。

    【沈註】九年八月，直皖戰後，曹錕得任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為副使；時皖系邊防軍第一第三兩師潰散，第二師裁併為山東第七混成旅；西北軍第一、二、四旅遣散，第三旅遠戍庫倫，次年敗潰。至原屬皖系之第十一師李奎元、第十五師劉洵、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等部，先後予以裁撤，另為改編計任陸錦、閻相文為第九、第二十師師長，並擴充直隸第一混成旅為第二十三師，以王承斌為師長。直隸第二混成旅為第二十五師，以蕭耀南為師長。直隸第四混成旅為第二十六師，以曹鍈為師長。中央第十六混成旅為第十一師，以馮玉祥為師長。補充第一旅為第十二混成旅，以葛樹屏為旅長，補充第二旅為第十三混成旅，以董政國為旅長，補充第三旅為第十四混成旅，以彭壽莘為旅長，衛隊旅為第十五混成旅，以孫岳為旅長，會合吳佩孚第三師，共為七個師又五個混成旅，皆曹、吳之部將，即所謂直軍之嫡系，亦即世所詬病之「直系」也。

    直軍擴軍是先開高級幹部（豫定的師長及混成旅長）會議，由曹主持，首由曹宣布擴軍數量，繼謂：「已與子玉（吳）商定，孝伯（王）第二十三師，珩珊（蕭）第二十五師，張福來第二十四師，葛樹屏第十二，董政國第十三，子耕（彭）第十四，禹行第十五混成旅，其餘各師之旅長各混成旅之團長，除撥給部隊已有之旅團長外，所缺旅團長，由你們舉出，由我們大家決定。」於是二十三師尚缺一旅長，王孝伯請調江西第十三師之王維城旅長來任用，曹無異議，眾亦贊同。吳子玉舉陸大校長熊炳琦來任巡閱使署參謀長，曹很贊成，眾無異議。諸如此類的各師旅人事定妥，中間議定團長缺員時，曹提出兩個人的名字，一為張○○，合肥人，一為張運籌（名韜，河北人），諸缺團長之旅長咸推托，不是說他應升某營長為團長，便是說調某人為團長，結果誰也不要，會後某某向曹建議：「某旅之團長尚未確定，及某特種兵團長尚缺，大帥儘可直接命令定之，無須特多商詢。」曹使對此建議，乃謂：「我們不要管他好了，我是不能不提出來，其實我也不願用此兩人，他們真要用了我還不願意呢。」以見當時用人雖非科學式的人事制度，但某人事公正坦率，亦有足多者（此皆事後禹行對我親述者）。

    直軍名似重在直隸省，其實第三師師長吳兼（吳任直魯豫巡閱副使，旋又兼兩湖巡閱使），山東人，第二十三師師長王承斌，奉天人，第二十四師師長張福來，字子衡，直隸交河人，第二十五師師長蕭耀南，一字珩珊，湖北黃岡人，第七混成旅旅長曹鍈，字子振，直隸人，第十二混成旅旅長葛樹屏，安徽人，第十三混成旅旅長董政國，字贊勳，山東人，第十四混成旅旅長彭壽莘，字子耕，山東人，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直隸人，以見其人事純循乎自然矣。

    本旅（十五旅）副官長龐炳勳，字更陳，直隸新河人。第一次介紹見我時，謂係北京將校講習所學員，後來參謀袁廷傑告余，龐實未曾入過將校講習所（袁係北京將校講習所學員，人甚耿直，渠與更陳皆第三鎮學兵同學），某日更陳言民國幾年曾到過山西崞縣之宏道鎮云云，後悉彼時更陳實受許蘭洲（曾充袁總統之衛隊長，後任黑龍江統領及將軍者）之提攜，（許似南宮人，更陳曾在南宮讀書）充密探，前往山西伺察續西峯等行動者（西峯當時正圖響應孫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又禹行內兄梁某任騎兵營營附，日搆其營長短於司令部，更陳從中助長之，禹行意動，數指摘該營康營長，康不能堪，辭去，繼之者為更陳，而梁某後且為更陳去之。若由此三事小觀更陳，則有失人才多矣。綜觀更陳後來剿匪練兵以及教管部屬，一本愛國愛民任勞任怨，尤其吃苦負責，能持之以恆，為一般人所難能者。

    在我離開陝西不過幾個月，聞得岐山赴省，歸經某縣，被駐軍團長姚震乾刺殺之，該團長為陳伯生得力幹部，與岐山固熟諗，且於招待之頃下手，並語岐山謂係受陳命令，不得不爾云云。岐山有為之士，只為急於功名，遭此下場，痛惜之極。

    民國八九年間，北方兵變頻仍，兵變主因固為欠餉，而帶兵者荒惰不進步，亦一大原因。余嘗於兵變之翌日，撫視未變者慰之，謂「兵變十之十多在夜間，總是搶人，搶人無論不合理，縱然搶得，試想荷槍背物穿軍服或不稱體之衣，行走道上，是何景象，所以變兵搶物出去，第一必是棄械，帶械時固然可以搶人，棄槍後必又懼人來搶，此理最為明願，即使晝伏夜行，僥倖可返鄉里，如何敢以是種行藏在光天化日之下回家，若露夜叩門，其驚母妻尚屬餘事，縱使從此安然無事，將來有子女，亦必賊其先天之性，遺惡子子孫孫。另一方面，帶兵者固應膺得之責，其良心上當更有誤人子弟之咎。」

    直皖戰事結束之翌年，即民國十年五月，直軍閻相文師長率其本部及馮煥章部西進，劉雪亞鎮嵩軍內應，驅逐陳伯生，閻任督軍，劉仍省長，胡笠僧返回三原，聯同曹俊夫等附直，于右任去滬，楊虎城率部走榆林，依井崧生於三邊，陝西靖國軍於焉瓦解。

    民國十年八月閻相文服毒自殺，以馮煥章繼其職，馮在陝大事作為，某日以開軍事會議召集各將領赴西安，即席將素不遵守法令之郭堅處死。其時無論文武官，其隨從之多少，以官階高下為準。一日，劉雪亞省長，去皇城（督署在斯）晤馮，及到馮所，回視從者，已無一人，蓋十數從者於進督署時即為門者截止，聞某友述當時劉之慌窘，幾於莫可名狀，矧在郭堅被殺之後。

    郭堅為人豪悍，有才趣，在靖國軍第一路司令時，嘗為陳伯生困於某城（似在乾州），乃寫書曹俊夫請援曰：「陳賊打我，你賊不管，我賊若死，你賊不遠。」下款「賊郭堅」。曹受函，立援之。憶民九在三原時，人皆能道郭函之趣，郭亦頗養士，有時命軍需曰：給我將這些大衫子客（當時渭北政客之稱謂）用綢緞包一句。意謂給他們做好衣服穿，亦以其能接近黨人，所以郭之行事，每出麻老九、苟張保等之上，郭豈張獻忠之餘續耶，抑何相類之甚也。

    我於民國七年春離開保定，八年春天回保，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將三個月，到民國九年十月五日，我的第二個孩子降生，我妻即夜逝世。當初我不願成家，但婚後與妻感情至好。民國八九年間，我之所以在保定閒居一年忍受經濟上壓迫之苦，固然無相當事做，亦是因我流亡時未曾實告妻，內疚於心，藉以自贖，不期渠此時突然物化，五中悲痛可以想見，幸而軍隊一向失教，軍風紀不良，常鬧兵變，我自任事以來，天天整訓部隊，身心有所寄託，精神雖苦，尚有事忙可以調劑。十年春，娶繼室。

    余妻初逝，遺兩兒，家室急需人照管，鄰女周氏，無親母而賢，閒嘗憫撫兩兒，因覓張方嚴為媒，其父以女年稚不應，方嚴率直，謂女十七，何言稚，彼本朋友（其時周父任吳子玉之軍需處長），因此乃至於不懽，然亦緣余等性太急，不能稍待一時也。後有同學介紹南官白氏女，適病，余以其病且重而訂婚焉。十年春，繼室過門，渠長於文學，不善理家事，尤疏於照料孩子，元章乳母早無乳，不之察，遂致兒病，諸如此類，使余有內顧之憂（周父字正卿，山東籍，民五與劉仙洲在湖南同事，到京即住仙洲家，或因此而卻余耶）。

    我妻死後的一段期間，我常默想此宅不過半年所發生之事，宅分正院（附一小東跨院）、外院及西跨院（附一門房）三院，正院住房東，外院我住，西跨院住某團長，在當年的春天，老房東逝世（姚姓，皖人，已六七十歲，曾作縣令多年），老房東死後不久，直軍由衡陽撤防，其團長隨軍北返，帶的人多，即與房東換住房院。直皖戰事結束不幾天，其團長患肚痛，喊叫一夜，次日暴卒（四十餘歲）。某團長死後，團長太太因人口已少，搬走。接著又搬來一家，即魯人周正卿家，其年中秋後不久，余妻亦故去，在短短四、五個月，此宅院中辦過三次喪事，此是偶然，不足為異。可是我又回想到我童年在大同所遭遇的一連串不幸事件，究係偶然，抑是數理，使我心上至今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