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竟然也尝到了趟脚镣的滋味儿——犯人去医院看病，都要戴脚镣。防范如此严密，怨不得靳哥教小金逃跑没打这个主意呢。

　　一个队长熟练地解开了脚镣给我戴好，拿过铁砧，插上销子，当当地铆了个结实。

　　这副铁镣子至少有40斤，链子部分得有小拇指粗细。走起路来“哗啦——哗啦——”，步履维艰。

　　“拎着点儿链！”队长喝道。

　　我弯腰提着链子，免得它在地上拖拉，象个驼背翁一样往前挪，脚腕子磨得生疼。

　　七处的隔壁就是滨河医院，这儿是我的客户，我在这儿讲过课，指导过大夫。这要见着熟人可咋办？

　　11点多，正人多的时候。人们象躲避瘟神一样纷纷让路。我不敢抬头，却能感到那一双双鄙夷的目光，照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没罪！我是受冤枉的！你们别这么看我！”——我真想这么表白，可那哪行啊？在他们眼中，穿警服的永远是正确的，戴脚镣的永远是罪犯。

　　迎面出现一面铁栅栏墙，封死了楼道，后面有警察把守。旁边一个小桌，我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起来！蹲那儿！”队长喝道。

　　我咬咬牙，艰难地靠墙坐到了地上。这一放松下来，才感觉到两个脚脖子肉皮生疼，都磨破了，脚后根筋、两个脚踝都在渗血。

　　不好！我突然想到——这镣子要是那个“艾滋病”用过的可咋办？他趟镣子脚也得磨这样啊！4小时之内，这镣子上的艾滋病毒还能传染呢！

　　冷汗滋出了一身。

　　冷静，冷静。关键是“艾滋病”是不是趟的这副镣子——医务室地上就有这一副！太可怕了！

　　要命的时候，管不了太多了。我取下桌上的酒精棉球瓶，抓起棉球就往脚腕伤口上擦，疼得我直咧嘴。

　　“砰——”皮鞋斜着蹬在了我的锁骨上，一下把我顶在了墙上。

　　“反了你！”队长骂道。

　　“有个‘艾滋病’刚住的院，他用的这镣子有艾滋病毒！”

　　“啊？！”队长吓得大叫一声，败出圈外。

　　“这酒精能杀艾滋病毒？”

　　他这一问，我心里也打鼓了，真担心酒精对艾滋病毒没多大杀伤力。

　　“总比不擦强。”我干脆把酒精棉球往外倒，湿乎乎地猛抹，疼得直咬牙。

　　队长好象想起来什么，问我：“你认得这个镣子？这就是那‘艾滋病’用的？”

　　“像！”

　　“那‘艾滋病’又回你们号儿了？”

　　“住院了，是不是就在这儿？”

　　“真他妈蠢！住院镣子不摘！”

　　“啊？”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象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这场大惊小怪！我勉强地耸耸肩，就弯腰捂肚子了。

　　一个男大夫来看了一下，就给我登记住院了。

　　进了一道铁门儿，是一个横向的走廊，对面的二道铁门开了，一个小瘦子在里边儿接我。他穿着背心大裤衩，皮笑肉不笑。我赶忙问候这位老大，他姓纪，是这儿唯一的劳动号儿。

　　我被关进了一个病房，屋里四张床，三个病犯。一个黑人躺着输液，一个病犯在看报纸，还有一个盘腿打坐——鸠形鹄面，奇瘦无比，眼窝深陷，就象非洲快要饿死的难民，身上几乎没肉了，鼻子里插着一根橡胶管儿，管儿的一头盘在耳朵上——我知道这是鼻饲管，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的——绝食？他睁开眼，对我当胸合十，那安然的眼神好象似曾相识——那一瞬间，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

　　纪哥提来一张小折叠床，支到了前面两床之间。我铺好床，换上病号服。他又拎来一副脚镣，拴锁在床尾，再和我的脚链锁在一起，我就被链在床上了。他又拎来一个小白塑料桶放在床尾，小便专用。

　　我强撑着跟周围病犯打招呼。斜对面11床的犯人姓阎，是四区的一个牢头；左手9床的黑人叫Jim，苏丹人，懂英语，几乎不懂汉语；右手10床这位姓周，又是冤进来的法轮功，绝食绝水两个多月了。他眼珠子都黄了，上下嘴唇都翻起了干皮，就象干裂翘起的泥片儿，腿只有我胳膊粗。

　　我太难受了，昨儿折腾了一晚上都没怎么睡，今天又折腾一上午。盼着大夫也不来，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沉睡中，忽然有人揪我的胳膊，我一睁眼——“喀嚓”一声，明晃晃的手铐铐住了我的左腕，吓得我一激灵，“喀嚓”一下，另一个手环铐被铐在了床头。

　　纪哥又去别的病床，挨个把病犯单手铐在床头，那些手铐平时就在床头锁着。天很黑了，要睡觉了？难道睡觉都得铐着？

　　见他铐完人要走，我叫住他，“纪哥，我实在受不了了，帮忙叫一下大夫行吗？”

　　“你刚来，药、饭都是第二天才给,”纪哥说着又要走。

　　“我都快脱水了，纪哥……”

　　“谁不扛着啊？就你特殊？让我挨骂去？”

　　“那你叫一下队长吧，我是美国人，要这样，我要向美国大使抗议了。”

　　我这杀手锏还真灵，他悻悻地找大夫了。

　　一个值班的女大夫姗姗而来，“听说你是美国人？”说着她礼貌地摘下了大口罩。

　　啊？！这不是我教过的那个美女大夫吗？！我对她印象深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当年滨河医院用我们的组织配型[1]试剂盒的时候，她老说不好使，我只好到这儿来手把手地培训她——她连PCR操作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我从零开始教，费老了劲，才把她带出来。

　　就怕在这儿遇见熟人！如果我案子没把握，见了熟人还有希望给捎个信儿什么的；可现在我这案子是肯定没事儿了，这儿要见了熟人，只能使我丢了客户——怎么解释也白搭，谁还会再信任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要传扬出去，弄不好我整个北京的市场都受影响了。

　　我呆呆地盯着她，张嘴又不知说啥好，无限尴尬。

　　她脸红了，又把口罩戴上，一语双关地问道：“什么毛病啊你？”

　　太好了！她没认出我来！看来我这副尊容——蓬头垢面，胡子满脸，成了上好的伪装！我立刻说：“痢疾……颈椎增生……关节炎……全身乏力。”

　　大夫飘然而去，护士姗姗而来。输上液，我又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纪哥拨拉我，“醒醒！都回血了！”

　　我睁眼一看，液已经完了，输液管儿里有一长段血。纪哥过来给我拔了针，没按一秒钟就放了手。血马上从针眼儿流了出来，我赶紧把右手凑到床头，用铐在那儿的左手按住针眼。

　　“纪哥，我要小茅。”

　　“小啊你！”纪哥一脚把塑料桶从我床尾踢到了床头，抄起输液架就走。

　　“纪哥，我这铐着怎么小茅啊？”我实在有点儿忍耐不住了。

　　“翻身得解放。”纪哥说完出了门。

　　我琢磨了半天，右手捞起尿桶，拧开盖儿，左手把铐子滑到床头中间，翻过身在床上艰难地方便——这就叫“翻身得解放”。

　　[1] 组织配型：器官移植中，检测器官提供者和器官接受者双方白细胞抗原的匹配程度，匹配程度越高，移植后的免疫排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