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王光美1967.08.08

中南海的革命群众：

在八月三日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上，革命群众要我就五个问题，做出检查交代。现已写出，送上请审阅。

由于我所犯的许多错误和严重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愿再一次向革命群众、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毛主席请罪。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一、关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

1963年11月底到1964年4月底参加桃园大队四清革命中的错误：

1、没有在运动中号召和组织干部、社员和其他工作队员们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而只是反复宣传党中央的“双十条”（草案）、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即十二条）、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发展农业生产纲要四十条。我们当时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敢想过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搞的。我们在运动中主要还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精神，但，没有随着运动的进展组织大学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促使群众和干部思想革命化，把四清搞得更好，使经过四清革命，在群众和干部中真正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

2、过分强调工作队的作用。

我参加的河北省委试点工作队人数很多，因它既有试点摸经验的任务，又有培养干部的任务。大工作队必然会发生包办代替的错误。我在桃园四清总结中，又加以宣扬，影响各地在1964年冬搞大工作队的错误。

3、过分强调根子要扎正，基础要打好，采用了第二个十条草案中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虽然我们是在向群众、干部大讲双十条（草案）时，同时物色根子的，仍有神秘化的作法。在一个被坏分子把持的党支部领导的大队中这样做有一定的必要。我在桃园总结中对扎根串连讲得很具体，对错误的扎根串连作法加以宣扬，造成了坏的影响。

4、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特殊化，有的方面有不如其他组员的地方，造成不好影响。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中，批评了1964的形“左”实右的倾向。我理解是指1964年冬至1965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的一段时间发生的问题。那段时期在全国四清运动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形“左”而实右的倾向，主要应由刘少奇负责。

其中受桃园经验错误影响的部分，我负责。我认为，桃园经验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也不是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我去河北参加四清革命是刘少奇叫我下去锻炼的，并没有要我下去摸经验的意思。离京前，我问过刘少奇下去该怎么做，他简单地答复我几句，就是桃园总结中引的那几句，“除了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思想、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以外，不要先带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当时因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也没有向工作队负责人传达，直到总结时，才讲出。刘少奇没有指示我好好贯彻毛泽东思想是他的最大错误，但，我不认为他所说的不要带框框的意思是不要毛泽东思想，因为他要我贯彻党的政治，而四清中的主要政策文件，即双十条（草案）等，我们当时，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第一个十条（草案）明明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而我们在桃园时，也主要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放手发动群众，以彻底革命精神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理解刘少奇讲的不要带框框，是要我不要先想好下去会遇到什么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我在八月初，在清华大学工物系一个班参加批评工作组的辩论会上，也曾讲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框框。

以后，我又搞四清的几个地方，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和第一个十条（草案）的。但，我没有完全否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时还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有关政策界限规定。在我参加的一些讨论四清工作布署的会上或我修正定稿的工作计划或文件中，大都讲是以二十三条为纲，以“双十条”的有关部分和其他文件和随着运动的进展大学主席其他有关著作来武装群众和干部。因为，我当时只知道第二个十条太长、有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等错误。不知道党中央已否定这个文件，而二十三条前的通知中有一句：“过去发出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我一直认为第二个十条中，还是有些不与二十三条抵触的部分，仍有用。这是我的错误。

在23第下达前，1964（年）冬季河北新城的四清，确有形“左”实右倾向。大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片面强调根子要选正，而使工作组员不敢接触中农，不敢接触干部，领导上反复强调沉下去，再沉下去，以致缺少革命声势。宣讲23条，都是给贫农、中农、干部分别宣讲的，而且要干部（除由少数干部同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组成生产班子抓生产外）集体学习二十三条，普遍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给干部很大压力，等错误做法。我因有外事任务，下去较晚。我曾向保定地委总团反映并研究了改进的办法。以后，我立即回北京向刘少奇汇报了新城情况（因那次下去以前，他曾要我两个月内不许提意见），他同意了我们打开局面的一些办法，但，新城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太引起他的注意。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还认为保定地委工作团的这一段错误原因来自华北局的某个领导同志的指示，而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十三条，才扭转了那时在全国四清运动的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在看了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个光辉的历史文献以后，刘少奇才认识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主要来自他的错误指导思想。

新城的四清在毛主席批评后，立即召开了几次万人大会贯彻二十三条的精神并将工作队一分为二，分出一半去涿县搞四清。以后的几次四清我认为基本上是遵照二十三条进行的，但，仍存在工作队大，有包办代替等错误。我个人在三同方面较之在桃园有些方面做得更差些（如：因我生了浮肿病，查不出原因，去社员家吃饭时，我自带了碗筷等），影响很不好。

关于1966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江苏省方巷大队在社教中如何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报导和短评。我对这两篇文章的看法，上次就做过检查。我认为是关于如何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方法问题之争论，也就是如何贯彻林彪付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指示的问题，却造成我反对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错觉，我不想再辩解。

二、关于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参加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期间，忠实地推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清华大学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首先我一参加工作组，就站在工作组的立场上，想各种方法巩固工作组的领导地位，以一些不适合的框框条条限制群众运动，以我们主观设想的搞法去要求群众运动，自然遭到革命闯将们的抵制；接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方面，把一些非主流的事情当为主流；提出“排除干扰”的错误口号，把一些革命小闯将当做“假左派”，并提出与之辩论，必要时反击的完全错误的决定。这样，就发生严重的学生斗学生的事件。从6月24日到7月12日一段时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特别对三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学生的大会，我亲自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对蒯大富同学六月二十七日的辩论会和七月八日批判会，对王铁成同学七月十二日的批判会）由于这三次全校性大会，在全校群众中造成极不正常的压力。我在七月初参加组织批判蒯大富同学的准备工作时，向工作组领导和当时的文革筹委会主任等都讲过要通过我们在运动中揪出的黑线人物和跳出来的“假左派”做为活靶子，通过对他们所反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进行批判，通过批判极少数以团结、教育、提高大多数（群众、干部和我们工作组自己）。这样就把当时怀疑工作组，要向工作夺权的蒯大富同学当成了活靶子去批判。这些严重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我。由于我片面强调提高辩论和批判的水平，层层选拔大会发言人，并在大会前召开了练兵会，既造成各系各单位大抓“蒯”式人物，又对群众施行了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发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错误，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又没有虚心去当小学生向革命群众请教。由于这三次批判大会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的压力，不仅伤害了被批判的蒯大富、王铁成、刘泉、陈继芳（后二者是在他们本系批判的）等人，并发生了不允许蒯大富同学半夜时到中央办公厅接待室而逼得他绝食抗议。在这段时期内还发生了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学生朱德义轧（卧）轨自杀伤一腿的严重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应向革命群众请罪、向我们伟大的党请罪、向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确象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评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在这段时期，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道而行之，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清华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负重要责任，上述那些重大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我们工作组是属北京新市委直接领导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一定责任，但第一位要负责的是刘少奇。因为：

（一）是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议上决定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而又没有对工作组派出后如何工作给以正确的指导，并同意了一些错误汇报和意见，做了不少错误指示。

（二）在大批工作组派出后，在去年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曾指示“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不要怕乱，乱了以后，再一分为二”。（这个指示我是离开清华大学以后，从揭发某些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时才知道的，原话可能不准确）刘少奇当时为什么不请示主席，已派出工作组应如何办？为什么回北京后，刘少奇不在他主持的常委汇报会上研究如何贯彻主席这个指示。在工作组受到革命小将较普遍的抵制以后，还不考虑是否工作组的工作有问题，反而同意了“排除干扰”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如果是对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的意义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按林彪付主席所指示的那样，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后，陈伯达等同志一而再地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刘、邓又根本听不进去，未加考虑，即给回绝了，这又是怎么样的不尊重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不同意见啊！直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才亲自决定有问题、没问题的工作组一律撤销，并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扭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航道，亲自写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最光辉的革命文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决定。

（三）刘少奇叫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是六月十九日，那时他的意见是让我先去看一次大字报，再参加工作组，补办手续，如可以住，当晚可住女宿舍。我当晚没住成，六月二十一日参加了工作组。虽然，他叫我去是为到第一线去锻炼，当时交代我：（1）下去同群众一齐搞好文化大革命，经受锻炼；（2）联系一个班或一个系；（3）反映些情况。但是，他为什么在主席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以后，还同意我参加工作组，而又没有向我传达主席的指示。在七月二十左右，陈伯达同志曾找我谈了一次话，除谈了些别的问题以外，着重谈了对外文委和广播学院发生情况，说他们斗了第一批揭校党委的学生，并把他们订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把他们的后台追到林杰同志等人身上，并说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当时，不仅不觉悟到清华大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反而讲了清华大学的情况与那两个单位不一样。我讲了：我们工作组在不让蒯大富同学上中央接待室，和以保护为名限制了他的自由，是错误的；但，蒯不是反校党委的，对他进行批判还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把他订为反革命分子，现在我们已进入批判校党委等等。我坚持了我的错误看法，辜负了伯达同志对我的帮助。而在我后来简单地向刘少奇报告了伯达同志找我谈话后，刘少奇也没有告诉我伯达同志曾提出过撤工作组的意见。

（四）在我参加清华工作组的四十多天里，我几乎是每夜回家住。我常常零碎地把我在清华大学接触到的情况和意见和我个人的意见告诉刘少奇。刘少奇发表意见较少。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刘少奇确实批评过我们，并鉴于我们在辩论中发生的问题，要我们拟出个辩论手册，以保护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但，他在我们搞“排除干扰”，批判蒯大富同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没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刘少奇是同意我们的基本做法的。直到知道中央文革有些同志对蒯大富同学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他还集中看了清华工作组编辑的一些大字报选、清华工作组长的几次讲话，和清华工作组写给周总理的关于蒯大富问题报告草稿，七月二十日左右还去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时，刘少奇和我还认为清华工作组是属于错误不大那类的工作组，根本就没认识到是他经过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我讲上面这四个方面，来说明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犯严重错误中，刘少奇所负的责任，并不是想推卸我的责任。因为，我所经常反映的情况，多来自工作组领导、当时我们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和我个人的意见，而我反映的错误情况和意见，恰恰同刘少奇在当时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听到的情况和意见比较一致，因而使他同意和批准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意见。在这方面，我是起了坏作用的。

关于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几次检查已讲过，根本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没话可以再讲，只有今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三、关于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的看法。

我上次已写过材料。

戚本禹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我读过他几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和报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对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非常好，从三个根本方面：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批得深、批得透、击中要害。文字写得非常生动。

关于刘少奇是否说成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问题，我过分地相信了我自己和刘少奇。觉得他不可能说过这个话或给过这样的评语。这是我的错误。

刘少奇看这部影片时，是已在北京上映完毕，据动员他看的人说第二天就要拿走。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人动员他看的了，而看前和看时也没有人向他反映过对这部影片有争论，更不知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对这部影片已提出严厉的批判。现在我仍然想是否有可能是赞扬和欣赏这部反动影片、反对江青同志正确批评的人，故意动员刘少奇看的。而刘少奇看了没讲话，他们也就用刘少奇来抵制江青同志。

即使刘少奇没讲过反对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

（一）虽然只看了前半部，为什么没有看出这是部反动影片，和不应让这样坏的香港影片在全国上映、毒害人民。他过去看电影和看其他文娱节目，很多次都是别人或我和孩子们在他因病休养时或工作较多时要他休息一下而动员他看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讲过选些轻松愉快的片子给他看，而不是让他审查片子。对一些很坏的影片他也提出过批评，但，大多数他都不发表态度。而鉴于他当时在党内工作的身份，他一看过，别人就可以说刘少奇看过或审查过，而造成不好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两大错误：（1）对于电影、戏剧……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就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武器，长期认识不够。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虽认识有所提高，却没有引出应有的教训。（2）我曾长期有过这种想法，对我们一般党员、群众和我的孩子们应多看受无产阶级教育的片子，而对我们的一些负责干部，他们似乎不会受不好的文艺节目的坏影响和腐蚀。他们看看各国、各种影片和文艺节目，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各国的、各阶级的动态。好象看“内部参考资料”一样。刘少奇可能也有这种错误想法。

（二）在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明确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以后，为什么刘少奇不找当时主管文艺电影方面的负责人调查是谁称赞了这部反动影片，并阻挠了对它的批判。为什么不请示毛主席是谁称赞了这部影片，并就应该如何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请主席指示。据揭发材料讲，毛主席以后还讲过这个问题，刘少奇一直未领导和组织对这部影片的批判，确实到了雷打不动的程度。对待毛主席的指示，采取这样不认真的态度，不管他讲有什么理由，也是不能容忍的。

刘少奇在许多报告和讲话中，虽然也多次讲过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宣传工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革命战线；但，他对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不仅不抓紧，反而由于我上述他的种种错误态度造成了文艺界资本主义思想大泛滥，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是没有得到根本、彻底改造的。

四、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刘少奇曾在一九四六年初，做过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我没有听过，也没有听过传达。根据揭发，和八月三日斗争我的大会上，一位革命群众叫我念一些内容来看，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极端错误的，说什么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将要到来，鼓吹议会道路，散布对国民党匪帮的和平幻想，说要对我们的军队采取整军，并改变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形式等等。我现在认识到刘少奇的报告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仅是讲错话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精神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投降路线错误。而过去我曾认为这是一篇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对我党当时面临的形势和整个工作的安排的报告；而这样重要的报告，关系到我们全党工作形式的改变，刘少奇怎么可能不经过党中央讨论，而只讲他个人的意见呢？当时，旧政协才开完，停战协定刚发表，我党和国民党匪帮均分别发表了停战命令。我曾想是否在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国内外均有许多国要求和平，我党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抓住和平、民主的旗帜。如果，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由于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党的努力，使蒋匪帮还不敢发动全面内战，或拖延内战爆发时间，或只限于局部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果，经过我们努力而国民党匪帮仍胆敢发动全面内战（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它对反共内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将更清楚地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们的反动面目。所以，当时，我党曾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分析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并准备如果这种可能出现，我党应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而且准备做一些让步，如让出一些解放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的军队，……。在我党采取了这些妥协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它。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赴重庆参加谈判是取得巨大胜利的，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间，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威信大大上升。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蓍作中，在讲到国共谈判时，除了讲“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从来都强调蒋匪介石和国民党匪帮的本质就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的。“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守，不能交出去”。“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那个时期，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公开的讲话、协定、命令……中，我们党着重表示我们坚持和平、民主的愿望，是正确的，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刘少奇做内部报告却只讲谈判、议会道路一种可能性，而不讲两种可能性；而把工作部署和工作方式完全按可能存在一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去安排；既散布了和平幻想，又给我们的实际工作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他做这个报告，并没有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那么，在组织上也是极端错误的。怎么能对这样关系全局的形势分析和全部工作安排的报告，擅自去讲呢！也太胆大妄为了。

基于上述我曾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即这样重要的报告，不可能不经过中央讨论等），在革命群众追问我时，我的答复，必然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严重错误。

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在一九五零年或一九五一年初，山西省的王谦有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刘少奇看后，加了个极端错误的批语，发给了马列学院第一班毕业生。批语中说“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做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据我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正组织和领导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调打倒地主，有的地方搞的是清匪反霸斗争，使贫下中农翻身，保护农村资本主义──富农，以稳定中农，有利于农业发展，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那时满脑子广大新区的情况，而且赞成保护富农。使他完全忽视了在老解放区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极重要的示范作用。他的这个批语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二）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他比较注意强调先组织供销合作社。强调了在流通环节上的合作化的重要，而忽视组织生产合作社是错误的。强调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有了强大的重工业，有了农业机器，才能组织集体农庄，搞农业社会化，因而对农业社会化曾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因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一直是保守的。

（三）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广大农民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原定计划。在这种新鲜事物的大大发展中免不了出些偏差，也是不难纠正的。而当时有些舆论反映认为合作社发展太快了，引起不少问题。在一次刘少奇主持的西楼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邓子恢集中了反映了这种意见，认为合作社的大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等等错误论调，刘少奇不仅对此没有痛加驳斥，反而同意了对农业合作社“适当收缩，停止发展”的错误方针，因而就发生了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刘少奇要负责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是马列主义关于农业改造方面的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的天才的伟大著作，狠狠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过去，我学过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以为主要是批评邓子恢等的，并曾以主席指示，在支部检查了我们自己的糊涂认识。最近，我又重读了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结合大字报上的揭发和批判，才认识到主要是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某些同志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对五亿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应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并指示“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并批评了“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看见了较少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贫农和非富裕农民的错误思想。批评了“超过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论调，指出干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是要“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失了方向”。在这篇光辉著作中，伟大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第一次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应当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想适应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发展。毛主席并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当时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这里毛主席提出了路线的分歧。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批评以邓子恢等直接提出下马的人，现在我认识到，那次西楼常委会，即是刘少奇主持的会上，未批驳邓等谬论，而决定“适当收缩、停止发展”，就使邓子恢等大加“发挥”而砍掉了二十万合作社，造成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应由刘少奇负指导思想上的责任。我过去在革命群众向我进行的面对面斗争时，说过砍二十万合作社是邓子恢干的，而在一九五五年前，和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指示后，刘少奇对发展农业合作社还是积极的。这就是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恶劣影响，是我的严重错误。

至于“剥削有功”的话，不论在什么情况，在什么地方，刘少奇讲了这个话或有这个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立场的。

过去，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曾讲过，刘少奇没有直接讲过这个话，而讲过近于这句话的许多错话。而且强调，他讲这类话的时间、条件和作用。一九四九年党中央搬进北京不久，大概是四月初，有同志反映，在天津有一种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党中央派刘少奇去解决。因当时，我们正大军南下，京津刚解放不久，经济上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经济上困难不小，所以，决定保存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刘少奇在天津工作了一个月时间，在批评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和有一种不敢接触民族资产阶级，并讲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资产（本）主义允许发展时，讲了许多错话，做了错事。有些话，孤立地摘录来看，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

当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根据我的了解作过上述说明和解释，似乎刘少奇天津之行是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总的还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重要问题，只是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错误。

《揪刘战报》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

《揪刘战报》编辑部增刊1967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