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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和姐姐都已经上班，而且每月收入都有一千来块，在当时已经算不少了。父母二人在家里做了几年灯笼，手里也攒了几万块钱。渐渐地父母年纪大了，想老了有个依靠，就打算到武汉跟儿子落户。那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有一天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里说武汉的商品房最低价只要七、八百块钱，就打电话说想在武汉买房子，让我找找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卖。
其实我们银行就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我首先打电话问人家。可是行里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商品房都位于市区，一个平方米最少的也要一千二百块。我一听，觉得我们买不起。于是，人家跟我推荐了武汉市西郊的吴家山，让我到那里看看，那里的房价是武汉市最低的。
吴家山原来是一个农场，后来渐渐发展成郊区小镇，并且设立了一个台商投资区，有统一、百事可乐等企业进驻。我去吴家山那天，坐公共汽车特别的顺利，一共只花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到吴家山，我就觉得这里的建筑挺新的，造型也还可以。一问价格，果真是每平方米七八百元。我打电话通知了母亲来武汉看看，母亲一见这房子，也满心欢喜，当即就付款跟人家签了合同。
我们家买的这套房子位于西郊公园对面，当时也是吴家山的最边上，再往西就是菜地了。这套房子是七十九平米的两室一厅，七楼，也没有物业管理，总价五万五千块钱。房子买了以后，我们又花三千块钱买了一些廉价的家具，把这里布置得像一个家。母亲这辈子第一次住上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半夜三更的还打扫卫生，把地拖了又拖。当时过年卖灯笼的钱还没有结清，母亲还要赶回去结帐。临到走时，母亲好几次下了楼又上来，打开门看了又看，久久不忍心离去。
一个月以后，父母又来到武汉，住进了我们的新家。那年我父亲过六十一岁生日，生日那天我堂兄全家和我女朋友都来给父亲祝寿，母亲做了满桌的好菜，一家人别提多快乐了。晚上，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着卧室柔和的灯光和全新的窗帘，心里喜滋滋的，觉得生活真是美好。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父母都只在武汉住了一个来月，随即就返回山西做灯笼去了。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吴家山的家中。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吴家山有多远：五点半下班，七点多才能回到家里。自己动手煮一碗挂面，吃到嘴里已经八点多了，吃完了就要倒头大睡，第二天六点多还要起床赶公共汽车上班。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回吴家山的家里，这里毕竟是我自己的家。只是到了冬天，天亮的晚，我才搬回集体宿舍住上一段时间。
到了一九九八年，全国最后一次住房改革，在与女友突击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分到了位于汉口高雄路的一套两室一厅，交了五万多块钱。由于女友在学校期间我把相当一部分工资补给了女友做生活费，加上她找工作时花了不少钱，到分房子时我手里只有八千多块的积蓄。由于连续两年生意不好，父母手里当时也没什么钱，但还是支援了我三万块。我又向同事借了一万多块，才交足了房款。我的房子位于西马路垃圾转运站旁边，是个一楼。环境非常差，到了夏天垃圾转运站的垃圾发酵，整个院子里臭气熏天，蚊蝇孳生，老鼠成堆，根本不敢开那边的窗户。由于手里没钱，也就没有装修，安了防盗门防盗网就住了进去。那时正是大热天，我白天还要上班，父母就来到我房子里打扫卫生，一干就到半夜，中间就吃顿方便面。 我买的家具也是那种便宜货，全部都是刨花板外面贴水曲柳花纹纸。买回家具和电器之后才十多天，武汉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由于当时长江水位比地面还高，雨水排不出去，形成了内涝。高雄路一带地势比较低洼，我又住在一楼，那天夜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大水一寸一寸地往上跳，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赶紧给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那同学过来帮忙，在家门口筑了个堤坝。但是，这种堤坝根本无法起到作用，水从墙面的裂缝和下水道里渗了进来。第二天早晨，家里的水已经有十多公分深了。我们把电器用砖头垫起来，家具就没办法了。雨还没有停，水位还在一点点升高。幸亏这时妻子单位的处长带着十来个武警过来，把我们的电器、衣物扛到了二楼一套敲光了墙面、正打算装修的房子里。晚上，妻子和我坐在二楼那家装修用的沙堆上，看着满屋狼籍和楼下的大水，妻子忍不住靠在我肩膀上哭了起来。我劝她道：“哭什么呀，这种经历别人想遇都遇不上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点损失不算啥，咱们早晚能再挣回来！”
那次洪水我们院子里的水达到齐胸那么深，家里的水有四十公分深。后来水退去时，我在屋里抓了几十条小鱼，甚至还有一只小乌龟。还有一条水蛇水退去后被困在了封闭的阳台里，被我用铁锹铲了出去。我的那些刨花板家具被水一泡，全都变形发霉，还生了不少虫子。家里的墙上，还印有一条清晰的水线。从此之后，我们全家对这套房子极端厌恶，总是巴不得早点搬走。
俗话说一失必有一得，一九九九年妻子单位在汉口北郊买了一块地搞商业集资建房，可以靠公积金贷款缴纳百分之八十的房款，自筹六万元现金付首期即可。恰好一九九九年我们家卖灯笼挣了七万多块钱，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挣的最多的一年，于是轻松地交了首期，买了一套一百九十平米的大房子。当时全家人都很高兴，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总是一起到工地上看。然而单位做事总是慢吞吞的，这房子盖了四年才竣工交房。
转眼到了二○○○年，我们又有了新的打算：把房改分的那套房子卖了，在妻子单位集资房附近的常青花园买一套两室一厅，开始由我和妻子住，等单位的集资房盖好就转给我父母住。这样，双方住的近一些，以便有个照应。此时房价已经开始上涨，常青花园的住房价格从原来的每平方米八百元涨到了一千六百元。我父母拿出了七万，我拿出卖高雄路房子得来的七万，一起凑足房款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二○○一年初新房子交付使用，我立即就请人来装修。
给我们装修的那个人是熟人介绍的，姓彭，长得矮小而猥琐。我们是第一次装修，没什么经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没时间，而父亲当时已经开始原因不明地频频发烧腹泻，母亲照顾父亲也没有时间监督。这个姓彭领着我们去买材料，装做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买回的材料都是高价，姓彭的在里面吃回扣。由于没人监督，姓彭的用材料极其的快，八十平米的房子光木芯板就用掉一百来张，那些木芯板堆在房子中央有一人多高，真不知道他都用到哪里去了。后来二○○二年我在武昌新买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找正规公司装修，却只用掉三十多张木芯板。其他的材料如油漆、榉木面板也耗费极快。 姓彭的实际上根本就不会装修，找来干活的那些师傅都是他们村里的农民，地上砌的瓷砖还不到三个月就松动了，人走上去吧嗒吧嗒直响。后来我质问他，他却说瓷砖都是这个样子的，连大商场里的瓷砖都是吧嗒吧嗒响的。当时我真恨不得扯他两个耳光。给我安装的吊灯，在天花板上用冲击电钻打个眼，塞个木头片就把螺丝拧上去了事，半年以后吊灯从上面掉了下来。安下水管时，明明我买回了PVC管子，可他不会安装，就用洗衣机那种软管对付，热水一冲，软管马上就变形堵塞了。这下水道一直成了我们家头痛的问题，污水经常溢出，把木质的橱柜都泡变形了。后来在清理橱柜下面的污水时，我们把橱柜底部锯开后居然从里面掏出了姓彭的他们以前吃剩的馊饭、一次性碗筷，甚至还有一只破鞋。
买装修材料的时候需要经常请一些搬运工，不知为什么这些搬运工在建材市场通常被称做“兔子”。但我觉得这个称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们“兔子”，而总是叫“搬运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欢罗里巴嗦地讨价还价，一般是“兔子”说什么价钱就按什么价钱。有好几次，那些“兔子”自己开口报价，等到了家里就说吃亏了，要求再加钱，否则就走人。第一次我无奈之下就给了，后来发现不少“兔子”都如法炮制，才明白这是这些“兔子”们划拉钱的手段。于是我不但不给加钱，而且还声色俱厉地将其臭骂一顿要他们马上滚蛋。我一狠，这帮“兔子”就老实，还是乖乖地搬完走了。二○○二年，我母亲到汉口火车站提货，由于大跃进时候得了关节炎，母亲在年纪大了以后腿不利索，难以负重上楼，就在火车站找了个“兔子”。母亲让他看了看这十件灯笼，每件大概有三十斤重，搬上二楼。“兔子”说得给十块钱，母亲一听十块钱虽然贵了点，但也不想再为省个一块两块的再去找人，就让那个“兔子”跟着车来了。结果那个“兔子”搬了几箱，见只有我母亲这个一瘸一拐的老太太，就立刻乘人之危现场加价要三十块，否则不搬。我母亲一听觉得这简直就是敲诈，心一横让他走自己搬。这家伙走了几步，竟然还有脸回来跟我母亲要十块钱，说是先前搬上楼的那几箱的工钱。我母亲说，你又没有搬完，凭什么给你十块，你搬了四箱，只给四块。那小子不干，就坐在我母亲的灯笼上耍赖不肯走。幸亏这时小区的保安听到争吵后赶过去，把那个“兔子”撵走了，又帮我母亲把剩下的几箱搬了上去，一分钱也不要。
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从贪官到刁民，上上下下充满了道德沦丧、见利忘义、乘人之危、自私冷酷、言而无信、无羞无耻之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这些成语，用来形容现代的多数中国人实在是不合适了。中国要想真正地富强，光看GDP的增长、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的兴建是不行的，不找回被如同敝履般抛弃的道德廉耻，中国永远不会真正振兴，也休谈什么被人尊重。
不过，我在装修房子时也有意地与民工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民工的思想。有一次买的材料比较多，我雇了七八个民工。那次我没有坐到驾驶室，而是和民工们一起坐在后面货厢里，很自然就谈到了农民的现实生活。民工们向我大吐苦水，说现在村官腐败、负担很重、生活困苦。我又问：“那你们肯定过得不满意吧？”一个农民回答：“何止不满意，现在只要有人领头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将话锋一转，问道：“那你们在毛主席时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农民中有个年纪大的，说道：“毛主席时代，我们生活比现在艰苦些，吃不饱哇。可是，那时侯当官的没有这么坏！我们饿肚子，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饿肚子。”我问他们是不是乡亲们都很怀念毛泽东，他说：“是啊，我们那里好多人都挂他的像。”另外一个农民说：“没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现在孩子连小学都上不起了！”我说道：“但是，你们知道你们饿肚子的时候，毛主席光吃鱼的菜谱上就有十七个菜吗？你们知道，你们家乡饿死人的时候，毛主席在武汉、韶山盖别墅吗？”农民们惊愕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听人说，毛主席那时侯脚饿得浮肿啊！毛主席的女儿也吃不饱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数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份菜谱——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然后我说道：“你们看看老毛当时的照片，像是个浮肿的样子吗？这样，我给你留下地址，你到时候给我联系，我带你去看看在咱们这里毛主席的别墅，也是饿肚子时候建的。”农民们沉默了，看得出来我已经动摇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神圣印象。于是我接着问道：“现在农村不是搞海选吗？当官的怎么还坏？”农民回答道：“本来我们选了村长，好的狠，我们大家都信得过，但是镇里不久把他给免了，换了他们的人，坏得狠！”我说道：“你们想过没有，这官为什么这么坏？”农民说没想过。我说：“这些当官的根本就不是你们选出来的，而是镇里指派的，他好坏、升降都由镇里管，怎么可能为你们办好事呢？”农民们点头承认。我接着说：“你刚才说了，你们自己选的人好的狠，这说明只有你们选出来的人才会给你们办事；办的不好大家不满意就不选他，把他给免了！”农民们连连点头称是，但又说：“可是自己选的还是会给上级给换掉啊！”我说：“别说村官，就是镇官、县官、省长，都由你们自己选出来，那他们还会对你们不好吗？”农民说：“那怎么可能呢？自古当官的都是皇帝任命的。”我说：“错了！在外国，当官的，就连他们的主席总统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都给老百姓办事，你看人家生活的多好，你说这样好不好？”农民们纷纷说：“那当然好啦！”我说道：“不要相信任何领头的，咱们自己就是领头的，什么当官的，咱自己决定，干的不好或者不老实，咱就免了他，他啥也不是！这就叫民主，不是别人给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民工们听到我的话，个个群情振奋，那天干完活竟然不要钱，但我还是执意给了。还给我留了详细通讯地址和呼机号码，临走还对我说：“看得出你是真关心我们穷人，今后要多给我们指路啊！”不过，我以后没再跟他们联系，因为再联系，国家安全局的同志们就要注意我了。不过，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建立在一种模糊认识和谎言欺骗上，基础极不牢固，只要把毛泽东真实的生活情况公布出来，他们的崇拜立刻会发生动摇、甚至烟消云散；第二，农民不排斥民主，他们甚至渴望民主。只要民主主义者做好启蒙与宣传工作，就一定能争取到占人口绝对多数农民的支持。
常青花园的房子我们只住了一年，到了二○○一年我和妻子先后都到武昌上班了。常青花园离我们单位有二十多公里路，还没有直达公交车，每天二人跑得都很辛苦。此时我们已经准备要个孩子，担心每天这么跑会不利于怀孩子。于是，我俩打算在武昌租一所房子，或者买一辆车。后来一算账，租房子一个月要八九百，条件好一点的甚至要一千多；买车要投入十万，每月的折旧加各项费用要将近两千，十年以后还报废了。与其这样，不如咬咬牙贷款买套房子，首期付个七八万，每月还上一两千，十年以后房子还是自己的。当时我们手头有八万来块钱，又向几个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在武昌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住房，离单位有六公里远，算是很近的距离了。买完以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找了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连家具带电器带装修只花了六万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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