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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拜金主义逐渐兴盛起来。假如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每日谈论的都是理想，那么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更喜欢钱。那时的大学校园内每到周末，就会有不少豪华的轿车停在女生楼门口。知情者告诉我说，这些都是接那些“傍大款”的女生们出去过夜的、大款们的车。
有些女生“傍大款”，有些女生则出去卖淫。刚进学校时，我们山西老乡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女老乡。那个女生长得在我看来算中上等，但身材不错。当时她还显得比较有才华，学校广播站经常播送她写的一些稿子。后来学校搞时装表演队，她还成为模特儿。上大学头一年我们还挺热乎，经常在一起聚一聚，但后来渐渐地各忙各的，很少来往了。到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我突然在开会时听到老师传达她被开除的处分。原来，本来家庭条件还不算差的她到大城市生活了几年，看着到处的诱惑，大概渐渐地感觉到钱不够用了，就跑到学校附近一家大宾馆里做起了皮肉生意，结果在卖淫时被公安局“扫黄”抓到了。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随着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基建过热，又一次剧烈的通货膨胀发生了，后来有资料说那年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并且，由于粮价放开、取消粮食凭证供应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粮食和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反映在学校里，就是食堂饭菜价格涨了一倍半，质量还不断下降。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当时大学总务后勤这一块是肥缺，食堂的员工大都是校领导的七大姑子八大姨。这帮人狐假虎威，对待学生的态度非常恶劣，打骂学生的事经常发生。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竞争机制，他们做出的饭菜越来越难以下咽，馒头没发开、米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的情形时有发生。食堂里的那帮人做韭菜炒鸡蛋时，下面全是韭菜，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鸡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钱给他，他就用勺子在鸡蛋下面抠呀挖呀，盛进碗里的都是韭菜。而学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产的，全都是黄黄的，蒸出来的米饭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坚若磐石。
当时我是系学生会和分团委宣传部长，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上级反映这件事，很自然地想到“通过正常渠道”。恰好，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也与我有同样感受。于是，在一次系团委会议上，我们俩就把饭菜价格过高、质量太差和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向列席的校团委副书记（【注】校团委副书记是学校政工人员）反映了。可那个副书记一听，却一脸的不屑，居然教训了我们一番：“你们这些学生要求太高了，现在的条件还不够好？我上大学时，还没有正经食堂呢，都是露天吃饭。”我们俩听了他这番话十分气愤，心想看来这“正常渠道”是难以奏效了。等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生活部长恨恨地骂道：“他妈的，跟这帮王八蛋就不能说人话，他们听不懂的。”我也气愤地说道：“就是，说他妈的什么他们上学时在操场里吃饭，狗屁！那古时候人还吃人呢！”生活部长又说：“既然有话好好说不行，那老子们就搞出点严重的事来，敲打敲打这帮龟孙子。”我一听，正合我意。
当天夜里，我们两个就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书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和几十张小字报，声讨令人厌恶的“火头军”，并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由于怕别人看出我们的笔迹，我们故意把字迹写的非常潦草。当天夜里熄灯以后，我们乘着夜幕分头行动，把这些告示张贴于各宿舍楼、食堂和教室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学生们就都看到了。
由于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早已经积聚了很久，我们的这些告示就如同在干柴上扔了一个燃烧的火炬，霎时间出现了星火燎原的形势。第二天中午，一场全校规模的罢餐运动开始了。当时，校园里口号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饭菜却静悄悄的没人去，还出现了不少声援、响应我们号召的标语和口号。政工人员一看就着急了，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又是说服，又是威胁。后来还来了几个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来。我和生活部长两人在楼道里碰到了，相视一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系里的政工人员来时，我甚至还帮助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心中却偷着乐。然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缺点——过激现象很快表露出来了：三十七号宿舍楼的一些学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当我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时候，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不过，那时的学生们都圆滑了，见好就收，没有酿成进一步的破坏。
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并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群众不起来造反，官僚们就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要不是校领导和总务的人员怕再闹事丢了乌纱帽，食堂的伙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这种改善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逐渐又开始下滑，但我那时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事情多了起来，也就懒得再管这事了。
这次罢餐运动让我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第一，在群众对某种现象普遍产生不满、又没有正当渠道改变或发泄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引起“乱者四应”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利用得当，就可以起到打破旧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背离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并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群众的不满能够随时得以发泄，问题随时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群众的不满就不会积聚，有人试图发动并利用群众力量的愿望就会落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一是言论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财大时的往事。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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