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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那时，我一听到有人反对毛泽东就气得眼冒金星，跳起来跟他们辩论，论据就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没有腐败”等等。当时由于我年纪尚小，父母也没有把他们经历的历史真相完整地告诉我，只是偶尔在他们的谈话中透露出只言片语。而那些他们亲身经历的悲惨世界，我并没有切肤之痛，因此在我眼里也就成了“要奋斗就要有牺牲”。除了崇拜毛泽东，我还崇拜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日成，成天梦想着跟美国打一仗。在自己当时写的一些日记、作文中，也充满了这种狂妄的“自豪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那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自幼就被灌输种种谎言洗脑，最初往往会是这个样子。因此，如今我看到有那么多愤青，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当一九八九年事件来临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毛派愤青，而不是民主支持者来看待这个事件的。
一九八九年山西的气候特别怪，冷空气一股接一股地袭来。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太谷县的最低气温竟然还是零上一两度。一九八九年四月，因为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猝死，北京在哀悼胡耀邦时发生了游行示威。其实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老百姓已经积聚了很多不满，却无正常渠道发泄，只有慢慢地积聚着能量。恰好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造成官员从下到上的层层欺骗，社会危机被担心自己乌纱帽的官僚们精心地掩盖起来，最高层根本就看不到底层百姓不满的积聚。因此，胡耀邦的逝世就成了一场大的政治事件的导火索。
太谷这个地方比较闭塞，因此政治事件到这里往往要比别处慢半拍。当北京已经陷入旷日持久的混乱状态时，太谷县的秩序却比较平静，人们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当时太谷有三所大中专院校：山西农业大学、太谷师范学校、晋中地区卫校。太谷县的游行示威主要就是从这几个大专院校搞起来的。我就读的太谷中学升学压力大，学生们虽然也挺关心政治，但更关心自己的学业，再加上学校也有意压制，所以没有集体上街，只是有一些学生三三两两地参加了别的学校举行的游行。但在学生们课后的交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基本上是同情北京的大学生的。
那么工人怎么看？当时工人也有很大不满，但工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当时工人下岗、失业现象并不普遍，工人们每月照时可以领到工资。虽然因为通货膨胀而遭到一些损失，但日子毕竟过得比以前强多了，因此他们虽然同情大学生们，也乐见大学生游行发泄一下，但工人普遍不愿意参与政治。在一些工厂里，积极参加游行的往往是一些不本分的年轻人。
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七。但是当时中国农民刚刚从包产到户中尝到甜头，虽然欺压农民的现象已经开始露头，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中国农民一百年以来生活的最好的时候，因此农民也不愿意参与政治。所谓“官倒”，与农民相距甚远，“官倒”有与没有，和农民种地关系不大；至于大学生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农民们来说更是曲高和寡、闻所未闻。整体而言，农民们对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态度是冷漠的。
和今天那些后悔没赶上文革的愤青们一样，我当时是个毛泽东崇拜者，惟恐天下不乱，自然比较热衷于看到满街大字报和游行的场面。有两次，有人说南大街有农业大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示威，我就赶紧跑去看了，也想跟着人家喊两句口号，结果赶到时，人家都已经走了，没赶上。山西农业大学成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在太谷县的焦点地区，当时在农大食堂旁边的广告栏上，上贴满了“支持北京大学生”、“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和“打倒官倒”之类的大字报和标语，每天中午都围了很多人看。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好象开头是这么写的：
“林江”集团，横行十年，小平你真能干，但也蹦达不了几天……
到了五月二十多号，忽然传来了吾尔开希绝食“牺牲”的消息，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就在很多宿舍楼门口贴出了悼词，仿佛还在一个什么地方搭了个灵棚。当时消息一日数惊，谣言漫天，很多大学生连“吾尔开希”这几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写作“渥尔开西”和“沃尔凯西”。我到现场转了转，觉得大字报多了，没有讽刺漫画，就自己画了几幅贴上去。正巧几个大学生围在那里看大字报，见了我的画，纷纷夸奖我画的好。
尽管我比较热衷于此，甚至一度打算到北京去看看，但在父母的严格约束下，我还是基本上做了一个旁观者。每天晚上既看新闻联播，也听《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了解情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突然广播里传来了杀气腾腾的声音：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反革命暴乱！我们全家人围着收音机，一言不发地听完了整个新闻。父亲皱着眉头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对学生犯的着这样吗？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两个播音员做出了勇敢的行为：薛飞故意心情烦躁地读新闻稿，杜宪则以异常沉痛的语调解说天安门清场的新闻，仿佛在念悼词。他们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代价，从此在电视屏幕上永远消失了。以后连续几天，每天电视新闻都连篇累牍地报导那些被杀害的解放军战士的镜头。我母亲心眼善，看到被烧得焦黑的刘国庚、崔国政他们，忍不住流眼泪，一边哭一边说，这是在干什么呀，都还是孩子。那几个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当时到处宣传，以后就逐渐被人忘记了。但我却始终记得他们几个名字：刘国庚、崔国政、马国选、李国瑞、刘艳坡、徐如军、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而那些死难的学生们的名字，我却始终无法知道。
最令铁Z局的工人们气愤的是，戒严部队在开枪时竟然打死了在铁道部大楼内值班的全国铁路总调度。虽然这位不幸死难的总调度跟铁Z局的工人们非亲非故，但毕竟是一个系统的人，多少有点“阶级感情”。直到一九九○年，还有工人来串门时在骂：王八蛋，（那个总调度）门都没出就被打死了，你说那当兵的不是瞎开枪是啥？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里，有关那次事件一直都是敏感的话题，被束之高阁，不许讨论。但是，我既没有宥于官方得出的结论，也没有相信逃到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的说法，而是一直在独立思考：那次事件是如何由一场抗议运动演变成最后的武装冲突的？这个事件究竟如何定性？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究竟谁是那次事件胜利者和失败者？十五年以来，我一直在求证，探索，思考，期间观点也经历了一些反复。
现在，我认为一九八九年事件并不是如海外的民主人士所称的那样是一场“革命”或“人民起义”，我也不同意官方将它定性为是一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说法。我感觉一九八九年事件是一场十足的悲剧，一场在全民族心灵上撕开难以愈合的伤口的悲剧。冲突的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生，都犯了不理性的错误，都在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原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的问题。如果学生在表达了反对腐败与要求民主的愿望后就适可而止，如果学生不占据天安门广场，如果学生不冲击戈尔巴乔夫访华，如果学生在戒严实施后主动撤出，那么这次事件很可能不会演变成最后那个样子。
但是，学生和群众运动本身就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的特点，如果官方处置得当，那么事件也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四月二十六日，在悼念胡耀邦引起的抗议浪潮刚刚出现平息的苗头时，《人民日报》那个《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使得本已平息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本来官倒腐败、通货膨胀和楼堂管所就已经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表达一下愤怒和不满，有什么错？难道政府自己做错了事情，群众连表达反对的权利都没有吗？为什么非要在头上扣一顶“动乱”的帽子？在此后的将近一个月里，官方对示威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置之不理，派出袁木这么低档次的官员去应付，即便是一国的最高领导人，去见一见示威的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丢脸的？就这样一拖再拖，导致混乱局面蔓延全国。到五月十九日，又杀气腾腾地宣布戒严，用军队来对付和平示威的老百姓，这又是什么逻辑？因此，我认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者，官方应当对悲剧发生承担更大的责任。
就这样，一边是盲目自发的群众运动，一边是失职失策的官僚机构，双方都没有给对方以台阶下，导致对抗不断加剧，最终酿成灾难。
一九八九年事件打断了改革开放后正在蓬勃发育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致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监督权利受到削弱，政治改革被中止，进而使得中国的改革方向发生偏离，使得改革异化为今天这个样子。没有群众监督的官僚机构越来越懒散，越来越耽于私利，使得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治理，反而愈演愈烈。今天的腐败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过老百姓最大的承受能力，积重难返，能否得到扭转我已经很难下结论了。老百姓比起八十年代，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改善，尽管官方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扩大老百姓的自由，但由于官僚机构的全面腐烂，到处充斥着胡作非为和无法无天，因此比起八十年代，相当多的老百姓生活不是好转，而是更加痛苦了。在腐败的官僚机构和依附于官僚的部分知识精英的勾结下，改革已经沦为剥削、压榨人民群众的工具，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样的恶政被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人民头上，人民在受苦，在流泪！
一九八九年事件粗暴地践踏了老百姓对执政党所寄予的希望和热情。老百姓不得不用两种声音讲话，一种是在公众场合讲的，是假话；一种是在私人场合讲的，是真话。两种声音讲话造就了双重人格，老百姓是非善恶标准出现了混乱与颠倒，冷漠代替了热情，欺骗代替了信任，凶狠代替了善良，掠夺代替了建设，这导致了全民族道德的进一步沦丧。甚至，连一向以社会良心自居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很多甘于出卖自己良知和尊严，捞取权力和财富的政治娼妓。想一想八十年代人们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再对比一下九十年代的中国人，真让我欲哭无泪。
无论是真正为了中国富强的官方人士，还是满腔热忱的学生群众，都不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胜利者。如果说，谁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胜利者，那么除了腐败的官僚，就是那些早已成为政治僵尸，却不甘心失败的野心家、投机者和政治骗子们。想一想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后，是谁借机上窜下跳，企图死灰复燃就明白。如今，在异化的改革的压迫下，政治骗子们正在利用民主力量的低迷和国家机器的偏向，妖言惑众、摇唇鼓舌、搬弄是非、挑拨矛盾，试图火中取栗。这批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九八九年事件没有英雄。无论是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围观群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他们不是罪犯，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可是他们死了，年轻的生命永远凝固在一九八九年。他们不是烈士，因为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过要为此而死，解放军战士面对的并不是穷凶极恶的暴徒和敌人，青年学生面对的也不是刽子手和反动派。他们是牺牲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误解与不信任的牺牲品。我觉得应该为他们树立一个纪念碑，让人们永远记住那场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如此的悲剧。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被尘封了整整十五年。官方既不愿意再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胜利来炫耀，也不愿意让别人再提起。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谁应当为这场悲剧承担责任，成为了一个谜。但是，我相信历史最终将会做出裁决。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历史花了两年时间做出裁决；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历史用了二十年时间做出了裁决；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历史用了整整三十三年才做出了裁决。我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将会对一九八九年事件做出公正的裁决，真相早晚要大白于天下；靠掩耳盗铃般地封杀，是断然要失败的。
我回顾一九八九年事件，并非意味着我反对邓小平。恰恰相反，我们家的人对邓小平一直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我们都觉得，这件事邓小平没有办好。我回顾这件事，也不意味着我反对现政权。实际上，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与激进民主势力的错误观点做斗争。我想，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愿意像苏联那样土崩瓦解，不愿意中国效仿俄罗斯那种 “强盗的资本主义”。要民主，也要社会主义，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心声。因此，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正视我们这个国家苦难的历史，也希望他们能够带领老百姓走过这遍布泥潭的艰难岁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公正自由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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