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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我的母亲时年十六岁。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的母亲找男人结婚。村子里有个张大娘，儿子在郑州搬运社工作，张大娘就跟着儿子住在黄河路，自己靠捡破烂为生。张大娘这个人热心肠，喜欢做月下老人，当年我大姨和大姨父的婚事就是她给撮合成的。因此，外婆就找了张大娘，再次请她帮忙给我母亲物色个男人。我母亲年纪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这么着，张大娘找到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劳改农场出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家庭出身不好，又属于政治上犯错人员。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两条足以使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一般女人对他敬而远之。即便偶尔有人来提亲，也要么是离异的，要么是带几个孩子的，要么就是生理有缺陷嫁不出去的。见到这类人，我父亲一概面都不见，因此渐渐地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就这么着一直拖到一九六六年。后来，父亲偶然认识了一位在文化用品厂工作的姓常的老姑娘，她倒是不嫌弃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于是二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常姑娘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父亲还高。别的地方倒还说得过去，就是有点二愣子劲头。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时期，有时父亲和她在街上走走，碰到有大辩论的，常姑娘立刻就伸着脑袋掺和进去，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几次挽起袖子差点动起手来。父亲本来就挺厌恶文革，一见常姑娘如此热衷于政治运动，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正在此时，跟父亲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张大娘给父亲介绍了我的母亲。
父亲跟母亲见面是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母亲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年纪比自己大一辈的男人，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父亲见母亲模样长得不错，人又文静，各方面都挺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个农村户口。但比起那个常姑娘来，父亲还是觉得跟母亲过更可靠。上午见了面，下午父亲就又找到母亲，对母亲说：咱们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吧。接着父亲又跟母亲说了一句：“你先等等我，我出去有点事情。”
父亲说“出去有点事情”，实际上是找那个常姑娘跟她说分手的。常姑娘一听挺不乐意，跟父亲吵了一架。无奈我父亲决心已下，常姑娘也没有办法。后来我父母结婚以后常姑娘还不死心，又给我父亲写信，骂我父亲浑身上下都是阶级烙印，跟我母亲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剥削阶级子女找剥削阶级子女。父亲收到这封信后根本就没当成回事，随便往兜里一装。后来母亲洗衣服时翻到这封信，连忙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这才把常姑娘的事情说给母亲听。
不过，常姑娘有缺点可也有优点，特别的喜欢打抱不平。常姑娘跟父亲告吹之后，有时还到父亲的一位工友家去玩，从工友那里听说了我母亲被祖母虐待的事情。常姑娘被祖母的恶行气得脸色发青，挽起袖子来就要去收拾祖母。父亲那位工友一看，吓得赶紧把她给劝住了。
我父亲由于年纪轻轻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波折的经历，社会的歧视，使得他脾气很暴躁古怪，感情冷漠，对什么事情都缺乏兴趣。此外，由于当时没有成家，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了祖母，结果祖母全都吃干喝净了。特别是文革初期祖母作为地主婆被红卫兵押回封丘农村老家，也使得父亲颇为破费，不但一贫如洗，而且还欠了几百块钱债。我的父母二人从见面到登记仅仅才十来天工夫，坐了趟火车到北京大姑家就算完婚了。父亲找人借了五块钱给我的母亲买了件新衣服，没有被褥，是我大姨买了个套子连夜赶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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