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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有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指着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喊道：“她撕了毛主席像！”于是大街上素不相识的“群众”一拥而上，把那妇女打得躺在地上求饶，还申辩着：“我没有，我没有啊……”打了以后，人们四散而去，那个妇女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父亲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烧书，各种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父亲爱看书，于是挤过去看到底要烧什么毒草，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拎着个塑料桶往书上倒汽油，另一个则点燃个纸捻子扔在书堆上。顿时烈焰熊熊，人类进步的阶梯化做缕缕青烟。旁边则是砸唱片、摔瓷器、烧油画的，随着此起彼伏的“砰、砰”、“咔、咔”的响声，无数珍贵的艺术品成为一堆废物。
又往前走了一会，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游街。郑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穷人，以养奶牛为生，按理说也都是劳苦大众。此时的造反派让他们牵着自己的奶牛示众，还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四个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个单位门前时，已经快中午了。恰好里面由造反派押出来一批专政对象，脖子上挂着木牌，赤着脚在烤得烫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个女干部模样的人，身上被人糊满了报纸做的盔甲，胸前挂着两只破鞋。
等到他们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当时的戏装不象今天的戏装那样，是由尼龙绸、塑料片制成的。那时戏装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等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人们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的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时值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回家去。父亲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邻居，技校的苗校长他们两口子面色苍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从大院里出来。苗校长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国民党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内线来送信，在国民党兵来之前，他先在村里街上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喊道：“乡亲们，我苗××走了！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老娘和孩子还在家里，拜托大家照顾一下，谁要是敢动他们一指头，休怪我苗××回来以后不客气！”就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对象，真不知道这算是哪家的革命。不过，那次批斗苗校长是陪斗，喊了几句“打倒走资派的孝子贤孙苗××”之后就把他给放回来了，没怎么着他。
不过，采取“文革”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倒是来得很快，特别是针对现在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五十年代末郑州市文化路在扩建时，有一家钉子户，无论如何也不肯搬走，后来政府给他家盖了一处新院子、新瓦房，也还是不肯搬走。于是，宽宽的文化路走到他们家那里就窄了一倍。就这么着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二话不说就动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为平地。可怜那家子人，连家具也没抢救出来。
在郑州时，我们家大院隔壁就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家属楼，一楼住着一对科研人员。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十三四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几个字。文革开始后不久，那家好长时间见不到人。开始父亲还以为他们回老家了，后来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后关牛棚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在家，用电线缠住自己的双脚，触电自杀了。父亲又经过那栋家属楼时，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我父亲还见过一回郊区贫下中农的“革命游行”。那时郑州郊区的贫下中农还穷得很，大冬天的连一件内衣都没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满补丁的破棉袄。那天正是雪后初晴，天气非常冷，那些贫下中农举着标语，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浑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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