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四月

　　两面都不买我的账

　　为了转移视线，根据社会上的舆论焦点，我提出了反特权。我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

　　赵紫阳说：我从朝鲜回来后很不好办，有小平同志的讲话，又发表了社论：说是邓定的不能动，学生要求收回社论，怕秋后算账。而李鹏和北京市委坚持「四．二六」社论不能退。他们包围我，声称一定要守住社论不能改。在这样僵持不下的局面下，只有采取逐步缓和、逐步淡化的办法，不再说「四．二六」社论。

　　为了转移视线，根据社会上的舆论焦点，我提出了反特权。我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涉及我本人，也一样。再就是反特权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取消中央常委的特供（指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享受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指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轻车简从。

　　教委主任否定总理讲话

　　另外，在五月四日接见亚洲银行会时，我发表了学生和政府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八字方针下解决问题的讲话，主张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个讲话反应也是好的，北京七所大学复课了，当时报纸上也作了报道。这时如果继续对话，加紧做工作，形势也会好转的。

　　赵紫阳说：但是这时何东昌（时任国家教委主任）却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精神是不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我在亚洲银行会上的讲话。一个教委主任，竟这样大胆地否定我的讲话，这一定是有背景的！何东昌的讲话传达下去，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的讲话不代表中央。

　　为「四二六」社论火上加油

　　这时学生就愈发有顾虑，要求对「四．二六」社论有个说法，而另一些人则坚持「四．二六」社论不能退，并还收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那里送，还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进行两面挑，而我和学生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账，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这边愈要求对「四．二六」社论有说法、对政府施加压力，邓的那边决心也愈来愈大，而学生闹得愈厉害，李鹏、北京市委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愈来愈大，这就形成僵局。李鹏还将我的军，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和学生对话，对一次学生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