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由赵紫阳的老友宗凤鸣记述、李锐和鲍彤作序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前，多名当事人受到北京高层的恐吓，有关部门甚至承诺拿出重金购买书稿。可见，被幽禁至死的赵紫阳晚年的一些思想成果，在其逝世两年之后，依然让某些黑暗势力感到惶恐不安。早已不是中共的“同志”的赵紫阳先生，倘若在九泉之下知晓这些细节，大概会因之而笑声琅琅吧。
在中共史上与陈独秀并立
宗凤鸣在赵紫阳晚年以气功师的身份出入赵家，与赵紫阳有过上百次谈话。赵紫阳本人未动笔写回忆录，因此这本时间横亘十余年的谈话录，堪称赵紫阳晚年思想的结晶。在中共党史上，赵紫阳可以同陈独秀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因为坚持真理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总书记，两人的被罢黜均印证了中共“流氓当道、贤良出局”的潜规则；而两人在凄风苦雨的晚年生涯中，均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对国家、民族和中共自身的命运作了深刻而冷峻的思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抗战硝烟里的四川江津，陈独秀从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延安毛泽东的肃反中，彻底看穿了共产党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实施比法西斯还要残酷的独裁统治的事实，从而重新回归五四时代高举的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卫兵环伺的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从天安门屠杀的鲜血和苏联东欧的崩溃中，悟出了“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的真理，并以长达十六年的被囚禁和被侮辱的沉重代价，来捍卫此一真理。这两位总书记失去了权力，并长期受到官方控制的传媒的封杀和侮蔑，但他们赢得了历史和人心｜｜历史和人心，不是权力与金钱所能收买或改变的。
赵紫阳是中共建政之后历届总书记中学识最为渊博、与知识份子关系也最为融洽的一位。在其晚年谈话中，赵紫阳涉及到的学者和著作有：《顾准文集》、何清涟《现代化陷阱》、马立诚和凌志军合着之《交锋》、王力雄《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化大革命》、孙立平《断裂》、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许家屯回忆录》、章韶华《人类的第二次宣言》、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以及《战略与管理》杂志等等。
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的脉动，赵紫阳一直密切关注并洞悉于心。他赞同自由主义和普世人权价值，而对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 “新左派”思潮则有尖锐的批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的思想先驱顾准，赵有极高的评介，认为顾准“是个大思想家”，“当今理论界还没有超过顾准的思想水平的”。对于论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的《交锋》一书，赵在赞同之余也提出不同看法：“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姓公姓私的问题。”
智商、人格、能力远超胡锦涛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拥有强烈求知欲和不耻下问精神的领导人，其手不释卷的习惯并非失去权力之后才形成的。据与赵交谈过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师弗里德曼和曾在赵身边工作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人回忆，赵既虚心向他们讨教经济学问题，他本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着清晰的思路。赵紫阳虽然只具有中学学历，但其智商、人格力量、知识水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却远远在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之上。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学历和文凭往往不是判断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尺规。
据一位曾与胡锦涛共事的官员透露，与赵紫阳家中琳琅满目、时时充实的藏书相比，胡锦涛家中除了马列和毛选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藏书。胡锦涛每天惟一阅读的公开出版物便是《人民日报》，明明知道这份报纸上全是假话、套话、空话，他仍然装模作样地耗费许多时间，在这份报纸上作勾划和批注。难怪在访问俄罗斯时，有俄国记者询问：主席阁下喜欢哪部俄罗斯的经典名著？胡锦涛茫然不知所措，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此答案在俄国传为笑谈。
这也表明胡锦涛确实是一个喝着“狼奶”长大的孩子。作为一个毛时代的工科大学生及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在那样的氛围之下，还形成了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蔑视心态，以及对党的教条的顶礼膜拜。毛主席不是说过，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是资产阶级的过时的学科吗？毛主席不是说过，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吗？
指出胡接班受宋平邓力群影响
胡锦涛虽然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但在作为一个现代国家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文盲”。赵紫阳对胡锦涛有着别具慧眼的认识，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谈话中，他指出：“胡锦涛是清华大学学生，做青年团的工作，是在我党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后来分配到甘肃工作，是在宋平领导下，受宋平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总之，他是在我们党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而胡锦涛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邓力群提出来的，自然也受邓力群一些观点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胡是邓小平亲自挑选的“隔代接班人”，赵紫阳却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胡是由“左王”邓力群推荐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如果不是在“左”的方面与之臭味相投，邓力群又怎么会青睐在地方上毫无政绩可言的胡锦涛呢？
胡锦涛的思维方式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对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原教旨思想抱残守缺。在胡锦涛时代刚刚拉开序幕、海外媒体和国内大部分知识份子及民众对“胡温新政”抱有无限期望的时候，久经宦海的赵紫阳却看出了胡的真面目，“胡温新政”根本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从胡锦涛上任后，首先去西柏坡，后又去延安，还去毛主席家乡。这表明自己要继承毛主席这个传统，从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寿辰纪念文章作了大赞扬也可说明。在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力量来改变。否则，这个体制、这个利益集团会把他搞下去。这些利益集团已形成的体制，是要维护一党专政的，是绝对不允许触动的，权力是独揽的，否则就要失去政权。”虽然以赵的宅心仁厚，并不同意朱厚泽所说的“胡比江更坏更左”的看法，但赵、胡二人价值观上截然的分野，已经在这一席话中表露无遗。
赵紫阳亲美胡承继毛时代美国观
赵、胡之间认识水平和价值立场的分野，还体现在对美国的看法上。
赵紫阳是一个“亲美派”，他指出：“所谓‘三个代表’，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赵紫阳有着高屋建瓴的认识：“美国也是从谋取本国利益来发展对外关系的，但是他们发展本国利益是同人类利益相符合的，因为他们不但对发展对外贸易，而且还受他们本国人民价值观的支配，那就是还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就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文明相一致了。”
反美是中共建政以来对外关系的主轴和对内宣传教育的主线，反美在西方世界也被主流知识界视为“政治正确”。作为中共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却如此赞扬美国说：“如果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有个主导的话，那么，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比中国来主导要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了。因为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基于以上的原因，赵紫阳告诫中国的当政者说：“二十一世纪前半世纪或者说至少前三十年，主导世界的仍然会是美国，其他无论欧盟和日本都起不到这个作用。至于俄罗斯、中国更不用说了。这是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因此，中国要发展，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而要与美国搞好关系，中国自身实现民主化、政府保障人权，又是必要条件，仅仅在贸易问题上作一些让步无济于事，因为“无论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都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国家发展起来”。
与其说赵紫阳是“亲美”，不如说他是亲近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是要将美国探索与实践出来的、成功的治国理念移植到中国来，以完成中国政治制度的顺利转型。与赵紫阳富于远见卓识的“美国观”截然相反的，是胡锦涛在毛时代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美国观”。胡锦涛仍然将美国看作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敌对势力的首领，一听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字眼便如坐针毡、视若仇寇。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胡也表现得比江更加笨拙和僵化。二零零六年春，胡锦涛首次以党国元首的身份访美，强迫美方拿出最高规格来接待，而为美方所拒绝。虽然胡在美国抛出一百多亿美元的钜额订单，却没有得到美国朝野和公共舆论的任何好评。此次访问成为中国领导人访美历史中最失败的一次。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呈现畸形繁荣，胡锦涛再度萌生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的狂想。在断绝体制内外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之后，胡锦涛企图以“大国崛起”的宣传来凝聚民心。同时，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专门与“邪恶国家”如古巴、北韩、伊朗等狼狈为奸，频频向近代以来伤害中国尤深的俄罗斯暗送秋波。胡锦涛政权试图拉拢俄国和欧盟对抗美国的外交策略，无异于缘木求鱼：且不说欧盟与美国的矛盾是自由世界内部的矛盾，即便是俄国也早已抛弃了共产制度，不会再做中国的“老大哥”。中共当局近期积极开展对非洲外交，表面上似乎实现了毛时代未能实现的、让第三世界“万国来朝”的梦想，其实这一切不过是用金钱暂时收买而来的“友谊”而已。这种自不量力的民族主义煽动及对外扩张，既无法与美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抗衡，又白白耗费宝贵的民脂民膏，重蹈当年苏联与美国军备竞赛而最终民生凋敝、走向灭亡的覆辙。
晚年的赵紫阳，其自由仅仅局限于富强胡同的小院子里，却一直心怀天下。他未能实践其政治体制改革的雄心壮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亦是中国及中共的悲剧。比赵紫阳年轻二十岁胡锦涛，如履薄冰地度过了十五年的“储君”生涯，终于得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掌权之后，胡锦涛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而动，让中共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改革的最后机会，中共再也无法像国民党那样虽然失去政权，却仍然是台湾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共的未来是幽暗的而非光明的，中共的寿命是短暂的而非恒久的，中共在人类历史上已然是一个千夫所指、声名狼藉的政党。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也许不自觉地充当了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那样的、为终结旧制度出了一把力的“功臣”。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开放》２００７年３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