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宗先生见面虽然不多，相识已二十年。1986年前后，紫阳夫人梁伯琪大姐告诉我：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宗凤鸣退下来了，热心改革，愿意义务劳动，体改委如果有什么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可不可以请他参加？安志文知道了，很高兴，聘请他兼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员.

　　后来，我有机会和宗老见过一次面，听他谈在濮阳油田所作的调查。他主张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应忽视社区居民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会受益。我至今记得他的感叹：濮阳地区是抗日根据地，五十年了，群众很穷很苦；许多国营大企业过去与民争利，今后应该主动关心群众的利益；油田越替群众着想，群众也就越会爱护油田。那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心于改革，热心于社会公益，是一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者。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有过两次波澜壮阔的大普及，或者说，大异化。第一次，它被毛泽东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阶级斗争 + 消灭私有制”，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为官府和斗争爱好者们共同勇于实践的信条.第二次，它被邓小平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稳定压倒一切 +发展是硬道理 +

　　先富起来”，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权力和金钱爱好者们皆大欢喜的现实。经过这样两次大普及之后，仍然热心於以全社会为本位，不忘无势无钱的劳苦大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中国越来越少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二）

　　后来我没有机会和宗老再见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后。

　　我家客人历来不多。偶尔，1985年一天晚上，突如其来邓小平的一位女儿光临，说，科委在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请她父亲后天去讲话，她父亲说，你们给我起草个稿子，写得好，我就讲，写不好，我不讲.虽然离开科委已经五年，禁不住小平女儿几句“十万火急”，我被动员到丰台一个招待所里加了个夜班。第二天她告诉我，小平看了稿子，说，“好，我明天讲.”这就是《邓选》中那篇《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由来。不过闲话还是少说，言归正传。

　　话说多少年来，不速之客屈指可数。我坐牢后，慰问者反而络绎不绝.过去在反右中挨批，文革中挨斗，那些时候，连本机关的同事也迫于形势，必须和我“拉开距离，划清界线”。这一次，是“坐牢”，当“刑事犯”，性质之严重可知，而且在全党全国“大清查”的形势下，却引来了好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宾客。宗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比我年长，心脏弱，从航空学院赶到木樨地，路相当长，但八年如一日，坚持每隔几个月必来探问。宗老就是这样古道热肠.蒋宗曹探一次监，就向我传达一次“谁谁谁问你好”，“谁谁谁要你保重”。这使我感动，“世道”变了，独夫民贼不可能永远操纵人心，心中油然泛起了这样一句句子：“旧雨新知入梦来。”

　　（三）

　　知道我被判徒刑七年，应于1996年5月期满，他届时来看我，却扑了空。因为中共中央在指令法院判我七年有期徒刑之后，犹未餍足，决定再一次超越法律，再一次用警车前呼后拥地把我押进西山脚下一个职工宿舍大院，再一次把我囚禁在解放军全天候密集守护的围墙里.不管怎么样，又过了一年，1997年4月底，我终於回家了，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我全家也被同步扫地出门，从木樨地扫到了八宝山。宗老又赶到八宝山来看我。幸好，八宝山用於监视和控制的各种现代化装置来不及紧急配套运行，土法上马的设施如铁栏杆、大铁门、小铁门、岗亭等也还没有装，二十四小时站岗放哨的人员尚未配齐.因此侥倖得很，宗老居然进了门，上了楼。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我於是知道，紫阳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友好故旧隔离殆绝.这些年来，唯独宗凤鸣以“气功师”的身份，尚能出入富强胡同。每见，赵必谈。谈后，宗必追记。几年中，谈了许多次，追记了许多篇，已经汇成了一个集子。宗把这个集子送给紫阳，紫阳自己没有过目，说，将来让鲍彤去斟酌吧。宗这次来，就是和我商量这件事，希望我“修改修改”。

　　但是鲍彤不能受命。两位老者之间的谈话需要保持历史原样。何况鲍彤的身份早已变了，不再是邓小平女儿为起草她父亲讲话而夤夜光顾的鲍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议决鲍彤是反革命一个。倘若这个反革命居然和被视为头号政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什么“联系”，中共中央的新领导人会在何种心态支配下作出何种反应？紫阳将进一步蒙受何种伤害？当时我用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话答覆这位长者：“我不能修改。”这使宗老失望，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四）

　　紫阳去年逝世，再也没有人能加害于他。于是宗老准备出书，幷辗转提出要我写序。这，我当然义不容辞.

　　紫阳说过“斟酌”，大致因为他不想“藏之名山”。追记的公布，肯定会受到广泛关注，这位前总理、前总书记已被软禁十七年，他曾经为人民工作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大家自然希望知道这位改革老人的晚年。何况这本集子追记了两位老人的谈话，跟由旁人捉刀、由“作者”读熟而后背诵之的那些“台词彙编”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允许读者自由选择，我深信，想读这本书的人一定比自愿买《江泽民文选》的人多得多，尽管据说三卷江选已经印得汗牛充栋，崛起成为当今全中国（也许还是全世界）销量第一。

　　出版赵紫阳谈话集的合法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正同出版《江泽民文选》的合法性绝对没有问题一样。只要中国的宪法是真宪法，只要中国人的出版自由是真自由，只要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真平等，公民宗凤鸣的出版自由应该和公民江泽民的出版自由一个样。

　　赵紫阳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不比任何中国人少，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内，其他等而下之的名人更不在话下。我这样说是以邓小平自己的名言为根据的。请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邓小平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据我所知，党的历届大会报告人所作的报告，当得起被邓小平誉为“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只此一篇，别无其他；而十三大的报告人正是赵紫阳。这就是赵紫阳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地位。

　　宗凤鸣先生告诉我，紫阳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小平同志开创的（或託付的）政治体制改革”。（大意如此。）从措辞上，也可以看出紫阳的襟怀和风格。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着重指出政治改革曾经得到邓小平的支持，符合当初的实况，也有利于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六四以后，中共高层对政治改革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症。前总书记像一位慈祥的长者，教育那些谈虎色变的人说：年轻人，用不着害怕，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洪水猛兽，那是小平同志亲自提出用来救民救国救党的好事情哪！

　　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存在着争论。邓小平认为，不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赵紫阳认为，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共产党.赵紫阳向邓小平说不，说的是真理，靠的是勇气。十多年了，新的领导人总是说，十三届四中全会已经就赵邓之争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不能变。这种色厉内荏的话，我看连说这话的人自己，如果还有良心，也不会相信。中共中央1989年的决定，同中共中央1957年的决定、1959年的决定、1966年的决定……以及其他一切决定一样，都没有不受时间检验的特权，都应该由后人自由自在去进行审查和判断。

　　中国除了宪法，还有书报审查机构。书报审查机构的地位看起来比宪法低得多，但拥有的权力比宪法不知道大多少倍。在中国，书报审查机构有权和宪法对着干，有权规定哪些观点禁止传播，哪些事件不准报道，哪些人的名字不得在书刊上出现……。比方说，谈到香港回归的历史，只准提英国方面的签署人撒切尔夫人，不准提中国自己的签署人赵紫阳，这就泄漏了一个超级秘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字，已经被本国当前的书报审查机构列在黑名单之中。因此，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版赵紫阳谈话录，存在着宪法无法克服的困难.好在除了大陆，还有香港。2003年7月1日港人反恶法大示威业已昭告全世界：港人治港必须兑现！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亲口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庄严保证，书报审查机构想公然抵赖，恐怕也难.所以，当宗凤鸣在大陆不能找到宪法所保证的自由时，在香港能！我庆幸此书终於得以在香港出版。我的心情和一切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一样：希望先睹为快！

　　附言：写到这里，听说国务院发布了加强对境外媒体管理的新规定。我不知道有关部门将就此作出何种解释，也不知道它将依靠什么手段去实施。不过，我想，不应该影响这本书从香港传入大陆。赵紫阳直到去世，一直是共产党的党员，中共中央主动在他的遗体上覆盖了镰刀斧头的党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书报审查机构不应该背着本党中央去查禁本党党员赵紫阳的书。我也不相信书报检查官精通无中生有的魔术，居然能从伟大的公民赵紫阳的谈话中找得出什么查禁的理由来。]

　　2006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