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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到4月是一段。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法。 因为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一下去。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相串门，传播消息。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我在这篇讲话中，特别讲了这段话：“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后不搞运动。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线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结果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这次我们要和过去搞运动的办法区别开来，一开始就要把性质、范围、重点、政策、方法讲清楚，什么能搞，什么不允许搞。一开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讲清楚。这才是不搞运动的搞法（因为当时不搞是不行的，大势所趋）。 我的这篇讲话和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企图在反自由化中大干一场的人视之为束缚。他们认为这是束缚手脚的框框，是保护搞自由化的人。虽然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文件就把范围、重点、政策作出了规定，所以在那场反自由化中没有伤害更多的人，没有使全国的局势发生大的震动，没有搞乱经济，没有使改革开放遭到大的挫折，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点，在这段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二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行得更好、更有保证。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为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两个缺一不可，缺了哪个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因此要强调一下。如果因此而丢掉了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那就走上了另外一个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乘机否定改革开放。人们之所以产生一提反自由化，就这样那样的误解、疑虑，主要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含义没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一讲四项原则就以为改变了。现在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本来就是这样的。上述这一讲话对于安定民心、解除顾虑起了作用，大大缩小了企图以左反所谓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的活动市场。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来，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泽【194】任宣传部长时，我就找王忍之谈话，告诉他要记住有两个基本点，不要一讲反自由化就忘另一个基本点。还告诉他，在今后工作中要独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听邓力群的），要领会中央的方针。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竟然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拨“四人帮”极左之乱；而这次拨乱反正，就是要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乱。听到反映后，我当即批评了王忍之，还问他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 他不肯透露，只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因为过去王给我的印象还不坏，他在计委搞经济研究工作时，人还本份；在经济研究工作中也还朴实。对他能够和邓力群保持一定距离寄以希望。因此，对他只批评了几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没有给别人说他讲了什么话，我怎么批评了他，留有余地就是了。 大约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书，邓办主任）转给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讲今后反左是主要的，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说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启立负责接管宣传战线工作时（邓力群不管宣传战线了，由胡启立接管），找宣传部的同志来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这时我找王忍之（宣传部长）、王维澄【197】（常务副部长），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我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关于邓力群、胡乔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还有《光明日报》三个单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熊复【198】等人摆出要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架势，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噩梦一场。整个八年，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斗争。熊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两个凡是”【199】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把他们这样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阻碍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观念斗争的历程。熊复是“两个凡是”的笔杆子，三中全会时西南组就批了他。当时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组，我是西南组的召集人。当时邓力群并不是搞“两个凡是”的，他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由于思想上臭味相投，尽管熊复是这么个人，但由于他坚持左的那一套，邓力群非常看中他，继续重用。 当时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到处散布说：“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四号文件是个框框，束缚了反自由化的手脚，扼杀了积极分子的斗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后顾之忧。“还说由于有了四号文件这个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检讨，有恃无恐。还有的人甚至说，四号文件对反自由化斗争是泼了冷水。过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这次恐怕连27天也搞不了。他们之所以散布这些论调，目的是向我施加压力，让我修改部署，好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们还散布一种论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他们把思想理论上的自由化叫说自由化的；把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的叫干自由化的。还说，思想理论领域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他们极力突破四号文件的范围，要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农村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全面开展反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对改革开放进行批判和清算。 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中宣部有个理论局长卢之超【200】，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于受到邓力群的赏识，几次要提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没同意，他没如愿。后来我坚持主张让他离开中宣部，宋平找邓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协当副秘书长，以后参加了编写《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邓力群搞的。就是这么个人，他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201】，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讨论哪个是纲，哪个是目，要造舆论。说我讲的两个基本点是平列了、降低了纲，强调了目。我听说后，要中央党校校长高扬【202】去查这件事。召开理论研讨会时，江流借故没有参加，后来不了了之。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想以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 面对上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力，我于198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提出要进一步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中央四号文件上来。要全面、认真、准确地落实四号文件的规定，要继续按四号文件精神办。批评了说四号文件是束缚手脚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想法和作法。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我对那些错误思想的批评还比较含蓄，留了很大的余地。我当时就想到要扭转这种局势，必须寻找一个时机，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邓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除了王若望、方励之，邓早已决定开除党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名单，是由邓力群、胡乔木提出的，其中就有于光远。当时我按四号文件的精神，建议对于光远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作组织处理。1987年3月2日，邓问我对张光年【203】如何处理，我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的方式解决为好。当时名单除了于光远还有几个人，也没有通过。但中纪委的人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处理多少人。 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待下次讨论。因而那时并没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这次反自由化中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刘宾雁【204】和张显扬【205】。吴祖光【206】原定开除党籍，后定为劝退。王若水【207】由劝退改为除名。苏绍智【208】原来名单上要开除党籍，我提议改为撤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孙长江【209】原定开除党籍，后因聂帅讲了话，没有处理。聂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孙长江的材料书记处讨论了，还是要开除党籍，聂帅知道了就给陈云写了条子，说孙过去在科技日报工作表现不错，建议不要作这样处理。陈云当时是中纪委书记，他同意聂帅的意见。我借此机会在文件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处理，也应当按聂帅、陈云批示的精神来考虑。意思是可像孙长江这样处理。从这以后，处理人的事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关于在报上点名和不点名批判问题。虽然四号文件对此已作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有了明确的态度，指出不允许发表任何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过于集中和内容空洞重复；切忌运用“文革”和过去运动中不恰当的用语；被批评者如作确实说理的答辩应予以发表。一切与反自由化没有关系的报刊，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自从反自由化一开始，邓力群就组织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鲍彤的文章【210】，是说理的，反映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耀邦辞职后，反自由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上挂下联的问题。本来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对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议。除了说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以外，还说他提拔重用青年团系统的人。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我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提这个“团派”问题，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问题。我当时就说，青年团本来就是要向党输送干部、培养干部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连邓小平1987年3月也说，看来耀邦在干部问题上确实有个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是很重要的。在四号文件及我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以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我的意见。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212】，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还有江西一位女的书记，她主要是工作不胜任，与反自由化无关。还有内蒙古书记张曙光【216】，因他自己说话不当，耀邦辞职后，他的态度有些反常，引起许多议论，也不能不变动。对这些人处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总之，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对干部过分伤害和组织上过大的调整，没有重复以往以人划线、上挂下联的做法。 由于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虽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总的来说扼制住了邓力群、胡乔木和一些老人力图将反自由化扩大化的企图。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仍在继续。反自由化仍然是当时全国整个传媒和舆论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仍然处在困难的地位。而十三大几个月后就要召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十三大很难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当时觉得到了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987年4月28日，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制止。今后应强调改革开放这一面，十三大必须关成改革开放的会议。从现在起就要为开好十三大做好舆论准备。 第二，这次开展反自由化的斗争，目的是要解决自由化泛滥的问题。泛滥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个插曲，是由领导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不难解决。但泛滥问题解决以后，进一步解决是个长期任务。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开放。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受自由化影响才能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达到四个坚持的目的。不搞改革开放，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不能企图依靠搞几次运动根本解决自由化问题。不能因为发生泛滥问题，就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主要的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方向。为了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我们一个时期主要排除右的干扰是对的，但从长期从根本方面讲，改革开放的障碍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个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内容。如果改革开放只是目，只是具体政策，哪里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那样，所坚持的也只能是带有空想成分的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四，提出重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尤其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谈论生产关系，是一些左的观点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附加了许多属性。如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战时经济，我们就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固有属性的计划经济来坚持。在理论研究中，有些把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却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思想理论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至今相当严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胆探索。 我的这篇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整个空气在这篇讲话以后发生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变化。这也为顺利地起草十三大报告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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