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党内清算斗争王明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周恩来。周被指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和王明一起被批判斗争，经历了一段投身革命以来最难捱的日子。周本人从此洗心革面，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的领导，并为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却并没有高枕无忧，他知道这种胜利并不巩固，王明也没有真正认输，仍在伺机卷土重来。另一件让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来赴苏治疗臂伤回来后，转达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国际领导人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主席团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称赞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这样的话。毛听后大为恼火，乃至一时失态，说出"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这样的话来。
毛泽东之所以对这样区区一句话如此在意，乃是触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彻底斗倒党内教条宗派的话，他本人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不巩固的。由此萌生了发动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的整风运动的想法。
毛泽东是个深谙政治权谋的老手，他并非不想一鼓作气解决王明的问题，但顾忌王明背后有苏联人撑腰而暂时隐忍下来。再加上毛这时已经在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等不少问题上与莫斯科歧见日深，闹得很不愉快。因此不想再火上浇油，与远方(共产国际)搞僵关系，因为对于中共来说，维持与莫斯科的关系毕竟是大局。不过，毛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而是伺机而动，采取迂回战术，先扫清外围。
在这种情况下，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共理论家的张闻天遂成了首先开刀的对象，尽管他在遵义会议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盟友。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大概是张闻天未曾想到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措辞尖锐，情绪激动，矛头直指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发出了整风学习的动员令。
随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是天赐良机。看到苏联已经无暇他顾后，毛泽东趁势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名，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旨在彻底清算斗倒王明，不仅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确立他本人在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其实，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想这样做，曾经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一举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是，当时共产国际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解决抗战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应花很多的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强调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要特别慎重"。为此，毛才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暂时搁置下来。现在，毛已经可以不必再过多顾忌莫斯科的态度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把党在十年内战后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所犯的错误，提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来检讨和清算。深谙攻伐之道的毛先"打通"了博古、张闻天的思想，在他们承认并检讨了在江西主政时期所把的错误后，很快就解脱了他们，而将王明孤立组来。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识时务，不仅拒不认错，申辩他本人当时已在苏联，因此不能对中央苏区的失败负责，反而指责批评别人。王明这种四面树敌的做法正中毛下怀，在党内领导层中被完全孤立起来，成为众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会后，自知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的王明以攻为守，借季米特洛夫一份责问中共的来电，反过来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是自我孤立，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人资产阶级，建议目前仍以国民党为主，中共辅之，设法同蒋介石妥协，并表示决心要和毛泽东争论到底，不惜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随后，王明便称病躺倒，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王明的对抗反扑，更让毛泽东决心在政治上把他斗垮搞臭，随即成立了由他本人挂帅的清算过去曝史委员会。毛并亲自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指出这一时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其后，毛泽东又挑选出当年临时中央时期的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痛加批判，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把王明等人包括周恩来在内批得狗血喷头。文中认定王明是这条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而且还给他戴上了"小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帽子。"这便是所谓"九篇文章"的由来。后来在文革中，毛又对此一再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石头"抛出来。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接着，毛泽东又趁热打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学习，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流毒，把全党统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与此同时，又在组织上动手术。一九四三年三月，全面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把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正式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这在当时还是就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但新的中央书记处已经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核心，并且完全被清一色的毛派所掌握。
在书记处排名第二的刘少奇由毛泽东一手拔擢到中央，是毛在政治上坚定的盟友。另一名成员任弼时当年虽曾在宁都会议上力主撤换毛，但早已改弦更张，并且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立了大功，帮助毛改善了斯大林对他的印象，目前对毛也是鼎力相助。这样，通过这次改组，毛终于如愿以偿，在党内确立了他本人绝对权威的地位，成为中共神坛上一尊新的偶像。这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完成思想统一和组织调整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展开了彻底清算王明错误的批判斗争。时间是选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这样在清算王明时，就不必再担心投鼠忌器了。关于王明的错误性质，毛一槌定音：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理论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人是执行者与发挥者，并老账新账一起算，把王明在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上纲到"右倾投降主义"，指其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接下来，王明作为前后两次错误路线的罪魁祸首，被毛"请君入瓮"，在持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陷入了鼓破众人捶的境地，最后只好认错投降。
在整肃王明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周恩来。这既是报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与毛对当时党内形势的判断有关。延安整风期间，毛把党内各种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二是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成员大都像朱德、彭德怀、陈谷等这样一些曾和毛的共事中有过不同意见，以及一批在党内军中和周有较深渊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为首的正确路线派，即所谓毛派，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高岗、林彪、邓小平等。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大都是党内军中独当一面的各路诸侯，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党内的形势，这是毛泽东在作任何决定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后是和王明联手，才使得毛在党内受到孤立，吃了不小的苦头。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斗垮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趁机整服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的话，那么他本人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还不能说最终确立起来。这是毛在发动延安整风时决心加以解决的。为此，毛对周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为了使他能更驯服地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态度能够转变过来，就能带动影响党内一大批人。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连电催促一直常驻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火速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当时时局正处在变动之中，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中共自行解散，并调集军队侵扰陕甘宁边区，企图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两手压中共作出让步。周因忙于临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车坏，途中又遵毛嘱在西安同国民党将领胡宗闹交涉其军队侵扰边区一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原来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况后，发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的部署并未进入行动阶段，因此认为中央考虑有所戒备是必要的，但延安为此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并且通电全国一事则"刺激太甚"，所以致电延安，建议通电在重庆、西安暂缓印发。对此，毛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周这样做完全是顾虑个人的安全而不敢对国民党方面示强，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
这对于一直身处在国民党的笼潭虎穴，为中共尽心竭力办外交的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着实给了已经阔别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记当头棒喝，让他领教了已经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势。对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里，不敢忘记。许多年后，他奉毛泽东之命检讨自己在历史下所犯的错误时，又再次提及此事，说："到王明投降时期，我的弱点暴露最多。一直到考虑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周恩来确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他一回到延安，发现政治形势已经大变，拥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的大势所趋，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时，正准备对他开刀的时候，周立则采取主动行动，对毛表示信服和拥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顿，经过清算斗争后，彻底把他整服，今后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惩前毖后"。因此毛没有立刻对周高抬贵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在党内高层的整风I户，把周作为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为"教条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连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高干整风的目的定了调子，说：从四中全会后，党内行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当然，毛并没有忘记把经验宗派同教条宗派加以区别，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干整风期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一段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 "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他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党"、"篡军"、"帮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因为要说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牺牲的同志，他们已为党牺牲，表现了他们高贵的布尔什维克品质，而我连续犯了罪过，这在我涉及他们时，心里不能不难过。"
经过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学习组接受批判帮助，周恩来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讨提纲，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这是在党内高干整风中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给自己上纲上线，戴帽子，泼污水，系统清算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其中重点是中央苏区时期和抗战初期这两段。他承认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担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物，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阻碍"。
关于在中央苏区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是这样给自己上纲的：为教条宗派肃清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心关键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苏区反毛泽东的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一、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二、稼祥、弼时阶段，苏区党大会为最高峰；三、周恩来阶段，宁都篡军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阶段，五中全会为最高峰，篡党篡政篡军的完成。"
关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周恩来在检讨中表示："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绍禹，即王明-一作者注)、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第一次结合是经验投降教条，这一次要没有周、彭、项的拥护，教条宗派是建立不起统治的，故名为教条宗派打天下，或开辟天下。"
周恩来还对他之所以屡犯错误的社会家庭原因和个人品质进行了自我解剖。他在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伥琐冲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养，更增加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性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 。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处，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 一电) 。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代)。"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当时党内过火斗争的气氛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乃至谴责，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不过，他仍然对自己作了某种辩护。他这样说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在二十多年党的生活中，党的基本立场(即是说为党好)并未失去，而且也有许多锻炼，若干改正，如顽强性也渐渐生长，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因此摇摆不定并未发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发展到阴谋诡计；爱面子注意表面也未发展到说谎话做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动还没发展到不顾一切地蛮干，破坏纪律没走到分裂和小组织行动；党外迁就还没有失去最后界限，党内畏首畏尾乜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没有原则。因之，我的品质上基本特点是调和性与缺乏原则性。
这场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展开的清算斗争，后来终于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而不得不收场了。这和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有关。
还在周恩来返回延安之前，根据毛泽东"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延安整风运动转入了肃清内奸、审查干部的阶段。这项工作由毛亲自挂帅的中央总党委负责领导，当时担任总党委副王任，同时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具体主持其事。
康生曾经追随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里长期共事，关系本来很密切，但后来对王明反戈一击，并且力排众议，一手撮合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而深得毛的信任和重用。康生看出毛泽东想在政治上彻底斗垮王明，于是有意夸大敌情，加罪于王明，甚至把周恩来也捎带上。他公开散布说，延安存在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专门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来破坏党，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等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些人对新四军的失败和国民党特务大批渗入到延安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接下来，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区，仅仅在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被诬指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假共产党)，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就连毛泽东后来十分信任的何尘施，当时仅因在中央统战部作为王明的副手，同时有过留苏的经历，也被关押批斗，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对这种状况表示忧虑，并提出忠告，说："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它过去的领导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出于个人友谊，我不得下对您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让我担忧""季氏接着表示："我认为，现在进行的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提倡的民族战线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们因此而把党引向分裂，像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
在对毛泽东婉言规劝的同时，季米特洛夫对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说："我也觉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像清除党内敌对份子和团结党的各种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相互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劝告当然不以为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共产国际虽然已经解散，但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威和影响依然存在。加之眼下中共在诸多方面仍有求于莫斯科，因此绝不能把关系搞僵。况且季氏毕竟曾经有恩于毛--正是由于他的表态，才迫使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的王明放弃了与毛展开的那场中共领袖的争夺战，毛才最终得以在党内独占鳌头。凡此种种，都令毛不得不认真考虑"远方"的态度，而对周恩来乃至王明的清算斗争适可而止。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此刻也乐得顺水推舟，趁势收兵。因为在他看来，重点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的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既斗垮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最终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毛不仅在组织上大权独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双料主席，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于一尊。由刘少奇提议，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同，写入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党章，从而在中共党史上正式开启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整风运动确实可以而且应该凯旋收兵了。
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重要关节，对周恩来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遵义会议后，周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还只是"半条心"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他从此洗心革面，开始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这固然是因为当时拥毛已在中共党内成为大势所趋，而且成为党章中对每个党员的要求，同时也是深感今是而昨非的周在比较了曾共过事的几位中共领袖的长短之后，对毛的领导心悦诚服的认定。
这以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毛泽东完全取代了以往共产国际的神圣地位，成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与此同时，周也为他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内心深处以中国历史上辅佐雄主成就大业的张良、诸葛亮自勉，甘愿在毛的麾下充当助手，辅佐毛成就革命大业，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理想。
在以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毛、周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政治合作的关系，直到周恩来生命的终结。周始终恪守自己的这种历史角色，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尽忠守分，克尽厥职，从不作非分之想。无论是当他无端受到毛的捕总和整治，还是在毛陷入幻想，将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之时，周总是隐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即使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毛的错误时，也总是处处维护毛，唯恐有损"天皇圣明"的形象，乃至身后留下"逢君之恶"的骂名。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行事作为，固然是和他个人深自痛悔曾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因而不想一误再误有关，但是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为臣纲"这一皇权专制主义的老根来，实在是又粗又深，斩而不断，借尸还魂，继续在现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主宰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便是思想激进、标榜同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党人最终也下能逃脱这种历史的宿命。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捉弄人的。周恩来这种一误不可再误的心态导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误区之中。当国家和民族由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生前灾难的时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于毛的"革命晚节"，又不忍心对国家的乱局坐视小管，于足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小心翼翼地在政治上走钢丝。应该说，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说不圆熟，表演也不能说不成功，否则也就不会在他死后北京有百万人上街哭送灵车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周恩来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仍然得不到毛的欢心，而他本人也难逃良心上的审判，最后背负著沉重的十字架，抑郁而终。
这正是本书所要展开的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