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截然不同，却同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失意激进青年，在五四大潮的激荡下，怀抱著改造中国的政治理想，聚合在共产革命的旗帜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一部中共党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毛、周两人合作的关系史。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就是打下今日红色江山的那一代，大都是南方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是南方人，但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却迥然下同，相去甚远。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而周氏则出生在地处江浙的鱼米之乡、交通文化都很发达的古城准安，是个封建世家的破落户子弟。毛由于其父的专制和严厉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幼养成了反抗传统，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周则在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嗣母的养育下，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并且深受江浙文化气质的熏陶，为人处世带有明显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人格色彩。　　 与上述各自的气质相联系，毛泽东生性好斗，桀骛不驯，崇尚斗争哲学，凡事敢为天下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周恩来则为人沉稳内敛，待人谦和，克己忍让，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行事处世恪守中庸之道，从不走极端。当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都经历过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被迫开始自己向现代化过渡的艰难进程中嬗变的关节点。

　　　　由于中国政府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权益交涉的失败，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民族自尊心，整个社会情绪急遽左转，救亡取代了启蒙，倡导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无疾而终。国人在极度失望之余，认为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于是掉头而去，完全改变了自上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英美为师的原有的历史演进方向，转而以俄为师，拥抱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极大的爱国热诚，吸引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坚力量。前者如陈独秀和李大钊，后者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毛、周二人虽然出身、经历迥异，却在五四运动中风云际会，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双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毛在五四前后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以文会友，志同道合，互相知名，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最初的会面相识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据现有的史料考证，大约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点在广州。这时距五四运动已经过了七个年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双双崭露头角，是当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则刚刚由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以领导自己家乡湖南工农运动的出色表现，受到中共党内的第一位大家长、人称"老头子"陈独秀的赏识，被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总书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很看重毛泽东，视为自己的人，在讲话中经常把他挂在嘴边上。不过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跟马林太紧的缘故，再加上毛本人个性也太强，不愿甘居于人下，一年多后随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换马，毛也黯然地离开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圈子，"告病"还乡疗养。

　　　　对于自己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泽东在日后回首往事时，曾经语带调侃地作过这样的评论："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起步虽然稍晚一些，却一帆风顺，后来居上。他正东渡日本求学，屡号不中后，一度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返国图他兴"，寻找出路。适逢国内五四大潮的兴起，他因缘际会，投身政治运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运动后，他随国内兴起的旅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赴欧求学。在为个人寻找谋生之道的同时，深为五四人潮所激荡的周氏已经把此行的目的更多地放在寻求如何挽救国家危亡的解决办法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经过短暂的踌躇徘徊之后，周恩来如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面对国难深重的时局和战后欧洲百业凋敝的双重现实，放弃了原先一度倾心的英式渐变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作为拯救中国的手段，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筹组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主要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奉命回国，就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

　　　　黄埔军校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他亲自兼任校长，而且也是培养中共军事人才最初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因此与周恩来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一经历使得周氏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中实际掌握军事武装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日后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总是心存戒备的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之后。这里，有周本人的回忆为讲。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权手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氏藉口由中共党员担任舰长的中山舰异动，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准备将他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的流言，在广州宣布戒严，派兵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地，并要求所有中共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苏联人背黑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邂逅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正是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