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绍智

　　文献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曾对我说：文化大革命的档案不能公布，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文件都是由周恩来签字的，会影响周恩来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一九九六年春，我在波士顿曾会晤高文谦，他当时正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任访问学者。他告诉我，在国内曾收集了不少文革时期周恩来的材料，准备以人民的、非官方的立场写出一部文革时期的周恩来的书。如今七年过去，他的专著问世，我当然要先读为快。

　　这是一本有待较长时期钻研的学术论著。以我的经历，我对文革全过程以及某些内情的了解，应该说是所知不少的。但我初读这本书，觉得受益匪浅。

　　首先是作者收集材料的翔实和忠于历史的态度。作者收集了相当多的毛、周等最高领导人的手稿、讲话、批示、电信等，作者还作有对文革当事人访问记。很多内容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或知其传闻而不知其出处的。初读这本书，对文革的历史有较清晰的脉络。

　　作者对复杂的文革中各个历史事件的置评，均本着所掌握的确凿材料。凡是证据不足的，均只点到而不置评。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毫无哗众取宠之心，揭穿了中共官方多年来关于中共党史与文革史的虚伪性。我认为此书是一本信史。

　　其次，本书写的是周恩来，初读后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对毛泽东之为奸雄、昏君和暴君有更深刻的认识。毛在文革中的作为，充分显示毛的性格特点是崇尚权力、自私、冷酷、狡猾、暴戾；他[乾纲独断]，充满霸气；又酷嗜并极善玩弄权谋。他为了终身保持最高权力，并担心身后的褒贬，玩弄权术无所不用其极，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给全国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

　　令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毫无人道地对待周恩来的病情。周一九七三年发现有膀胱癌，本不是绝症，但毛却不让检查，不让开刀。七四年周病重，毛还不让住院。七五年周病更重，毛竟借评《水浒》批周为"投降派"，把周推向死路。甚至周已死，毛也离死不远了，居然还把几十年前所写的九篇批周的文章拿出来看，打算发表。歹毒之心，无人能及。

　　第三，关于周恩来，本书打破了周恩来作为中共党性的楷模，人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和教化作用。周响应毛泽东提倡的"保持革命晚节"，以保持晚节为口头禅，采取顺守之道，伺机因势利导的政策，效法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际上，这也是周在中共异常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为了自保而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生存之道。周确实与四人帮不同，但他在文革中采取什么政策，保或打什么人，都要看毛泽东的意向为准。是以他强迫自己接受毛的主张，明知违背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也绝不有任何异议，这适足以"逢君之恶"；自己则有双重人格。这种心态非独周恩来一人为然，相当多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是如此。这就使毛祸害天下之罪行得以通行无阻。人们往往为周解脱，认为周恩来虽有这些错误，但文革中若无周，可能更乱，有更多的人受难。但是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共高层没有周恩来一类为所谓保持晚节而逢君之恶的人，也许不致造成毛之专断独裁，人民不致遭遇大灾难。

　　第四，归根结底，史无前例的文革大灾难和周恩来本人的悲剧与罪恶，是中共组织和制度上的弊病的结果。这种组织和制度不仅缺乏民主，而且实际上是继承中国二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加上外来的世界共产党的大弊端，即斯大林主义。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皇权专制主义加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使毛与广大高层干部之间的关系不仅类似君臣关系，而且类似主奴关系，对毛的个人崇拜至上极端，政治上的腐败不可避免。

　　初读《晚年周恩来》，我认为最大的教训是正如上个月逝世的李慎之先生所提出的，五十多年前的革命不仅是又一次皇权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皇权更迭。因而才出现中共建国以来多次加给人民的重大灾难。要打破这种皇权更迭的恶性循环，必须批判和消除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极权模式，建立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格局。

　　(自由亚洲电台)(5/19/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