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１２月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３日

王明住在女子大学附近。我们按俄国人的习惯管他的中国妻子叫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

博古住在东门外他的印刷厂附近，洛甫和王稼祥住在杨家岭，朱德和叶剑英在王家坪。

凯丰是晋西北分局党委书记，反苏分子，是个相当古怪的人。

江青非常友好，她经常拜访我们，并邀请我们去骑马。

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

她告诉我们，她１９１２年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穷苦人家，早年丧父，母亲不得不靠帮佣为生。她很疼爱江青，用自己一点微薄的收入供女儿上小学。

江青１７岁时进入山东省立中学，改名栾淑蒙。１９２９年她转入青岛艺专，决定从事戏剧工作。

据悉，江青在她的事业上得到过一些有势力的保护人的帮助。比如，１９３４年她同富有的黄敬一起迁居北平，在北平遇见彭真，参加了革命活动。当代中国作家写的剧本上演时，她往往扮演贫苦农妇。

后来，她随山东师范学校的王来天（译音）教授到了上海。这位教授设法让明星电影公司跟她签订了合同。她演过一些抗日爱国的影片。

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之前换过四个保护人。每换一个，她在等级社会的阶梯上就爬高一步。

但这无论如何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是不准确的。

江青总是那样和蔼，健谈。

我们对她已经形成了一定看法，但不是她想让我们接受的那种看法。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突出的特点。她清除一切障碍，盯着社会的显要地位顽强地往上爬。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驱策自己。她惟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她急于要趁她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

１９３７年，江青随一批演员到了重庆，１９３９年出现在延安。在这里，人们把她当作真正的电影明星，她可是飞黄腾达了。

她丈夫的全部机要通讯现在都归她掌握。她了解他所有的计划。康生很看重她。总之，她是她丈夫的私人秘书。

延安至今还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的好天气。我穿着棉衣，在太阳底下热得出汗，在阴凉处又冻得要死。

夜间，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空气清新。

窑洞尽头的角落里放着一瓶酒。这种烈酒是招待客人的，为了保存好，每次打开后我都用蜡封上。

密封瓶子里的酒不断减少，真怪。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６日

“教条主义者”受到谴责，说他们想把革命斗争的主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想“通过夺取城市”获得胜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

毛泽东认为，反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地位极其牢固，因此中国红军无法进入城市。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获得胜利的农民革命包围城市，然后夺取这些反革命的堡垒。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理论的含义是：农村是革命的根据地，农民是中共的骨干力量。农民，只有农民，才是革命的支柱。

这种理论的后果已很清楚——城市革命活动急剧低落下来，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毛泽东点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们列为“教条主义者”的思想领袖，并说共产国际是他们的基地。

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博古、王明等人联系起来。既然李立三已经受到党的谴责，那么，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该受谴责了。这步棋真高！

毛泽东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革命斗争遭到惨重失败的就是他们。

毛泽东说，１９３５年１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了“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职，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教条主义”的一切残余。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７日

中国的秘密会社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会社：黄巾，赤眉，铜马，百合会，红枪会，白莲教，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等。

秘密会社把农村的穷人团结在一起。种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宗教仪式掩盖了它们的反封建性。这些会社都被朝廷官员镇压下去了。

不久以前，地主曾驱使秘密会社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

至今仍流行很广的红枪会就是古老的百合会的一个分支。因为搞不到枪，农民就用顶端饰有红缨的长矛武装自己。

共产党员也设法打入红枪会和大刀会、小刀会，争取群众。

秘密会社的头子利用了人民群众的无知，因此，这些会社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秘密会社的头子试图使城乡的穷苦人相信，五花八门的宗教仪式和符咒能为他们解厄消灾。这类会社常常蜕化成为非作歹的帮会，贩卖鸦片，走私，偷扒，开设酒馆、赌场和妓院。

还有一种秘密会社，它的前身是最古老的宗教团体白莲教。

孙逸仙想取得三合会的一个头头的支持而会见过他。

这些会社有千百万人参加，包括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康生跟这些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可以说从而取得他感兴趣的一切人和事的丰富材料。

康生的力量在于他了解这个国家，并能通权达变。康生的策略就是要能与一切同流合污。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我国情报局的公报中谈到的重大事件有：缴获飞机１０５架、坦克１５１０辆、各种口径的大炮２１３４门，俘虏了７２４００名纳粹士兵。除此之外，还摧毁了多少人力和物资呀！

电台播送了美国驻苏大使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还记得其中一句话：“一个真正伟大民族的不朽性格。”

林伯渠自１９３９年以来一直任边区政府主席。他是毛泽东的同乡，比毛大十一岁，１９２１年入党，参加了１９２７年的南昌起义，后来去莫斯科学习，曾出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会议。参加过长征。

林伯渠露出一种苦恼迷惘的神情。头发已全部灰白。他举止文雅，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在接近康生的人当中高岗与众不同，给人愉快的感觉。他对我们友好、诚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高岗，高高的个儿，一脸麻子，头发往后梳，说话声音低沉，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是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对于整风，毛泽东是这样想的：许多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钻进了党内，有的甚至已窃据领导岗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日常工作的基础。党必须彻底清除“教条主义”这种危险的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已经在党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活动中扎了根。遵义会议拯救了党——这是这次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王明受到高压，要他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他拒不认错，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恼火。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延安已经注意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

我们应邀去参加边区积极分子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冗长的讲话，他又一次想使大家确信整风是有好处的，只不过这次他给整风运动取了好几个名字——一会儿说它是精兵的斗争，一会儿说它是简政的斗争，一会儿又说它是为正确解决财经问题而进行的斗争。

他号召共产党员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说“遵照马克思的教导，为了要生活和斗争，首先这里必须吃进东西”——毛泽东指指他张开的嘴——“这里必须拉出东西”——他准确地指了指他要指的地方。

多么文明的举动！多么深刻的思想！

延安的冬天真怪，不刮风，白天暖和得能穿衬衫，但是在阴凉处或者太阳落山之后又冷得刺骨。

夜间，我独自一人工作时周围一片寂静，就连我自己走在泥地上的脚步声也都听得见。

我写着，听到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夜深人静，这声音显得很大，就像是从下面河谷传来的一样。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毛泽东的政治面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暴露出来了。在争权斗争中，他选择了政治赌博一途。这是事实。

他想从他的“阶级兄弟”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因而对自己粗布衣服上的补丁显得满不在乎，可是对“阶级兄弟”正在流血牺牲却无动于衷。

我们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看法。

尤任体谅毛泽东的“错误”，认为他是个有左倾思想的共产党人。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则认为中共党内一切思想斗争都不过是典型的权力之争而已。

我去看奥尔洛夫。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小组里，但他总是独自工作，往往一连好几天没有人跟他说一句俄国话。中国同志对他特别尊敬。

王明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为他的生命担忧。

有几个外国医生在延安的医院里工作。

顺便提提，奥尔洛夫说马海德的医术很不高明。他极力避免同奥尔洛夫接触——奥尔洛夫的到来使他的处境很尴尬。

马海德很有钱，足以使他过得舒舒服服，还能宴请军队和党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