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１１月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４日

我们在电台值夜班时阿列耶夫又愤愤地发泄了一通。

“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他说，“管家和翻译都是康生的耳目。在家里他们暗中监视我们，上街，他们盯梢。

“我们来延安之后，他们对我们一直持一种屈尊相待的态度，如今则敌视起我们来了。当初还有一层彬彬有礼的面纱掩盖着，现在则公然对我们无礼。康生从中插了手：大家都怕他，都想讨好他。

“我们刚来时，他们还不敢怠慢我们，因为中共领导一心想得到苏联的最新式武器和其他装备。后来，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我们红军自己的武器都不够，关系马上冷淡下来，当我们在军事上失利后，他们就公开敌对，蛮不讲理。”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８日

斯大林格勒！全世界的广播电台都在赞扬它的坚不可摧。

美国人在北非登陆了。可是通往柏林的路还长着呢。

关东军蠢蠢欲动。想想，在这样的时刻，红军战土都要一个顶一个，而我们好些基干师却都给拖住了。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整风已经从几篇表面看来无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发言发展为激烈的政治运动。整风的目的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实际上，毛泽东派利用整风来压制中共领导内一切不同意他们政策的那些人。

现在，在“整顿三风”运动之外加上了一个“学习党史”的运动，毛泽东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莫斯科派”。凡属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过的人，特别是同共产国际有过联系的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有许多次人们不愿同我们谈话，看到我们掉头就走，把我们看作是瘟神。

康生拿假情报来愚弄我们。

毛泽东还是那样有礼貌，亲切，许愿很慷慨。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２日

我又花了几个小时在延安转转。四周黄蒙蒙的，刮着风，尘土飞扬。各个山头上，宝塔的轮廓模糊不清，但城墙附近小山上的主塔远远望去清晰可见。这座塔共有十层，每层四周都砌有优美的飞檐。

在古代，延安是敌人啃不动的硬骨头。这不仅有传说为凭。这个城市隐蔽在难以攀越的群山之中，坐落在一个十分陡峭的山谷里，周围筑有坚固的城墙，通往城墙的许多小路都被山涧切断，城周围地势平坦。

树木稀少，只有以前属于当地富户的几处地方有小果园。

农民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自愿让我看了看他们的少得可怜的家当。这里的人普遍信佛，几乎每家都供有简陋的神龛。在各种各样的佛像中我看到了主佛释迦牟尼的许多小铜像，做得极为精致。我爱不释手，就买了一个。

中共领导的所在地杨家岭过去是延安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现在村子外貌依然如故。

长征后的头几年，毛泽东常在杨家岭一带露面，但现在他是深居简出了。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中共党内毛泽东与“莫斯科派”的斗争是在中国内战期间开始的。当时，博古主持党的工作，李德（奥托·布劳恩）领导军队。毛泽东利用了长征期间某些指挥员犯错误一事，把这些错误扣在博古和李德头上，撤了他们的职，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朱德，就把军队掌握起来了。总书记一职由比较听话的洛甫担任。

王明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需要改变策略，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议。可以想得到，从那天起，毛泽东就把王明视为头号政敌了。

起先，一走上通往我们窑洞的那条小路我就提心吊胆：只要跨出一米就是无底深渊。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不在意了。

从我们窑洞步行到医院要一个多小时，到电台要不了一小时。

马海德现在是我的邻居了，我们一天碰到好几次。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９日

康生，１８９９年出生在青岛一个小地主兼教员的家庭里。他中学毕业。他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０年在青岛大学预科学习，１９２０年底至１９２３年在山东省诸城县农村教书，后入上海大学，同时在中共中央为党的领导人举办的补习班学习。１９２６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和闸北区区委书记。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前夕，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康生领导了巷战。１９２８年起领导江苏省委的一个部，也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１９３１年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直到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３年康生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１９３５年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７年任中共常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人们开始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陈云、徐向前、李先念和陈昌浩怀恨在心：他们目睹了毛在长征中具有什么样的“雄才大略”。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康生担任中国解放区情报局局长，这个局同时行使谍报和反谍报、司法、法院、检察以及新闻等部门的职能。到１９４１年，康生把总司令部的许多职权都揽了过去，使情报局变成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叶剑英领导的总司令部已经有名无实。

康生是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同整风运动搅在一起，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高岗、彭真和陈云——完全受康的操纵和影响。

今天，我带着照相机在延安溜达。这个城镇的整个新区位于城墙与河流之间。这里有棚屋、小店、杂食铺子，乱糟糟的，真没法说。这些房屋都是利用旧城建筑物的残砖碎瓦盖起来的。这里到处散发着大蒜味、羊皮味以及杂食铺里或当街小摊上供应的各种汤味菜味。

我爬上山顶，看宝塔像一个个雅致的凉亭环绕着延安。十层的中心大塔从山谷的任何地方都很容易看见。它矗立在古老的延安已经多少世纪了啊！

我惦记着我的家，但我对玛丽亚是信得过的。我们都在苦水里泡大。她一定会把孩子照管得很好的。

我从莫斯科只带来薄薄的一卷普希金著作。当时再多就带不了，多尔马托夫因此也只带了果戈里选集，没带别的俄文书。尤任很崇拜克劳塞维茨，对他的书手不释卷。可是，就愉悦心灵来说，却只有翻阅破旧不堪的普希金和果戈里的书了。

光线太暗，看书看得两眼直发痛。但我不禁还要翻翻普希金的书，这里惟有它能使我想起祖国来。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我军越来越深地楔入德军后方。但愿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呆在“口袋”里不动！

公报报道了直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２军所起的显著作用。华西里·崔可夫是该军指挥员。

前不久，崔可夫还是驻重庆的武官。

晚上，我们经常一遍遍地阅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章《论到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为止的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这个文件是我从莫斯科带来的（历史在我们面前重演。并不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还有很多争论）：

近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极其危急的形势。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估计，中共党内出现的这种偏向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事情是这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追随其领导人李立三，采取了一种与共产国际总路线根本不同的立场。李立三认为，只有当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成功时中国革命才能胜利。从这个前提出发，他要求为了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应立即对日宣战，蒙古应立即调兵打中国，而且苏联应该在西伯利亚武装几十万中国工人，也派他们去打中国。同时，李立三号召全国所有城市都举行起义。为此，取消了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党组织，而成立了准备进行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不顾１９３０年８月红军在长沙失败，仍然命令红军进攻长沙、汉口和南昌。

共产国际发表了一些决议，谴责这种挑衅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政策。李立三提出抗议，声称红军占领汉口之后他就要换一种口气来跟共产国际说话了。

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当年十月召开。

虽然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知道共产国际的这些决定而且称李立三为疯子，但是一回到中国，他们就不仅不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立即赞同李立三的观点，还解释说他们原先对李立三政策的批评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在许多细节上是不同的。

不管玛丽亚怎样过惯了贫困生活，我总还是放不下心来。她人地生疏，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自己的肺结核病还刚好。但愿她有足够的力量渡过这重重难关。

逢年过节，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只有两句话：“家人安然无恙，他们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话是这么说，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在延安的人谁都不知道。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我无意中在李克农处看到了一份《秘密会社工作须知》。

参加秘密会社的既有富裕的城市居民，又有贫苦农民，他们形成一个秘密会社网，一直伸展到国外，华侨也有入会的。

康生利用这些组织搞恐怖活动、搞分裂和间谍活动。

秘密会社有严格的纪律，违者几乎都被处死。

李克农是与刘少奇同时来到延安的，那是在１９４２年，而不是１９４１年，像我以前听说的那样。

他在延安过着不露面的生活，往往在夜间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审讯。他的警卫员的人数之多仅次于毛泽东。

他生成是个典型的封建官老爷。有一次他儿子顶撞了他，他就把儿子赶出家门，从此不再过问。

李克农，中等个儿，很敦实，是个优秀的骑手。尤任认识他女儿。

我同李克农见了几面之后便产生了不安之感，这种人是什么残酷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康生在其部属的帮助下监视党和军队所有重要的领导人，而且充分利用服务人员当他的密探。

西伯利亚已是冰天雪地。我家里不知怎么样了？

我知道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什么滋味。在１９２１年那个饥饿的夏季，我们吃草、吃豆饼和菜根。我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最后就成皮包骨了。我们想办法来到了西伯利亚。我父亲把我送到巴耶沃村一个富农家当雇工。我的主人不让我进屋。我跟牲口睡在一起，钻在干草堆里取暖。快冻僵了，我只好起来紧靠在母牛身旁。牲口踩过我多少次啊。我从头到脚都长满了疖子。我挨着冻。嗓子嘶哑，咳嗽折磨着我。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暖和不了。但我不敢离开。一离开就会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