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８月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中共中央通过博古负责的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用密码。

博古是能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谁的意见，要么就明说，要么只是笑笑，这种微笑比语言更能表达他的看法。

晚饭时，我们有幸接待肖里来访。他饱餐过后透露最新消息：“你们的军队快要放弃库班地区，把它交给德国人了……”他的话充满了恶意。

特区没有货币酬报制度，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都配给制服和粮食。军队里每人配给一斤半小米，而在机关和教育部门则只有一斤三两。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领取一套内衣内裤、一套夏装、一套冬衣。军队中配额稍高一些。

按官方说法每人每月有３磅肉、约１６盎司油、１磅盐和２元边币的津贴。但这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但是热带下雨想必就是这样的：浓云低垂，压住群山光秃秃的峰顶，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一声霹雳划破天空，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漫漫黄尘顿时化为一片泥潭。

我们亏得有几匹很强壮的矮种马，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颠簸于陡峭的山路之间。我全身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马汗味。

１９４２年８月５日

肖里说对了，德国人已侵入库班地区。

第二战场还没有影子。像在中国这样，盟国只愿意参加空战，就让俄国人、中国人以及被占领国的游击队去流血吧！

康生为了竭力加强他的地位，身边都用他的人。他的秘书肖里是反苏狂。他的副手李克农于１９４１年从国民党区来到这里，他曾是国民党的谍报和反谍报负责人。李克农无疑是苏联的死敌。

特工部是彭真领导的。

据尤任说，彭真在春天陪同刘少奇从新四军那里来到延安。刘少奇是新四军的政委。

顺便提一句，李克农有心脏病，他去找奥尔洛夫看病。李克农这种人，首先监视奥尔洛夫，然后又要他治病！

李克农这人很阴。他既粗暴又专横。他非常谨慎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谁去过他那里。

１９４２年８月６日

交通工具正运往满洲，渡水工具正向滨海地区运送。

日本军阀会见俄国反革命头目，公开讲到将来要发动反苏战争，建立一个缓冲国。

日本电台在大叫大嚷要“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广播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恶毒。

据莫斯科报道，五、六月份发生日军和日机侵扰苏联边境事件十五起。１９４１年纳粹就是这样挑起战争的！

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一直在进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原来预期大会会早些召开，但是以新四军被击溃为借口而推迟了。

一些来自遥远的解放区的代表已抵延安，还有更多代表陆续来到。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推迟的真正原因是：在中共领导内部有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想冒风险到大会上作公开的讲话。

整风运动似乎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直接的关系。

１９４２年８月９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不让我们去看戏或者听音乐，也不准参加文娱晚会。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

康生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经常许愿，但从不兑现。由于我是他的“老相识”，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发泄了一大通。早饭后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他说：“大大小小，许多事实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妈的，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这里是中国，做工作得有中国风格！记住，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并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肖里对我们这儿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难以形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都是监视我们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康生手下的人腿勤脚快，到处钻。只要这些人一到场，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跟谁谈。当然，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３日

毛泽东突然跟尤任提起马海德来：“马海德是一个外国人，自愿到中国来为中国革命服务。我们遵守国际主义义务，欢迎外国的志愿人员。”

从马海德经常同我们交谈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情况了如指掌。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１．毛泽东、康生（特区和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刘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慢慢地揽权，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了）。

２．王稼祥、陈云、朱德，他们多少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但他们理论上不强，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

３．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４．任弼时属于所谓的骑墙派，谁一时得势，他就容易倒向谁一边。

邓发采取中立路线。

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重庆，实际上处于党内斗争之外。

王稼祥，１９０７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１９３０年５月回国，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

陈云，１９０５年生，江苏人。离开学校后他就在上海卖报。在苏联学习过。领导特区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假名为廖程云。

朱德，１８８６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军校毕业。１９２２年他去德国就学于格丁根大学。他在国外结识了周恩来。在德国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驱逐出境，取道苏联回国。１９２７年他指挥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１９２８年，他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武装会师，并被委派来指挥会师后的部队。从此，中国红军诞生了。

洛甫（张闻天），１９００年生于江苏省一个富有的地方官员的家庭，从南京的一个工程学校毕业后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到毕业。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和俄国古典文学著作译成中文。１９２５年由陈云介绍加入中共，１９２６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１９３０年回国，１９３１年１月以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讲课人，是一位能干的新闻工作者。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从职务上说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副手。

周恩来，１８９８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以后又到天津上学。他由于参加抗日示威运动坐牢六个月。１９２０年周恩来赴法深造，在法国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并且参加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去过英国，在德国留学一年。１９２４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自１９２７年４月以来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６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份青年人１９４０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８年来到这里，那时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甚至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任何一个问题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为中国革命作出任何牺牲！’”

“学生学不到实际的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几段引文。事实上，他们喜欢从教科书里引几段话来谈论马列主义，但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实质。”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历史、革命运动的知识，要么十分模糊，要么完全没有。”

“他们甚至对苏联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人们吃饭不要钱，并且可以到大学学习，想学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中国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苏联去，以便可以在那里学上十年或十几年。”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一日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人们一旦到了特区就被迫同家庭和社会断绝一切联系。大家对通信联系皱眉头，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同亲属通信。恋家被看成是可耻的，有了这种感情要小心地隐瞒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的就没有和女人交往的习惯了。在这里，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男人只准同‘在党的姑娘’结婚。夫妇结婚后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会面，往往还要经过党组织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浅薄的浪漫主义或‘左’的革命词藻迷了心窍，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传统了。”

“源远流长的文雅的汉语面目全非了，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不用的语言和表达方法取而代之。这种难懂的语言是贫乏的，矫揉造作的，粗鲁的。”

“结果，人们除了被迫织袜子、做棉衣和打补丁之外，渐渐地把劳动技能忘掉了。反正人人都有小米粥喝，不管他干什么——工作，学习，或者就只耍嘴皮子，似乎都不需要什么劳动习惯了。”

“事实是，年轻人在延安呆了多年以后并没学到什么专长。”

“说得轻点，特区培养出来的党的干部基本知识的水平很低。甚至学生也不都会看钟点，他们的算术很差。未来的党的工作者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没有专业，而且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一心只想支配别人。”

“这里的人善于滔滔不绝地谈论‘自我牺牲、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以及日本强盗’，并且准备等它几个月，一直等到三五个日本兵肯退出一个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使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非常生气。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绝对化的判断，我认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献身于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们受了许多使人变蠢的宣传，他们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看到这些青年被迫塞了这么多无用的、窒息独立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很难过。

他们如果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干出英雄主义的业绩来，就会为祖国的利益任劳任怨地做任何艰苦的工作。

我曾亲眼看到，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地抗击日本人的。军队训练很差，又受到军官贪污腐化行为的腐蚀，也谈不上有什么武器装备，就是这样的军队设法在抵抗日本人。正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施加了压力，抗日统一战线才组织起来了。

在延安，大多数青年确实是忠于他们的国家的，这一点我清楚。至于腐化这类丑恶现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的。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８日

七月份，又有一个日本步兵师开进满洲。继续源源不断地给关东军输送武器和物资，并把部队空运到苏联边境。大连到哈尔滨的公路建设工程开始了，边境地区的公路和土路正在进行维修。日本人正在满洲建立一支坦克部队。在有些防区，日本人正把他们的军队直接开到苏联边境。这样，关东军得到了扩充和加强。

早晨，肖里不像往常那样先打招呼，一进门就大声嚷嚷：“按这样的速度，你们的军队很快就要退到乌拉尔区了！”他跑到我跟前假惺惺地笑着问我俄国人什么时候可以挡住德国人的进攻。

我说：“肖里同志，１９４１年在莫斯科打垮德国人是不容易的，可我们做到了。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也能顶得住他们的压力。德国人的战线和交通线拉得太长，因而非常薄弱。苏联军队这一次的退却，就是为以后给纳粹以决定性的打击准备必要条件。……”

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对这点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但是肖里之流必然会幸灾乐祸。事实上，他这号人对本国人民的灾难同样是漠不关心的。

我和尤任、阿列耶夫决定搬到太平沟去，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我们离杨家岭（中共中央主席居住的地方）和市区就会近一些。

康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到十月初，那边就会有挖好的窑洞给我们住了。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２日

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远东盟军参谋长。重庆的将领对美国人插手他们总参谋部的事务极为不满。反史迪威反得最厉害的是中央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多年来一直是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他是在日本受的军事教育。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８日

今天，从前线来的消息头一次提到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到底向伏尔加河推进了，激烈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部爆发了。

马海德夫人苏菲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很要好，我经常见到她们在一起散步。苏菲有很多时间是在江青的住处度过的。

江青喜欢骑马。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其貌不扬，戴副眼镜，略显肥胖，双眼深陷，一对耳朵大得不太相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从我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陈伯达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人。他跟康生不同，爱交际，有很多朋友。他会给人以友好可亲的印象。

陈伯达，１９０４年生，福建人，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具有出色的文才，在三十年代就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并且在北平教哲学。陈伯达写过好些书。１９３７年他来到延安，以后一直留在延安，在党校教课。对毛泽东那样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来说陈伯达是个宝贝，尤其是因为陈伯达对他主子的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够“消化”，并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

１９４２年８月３０日

尽管有多年的内战，尽管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而其领导人有的又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共仍然领导着革命运动。这是十月革命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中共党员英勇奋斗的结果。中共面对着困难的局势，继续使人民为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斗。中国的劳动人民把中共看作十月革命原则的体现者，他们相信党。

每当我见到毛泽东时，我注意到他的随员对当天复杂的事件发表意见总是尽量表现得高兴、大胆而且带有几分天真。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邓发、任弼时和肖劲光了。他们这种活跃的举动同毛泽东的死板的稳重态度恰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场合下，处在吵吵嚷嚷的人们中间，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总是静静地听着。

晚上，毛泽东邀请我和阿列耶夫去他那里。从政治局委员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刚开过会，而且会开得绝不是很平静的。这次邀请使我感到不平常，因为没有通常那种一本正经的正式礼节。

毛泽东除了那种旨在使来访者生畏的生硬态度之外，还有另一种纯粹中国式的风度。这一次他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健康和需要，要我坐到通常留给贵宾坐的皮靠椅里，然后亲自端来饭、酒和茶。江青搬来了躺椅，他就挨近我们坐下。警卫员递给他一杯酒，江青塞给他一把花生米。

我们问他，对于日本可能向苏联进攻他是怎么看的，中共对这场战争将抱什么态度。毛泽东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当然，我们会对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的。”

这个问题显然触犯了他。毛泽东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想以此来掩盖他心头的恼怒，接着就说起中共当前的任务来：

“凡属不利于团结的事情都必须消除。我们必须去掉阿谀奉承，严厉指责这种不健康的作风。”（这个问题他没有说明白。）

“必须审查工作人员是否诚实可靠，根据他们的工作情况来对此作出判断。”

坐在我左边的是康生。他戴着眼镜，头发向后梳，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我不时看看他，想到他所掌握的大权以及他在这么多人头上耍的威风。

毛泽东突然不说话了，叫人把红辣椒拿来。我们明白，这就是说正式的谈话结束了。

毛泽东指指我，一盘红辣椒便首先递给了我。另一盘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停地吃着辣椒，一口一只，然后在椅子里舒舒身子，问道：“斯大林是一个革命家吗？他喜欢吃红辣椒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椒。……”他喝了口酒又说：“亚力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欢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辣椒的。孙平，你也得吃辣椒，假如你是一个革命家，那就请吃吧。……”

毛泽东夹起一只只辣椒和着酒吃下去。喝了这么多的酒，他的头都能受得住，真叫人佩服。

康生狂热地谈论着毛泽东。他坐不安席，满面堆笑，大声地吸着粗气。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脸就变得像盘子里的辣椒一样红了。

江青一直在放唱片。

王稼祥也来了。现在话题转到了时局上。

王稼祥和康生嘲笑我们分析他们的情报往往得不出结果，其实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情报也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既不充份又不准确。

约摸一个半小时之后，毛泽东发困了，他在躺椅上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江青放一张平剧唱片——毛泽东点头赞许，并开始击掌打起拍子来。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拍子逐渐使他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