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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７月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日
中央医院的设备破旧，许多科室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没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生，因此经常出错和造成病人死亡。医院的死亡率极高。只有几本中文和英文的医学书籍，但都是过了时的。没有俄文的医学著作。这对不懂中文的奥尔洛夫来说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仍然在设法对付，真是天晓得！
从山顶可以望见被一道道峡谷分隔开来的一片灰黄色高原。可惜这种协调的灰黄颜色被突出于黄土层之上的黑岩石破坏了。
头上是高不可测的蓝天，一只只老鹰轻轻掠过布满岩石的陡坡，猝然飞落到了峡谷里。峡谷两侧和山坡上长满丛丛荆棘和矮树，成了野鸡的藏身之处，每当日出或日落时，你能听到野鸡悠然自得的咯咯啼声。
到处能看见被风吹倒或是吹歪了的中国洋槐。岩石都是发烫的。灼热的阳光赫然照耀在我们头上。
１９４２年７月５日
苏联情报局报导了叶甫根尼·彼得洛夫的去世，他是前线的战地记者。彼得洛夫只有４０岁，我在《真理报》编辑部遇见过他几次。在我记忆中，他给人的印象始终令人感到温暖和愉快。
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公认的天才”。毛泽东为这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记者的到来作了一切准备，他不遗余力地想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
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会见他们时对中国革命谈得还算有分寸，而谈他自己就太过分了。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谈出来的他青年时代的政治观点一直使我吃惊。毛泽东说，那是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杂烩”。他的世界观主要是受他的中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杨是留英学生。根据毛泽东所说，他的老师是一个坚定的唯心论者。
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是杨昌济的女儿，名叫杨开慧。
１９４２年７月８日
我们的一切业务联系只限于同康生进行。不容易见到毛泽东，他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过着隐士的生活。
康生想把我们和所有著名的中共人士分隔开。同时，中国同志也躲避我们，因为康生在注意着。
毛泽东即便是接见我们，那也必定有政治局委员在场，让我们明白这种接见具有公务的性质。他来看过我们两次，但都有他身边那批人陪着。
只有康生爱来就来，他的秘书肖里也是这样。
１９４２年７月９日
尤任和阿列耶夫已从前线巡视回来。他们对所见到的情况感到沮丧。
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而国民党的力量，在目前来说是非中共所能望其项背的。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０日
我逐页地翻译毛泽东在文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５月２日所作的报告是个引言，但是他在５月２３日会议上所作的结论实际上是个政治报告，而且依我看来带有重要的掩盖着的倾向。
下面就是值得注意的一页：
“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地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很明显，这个报告是针对中共干部中的某一派人的。
按毛泽东所说，党内什么情况都不令人满意。党在思想意识方面“活的马克思主义”已被“教条”所代替。如果把它变成为“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可见，“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已经提到了中共的日程上。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３日
昨天，康生给我一份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记录。我把在莫斯科出版的那本留在家了，有些部份我要再看一遍。康对这种要求总是欣然答应的。
收音机里对苏联在军事上受挫大肆喧嚷。日本电台从早到晚在重复着戈培尔的讲话。
我很担心。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国内出了问题。
我突然被邀到毛泽东那里去。到他那里时已经很晚了，他一个人在，我们互相问了好。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苏德前线的形势。我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静静地听着，看了几次地图。我帮他找到他叫不出名字的那些地方。
窑洞里烟雾弥漫，到处都是香烟屁股。主席递给我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他说苏联政府没有理由要担心，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担忧他和中国人民是理解的，因此，“我已经命令对日本法西斯作好战斗准备。让他们来侵犯苏联边境试试！你们不用担心，八路军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调整”。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４日
毛泽东正从杨家岭迁往枣园。官方的解释是：鉴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在枣园为毛泽东挖窑洞时考虑了最大口径枪炮的破坏力，由军事工程师作出计算。
毛泽东有时凭记忆引述孔子的话。他精通四书。孔子学说崇拜最高统治者，认为中国什么东西都是优越的。中国的思想僵化和文化落后，孔子学说要负很大责任。这种宗教哲学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气势汹汹的、教条主义的。
看到中共领导人的行为，人们心里感到难受。苏联形势危急，而中共领导对此漠不关心。他们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不动，显然鼓励着日本军阀加紧在我国边境上进行军事准备。苏德前线最近的发展形势如此，而中共领导人这方面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这岂止是眼光短浅而已。
马海德装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炫示他的所谓进步观点。他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很会慢慢骗取人的信任。他经常同中共军队总参谋部的干部在一起。他靠设宴请客来赢得每个人的好感。对军队和党的所有重大事件，马海德消息灵通。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６日
尤任说，１９４１年７月苏联统帅部通知中共，日本人在把满员的部队从本国运往大陆，沿苏联边境一带集结。苏联统帅部建议出动八路军阻止日本军队向北平一张家口和包头方向集结，援助处于危急形势的苏联。
苏方要求说：“特别重要的是破坏通向上述地点的正常铁路交通。”中共领导人没答应这个要求，也没答应其他任何要求。
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关于国际问题的一般情报是注意起来了，但是党内的生活是保密的。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８日
多尔马托夫对尤任所说的情况作了补充。
当听到毛泽东当着王稼祥和康生的面用令人气愤的话回答苏联同志的问题时，我们全体同志的心情是多么压抑呀！他说：“一旦日本向苏联宣战，我们只是配合作战，不用大部队，以便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形势行事。”
王稼祥不无恶意地补充说：“我们不需要满洲，俄国才对它感兴趣呢！”（当然，俄国是关心那个地方的。关东军集结部队，白匪开枪射击，还不都是在满洲那个地方！）
“根据形势！”多尔马托夫怒斥道：“如果我们打败了，好像他们倒能存在下去似的。他们会被打垮，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在特区这个地方被日本或被国民党或者被他们一起打垮。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苏联存在。”
中共领导人是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了，主要是他们有在特区袖手旁观的好机会。但他们不考虑这种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如何，也不考虑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和他们自己的前途将如何解决。这是确实的。
我又去看王明。他说，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很可能会考虑自己和敌人力量的对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领导真正的政策以前苏联不应把八路军的力量考虑进去。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０日
晚饭后同阿列耶夫坐在一起，他想起很多事情来。
“我们记者小组，”他说：“总是表现得特别机智，可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还是一天比一天坏，近几个月来把客气都统统扔到一边了，剩下的只是卑鄙而横蛮地公然在人民中败坏我们的名声。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们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休想得到中共军队的援助。在特区有一个敌视我们的集团在暗中活动。”
“一个敌视我们的集团在暗中活动”——我看这太含混，不好理解。必须弄清这个集团的目的、任务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内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这个“集团”对中共的路线显然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依我看，我们在军事上受到的挫折使中共某些领导人一直郁积在心中的对我国的敌意发泄出来了。拿康生来说，他的情报人员就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天来，他塞给我一个俄语教师，硬要我收她做个学生。我还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中国姑娘。这个女孩子可没让我们太平过一天。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２日
尤任描述了他去前线见到的情况：
“我走过特区几百公里的地方，到处看不见军队。他们解释说是完全隐蔽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搞战斗训练。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在夏季增加一点贮存农产品的劳动。”
“在前线师部里，大家打扑克和聊天来消磨时间。我访问了第19团团部，参谋长说那天日本人向他们开了火，有些伤亡。一小时以后，团长把这作为对日本人的一次小胜利又向我宣传了一遍。”
“我无法去五台（地处山西东北部的一个市镇）。虽然前线形势还不错，也阻止我去前线看看实际情况。我到那儿去是件麻烦事。”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４日
国内情况在发生灾难性的转变，法西斯分子已接近诺沃切尔卡斯克和齐姆良斯卡亚。我们的军队正向伏尔加和高加索撤退。
中国军队收复了浙江省的瑞安，根据间接消息，还收复了山西省的临川。
可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斗志，日本电台又一次津津有味地广播不久前的胜利：“１９４２年２月８日，光荣的皇军在夜色的掩护和空军的支援下开始在新加坡登陆。２月１５日，占领了英国最大的海军要塞！”
那次，日本军队由山下奉文将军指挥，他是日本军队的偶像。
毛泽东和他的反对派——即被他讽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明显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
康生用一切手段支持毛泽东，单是这个事实就叫人要提防着点。哪儿有康生在场，就不会对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表示尊重。
王明和博古支持忠于国际主义以及与苏联友好的政策。
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在听收音机时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把他吓了一跳。原来他在西班牙当过志愿兵，在卡塔赫纳，他在海军总顾问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领导下负责过三个月的通讯联络工作，后来，在巴伦西亚，在军事总顾问斯特恩领导下任报务员。
多尔马托夫说：“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５日，我在埃布罗河的萨拉戈萨附近受了伤。那是我２５岁生日的前４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突然出现了一群麦塞施米特式的德国轰炸机，低空飞行进行轰炸。一次又一次的爆炸，接着是一阵机枪扫射，满身的火焰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我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喊‘妈妈’！”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７日
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首先是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可是国共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也是对正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保卫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马海德的家就在延安，他的妻子是个中国女人，叫苏菲，一个儿子叫于马。苏菲是个漂亮的女人，娇滴滴的样子，对男人很温柔，她使尽媚态和我们的报务人员交朋友，会娇声娇气地说一些讨好人的话。
我睡眠一直不够。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广播只有在晚上才听得清楚，而人们多么想尽早知道世界和国内发生的情况啊！
跟６千公里以外的莫斯科保持联系就靠多尔马托夫的技术。他重装了发报机，并正热心地在装一种能在通讯中排除一切干扰的“Ｚｅｐｐｅｌｉｎ”式天线。没有多余的晶体备件了，他把这套设备看成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来加以照管。
国内形势不知怎么样了？不知道最后将在哪里挡住德国人？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９日
中共中央主席以轻蔑态度来谈苏联领导人，例如，他在说到约·维·斯大林时就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他说：“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中国，但他还什么事情都要管。他对我国革命的那些所谓论点纯属无稽之谈。共产国际的那些人也在胡诌这一套。”
主席对苏联的认识是极为模糊的，他只知道苏联是“共和国”，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对苏联的看法极不正确，产生这种看法与康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从不问我们关于苏联的情况，他对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兴趣，惟一使他感兴趣的是苏德前线的形势。
去年１０至１２月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达到高潮时，主席说：“看，斯大林的空话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步。他把话说绝了！我倒想听听这位领袖现在在莫斯科还在放什么空炮。”
从莫斯科来的消息越来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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