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３月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日

中共领导人一直不让赫尔利进行调处，但也无意同美国人破裂。他们一方面装作反对“帝国主义”，秘密地把美国人的“阴谋”报告莫斯科，另一方面，他们不愿同观察组断绝联系。

毛泽东等待着日苏条约满期的时刻，到那时，他就能胜利在握地行动了。

今天，毛泽东收到了约·维·斯大林的回电，连他本人也觉得十分出乎意料。中共中央主席立即召开了会议。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日

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使党的生活振奋起来。他们召开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

但是，如何来掌握大会呢？整风有着明显的反苏特点，反“教条主义”只不过是否定联共党的思想原则而已。

大会上这一切可能都会暴露出来。怎么能预卜代表们讲些什么呢？你没法检查每句话。形势很微妙，中共中央主席要找个出路。

中共中央再次指示要学习一些文件，其中大多数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特别强调要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只要浏览一下“必读著作”的书目就足以看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表明毛泽东的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适应毛泽东的观点。这本书显然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论点和原理的。

毛在其著作中常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提及和援引马列语录，这造成了他精通马列主义的错觉。对约·维·斯大林的歌功颂德掩盖了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得出的危险结论。

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作为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从这部著作里看得出整风对“莫斯科派”的摧残和民族主义的由来。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看法。他把社会阶级成分划得混乱不堪，人们得小心，别上当。

各种会议把该书的一些章节硬灌给每个人，把整风锻炼了党的这一思想强加于人（实际上倒也无需再强加了，因为他们自己就一再重复这些话）！

恐怖和暴力——现在他们说这叫做使党经受锻炼。整风所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抗日运动高涨的岁月里入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整风期间进行了自我教育。

喔！那么王明、博古、洛甫、杨尚昆、朱德、王稼祥呢？我还可以把这个名单开下去，大部分党的负责人都会包括在内。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党建立那天起就在党内，那么，对“刚刚来到的新人”进行斗争的整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改造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中共中央主席的顺民），以保证他们能承认他将来凌驾于党之上的绝对权力。从上到下，人人都挨打！可以这么说，对党和非党的干部进行清洗，是否忠于毛是主要的试金石——哼，“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原则嘛！”

想在未来的代表大会上不只是听到有关整风的莫明其妙的一套，而且还能听到头脑清醒的发言，确实有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党内还有健康的力量嘛。

希望是有的。意大利人说时间是个诚实的伙伴。但这里显然缺少诚实，哪怕是一般而起码的诚实。

１９４５年３月５日

对苏日条约的命运议论纷纷。毛泽东关于苏联势必对日作战的理由已经具体化了，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俄国人不会宽恕日本人在内战时期的干涉（暴行，掠夺）。

——他们会因日本人曾在哈桑湖附近和哈勒欣河流域一带进行挑衅找日本人算账。

——他们会因由日军豢养的白匪军不断侵扰苏联边界，因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态度暧昧，而严惩日本人。

“怎么样？姑娘们很漂亮，是吗？”谈话结束时，中共中央主席对我说，“而且身体也很健康。你不相信吗？也许你看中了什么人？”

真的，我绝没想到毛泽东会是个拉皮条的！我一笑置之，跟他分手了。

但到傍晚时一个姑娘悄悄地出现在我们的屋子里。她腼腆地跟我打招呼，说是来打扫屋子的。

她像每个人一样也穿着粗布衣服，但是她的棉袄上露出个白领子，这在这里是少见的。她腰里束一根军用皮带，身材很苗条，圆圆的脸蛋，黝黑洁净的皮肤，长得好看而开阔的额头，黑头发披到肩上，别着朵花当发夹，一双大眼眯缝着。

是啊，靠延安菲薄的定量供应生活的人不会是这副模样的。

我搬出一条凳子放在墙根一棵树下。她坐了下来，有点紧张，但面含微笑。然后，她亲切地回答了我的问话，并且始终谨慎地等候着。她细长的两腿交叉着，脚上穿一双布鞋。

我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就把她送走了。

她是个很美的姑娘，真的！

我们一路走。她边走边对我说，她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她确是很年轻的啊！

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卑鄙，多么令人生厌哪！我多么希望此时此刻我是在家里！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

会有这样的情景吗？我真会见到我的家吗？但是什么时候哇？什么时候哇？哪个朋友会来迎接我呢？经过这场战争，谁会幸存下来呢？

１９４５年３月７日

延安报纸用大号字体刊登了约·维·斯大林对毛泽东和朱德贺电的回电。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３日

１９４４年底，国民党也开始断然缩小抗日作战的规模。他们也受到准备打内战的思想的感染了——而延安是一直有计划地、秘密地进行着这种准备的。

这是对中共领导多年来从不大规模对日作战的作法的报复。

同时，中共军队正以进行抗日为名积极地把国民党军队从个别地区赶走。

日本军队忙于在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同美国人进行斗争，只用同中国兵力相比微不足道的兵力来控制占领地区，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在扩大地盘。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５日

中共领导的政策和想法都在继续发生变化。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更进一步地使他们的看法和估计明朗了、具体了：苏联报纸刊登出毛泽东和朱德给斯大林的电报，然后斯大林的复电又被准许在延安报纸上刊登——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首先是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的迹象。

３月４日，斯大林的电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电台反复广播了电报全文。

《消息报》的文章支持了中共领导的看法。

中共领导自己作了两大结论：１．苏联势必会发动对日战争。２．莫斯科对特区的命运是关心的。

３月１日收到斯大林同志的电报。当晚，中共中央主席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举行了会议。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四点。不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他们都守口如瓶，但是会议与电报有关这是无疑的。

第二天毛泽东宣布，现在召开代表大会不困难了——一切都明朗化了！

毛可以好几个小时毫无表情地坐在扶手椅里。他装得像个古代的专心致志的政治家，“关心重大的问题，不为任何琐碎的俗务分心”。

我想毛泽东一开始从事活动就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本领，而他的本性并不是这样的。不过，经过多年苦练，这已成为他的一种性格了，也就是说，那种使人民看来俨然是伟大天朝的真正的政治家的性格。

毛泽东对我越来越不摆架子了，他那有些粗鲁的态度，那邋遢的样子(他的穿着是很简便的)，也越来越表现出来了。他开起玩笑来很粗俗，他的嘱咐中间也常常夹着粗话。

在中共中央主席的家里（而且不仅仅在家里）是江青作主。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从不邀请任何人到他们的住所去。但是且慢——只有周！是呵，只有周是例外的。周知道怎么做这个例外的人。

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残忍是由于正义而产生的行为，严格地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残忍，有的只是正义——只有正义！他从不怀疑他自己的决定是正义的，他对残忍的深信不疑就化成为暴力。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风。

我从未听见过他对什么人表示过同情，也许他同外国人或者从其他根据地来的代表这样的客人进行谈话时例外，那时他会谈到他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关怀，诉说日本人的残暴，说出几句鼓舞“普通老百姓”的话来。

毛泽东有好几种形象。报刊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他带着中共中央主席的灵光，他出席大会、积极分子会、全会，他表现聪明、机智、殷勤。

另一种是当地政府、军队和党的工作者所看到的，这些人或多或少经常在工作中同他有接触。这时，中共中央主席是古代统治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过由于称人“同志”、跟人握手显得有点民主化而已。

也还有个真正的毛，是我在私人交往中常常看到的。

这不是说他的闲话。他采取这种独特的政治上的变形术，显然既考虑到了民族传统，又照顾到了时代精神。毛泽东经常摆出最适合当时场面的姿态而出现在人们面前：要么既坦率又友好——一个真正的“党内同志”，要么是纪念碑似的一动也不动，装得若有所思，是一位耽于沉思的思想家，是一个超凡人圣的哲学家。

他坐在扶手椅里，要么听着，把他的谈话者淹没在香烟的烟雾中，要么自己谈着。假如他心情舒畅愉快，谈话声是单调的，对要加强的字他就稍稍加强语气；假如他激动了，那就带着演说家的惊人耐力，侃侃而谈。他可以一气不停地讲上三四个小时！而这是私人谈话！

他也可能坐着想他自己的心事，对谈话者连瞧都不瞧一眼，只是偶尔客气地点点头。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谢伟思再次访问特区。他很受特区的重视，特区对他已形成了肯定看法。谢伟思了解中国。他不仅仅是生在成都，而且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当然，他是在上海为有钱人（主要是欧洲人）办的学校上的学。他的全部外交事业与中国有联系，他周游了全中国。

周恩来把他看作持进步观点而不带偏见的人。谢伟思不像间谍那样进行活动，尽管很难相信他不是。他很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失足，态度谦逊，办事认真。

原来谢伟思的延安之行是未经大使批准的。帕特里克·赫尔利本人目前在华盛顿，谢伟思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同叶剑英和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时，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告诉他们说赫尔利是不大可能让他来延安的。

我几乎立刻就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讨论的问题是那么不平常，使中国同志以为可以让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从而帮助他们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同志被这个美国外交官不寻常的坦率做法弄糊涂了。

谢伟思年纪不大，而经历的事情不少。他在上海学校毕业后就在他自己国内(加利福尼亚)获得文学士学位。他是在昆明的美国使团中作技术工作而开始他的事业的。后来，他去北平当美国大使馆译员，在北平工作了几年。他显然表现出有才干，就直接从译员提升为副领事。

一般来说谢伟思是很讨人喜欢的。他颇有教养，精通中文，能倾听别人意见，而极为重要的是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１９４１年时就成了使馆的三秘，不久（即在１９４３年）成了二秘。

谢伟思很年轻，一点也不像赫尔利那样傲慢自大。这种人往往总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思想。可能约瑟夫·史迪威很器重他。美国有关中国的所有重要决策直到最近之前都还是依靠史迪威来作的，这很可能对约翰·谢伟思的很快提升起了作用。

谢伟思在延安时人人都很注意他。他职务不高，但知识渊博，而且他一般不浪费时间。他不是那种不敢超越指示一步的人。

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称他的大使是个保守派。帕特里克·赫尔利不了解中国及其传统，不了解当前极其复杂的形势，竟想处理中国的所有问题！就是因为这样，他反对赫尔利——这就是谢伟思所谈的意思。谢伟思进一步说，赫尔利对于国共之间的冲突有他自己的看法——一种保守派的观点，它与驻印度和中国的美军前任司令的观点相矛盾。结果，史迪威被迫离开中国。戴维斯的命运也一样。所有那些想为中国问题找到新的政治解决办法的人也将会有同样的遭遇。

我认为约翰·谢伟思谈的这些话是真实的。我亲眼见到了赫尔利的严重的政治失策。我也在宴会上注意了这位将军和政坛人物，喝了几盅之后就在那里夸起他“和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关系”来了。显然，他这么干是要给中共中央主席以深刻的印象。然后，赫尔利灌下一大杯威士忌，就宣布说１９４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他是美国总统派驻莫斯科的私人代表，继这之后，他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德黑兰会议。赫尔利接着又夸起他如何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事务，以及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来。

德黑兰会议的决议、罗斯福和蒋介石在１９３４年的会见——所有这些事情都引起了延安的病态的关切。赫尔利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有点醉了，开始吹嘘他参加菲律宾的几次战役、他的负伤和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引人入胜的生活细节。

现在，赫尔利身任美国驻华大使。论年龄、级别和威望，谢伟思都不能与他相比，因而他孤注一掷未经许可就来到特区。按照谢伟思的看法，美国通过赫尔利在对延安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赫尔利把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早已存在的复杂关系搅得更加混乱了。可是，赫尔利的任务恰好是相反的——要制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分裂。赫尔利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谁的话也不听，对他来说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重视的，那个人就是蒋介石。可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荒谬的。光听一面之词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赫尔利在把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中所有有才干的、进步的人士都调离中国，这么干，谁还敢去反对他呢？这位帕特里克·赫尔利，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美国陆军部长！（“天哪，有谁能比部长知道得更多呢？！即使他是位前任部长”。——这是谢伟思的想法，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谢伟思说，他相信赫尔利的政策对国共两党和对美国都是有害的，因此，他和卢登打了一份报告给华盛顿，批评新大使的做法和政策。怀特迈耶也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他也同意他们的结论。

谢伟思没有耽搁就回重庆了。目前，他除了任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外，还担任盟军驻华司令部的“政治官员”的职务。

约翰·谢伟思和周恩来讨论了中共现阶段的政策的实质及其前途。这个美国人显然想知道延安外交政策的具体目标。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延安领导人目前推行的政策的实质。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８日

显然，中共同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没有实现。白宫正式宣布，提供给中央政府军队的武器指定只能用于抗日。美国不允许把这批武器用于解决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延安顿时改变了态度，同观察组的关系人为地紧张起来了。

不过，毛泽东并不排除出现使白宫对特区改变态度的情况，他心里希望华盛顿还会正确地评价与延安建立友好关系的好处。谢伟思的访问表明，在美国人中间有“头脑清醒”的人，也许在最高当局也有这样的人。

因此，观察组还照样驻在延安，不过，他们只限于作礼节上的交往而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了。

可是，显然毛泽东害怕这种不确定的局面拖得太久。他怕同蒋介石面对面打交道，因为蒋介石有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撑腰。因此，与此同时要改变政策，转到亲近莫斯科的方向来——这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周恩来命令培养俄语的口译和笔译的部门调整学生人数。迅速招收了新生，现在学生的人数又增加了五十名。

延安对重庆采取了一定的行动，暗示要同苏联团结一致。特区的报刊开始用公开敌对的语气来评论蒋介石的统治了。对于要同国民党签订的协定草案的各项条款，原来是作为要求提出来的，现在几乎像是发出最后通牒。决不让步！这也是广播的主题。

在延安的美国人发慌了，他们在此除了搞谍报工作之外，还要遏制毛泽东，不让他主动采取行动。他们进行鼓励、劝说、暗示，实际上是要阻止延安在军事和政治的许多方面采取有力行动。可是，现在毛不肯听从摆布了！报刊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留情了。

美国人立即觉察到了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这种改变。在重庆，中共代表和美军司令部之间发生了摩擦——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摩擦。

毛泽东不是一直都表现得很愿意取得谅解的吗！美国人断然决定对他施加压力。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毛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主见，榨不出“油水”的盟国他是不需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不总是选中他们所“特别喜欢”的盟友的。毛正是这么行事的。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命令改变同观察组的关系。虽然谈判的大门要保持敞开，但必须使大家明白特区并非是孤立的，他们得好好考虑。苏联是特区的盟友。

毛认为内蒙和满洲的形势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它们都会落到中共手里，华北的地盘也同样是牢固的。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９日

毛泽东向来是不下小赌注的。延安当局对观察组的态度随着他的意旨而急剧改变，观察组的代理组长、陆军少校雷·克罗姆利立即向重庆报告了一切情况。

重庆的气氛更紧张了。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在设法使国共双方和解（他们仍然希望拟订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协定草案）。

蒋介石力图保住他对全国的统治，共产党代表所提出的要求正好就是打击这种统治的基础的。美国人试图说服蒋作些让步。他尽管不愿意，倒还真同意了。但是，中共的代表偏偏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美国继续对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但这立即使在延安的观察组自食其果。

在重庆发生了一场大争吵。赫尔利显然已陷于绝境。

克罗姆利少校会见了叶剑英，并以适当的形式表示了抗议。但叶剑英在这一点上早已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克罗姆利少校，国共关系的恶化完全是美国人的过错。

形势日趋紧张。康生显然处于孤立。

延安的阴谋使我对政治产生厌恶。但政治是现实，生活在政治之外是空想。严酷的政治现实比起任何的空想都要好些。

延安的气氛沉重而紧张。

代表大会的命运将由中共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来决定。全会将“润色”大会的报告，并挑选出几个要出台的重要人物。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０日

美国人正在努力用非常独特的方式来控制矛盾重重的局势：在延安不断举行宴会。他们不只是想恢复良好的关系，而且由于他们看出了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情绪，想再次把毛泽东“拴住”。

他们以前就是这么干的——用希望“能以某种方式解决武器供应问题”之类的话来把他拴住。事情的发展也许同当初主张向延安派出观察组的人的意愿大相径庭，但这个组肯定束缚了中共中央主席的手脚。他等待着，盼望着。时间过去了，但他为之而担风险的事业——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依然没有取得进展。虽然有时毛泽东的确不怎么听话，但他还是耐心地忍受着这种束缚。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因此给在延安的美国班子起了个浑名，叫“等着瞧的使团”。

但是形势变了，美国人现在看清楚了。毛已表明他的政策的倾向。同美国人进行的赌博看来是快要结束了。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２日

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多么混杂的人群啊！有美国职业情报官员，当地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康生和李克农的人，有时还有来采访的记者。观察组无限制地供应美酒，使他们保持着既定的节奏。

美国搞情报的小伙子们都是好样儿的。除了一两个人外，观察组可以有把握地组成一个相当不错的足球队。都是精选出来的小伙子，身材魁梧，有自信心。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儿很大方。在宴会上，威士忌、啤酒、巧克力、面包、罐头食品、黄油，应有尽有！对当地政府要员来说这太诱人了。

现在，我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家里颇为经常地发现桌子上有黑白牌威士忌，甚至这威士忌商标上的两只小狗的剪影都成了我熟悉的东西了。约翰尼·沃克牌的威士忌是这儿最常见的一种威士忌，装酒的瓶子是四边形，看起来像纪念柱一般。不过，老百姓是没有这种口福的。

陈毅是个贪吃的人。他对招待会有特殊的嗅觉，哪里有威士忌和茶点，你就能在哪里听到他的笑声。

一般来说，延安的高级官员不参加这种宴会，双方都只有大人物的喽啰们参加。他们喝啊，喝啊，既能贪杯解馋，又履行了公务，好使对方泄露消息。当特务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职业：肝硬化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共领导围绕着即将在党的七大上做的报告展开了激烈斗争。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３日

毛泽东在尽最大的努力。他的工作很忙，但是他情绪低落倒不是因为忙。博古告诉我说，他惟恐有关“莫斯科派”的活动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毛怕这事会影响苏联在解决远东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４日

有一些中国同志也痛恨和美国人搞这些宴会。他们主要是沿海大城市来的人。他们人数很少，但有这种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中国人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欺侮，记得那污辱性的诨名“黄皮肤”、仅供白人居住的住宅区、白人极为富裕的生活以及那些海外来的“客人”不断对中国人的侮辱。

毛泽东向我详细谈了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以及其它一些问题，想以此表明他对莫斯科并不保密。

中共中央不断地开会，他们正讨论代表大会的文件。全会的工作为一种保密的气氛笼罩着。他们真正谈论些什么是严加保密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倒还认为有必要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５日

不出所料，大会的日期又一次推迟了。大会将于四月召开，也许是１５日开始。中共领导的这个决定直接表明，它将来要看苏日条约的命运如何来作出决定。这个条约在四月初到期。延安等待着这个日子的到来等得都很不耐烦了。

谁将在大会上作报告？这是个重要问题。谁都在争这个权利。

谁去讲军事问题？几乎没有争论：朱德是总司令，所以就得他去讲。

任弼时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毛泽东委托他做关于党内斗争的报告，这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报告要总结中共执行的政策，时间虽然只有四年（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但那是些什么年代啊！事实上，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方面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将是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他的政治报告大致已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是稍作修改而已。可是，苏日条约的命运还未见分晓，现在定稿难免失之轻率。

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忽略康生。情报局头子要作关于“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耐人寻味的是原来没有打算做这个报告，但是整风对全党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无法把这个问题遮掩过去。当然，毛泽东对党内同志是什么也不怕的。他对这点很有信心。他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

康生的报告将对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毛泽东所授意的叙述。一个四平八稳的报告将永远载入党的史册。这个报告也将使毛泽东本人避免挨打，因为康可能承担一部分责难。而对毛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脱身之计——不过是一个热心过度的政策执行者把事情做得过分而已，岂有他哉。

康生的报告将总结整风的成果，说明为了斗倒“教条主义”应该整风，并且要把整风成果定为党的生活准则。

同时，毛泽东想通过康的口宣布整风是一个合理的、必要的运动，不能也不应受到指责。因此，在经过多次讨论和会议之后，决定把这个报告列入大会日程。这个决议实际上到了最后一刻才通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是日程上的一个问题。战事结束已经在望，将来要为收复至今还在日军控制下的领土、建立新的根据地而进行战斗。当前重要的是要决定党在将来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斗中应采取的立场，提出就此同国民党合作的设想。这是一个极微妙的问题。这类微妙问题通常都是由周恩来来处理的，所以中共领导人选了他作这个报告。

高岗要作一个有关他最熟悉的问题的报告：他要讲特区各方面的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宗教问题）。

陈毅也受委托作一个报告。作为华中地区的专家（负责当地的解放区和中共军队），他要就此谈谈情况。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新区的可能性问题。

特工部的头子彭真也没有被晾在一边。彭是康的热心的助手之一，是整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十足的反苏分子。过去彭在城市里作地下工作，在上海甚至还被捕过，所以他作为多少熟悉城市革命工作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官员的话）受托谈这个问题。

彭是个机会主义者的突出的典型。他依靠刘少奇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康的特务工作，懂得如何通过挑拨和不道德的行为来向上爬。必要时，他对什么都会“相信”的。

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十分高大、魁梧、健壮。他善于曲意逢迎。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有所选择的顺从。这是拍马屁拍到了家，是整风年代的一种典型产物。

大会上要做报告的还有彭德怀。彭德怀是个沉着的、健壮的人，是我第一次奉命来华时就认识了的老相识——当时，我们的同志设法为他的部队提供了一些装备。他是个真正的战士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也认识了朱德。

在大会上，彭德怀将就他透彻了解的方面作一个报告：他要谈华北各省的战斗历程。八路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扩大根据地。

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同周和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一样是主要报告之一。在极端保密的新的党章草案中，有一些条款显然要把毛置于独特的地位。毛敢不敢把这些条款作为将来党章的一部分呢？不管怎样，这个草案就像代表大会的其他一些文件一样是保密的。这种保密绝不是出于怕泄漏什么经济和军事机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正式通过了报告的题目以及作报告的人选。党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大会的议事日程和工作程序。这次全会安排在三月底。

尽管康生四面楚歌，但他表面上并不让步。他讲究效率，办事井井有条，眼镜后面依旧是两道傲慢地高耸起来的眉毛。

他终究是要挨打的，而且已在挨打，但也并不都是打在他身上。也许他懂得这一点，因而如此沉着。在延安，政治上的妥协意味着有能力给所有经过整风洗脑之后的幸存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没有堕落的人）以最后的打击。康不是干了这种事吗？整风实质上没有变——谁都承认这一点。整风被称为正义的事业——部分地、全部地或者有保留地承认，但谁都承认这一点！康懂得：他的政治声誉并没有受到损害。是啊，他甚至要在大会上作报告呢！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这样描写这些人物是容不得人吗？很难这么说。看到人们怎样赖在党内、粘着党并且玷污党，然后夸说干了革命工作，这使我作呕。甚至连这类“领袖”的日常工作也受到称赞，好像是为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似的。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９日

美国对延安问题的政策中最有远见的看法是戴维斯和谢伟思的看法。

谢伟思最后一次访问表明，他正确地抓住了中国两大集团的领导人之间的民族主义的共同性。这是为了美国将来的利益所作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估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跟周恩来作惊人坦率的会谈的道理。

谢伟思远不是一个政治空想家。这位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二秘跟戴维斯一样比他的许多著名的同胞更加目光敏锐——这是事实。同周的会谈表明，谢伟思是这儿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他不是那种一味躲避“布尔什维克瘟疫”的人。他关心的不是言词而是政治现实。

但是命运又是多么嘲弄人哪！他的保护人——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不在这里了。戴维斯同意他的政治见解，也调开了。

像谢伟思这样的人往往不能功成名就。他太有主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