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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２月
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
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在重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办公室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谈。
王世杰代表国民党提议可有一个民盟代表参加政府，但他不同意召开各党派会议。
周恩来讲话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并要求召开国民大会。
尽管赫尔利积极进行调解，周恩来拒绝作出让步。
赫尔利说他想回美国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６日
毛泽东并不反对冻结同重庆和华盛顿的一切外交活动，但是他又怕输了这场赌博：如果苏联不对日本开战，那怎么办！
中共领导老在捉摸这样的问题：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增强了，从而产生了力量的重新组合，并必然导致中共地位的巩固，因而该指望谁呢？是美国？还是苏联？
想到延安的事情，我不由回忆起一个法国人讲的话：“谎言就像赝币那样，由罪犯制造，而由最诚实的人来传开。”
中共官员逐渐为民族主义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所征服，成了毫无原则的人。毛一贯正确，全知全能，像活着的上帝一样受到崇拜。
１９４５年２月７日
在我弄到的外国记者关于延安之行的报导中最说明问题的一篇是西奥多·怀特写的，它刊登在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８日的《生活》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强调了某些事实，这很有意思。从特迪·怀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明白无误地抓住了中共中央主席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害，就是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抵制。旁的不说，在这种抵制的背后滋长着毛泽东的反苏思想。这对《生活》杂志的尊敬的订户是最关重要的论证。毛对由“只不过是个留声机”的人重复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危害性的评论，最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整风之后我懂得了，中共中央主席所指的“留声机”唱的就是被毛泽东和康生所压垮了的中共国际主义派所主张的原则。
这篇文章也证实了毛泽东蒙蔽舆论得逞，掩饰了八路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真实情况，夸大了据说是反映这一斗争的数字。特区对外国新闻界谎报消息所作的努力产生了效果。
有一篇全面评述中共军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这篇述评去年由叶剑英向外国记者宣读过，后来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述评中的数字已成了正式材料。这些数字不仅为外国记者所引用，而且观察组的官员也在引用。毛泽东想把它们载入史册。按这些虚假的数字来看，毛集团在抗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怀特在文章中反复提到了这些数字。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证实了毛泽东从事党的活动的特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说到毛泽东的“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时所用的词句最准确不过地说明了他的政治观点的本质。实用主义抹杀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差别，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说法，实用主义为武断地伪造科学铺平道路，给反动的哲学思想提供基础。
像怀特这样的文章，对美国政客和商人的未来活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淘金区”。
中共领导会见怀特并不是轻率采取的行动，他们对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记者透露消息绝非偶然。他们利用美国是苏联反希特勒战争中的盟国这一特点作为幌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走了这步棋。毛泽东利用这种同盟关系来达到他反苏和反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目的。
中共领导通过《生活》杂志对美国商界宣布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在一定情况下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诡计。
１９４５年２月８日
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一封电报，谈到了有关谈判的详情。周恩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和张治中会谈了几次。
蒋介石不想放弃一党专政，而赫尔利劝他不要如此。赫尔利承认国民党领导人关于民主的讲话是空谈，他错把宋子文和王世杰看成是自由派了——他们跟蒋介石一样死抱住旧事物不放。
赫尔利建议改组军事委员会，把美国的、国民党的和中共的军队统一起来，任命一个美国人当总司令（来指挥中共所有的军队，包括在敌后作战的军队），国共双方各派一人担任副司令。
周恩来说这种解决办法是不适当的、不公正的。
赫尔利要求周恩来理解他的用意。赫尔利警告说，除非问题确实获得解决，否则他要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的使命已告失败。但是，假如他们真达成了协议，美国总统也许会访问中国，以便亲自与闻协议成果。
宋子文告诉美国大使说共产党想要夺取全国政权。
赫尔利甚至并不反对支持中共提出的在国民党高级官员看来是过分的要求，但他怕让步和协议会被苏联钻空子，因为据说苏联想夺取中国。
１９４５年２月９日
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一项新建议。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中共军队就会因得到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而大大加强，并能实现它对全国武装力量的控制。
在重庆会谈过程中他们为争夺权力而进行了斗争，把民族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谁也不认真地想想抗战，而日本则继续在中国侵占新的领土。他们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和美国身上。重庆和延安正在拼命讨价还价。
我老是要关注形势，这何时才能到头？我日夜都处于紧张状态，脑际时刻萦绕着延安的人和事。而我一直是单枪匹马地在这里工作。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０日
我同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散步了一个钟头，把压在我们心上的事都谈了出来，说了不少消息。
我对奥尔洛夫讲了最近的消息和事态发展。他沉默不语。
我说，现在有一件事使这个湖南人等得焦心，这就是一个半月之后要满期的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莫斯科是否会废除这个条约？——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在折磨着你的病人。假如条约废除了，我们就要开始对日作战。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又有完全不同的机会了。美国人依靠蒋，同时又用一切力量来控制毛。按毛的看法，事态发展的进程将会使他作出正确的抉择。
雅科夫列维奇说：“我的病人担心他的健康，精神很紧张。”“江青在这方面表现得也不比毛强。每周都要把我叫去几次。他们就是为心律不齐、身体虚弱而着急。但我觉得，要是我们能有他们那样好的身体就不错了。”
中共中央主席决定把周恩来从重庆召回。形势在这么发展：蒋介石总统竟出人意外地准备对延安所坚持的若干问题作出让步了。
召回周恩来的电报已发往重庆。让周再留在重庆就有危险了。蒋介石的让步会公诸于众，而中共中央主席则继续在对于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置之不理。再这样耍花招，会使得延安领导人的政治骗局有暴露的危险。事实上，延安一方面呼吁和解，一方面不肯妥协。
延安现在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做到在不违反公众舆论的情况下能使蒋介石失面子，而中共又不用作任何让步。周是这里的主要顾问，他享有第一号外交家的盛名。
事实上，延安的顽固态度还有另一层意思：日苏条约的命运到底如何呢？如果苏联宣布废除条约把关东军打垮了，那么作出让步合算吗？在此情况下，靠莫斯科来取得一切政治的、物质的和军事上的利益不是更省事吗？
中共中央主席对我不止是亲切而已。任弼时对我说：“我们都是他的老战友，可是比起我们中的许多人来，也许你更受到信任。”
正如卢梭说的：“他们把自己的弱点变成了长处。”这贴切地说明了毛泽东行为的典型特征，他不惜拿自己的背信弃义来进行投机。
他为了迎合苏联，唱着“长沙的旧歌”——我一直是联共党和苏联人民的忠实朋友。
使自己的卑鄙俨然成为美德，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很有经验的。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１日
在毛的接待室里经常能见到一个值勤的卫兵，他时刻注意着来访者的一举一动。带着毛瑟枪的卫兵就在窑洞上方埋伏着，许多公开的或秘密的步哨守卫在通往住所的各条路上。对住宅前面的所有树木都精心加以保护，这样，从飞机上往下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在和他的少数同事议事时说，同重庆妥协尽管令人遗憾，但难以避免。可是，在四月中旬莫斯科的意图见分晓之前不应该妥协。
“四月中旬之前，要尽一切可能维持重庆谈判的不即不离的局面。”这是中共中央主席给他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们的指示要点。
前几天，中共中央主席通过我发出了一连串的电报。他装作忠诚，把一些塞满数字以及他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他揭露美国的诡计等内容的电报发往莫斯科。
认为毛泽东不懂什么那就错了。他全面研究了有关东方的材料。他阅读了大量的报道、报告、军事评论和其他文件，并加以融会贯通。他对当前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有透彻的理解。
从思想领域来说，他只知道中国文化和历史。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老文化，无疑他认为它比其他任何文化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
中共中央主席在一份电报里说，蒋介石及其一伙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重庆催促华盛顿尽快开始把盟国的军队输送到中国来，蒋介石的目的是要用美国佬的援助来整编他的军队，给它装备最新式的武器，并将步兵机械化，云云。
中共中央主席说，华盛顿的目的是要套住中共。蒋介石和罗斯福总统都在作这件事。
毛泽东电报的这一部分可说是不打自招。延安和重庆都在梦想和美国结盟，双方都企图用美国的武器和美元的援助来跟对方算账。为酬答这种援助，双方都答应把国家完全交给大洋彼岸的商人去控制。华盛顿选择了蒋介石，因而毛现在说美国人和蒋介石已达成协议，这对特区是一个威胁，莫斯科应有阶级情谊，与中共团结一致。
为了要使莫斯科生气，毛在电报中塞满了有关“国民党在政治上出卖灵魂”的事（毛在和我的谈话中也说过这些事）。毛在此再次采取他那屡试不爽的虚报数字的策略。
他说，中央政府的军队约有１５０万官兵。这表明他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弱了。
蒋军的战斗力达到了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低点。相形之下，拥有７１万官兵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力量增长了。
中共中央主席写道：
国民党军队去年与我军相比还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是，日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结果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动。即使在湖南、河南以及南方各战线的大溃败发生之前，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也至少抗击了５１％的日本精锐部队，那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只用４９％以上的战斗部队来遏制重庆部队。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河南与南方各战线的惨败迫使共产党军队弥补国民党军队所减弱的抵抗力。目前，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牵制了敌人精锐部队的６４％。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还同９０％的南京伪军作战。尽管国民党军队目前只受到敌人整个驻华派遣军不到３６％的部队的攻击，但在侵略者面前却节节败退。特别是现在，正当日军把全中国变为集中营和废墟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恶劣。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２日
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本身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共中央主席说，去年，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有完全不负责任的人才会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发动反国民党运动，以及把八路军撤离前线，而使特区面临失败的危险！这是一种特殊的不负责的做法！对毛说来，首先就是必须证明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掀起反国民党歇斯底里和破坏抗日的作战活动（这种作法正中侵略者的下怀）。
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可以追溯到将要签订西安协定的时候，其目的是要破坏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然后逐渐地清除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并赞同其策略和服膺其威望的党员。这样，才进行了整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仅仅为了达到他的国内政策的目的，毫不迟疑地拿特区和共产党的命运去冒险。但是，冒这种风险是完全不顾后果的！中共中央主席相信苏联不会听任国民党去消灭中国共产党。可是，我看到了毛泽东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危机时的恐慌情绪。毛一下子又踌躇起来了——假如苏联忙于反希特勒的斗争，不能对他进行援助，那可怎么办呢？这使毛泽东犹豫了。以后，我听说毛得了俄国人挖苦地称之为“熊病”的慢性腹泻。
毛泽东明白１９４３年对苏联意味着什么——那时，苏联面临严重的军事和经济困难，战争正处于转折点。我随时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但毛不顾这一事实，拼命想把苏联拖到远东冲突中来。
按照中共领导的意见，苏联现在应该参加对日战争，用它的军队和物资来解放一些土地，然后由中共来将其变成根据地。至于中共军队，大部分要保存起来，专门用于将来同蒋介石角逐，分裂国家。苏联或盟国军队在打垮日本人的未来战争中应起主要作用，中共军队只应协助。这种机会切不可失，应善加利用。——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所策划的计划的关键。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３日
这些日子，延安正在用独特的方法解释整风的性质。中共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现在有它的理论了，它是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作出来的“无可争辩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曲解，用来实现毛泽东的目的，而不为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服务。无论过去和现在，这里都在说服人们，强迫人们相信在党内使用暴力是必要的，是反对阶级敌人的整个斗争的组成部分。这是用来对国际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摧残的一种掩盖。
整风已不太引人注目了。为了清除所有不符合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和不符合他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延安正在进行新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整风。一般说来，在这里批评是不允许的，简直是不可能的。谁都得“相信”，不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什么都是不正确的。这里的人谈论着列宁主义的工作方式，可是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方式。
党内民主在这里被解释为所有的人都重复毛的讲话，在一切场合引用它们，即使是很可笑的说法。重复毛的见解，引用毛的话，党员只有在命令和指示的范围内才允许表现主动精神。
毛泽东的指导方针由刘少奇精心地化为文章，用各种形式重复一个思想，说整风运动是历史的必然，它改造了受资产阶级伦理学和哲学影响的年轻的新党员。据说整风把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帮助他们“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据说整风揭露了机会主义者，他们在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代表出来反对发展人民的斗争，反对建立新解放区，反对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扩大中国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据说，这些机会主义者反对从日本人手里收复本应由工农政权控制的中国的神圣领土。由于害怕日本，“一些党员的阶级觉悟降低了”，“他们开始在国民党面前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并说什么这是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所必需的。据说毛泽东纠正了这种偏差，挽救了党，明确地指出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这就用不着评论了。
首先，这样讲理论，其目的无非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适应于某人的利己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诋毁马克思主义（例如把马克思主义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
由刘少奇用毛泽东的思想写成的文章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些文章在这里是不容辩驳的！）。分发给所有党组织的这些文章实际上承认，作为党的希望的年轻新党员大多数是非无产阶级分子。
蒋介石对他的老战友和高级官员说，他要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和全党一起建立一个新中国。“我只会把权力移交给人民。”蒋介石是这样说的：“但决不交给任何其他党派或个人。赫尔利是个笨蛋！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能消灭共产党。”
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中把蒋介石这些话引下来了。
几乎没有一天不跟康生碰头。看来他情绪低落，尽管他力图表现出一切都正常。刑官在为他的前途担心。我很清楚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毛同季米特洛夫的通信以及我与此事的关系当然是了解内情的。莫斯科对刑官的行为的严厉谴责使我永远成了他的死对头。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８日
任弼时以说教的口吻对我说：“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撤除了领导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自１９３５年１月以来党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他懂得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运用于我国革命的实践。”
显然，对中共这段说远又不远的历史的一切谈话都是与准备召开七大有关的。
共产党的领导在狂热地进行活动。他们对外国电台就反希特勒联盟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的克里米亚会议所作的报导和苏联新闻处就此问题发表的公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预测。
毛泽东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会参与远东战争。我对报纸上公布的正式公报全文作了详尽的叙述。
对毛泽东来说，知道苏联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他该同谁去结盟呢？屈从美国，接受蒋介石的计划，也许好一些？
简而言之，延安的外交处于十字路口。
毛泽东的所罗门式的决断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说，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同时推迟党代会的召开。
既然美国人不想作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延安必须弄清苏联对将于４月１３日满期的对日条约的态度，才能决定对策。
博古在会上说，克里米亚会议一定讨论了所有盟国对法西斯日本联合作战的事。博古确信，苏联政府首脑签署了一项决定苏联在远东参战的协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针考虑在内了。日本多年来力图吞并苏联的一些地区，仅仅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才终于使它清醒过来。
博古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苏联的参战将有利于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他说出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说啥。尽管我很尊敬他，我却无法告诉他确切的情况。
同样，我也不能满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认为苏联不会对日作战。洛甫的立场还带着整风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苏联军队参与远东战争一事考虑得很多。毛泽东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枯竭。
刘少奇用全副精力来准备代表大会的材料。
周恩来若即若离地对我表示亲切。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中共中央主席，对于苏联是否可能参加对日战争不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那个湖南人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声望，发表意见也很小心谨慎。他并不确切知道事态会发生什么变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他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作出错事来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决定（首先是对国民党的关系）同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么讹诈蒋介石，给他施加压力，为不久的将来打内战积聚力量，要么就达成协议，承认重庆当局正确，签订美国人所提议的协定草案。
这就是毛不同观察组断绝联系的原因，尽管他对它已积恨甚深。
朱德、叶剑英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相信，苏联会宣布废除对日条约，参与对日作战。朱德认为，苏联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干涉（组织和支持高尔察克运动、几个白卫军政府以及谢苗诺夫运动）、在哈桑湖地区的挑衅、哈勒欣河的血战以及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的进攻准备。中共军事领导人坚信苏联会参战的。
总之，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很分歧。
灵活而不大肆声张的苏联外交把毛弄糊涂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愿让他知道其重要决定已有一段时候了。莫斯科的缄默使毛沮丧，他不会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９日
毛泽东的随从们每逢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或蒋介石的失败时总要大摆宴席庆祝一番，酒席上烟雾弥漫，又说又笑，又嚷又叫。
毛对我特别友好，可以说，自从给季米特洛夫发出难忘的一月电报以来他一直是这样。那份电报是季米特洛大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来电谈到整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之后发出的。
他会不时地坐到我的旁边来，一定要我喝酒，弄得我无法拒绝。他自己也喝，酒后他饭菜吃得很少，烟抽得很多。
所有的宴会都像这个宴会一样，办得好像是为了庆祝毛的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日子，例如他的生日那样。人们开怀痛饮，高声谈笑。但是，所有的人都注意着毛，以便跟上他的情绪。
毛喝得醉醺醺时讲话就特别难懂。在这种时候，他那单调的、口齿不清的湖南腔特别重。这种单调的、含糊不清的话还不时夹进两三个发音特别加重的词。只要稍一喝醉，毛就失去了他那重要的大人物的神态，有时就像一个农民进了饭铺，粗声粗气地又叫又嚷。
他拉着我的手出乎意料地说，至今为止，从莫斯科到中国来工作的没有比我更好的了，他也没有见过更好的了。在这种时刻我又得灌下一杯烈酒。不管我喝完没喝完，就往我的大酒杯里倒酒。
毛也用大杯子喝酒。他的脸变红了，头发分梳在两边，眼睛炯炯发光，心不在焉地微笑着。他的脸不像平时那样冷淡，而是变得神情快乐了。
“我很高兴，孙平，你正好是在我们党的这段伟大历史时期和我们合作。你知道，我对你很尊重。”
人们争着跟我干杯。我很难拒绝。每人只消干自己的一杯，可是，我却要干好多杯。
顺便说一句，这里敬酒的事并不常有，人们只是边谈边喝。我只希望我的头脑能保持清醒。我为没完没了的各种问题所苦恼。人们纷纷向我提问题，简直像下暴雨一般。
这一切都跟毛很喜欢的那种相当粗俗的玩笑掺杂在一起。这些玩笑往往是非常色情的，轻浮的。
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简短地交换意见，而且嘲笑同志的过失，奚落他人，并为之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
从他们的言谈和漫不经心地说出的话里，我获悉中共七中全会最近就要开会，讨论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我知道“对遵义会议以来（也就是毛泽东掌握领导权之后）这一段党史的估价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现在正试图消除这种‘分歧’。”
１９３９年秋周恩来在莫斯科。他顺便对我谈到过那时的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印象。要求苏联给予武器援助以支持中国革命，这是周奉毛泽东之命去访问的目的。１９３９年秋天在莫斯科讨论了武器问题，虽然不是直截了当进行的。这事情已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过我。因此，我听到了有关他访苏的另一种说话，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同时，周在莫斯科弄清了他早巳知道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即主张中国全国合力抗击日本侵略。总的说来，他当时想探听苏联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想判定其政策方向，以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与因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
我很了解周。我相信他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知道苏联是否可能同重庆决裂，从而以一切必需的武器来装备中共军队。
这真是完全无视世界大战初期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他们只想到他们的计划和利益，而不考虑苏联所遇到的军事上的复杂情况。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周很了解情况，但他还要问我关于我们在重庆的军事使团情况。他讲话的态度同往常一样富有魅力，但只是一次礼节性的谈话而已。
酒后，大家都感到无拘无束，他们谈着，相互插话，说话和动作都很随便。
这里人们对事态的发展十分满意！目前，他们的一切希望都与苏联联系在一起。他们单刀直入地来谈这问题，装得诚心诚意的样子，好让我把每件事都向莫斯科报告。在提到美国人时则用了一种嘲讽的口吻。
有的人甚至说，苏联在东方的战争与其说为了中国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苏联的利益。
毛说我的头发白了，但这不是什么缺陷。无论如何，这表明一个人不像是在二十多岁那样天真了。智慧比青春更可贵，但是对于……在大家的笑声中，点明了他的“但是对于”是什么意思。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１日
正式决定三月份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项决议和其他若干决议是由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的报告。没有进行讨论。
重要决议之一是关于建立特区和共产党所有解放区的政治与行政中心的具体步骤。这个中心的建立要推迟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将提供必要的论据，以证明建立“联合行政中心”是有理的。这是中共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建立联合中心将不可挽回地最终使国家分裂（当然，不算大大小小的傀儡政权）。
随着联合中心的建立，同“重庆集团”的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内战不能排除的原因。
这个计划是延安精心策划的。从成立联合中心到内战的可能爆发，整个过程会有好几年，需要五、六年，可能还要长一点，因为按中共中央主席的意见，抗日战争还要打几年。（毛泽东说，中国将要在两三年内赶走日本人。）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必然会通过一项加强其政权的决议。中共中央主席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国民党会受到延安报刊和开明的重庆新闻界以及一切进步舆论的猛烈抨击。
把共产党的所有根据地建成一个联合行政中心的计划将会被看成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在目前这样的时刻，这种措施不会引起国内外的不满，虽然这一定会扩大抗击侵略者的民族阵线的分裂。毛认为，这个步骤将给中央政府的政权造成极大破坏，而事实上，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遭极大的破坏。蒋介石将被看成是分裂统一战线和造成其他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
会上，发言的人都强调联合中心只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成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就国共双方领导人的会谈问题作了长篇报告。他的报告证实了我的猜测和其他一些事实。
顺便提一句，组成毛泽东的未来政府（所有苏区的联合中心）的具体措施已决定了，付诸实施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出一个星期就要把建立工会中心的消息通知全国各解放区。延安的同志们还没有把它的名称定下来。不管怎样，会出现一个各解放区的工会组织，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特区正常运转的党政机构。这将是终将爆发的内战的第一声响雷！
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包括会议的全部议题。
不用说，最重要的大事是中共中央主席的讲话，他的讲话在后来几天讨论了多次。中共中央主席在讲话中第一次对克里米亚会议（大都是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问题的）决议明确地表了态。
毛说，无容置疑，苏联一定会参加对日作战。应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中共中央主席又说，中共的任务是要求英、苏、美三国领导人干预重庆“一党政府”的事务。反希特勒联盟的领导人应该懂得，蒋介石政府必须满足共产党的主要要求。反希特勒联盟的成员国是否都会同意这样一些要求非常值得怀疑，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同意。
下面就是毛泽东接着讲下去的内容要点：
我们要提防美、英、苏三国首脑可能会拒绝我们的要求。他们即使拒绝，我们也决不放弃这个战略计划（建立联合中心）。在苏、美、英领导人面前我们将竭力保住这个计划，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后退。
令人遗憾的是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要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而且，即使我们被迫同意妥协，也得要让妥协对我们略为有利。
“全力坚持，为了以后得到最高代价而后退。”这是中共中央主席这一部分讲话的主要思想。
对毛泽东的这些话听众报以嗯嗯的赞同声。
这里，毛泽东彻底暴露了自己——他从蒋介石那里是不会得到权力的。要强者自动让出权力，这还没有过先例。可是，利用国际政治力量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分出权力来也许不是空想。想到中国战争的特点，这真不是空想！
毛宣布，为此目的，中共应该想方设法让反希特勒联盟的领导对作为反法西斯联盟成员之一的中国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重庆政府的首脑在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的压力下一定会让步，到那时他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圈套了，他除了让步之外别无他途，而这种让步定会对我们有利。我们要尽力争取各种最强有力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可能会改组政府。这种改组必须是彻底的！在这方面共产党极有可能取胜！“重庆的独裁者”必须接受对我们极其有利的条件。目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会谈就是错误的。我们应等到四月中旬再说（暗示着苏日条约的命运决定之后，形势将会明朗）。
中共中央主席紧接着竟然说，实际上，不太可能在中国组成联合政府！应该现实地来判断事实！即使联合政府难以成立，作这种争取仍不失为使人心倾向共产党的有效方法。将来，我们还要提出重庆难以接受的要求和条件！“这是我们对付蒋介石的带战略性的政治计划！绝不要提出任何使他有后退余地的条件！”
毛泽东的立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主要问题就是要“逼得蒋介石走投无路”，就是要逼得他来发动内战！此外，要操纵舆论，以便给共产党充分动员的时间。
用抗日作幌子来夺取领土，也就是说要扩大根据地，准备将来打内战。此外，形势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蒋介石。但是，蒋也在着手准备对付特区，因而美国可能大量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因此，毛即使不能完全阻止的话，也要竭力限制这种援助，要迫使美国人考虑公众舆论。延安会揭露盟国的这种行动。
还有一桩使毛特别苦恼的事：他并不完全肯定苏联会打日本。他说苏联会打，但他不能肯定这一点。因此，共产党领导要推迟到四月中旬以后才对一切国内外政策作出决策。这是毛的典型作风！他甚至对他的战友也保留几分，不肯尽吐真情。
除了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有关的任务作出估计之外，毛着重谈了华北的形势。在听众的掌声中他庄严地说：华北的形势很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地区可以算是归共产党管辖了。在华北，中共的权力、影响和势力毫无疑问是强大的。但是，最好是把华北的干部更换一下：“加强干部队伍！斗争就在前头！”“我们不应该自我陶醉：还必须加强察、绥、热地区的干部。所有不称职的党政领导人员都应撤换！这同样也适用于内蒙古和东北。”
之后，中共中央主席又回到建立全苏区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上来。
从我对毛泽东的了解来看，该委员会将起导火线的作用。工会筹委会将召集代表开会。代表们不会只通过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他们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建立中国全苏区的联合行政中心的决议（无沦如何，他们将要求立即组成这一中心）。这就能摧毁“一党专政的蒋介石政权”。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像党的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并没有谈到山东、山西和河北的情况。这三个省内共产党的政权是谁也动摇不了的。的确，那里有国民党的军队，但他们正在逐渐被摧毁，不久将要被彻底消灭。
毛泽东的整个讲话都是准备内战的号召，虽然并不排除妥协的可能性。毛在这方面并没有认真考虑国内形势。中共中央主席的指导方针实质上就是用武力夺取土地的方针。周和毛驻重庆的其他助手的政治花招只不过是在争取时间、愚弄公众和进行讹诈！
朱德在会上谈了他的活动。他的讲话清楚地反映了“整风的旧病复发”。他忏悔起来了，这真出人意外。他说，他低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因而错误地坚持要把中共的大部队转移到南方和东南各省去。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及时指示才能化险为夷（防止了错误地选择军事活动的地区，把兵力分散为小部队，等等）。毛再次起了救星的作用！
朱德还说，他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犯有错误。他曾经希望全国革命爆发，其实，需要的是在农村逐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朱德说：“我相信能立即在全国夺取政权，这是重大的政治错误。”
中共中央主席就这样通过朱德，号召利用抗日战争的特点实行夺取国统区的策略。同时毛警告大家说，同国民党发生一次公开的全面冲突中共很可能一败涂地！毛彻底完蛋！一方面，要侵占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建立军队，制造事端——就是说向蒋介石挑衅；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共产党，一场内战会导致特区的毁灭。
驱使毛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他的冒险主义和毛希望在发生严重纠纷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且也是他的强烈的权欲，这种欲望常常（太经常了）使他连常识都没有了！
毛泽东把农民看成可以用于打内战的主力。农民深受土地危机之苦。土地危机一定有助于他鼓动全国，动摇蒋介石的政权，使国家毁灭！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中共成熟，党的领导趋向于小资产阶级的左倾。
苏联军队在欧洲战胜法西斯军队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延安。美国人不愿抛弃蒋介石，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已经明了而且日见重要的事实。毛泽东没有选择余地，共产党只有苏联这一个盟友。毛的诺言消除不了美国政界领导人的怀疑，美国在加强蒋介石的力量。这个事实决定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行动。
在抗日斗争中与莫斯科结盟，对中共内部局势正常化，对培养造就新的一代共产主义者即国际主义者，在客观上会起积极作用。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２日
２月１８日《消息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形势的若干事实》的文章。文章指出，苏联希望在解决远东问题时一定要适当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
很明显，尽管毛在政治上耍阴谋，我们莫斯科的领导还是坚定地保持着支持中共的方针。
支持中共就是支持中国革命，就是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假如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这将是帝国主义在我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苏联将拥有自由的中国这个强大的朋友，跟它联盟将使社会主义阵营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
联共把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外国奴役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利，把对中国人民的援助看作是自己伟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是莫斯科的坚定立场，毛集团的政治赌博是无法影响它的。对中共中央主席的追随者很难有别的话可说。他们与党、与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相比确实就像一小撮政治阴谋者。至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道路那是很清楚明确的——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和平地建设新中国。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
延安在期待着中共代表大会的召开。
不管谈什么题目，毛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阶级斗争，天天斗，时时斗。对于按毛泽东的格式进行的阶级斗争我有充分的了解，并亲自看到了它的种种表现。这是毛谈话的主要题目之一，他用它来为整风给党带来的暴力行为以及贯穿整风全过程的暴行作辩解。决定斗争结局的是暴行，而不是全会、会议或决议。
毛泽东的政策看来似乎自相矛盾。今天他提出某些要求，一星期以后他会坚持一些完全不同的要求。昨天他诋毁受人尊敬的党的工作者，而今天又给予他们重要的职务。他一会儿和美国人“度蜜月”，一会儿又踩他们一脚，等等。
这就是经常被称为神秘的东方外交，巧妙而又不可捉摸。但是，这是外行的看法。事实上，这种政策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前后一贯的。
这种逻辑性和一贯性也是中共中央主席所执行的政策的特征。情况变了，他为了适应形势也不断改变斗争的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的东西原封不动。这就是说，坚决抵制抗日统一战线，反苏主义和清除“教条主义”的作法原封不动。
这里没有一点神秘而巧妙的东方外交的痕迹。是呵，他违背诺言和撕毁协议。他贬低一些人，吹捧一些人，装得像个民主主义者，而在家里却是个老爷。他在巴雷特和外国记者面前装模作样，对我说废话，欺骗莫斯科。
这是聪明、巧妙的东方外交？简直是胡说八道！连一点气味都没有。这是陈词滥调，是弥天大谎！如果真有所谓东方外交的话，那可以把它叫做厚颜无耻！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５日
毛泽东事实上正在干着陈独秀和李立三因之而被撤除中共领导职务的事。他的这一特点我不知怎么竟没有注意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立三的错误不仅为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这一特点所决定，而且也为那时刚刚迈出步子的年轻的共产党的普遍不成熟所决定。
毛毕生一直在有意识地为抵制共产国际的影响、为修正马列主义而斗争着。这个湖南人真狡猾！
这里有一封给斯大林同志的贺电。电文下面有两个熟悉的签名：中共中央主席和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总司令。１９４１年秋季，毛泽东对他的支持者通常只是冷嘲热讽，而这份贺电中这种口吻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日历告诉我们，现在是１９４５年了，所以毛泽东要吹捧斯大林了。
中共中央主席写到了苏联军队的辉煌胜利！按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当今，苏联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苏联军队赢得了不朽的光荣，而他（毛）确信，他们还会由于有其他许多功勋而赢得光荣。
然后，毛泽东向斯大林保证，他的天才的经验使毛确信，最伟大的解放斗争将取得最后胜利。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６日
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使人们的感情激动起来了。大家又围着王明、杨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闹腾开了。照例是在会上公开谴责一番，或在背地里骂上—通。
王明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看法已成定论。大家都确信毛挽救了党，使党没有采取王明的“投降国民党”的路线。“王明是舔蒋介石的靴子的”，人们绕着弯用这样的话来说他。
国际主义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于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忠于党的利益”——横遭诽谤，这个格言现在已被遗忘！毛泽东的领导阶层逐渐使大家相信，王明“从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培植异己分子”。据说，远在１９３１年王明出现在上海时，他就像个大官僚那样武断地决定与党的命运有关的问题。愚蠢而又可笑，但谁都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
整风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甚至王明过去的合作者也开始诋毁他了。例如，杨尚昆说王明对蒋总司令“推行”了阶级投降路线。这话竟出之于杨的口，而杨又岂只是王明过去的一个同志而已。
在上海时期，他们共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共同反对毛泽东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活动。
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使从前的“莫斯科派”成员不得安宁。他们受到诽谤。党员对他们毫不同情。整风“揭露了这些投降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整风使人人都相信，“幸亏有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导，才使延安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在党的会议上，发言的人没完没了地说“毛泽东同志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他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宣传，都要大家记住：“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考虑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
最可悲的一点是，民族主义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造力的表现。这是毛泽东的政治纲领的基础。我跟陈伯达谈过活后对这一点就确信不疑了。陈是毛的思想传声筒。
我确信，代表大会会采取同民族主义思想完全一致的路线！
上次，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与往常不同的谈话。没喝威士忌，没喝烧酒，也没有客人们的喧闹声。我们正谈到一些琐事时，毛不知不觉地转了话题，谈到了死亡的问题，谈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无法抗拒的无情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听他一个人讲，如果你不听，他全记在心里，可是还和和气气地一直等到你走。他喜欢人家听着。谁有反对意见他就会很生气，虽然他不表现出来。他还会客气地跟你分手，但会把什么都记住！
他在考虑和谈论着人生易逝和流芳百世的问题。想到死亡，他便消沉了。他引述了孔夫子、古代作家和诗人的话，并朗读了几段他自己写的诗——他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了。
他变得很温和，同时又很激动。他那雕像似的庄严样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他讲话讲得很快，用嘶哑的声音吐出他要强调的话。他挥手叫所有想进屋的人都走开。
他还问我问题，但不等我回答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时好像已经忘记我在旁边了。
他不耐烦地把手伸到棉袄兜里摸着，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不在焉地笑着。一支抽完了，又取出一支。他的棉袄掉下一个钮扣，他气冲冲地把它踢到一边。
这以后，他又问问题。很遗憾，我没听懂他说的一句古话。他看着我，等我回答。他那双闪闪发光的湿润的眼睛显露出激动的神情。他不想揭露我的无知。不，他只是自个儿陷入沉思而已。
我能说什么呢？我耸耸肩膀，承认我不懂，但是，我会懂的，因为我还年轻，还有时间读点东西。“但是”，我说：“革命前我在乡村学校里学《圣经》，《圣经》上说，死就是：生于土……归于土。”
毛咧咧嘴，把烟头扔到地上。
分手时，他突然问我：“你在这里看中了哪个单身漂亮姑娘了吗？别害臊。……”
我对这问题一笑就过去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７日
在所有的省中，日军入侵最远的是贵州。当中国军队的失败看来已不可避免时，日本的进攻倒减缓了。
美国人常常举行按延安标准来说是奢侈的宴会。
虽然美国人迟早要回去的问题现在连提都还没提到，但他们却已经着眼于将来来同中国人进行交往了。讨厌的酒宴！每隔一天就有一次，弄得人人都昏昏沉沉！美国人无需费力就能让客人们都喝得醉醺醺。这些客人是不需要主人敬酒的。我不由得想到契诃夫的一句带有伤感情调的警句。他在一篇小说中描绘那个主人公时说：虽然他只说他渴，但实际上他是想喝酒。……这里，你也会看到契诃夫提到的那种渴的“革命者”。可是，你和他们交谈交谈看，他们准会给你说出一大堆马克思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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