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１月

１９４５年１月５日

中共中央主席在同我谈话时再次强调，对中国进行革命的改造并不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了解中国，了解它的需要、风俗、历史，这才是重要的。

毛泽东甚至避免提到联共。他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毫无兴趣，尽管他喜欢提到它。

毛随着他的权力为大家所公认并且日益巩固，开始想成为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无可争议的权威，而且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毛捉摸出了一套合乎他地位的举止风度。他讲话的声音很难叫人听清，因此听者不得不十分注意。他慢慢地踱来踱去。在椅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他做什么和说什么都考虑到中国人的心理。

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１９４５年１月７日

去看毛泽东。

他在准备大会文件，看上去很疲倦了。他说话慢吞吞的，常常停下来考虑压在他心头的事情。他不时地站起身来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头发落到了面颊上他也不把它甩回去。他常常在书桌旁停下来，看看文件，喝口茶。

毛的姿态和举止表现出他胸有成竹，相信人民是一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他平时很健谈，但有时为了“扮好角色”又很少说话。

毛抱怨说，他有一阵身体不好。

毛又高大又健壮，可是耐不了费体力的事情。他不散步，躲避阳光，不爱活动。

毛总说自己的年纪大了。他感伤地说：“快老了。”他抽烟抽得特邋遢，裤子和上衣都给烟灰弄脏了。他随地扔烟头，痰吐得特多，真叫人讨厌。

令人惊奇的是，不顺心或者最轻微的不适竟能立即使他衰老。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１日

赫尔利还在设法使国共在美国控制下和解。美驻华武官德帕斯上校，日本问题顾问怀特迈耶，魏德迈的参谋人员爱德华少校，还有另外几个军官，昨天从重庆来延安。

美国大使赫尔利通过德帕斯给中共领导递交了一封信。赫尔利的信上说，目前具备一切条件使特区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能圆满结束。他请求毛泽东和周恩来准许他偕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宣传部长王世杰、中国陆军政治部主任张治中访问延安。

德帕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叶剑英会谈。他们对这位美国武官都表现得极其冷淡。

今天，德帕斯等美国人飞往重庆，带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拒开谈判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并给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充分的自由。毛泽东坚持要就中国民主改革的所有问题开展全国范围的讨论。

中共领导人采取这种不妥协的坚定态度目的在于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遭到孤立，甚至破坏各国同国民党的联盟。毛泽东考虑了由于日本人不断进攻而出现的形势。国民党实际上受到反日联盟各国报刊的谴责。

赫尔利去年１１月１０日在国共延安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中共中央主席继续利用他的这一失策。毛泽东了解，美国大使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将不得不在特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中进行调处，以免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恶化导致武装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顾现实对所提的要求天天加码的原因。他认为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蒋说得一无是处，来引起美国对特区的同情。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日《消息报》发表文章之后，中共领导人明显地改变了他们有关同美国人会谈的看法，而把他们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从政治上永远支持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老政策从他们的武库内抛掉，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这种政策。拿定老主意，他们就想这样来讹诈美国人。

戴笠是蒋介石的人。他是反间谍机构的头子。蒋介石对他无限信任。美国武官德帕斯上校是见到他的少数人之一。戴笠避不与人接触。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见过他。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２日

我请求中共中央主席不要勉强我再从情报局头子那里去获取军事政治情报了。

首先，依靠康生是很丢脸的。每天我得去聆听他屈尊告我的新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仅必须耐心地听取各种各样的假报告，情报局头子还总是想嗅出我心里在想什么。

第二，我要把错误的消息从所有这些材料中排除，照例要搞得劳累不堪。

第三，他经常对我隐瞒有损苏联利益的延安政策的真实情况。

第四，他恨我。他想干掉王明的时候我进行了干涉，因而他是饶不了我的。他恨我，还因为我告诉莫斯科他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是残害持国际观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第五，我还在受监视。情报局头子的局里有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用来监视我的新方式方法。

第六，康生找些事情来败坏我的名誉，并说我以前向莫斯科打的报告都不可信，用这个办法来迫使我依靠毛。

自然，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毛泽东。为了让我的请求站得住脚，我对他说远东形势正在变得极其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康生不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情报。延安既没有外国报纸，又没有新闻中心，因此我对重要时事未能及时得到消息。在当前的情况下，康生不能够（我当然不说他就是不愿意）客观地评价形势的发展。我无法得到可靠而及时的消息，这对共同的事业是有害的。

虽然中共中央主席很难反对，但是他还是表示遗憾说他别无良策，因为康生是特区消息最灵通的人。（“如果不是全中国消息最灵通的人的话。”毛开玩笑说。）

我说我倒有个办法。看得出来叶剑英同志是个能干的外交家，由于他的地位而掌握着必要的情报，他能够对时事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最重要的是，这会使得工作效率高一些（这无疑会提高情报的价值）。叶剑英同志见多识广，这就保证了他能提供够水平的报告和见解。

要在两年前中共中央主席甚至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世界上所有电台都已计算好了希特勒完全战胜苏联所需要的时间。

毛勉强地同意了让叶剑英作“新闻专员”。他不是由于软弱而让了步，他只不过是开始在认真地同莫斯科玩一场赌博，而我在他的计划中已被排定在某个位置上。值得惹我生气吗？

分手时毛泽东含笑对我说，问题不在于我从谁那里获得情报，主要的是使情报为“共同事业”服务。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４日

毛同我一起往外走。叶剑英过来了。毛拿出一支香烟来点着。他是能够等待和保持沉默的。

叶剑英说美国人对延安的苏联人感兴趣。“你的新闻处使他们很感兴趣，孙平。”叶剑英最后说。

“记者们对此也感兴趣。”毛泽东补充道。毛指的是去年外国记者访问特区的事。美国军事观察组和爱打听的记者们自然很有兴趣探知莫斯科在这儿的“地位”。他们都惊奇地发现延安只有三个苏联人，那就是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不算普罗先科，因为他只是偶尔来延安），而美国人在延安却驻有一个庞大的使团，其人数有时有好几十。用运动员的话来说，这方面显然美国人得分多。

我想，美国人知道不少整风的事情，（多亏了谁呢，弗雷还是马海德？）即令他们不知道党内分歧的全部错综复杂的情况，他们也一定抓住了主要问题：毛泽东想实施他的民族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反苏的。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自然，并非所有的观察员都对整风的意义作这样的评价，但是像戴维斯、谢伟思、卢登（多少还有史迪威）这样的人物显然及时意识到了毛泽东这种看法所提供的机会。中共有这样一个领袖，他们就不大在乎它的经济纲领了。同他联合的基础是现成的，因为他竭力想在政治上孤立苏联，而人们能从中觉察出反苏的思想来。观察员先生们没有弄错，他们闻到了中共领导情绪中的反苏味道。

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和卢登是那种最危险的“盟友”，他们比起他们的那些不相信毛会真正反苏、断定这位主席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同僚来要看得远得多。其他的美国军官只不过是不折不扣地遵循上面的指示而已。其实毛的行为同那种把毛泽东看成为“第一号共产党人”的意见并无共同之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还谈得上取得什么进展呢！）军官先生们还断定“第一号共产党人”不过是虚张声势哩。

史迪威那伙人（戴维斯、谢伟思、卢登）懂得，美国同特区合作，比起传统地倾向于蒋介石或只是有限地利用中共的军队来前景要广阔得多。

约瑟夫·史迪威对形势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位将军的左右有这样一些人并非偶然。史迪威无可争辩地是个中国通，他青年时期跟美国军事代表团一道在中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太平洋战争伊始，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他为中缅战场美军总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６日

同美国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产党领导意识到同美国人谈判成功的机会逐渐化为乌有，借助美国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希望要成泡影了。毛想，起码也要利用美国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的关注，让他们管住蒋介石。一旦他当权，他保证美国垄断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能得到相当大的利润。

美国人不会容许民族解放战争表现出革命性，这并没使毛感到不安。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利用他们的援助来增强实力，使老蒋失势。他拿重庆体制的腐败、它的崩溃的不可避免性和从经济前景来看这一体制的不可靠来吓唬白宫。毛像个商人做买卖那样，试图证明他的货是最好的。

结果，美国人还是被他们对共产党的极端恐惧征服了。他们准备相信中共领导人，但又不相信他们所领导的力量。尽管他们想把共产党领导人玩政治的小动作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明显区分开来，但还没有这样的胆量。白宫认为危险太大了，它的使节不断往返于华盛顿和重庆、延安之间。诱惑是大的，可恐惧甚至更大。美国人以为莫斯科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后台。毛泽东对这点十分了解！这个湖南人试图使美国人相信中共享有完全的民族独立（！），用种种办法让他们领会苏联在远东的孤立不仅适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可是，华盛顿并没有把他的友好表示当作一回事。华盛顿断定毛不过是想损人利己罢了。

毛对美国人越来越生气，现在他决定利用他们想打中共军队主意这一点从他们身上狠狠捞一把——要他们经常把蒋介石管起来，并迫使他们提供援助。虽然美国人对给武器是很吝啬的，但是他们并不拒绝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将来靠谁在这里打日本人呢？让他们用延安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把蒋介石的手脚捆起来吧。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８日

毛继续向美国人和我加紧提供同样的数字。我不知道巴雷特对此作何感想。

白宫像以往一样渴望把中共的军队抓到手。美国人正试图促使国共双方达成政治解决——这就是说，巴雷特正在上钩。美国人穿梭来往于延安与重庆之间，轮番劝诱蒋、毛和周。然而，这可能不只是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关，美国人还要控制中国政局的发展，他们梦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进程，控制一切。

不久前我发了份重要电报。通常，我从中共中央主席手里接电报稿的时候那就成了我们会见的借口。他终于选择了我作为他跟莫斯科通信的传送环节。他认为这样比较策略。

电报的要点如下：中共中央主席关心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工联大会。他认为大会是另一个制造有明确倾向性的舆论的工具，这种舆论会驱使美国人去对蒋介石加大压力，因此参加大会将有助于解决一些政治问题（孤立蒋介石，美国的可能转向延安，中共在对日战争中可以继续采取回避重要作战行动的策略）。

致世界工联大会的电报已通过重庆发出。毛不能肯定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员是否让电报发出，因此他机密地告诉莫斯科他打算特派信使到印度去发份电报给伦敦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在这份致莫斯科的电报中，中共中央主席故伎重演，虚报数字，例如，他把中央各省主要地区的工会组织的会员数目定为２０万人（共八个地区）。一般来说，这种工会组织是否存在都成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混乱之中和严格的战时管制之下，在这种形势下还谈得上什么工会基层组织？

况且，就算果真存在这样的工会，谁也没有计算过它们的会员数目。中共领导甚至说不出它的武装部队的确切兵力。实际上，每个司令员都可能随意报数字。中央无法控制。各级都夸大数字，这对每个人都有利：能提高司令员的威望，加大他的功绩，同时也有利于延安领导。

毛有次跟我谈话时埋怨中共军队里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再一次使我确信虚报数字在这里是合法的。

邻省晋东南地区的工会至少有会员１２４０００人。在临战形势下居然有这么多工会会员，这只有天知道！

延安的工会会员人数看来大体上有这么多，但我得强调这“大体上”，因为这个数字竟接近６１０００。

毛泽东告诉莫斯科说这只是个大概数字，雇农未计算在内。

晋绥地区工会会员最少，为１７０００人。但是，“无产阶级反抗日本法西斯和解放祖国协会”则明确地认为有工会会员２３５０００人工作于晋冀地区。

共产党在北方的根据地山东工会组织有会员１４４０００人。

毛泽东写道，中共领导已决定派遣工会代表团参加将于英国首都召开的世界大会。工会的全部会员人数达８０万人。共产党领导希望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团到伦敦去。

电报下面签了个中国字——“毛”。

我认真核对数字和检查这份致莫斯科的电报的电文之后深信这是蓄意提供的错误消息，是过去几年内发出的许多类似的电报之一。

我在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后面附上了我的意见。我告诉莫斯科这只是一份表明毛要迷惑联共领导人的文件而已。

毛泽东并不指望听取联共领导的意见。他对此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因为他长期从事的是同进步的世界工联的纲领不协调的活动。

中共中央主席这次想利用工会大会来达到同抗日斗争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国内政策的目标。中共中央主席一方面这么干，另方面却又强调他是在为争取全民族各种力量的团结而斗争。实际上他是在为分裂国家、引起权力危机卖力。至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事，他希望由外国军队（苏军和美军）去完成。

工会组织的人数是任意确定的。这份电报由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起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奋斗几个通宵的成果。周恩来是大多数对外政策文件的作者，他无保留地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欺骗莫斯科的方针。

博古告诉我，在电报中加上要派特别信使去印度打电报给伦敦世界工联大会组织委员会的是周恩来。但是，谁都不打算派出这样一位信使——这是中共领导集体编造的谎言。他们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将派遣一名代表带上极为详细的（不只是关于解放区工会活动的）文件去参加大会。这些文件会在中国挑起新的政治纠纷，又一次动摇事实上已经不稳定的政局，而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发表这些文件迫使蒋介石对将来丧失更多的地盘无可奈何。显然，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团结一致”来抵抗侵略的。因此，伦敦大会将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又一次打击，而这一肮脏的赌博还正是在日军长驱直入的时候进行的。

周还说，如果代表团（或代表）不能去伦敦的话，就需要采取一切办法让康的特务系统保证把文件转到伦敦去。

毛泽东命令，有关解放区工会的特别政治报告的一切情况都要让大会知道。

毛给我电报要我发往莫斯科的日期，同就这个问题作出一系列决议的日期差好几天。这又一次表明我是对的。这儿对莫斯科的意见都没兴趣。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

我感到毛对我颇为不满。这自然是康生撺掇的结果。叶剑英私下表示情报局头子在对他施加压力。尽管如此，叶剑英是坚定的，另外，他显然也很满意。自从整风进入高潮以来，他同康的关系，说得婉转点，一直是冷淡的，不过保持礼貌而已。报复的时候到了。叶剑英巧妙地折磨康。康想恢复旧日关系，但枉费心机，这使得叶剑英很高兴。真的，仅仅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前这个情报局头子还在嘲弄着每一个人，并对人执“法”呢。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老是一阵阵的心情抑郁。奥尔洛夫应他的请求为他注射了鹿茸精。但是，即使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仍亲自掌握党务和军务的领导。

中国同事妒忌奥尔洛夫。他对我抱怨说，他们中间许多人经常这样那样损毁他的信誉。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１日

康顺利地使中共中央主席陷入了他所希望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显然后悔让我从叶剑英那里获取情报。

叶剑英私下对我说他倒并不怎么烦恼，这又不是他的事，他不过是执行指示而已。叶剑英说得可能有点不真实，他还是烦恼的，可是他对康生的鄙视压倒了事业上的考虑。

情报局头子试图对叶剑英施加压力，压他自动放弃作我的“新闻专员”的职务。叶剑英总算有了个出气的机会，他不让康干涉别人的事情。

康受到了侮辱。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２日

德帕斯上校带着大使的又一封信星期日乘专机自重庆飞抵延安。白宫准备促成中共在中国军事委员会派驻代表，这是个很大的让步。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反对周恩来的重庆之行，因为蒋介石设于行政院（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是旨在欺骗舆论和阻碍共产党发挥主动性的骗人的机构。

中共已经采取步骤来挫败重庆的这一着棋，并在国内外公众面前进一步损毁蒋介石的威信。

美国人显得异常忙碌和紧张不安。这也许跟即将召开的三盟国会议有关，也许跟罗斯福总统打算访问中国也有关。美国人想操纵这儿的局势，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想脚踩两只船。可是，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因此而成功了的。

事实依然是：赫尔利先生坚持要求周恩来到重庆去。美国大使还希望能改正他犯的错误，希望能控制中国，既控制国民党又控制共产党。

美国人特别急于要进行各种会谈，因为他们怕苏联必然要在远东采取行动。毛泽东也考虑到了这种行动。政界人士忙得团团转！天天有新的拜会和记者招待会，报上天天有富于倾向性的社论。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５日

对美国大使的建议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天三夜来，毛和他的同僚绞尽脑汁，要想出既能拒绝国民党最近的建议而又不致引起公众不满的办法来。三天来，德帕斯上校在耐心地等候答复。

周恩来和美国武官星期二飞重庆。我看德帕斯似乎比往常说话少了——自然，很少有值得高兴的理由。机场上，他的一群同胞欢送他。德帕斯穿着笔挺的军装和发亮的皮鞋，显得很出众。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官。他上了年纪，面带倦容，这面容同他挂着绿色上校肩章的结实的宽肩膀不大协调。

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同蒋介石会谈，由赫尔利作中间人。赫尔利大使肯定会作为“媒人大使”在美国外交史上流传。

毛泽东以对我信任的口气告诉我：“中共原则上反对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主席同往常一样并不是彻底坦率的。现在，中共领导希望通过苏联而不是通过美国的调处来获取更多的东西，因此他们同意谈判，以便他们政治要求的急剧变化不致激怒公共舆论。周恩来带去一大堆文件和要求，那些要求重庆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周恩来在重庆机场发表声明，内容如下：

“去年十一月，我与赫尔利将军自延安飞重庆。当时，中共中央授权我同国民党当局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问题。从那时到现在，国内形势变得甚至更加危急了。

“为了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与盟国配合行动，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挽救时局，现在迫切需要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讨论有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这就是我再度来到这里的原因。作为我党的代表，我要求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各党各派会议，该会议行将成为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的预备会议。我还建议讨论组织与召开国民大会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

“我们认为，这是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以行动配合盟国反攻的惟一道路，是挽救时艰的惟一出路。所有用以减轻病症的治标剂都不能治愈疾病本身，都绝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现在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我们热忱希望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