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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１２月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日
斯退丁纽斯是美国新任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因病辞职。
查尔斯·戴高乐到了苏联。
据传，罗斯福在重庆的私人代表唐纳德·纳尔逊已担任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一职。这个事实本身表明了中国在美国政策中所居的地位。显然，美国想取代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同时又假中国政客们之手对苏联设立一道新的“防疫带”。
盟国击溃法西斯德国之后会集中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打垮日本侵略者。毛对此十分清楚。
中共中央主席急于利用美国来站稳脚跟，以便立即突然袭击蒋介石。美国人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他们不大可能给他提供武器。但是，赫尔利和魏德迈之流倒是很想消除苏联对中共的思想影响，而成为特区和全中国的政治指挥。
毛像个商贩似的估量了苏美双方的情况，断定苏联在战争中元气大伤，不能很快就参加远东战争。此外，他通过与美国军事观察组周旋能够给国民党施加压力，保障他的军队和基地的安全。同美国人可能发生分歧之处只是有关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５日
赫尔利把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协定草案带到了重庆。对蒋介石来说，同意这个协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政权。赫尔利同蒋介石会谈以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但是，毛泽东和罗斯福已经互致贺电。赫尔利想摆脱这个难于应付的局面。他会把中共扔在一边吗？不会，美国人被使用共产党的军事基地的想法迷住了。
华盛顿急于要趁苏联被西方战争拖住的时候来解决远东问题。所有这一切搅成一团，成为最严重的利害之争，双方都想来解开，却无济于事。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６日
日本人正调动大批军事力量继续胜利进军。许多军车奔忙于津浦和平汉两线。中共领导一直密切关注着这类运输。军车从北向南开。
日本人显然要对中央政府的军队增加压力。
普罗先科带来了一册俄文版的鲁迅著作。这是战前的版本，由王明作序。序言很清楚，很有力。
在谈到必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鲁迅说：“让我们调转枪口，对准外来的敌人——这是当前所要考虑的。……”鲁迅就是首先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斗争。
鲁迅对于中国语文必须进行改革的见解是很有意思的。
我从王明的文章中知道，鲁迅是“大众语”运动的热情拥护者。大众语运动主张应该在新的、比较简单的字母的基础上来运用中国丰富的方言。
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按照鲁迅的说法，“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因为甚至富裕阶层的人们学习掌握汉字也需要十五年，即使这样还不见得就有学问了。
照我看来，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中国的落后应归咎儒家学说和文字的复杂。
必须会读会写一定数目的方块字才能为文化打下基础，这妨碍了各方面知识的传播，使知识成了特权集团的特权。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工作人员只受过初步的教育。此外，中国闭关自守，千年不变的规范教条化，显然也是原因之一。我这是撇开了决定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说的。
王明与鲁迅通过信，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鲁迅的文章《１９３５年上海之一瞥》给人以深刻印象。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８日
装载日本兵的列车只是在入夜之后行驶，并都集中在孝感—信阳路段。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密切注视苏联军队在西方的进展。他经常和我谈论军事方面的问题（他想知道战争大概什么时候能结束）。
不用说，最近中共领导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特别客气。
中共跟美国人做交易的事情肯定搞不成。
巴雷特又到重庆去了。昨天，他和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魏德迈将军坚持要蒋介石同意组织联合政府。这位将军为此作了特别声明，警告蒋介石说，假如他拒不改组政府，美国就可以不经他同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将另行单独与延安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将包括给特区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等等。
西方的战事将近结束，这驱使美国人大肆活动。他们拼命想控制整个中国。他们想控制重庆和延安，最后在远东封锁苏联。毛就这方面干着对他们有利的事。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１日
美国总统下命令要赶快促使中央政府同特区签订协定。魏德迈少将接到白宫的命令，要他与中央领导会晤。显然，艾伯特·魏德迈过几天就要在延安露面了。
作为执行罗斯福的命令所采取的最初步骤就是将物资空运来延安，为此派定了几十架道格拉斯飞机。我不知道货物的种类及其重量。
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周证实美国总统对此确实下了命令。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２日
在这里，生活中到处是陷阱，可以说我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他们企图愚弄我，损毁我的名誉，想把我灌醉，想找出莫斯科对延安事态发展的真正态度，向我提出一大堆看来天真但实际是狡猾的问题，想拿“乐于助人”的少女来引诱我，想叫我相信他们的谎言，最后是想赢得我的信任。采取这些手法，与其说是要摆脱我，不如说是要使我变得跟他们一样地想问题。不，不只是要把我争取到他们一边去，而是要使我不折不扣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要说服我，要迫使我相信毛所主张的一切，这样，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会把毛的政策说成一贯正确，并维护他的利益。这就是现在他们所追求的目的！
看来，他们认为我已采用他们的思想方法了，因此，主席如此经常地对我“交心”。不过，他并不是在跟同志谈知心话——毛泽东是那种对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掂量一番的人。
我得到了他的“信任”，他在假装信任我。
有一点使我真的屈服于毛了，那就是他的好客。他经常邀请我。进行事务性的谈话绝不会是邀请的理由。在这方面我完全放弃了我的“原则立场”。拒绝这些邀请是不聪明的，不合情理的。
我睡得太少，而且睡得不好，不安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不这么紧张就好了。哪怕只有一天呢！
对共产党的畏惧占了上风——美国人拒不提供武器给中共。
这件事使毛泽东大发脾气。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发表声明而已。
主席对观察组渐渐地不感兴趣了。中共领导接到重庆发来的一份新的国共协定草案，这是一份对赫尔利将军和主席在延安签署的草案的反提案。重庆无意分权，更谈不上自动放弃权力。这个草案显然是与毛的计划背道而驰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毛泽东谈到急需召开代表大会。
重大事件即将来临，必须使全党认清形势，巩固整风成果，配备党的高级机构的班子。
在讨论蒋介石的反提案之后，中共领导开始考虑这样的会谈究竟是否有必要进行下去。经过热烈讨论之后，主席命令对蒋介石提的国共协定草案不作任何反应。
毛采取报复措施，决定立即把他派到国民党那里去的代表撤出重庆，以便使中央政府首脑处于窘境（因为美国人遵照罗斯福的命令正在给他施加压力）。
主席明确发布命令，董必武和周恩来不必再回重庆。聪明的一着！可是，我已经习惯于延安外交的反复无常了。
就在一个月之前，主席写信给美国总统，说他一直努力想同蒋介石总统签署一项协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协定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延安对于董必武和周恩来的撤离将以他们需要向领导作定期汇报来解释。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４日
以下是毛泽东对我解释的中共领导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意图：
１．尽力帮助国内进步势力的发展。
２．通过宣传鼓动来孤立反动派和顽固派。
３．从日本人手里夺取土地，扩大解放区。
他特别强调，根据这样的方针，同美国人接触是有利的。美国人想借助中共的兵力就会作出一些让步，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自然，只字不提他的实际目的。
事实表明，同美国人接触结果失败了。比较保守的美国政客的慎重的不信任中共的方针正在占上风。盟国宁可把将来在中国争取政治优势的斗争永远同蒋介石政府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盟国拒绝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就是证明。显然，白宫否决了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突击力量来在中国打败日本人的设想。也许美国人考虑到了毛泽东想在斗争过程中夺取国家的广大新地区的秘密意图，因此，延安和华盛顿之间的会谈陷于僵局。美国政客不把宝押在毛泽东身上，不担这个风险了。对他们来说，重庆政权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更加可靠，但是，解放运动的发展行将日益缩小这个政权的基地，这就是他们的阶级估量的错误所在。
美国人并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怒。他已经用了一切办法来向他们证明他们同特区联盟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对中共在权力斗争各阶段中起的作用的看法已经是讲得够坦率了。
当然，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想乘机捞点好处。毛的政策当然带有这种因素。乘机到处捞东西（他这样作的时候不惜大为许愿，而又从来不讲原则），这是他的惯技，对毛说来，要增强实力就得捞东西。至于怎样使用这种实力，在这方面他倒并不需要什么劝告。他所追求的只是实力！他发动整风来整人，希望得到美国军火，利用东方各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情绪，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及同联共（布）的所谓国际友谊来进行蛊惑宣传，他就是靠这些办法来增强实力。
实力，这是他的政策的主要立足点。他不顾一切原则想凭武力来得到权力。
赫尔利将军和主席于１１月在延安的几次谈判产生了几项（美国人所）没有料到的、肯定会影响到国共两党之间今后关系的先决条件。在现阶段，这些条件很容易使国共关系更加恶化，甚至严重恶化，这是确定无疑的。这除了怪赫尔利将军之外就不能怪谁了。正是他的调处给了毛泽东几张同重庆进行政治赌博的王牌。
毛泽东为不受约束地进行政治活动找到了正式理由，因为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使者在延安同意了国共之间的政治解决纲领。现在，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这个纲领又被宣布为不能接受了。
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想通过一项关于组织所谓的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决议。这又是赫尔利笨拙调处的结果。赫尔利亲自为此扫清了道路，因为他在延安谈判中承认了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假如不发生什么意外，毛泽东就会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同时，毛有了这份美国人也已经获悉的草案，就会利用它来吓唬美国人，把他们争取到他一边来，从而使他们给他提供武器。假如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愿合作，毛就要分裂这个国家，打起内战来。
所有这些阴谋都是在日军的炮火声和中国沦陷区的ＢＡＮ—ＺＡＩ（日语“万岁”）声中酝酿的，而延安没有人为这样的事担忧。
延安领导人一面利用赫尔利的失策进行讹诈，一面加紧准备第七次党代会。大会无疑就要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召开。赫尔利拒不承认在延安所签订的协定草案，这件事给了毛许多有力的论据，其中主要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论据中得出了影响深远的结论。这证明，毛早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４年期间所实施的全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不进行积极斗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发动内战，等等）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全部宗派活动是正确的。
现在，毛直截了当地说同蒋介石反动派联盟是办不到的。他蓄意曲解这一联盟的目的。他宣称这是一种反常的、同阶级敌人的联盟（是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盟），而不说明这种联盟的特征是反抗侵略者。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都全力以赴来打法西斯，而毛对此一声不吭。他口口声声地说同阶级敌人蒋介石联盟是荒谬的，说主张同国民党“妥协”的王明集团是目光短浅，并把共产国际的策略（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赞成投降”。
毛喜欢显示他是事事都作阶级分析的，但是每当这种分析与他的目的相矛盾时他就不作阶级分析了，而以臭名昭著的蛊惑宣传来收场。而且这种蛊惑宣传也有特定的模式，它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这种原则是在爱国主义、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或“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提出来的。
毛一定会告诉全世界说，联合委员会并不是中国政府，因为他怕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他是不会去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又是蛊惑宣传！他们在延安编造了自己的说法，说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是使国家民主化的有效工具，它行将促进共同战胜日本的事业。这些话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了。
联合委员会必然就是第二个中国政府（当然不算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而这第二政府的成立必然会引起中国的最严重的分裂。这是发生在战时的分裂，是加深人民灾难的分裂。
另一方面，毛的理想即将实现：他将成为这个政府的首脑，并采取最坚决的步骤来发动内战。
现在延安把赫尔利当做笑料。可是不管怎样，同美国人还是保持接触，以防万一。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人们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和普通的党的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不同的。我注意到，后者对特区领导人想借助美国人来解决国内问题的企图往往表示不满。这些党员带着不信任感来看待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进展。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意见：美国人不可能对公正地解决中国问题感兴趣。对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不过暂时成了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欺骗了俄国人，他们直到德国人已被红军击溃、战争将近结束时才来开辟第二战场。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作了如下声明：在农村中，应当依靠贫农，坚定地联合中农。
他再次谴责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时期的党的领导在农村所执行的过左政策。谴责是针对博古、洛甫等人的。
毛的典型动作是：眯紧眼睛，用手指头来回揉额头。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７日
莫斯科授予我“保卫莫斯科”奖章，并向我祝贺。
不管毛怎么做，他的整个政策总是把苏联的支援考虑在内的。在任何危急的形势下，他采取的政策中都设想到了苏联坚定不移的支持。要克服任何政治危机，就要把苏联会为延安进行决定性的干预打算在内。
在毛同美国人进行的赌博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力。可是，他是由苏联支持着的，这就使得这场赌博对美国人来说特别富有吸引力。美国一心想使中共反对莫斯科，来削弱莫斯科的地位（而且它现在还坚持这个政策，无意撤销军事观察组）。同毛泽东联盟使美国人有机会利用中共各基地对苏联远东边境进行突然袭击，并使臭名昭著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防疫带”得以建立起来。
白宫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不敢贸然同中共联盟，以免作茧自缚。
为什么我对此那么确信呢？
１２月１６日观察组的组长要求会见叶剑英和朱德。巴雷特表示遗憾，说在中国的盟军领导无法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装备武器。巴雷特强调说这是中共领导表现固执、拒绝中央政府首脑所建议的协定草案而招来的直接后果。巴雷特说：“我们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提供武器。”
要是不涉及权的问题，毛泽东本来会作出让步的。这对他是当头一棒，因为他原来想至少能从美国人那里捞到一点好处。
巴雷特同朱德、叶剑英分手时说，提供援助的时机也许会来，不过，人们得有耐心。
就这样，白宫决定要从保险的投资中去收取利润。蒋介石可以庆祝胜利了。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８日
在阿登，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向后撤退。德国的几个坦克师已从亚琛—卢森堡地区发起攻击，突破了防线。
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指挥的美国空军第十军驻扎在印度。该军有些部队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陈纳德少将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全部驻在中国。甚至在日本向美国宣战之前，陈纳德就是美国在华的志愿飞行员的头头。
戴维斯又一次来到延安。美国人在宴会上狂饮，并要中国同志也参加。
一个叫柏德的人和戴维斯一起来了。他的肩章表明他是陆军少校。柏德是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代表。
所有这些访问，这些观察组的新人的到来，都表明赌博在进行中。同时，美国人正在暗暗地权衡利弊。他们在特区极力从军事和政治上对中共武装部队和中共领导进行了解。
谁也不能预料远东局势确切将如何发展。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愿意保持往来。
巴雷特同延安领导人会晤时，柏德也参加了。
主席通过我把一份定期的电报发往莫斯科。他使我想起那种在两张牌桌上赌运气的玩牌人。
主席在这份电报里说，现在共产党对决定中国的命运正起着关键作用，它是挽救中国的主要力量，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这一切都是过去八个月中震撼中国的形势变化的结果。
事态的发展行将改变国共两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程度。共产党的影响很快就会超过国民党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情况已经不同了。总之，共产党的影响在发展中，这对国民党是极其不利的。
毛泽东接着就虚报数字了，他说，中共正规军的数目已达６５万人，并称明年完全可望达到１００万人。
延安重新制定了对莫斯科的方针，这是事实。党的领导人纷纷谈论着苏联根据“两个兄弟党共同一致的精神”维护中共利益所起的作用，等等。
毛泽东和莫斯科有私人通讯往来的工具（有功率大的电台，私人的密码），但是他老是硬要通过我来发电报。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希腊的事态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关心。希腊爱国者被英国干涉者处决，使他想到盟国可能会在中国干出同样的事情来。此外，美国人已拒绝给他武器。总之他有心事。
形势已起变化，大家对１２月２日《消息报》发表的文章表现出高度关注。
我的笔记内容真是极为广泛。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都是我亲自写下来的，这多有趣。然而这是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被事实吸引住了。事实在一个人的工作中是主要的事情。首先是事实，然后才有结论和感想。人的记忆力可能靠不住，可是这些事件的记录是靠得住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主席同我谈了八个多小时，他严令旁人不得打扰我们。
与通常情况相反的是，毛泽东这次坐在桌旁，他的右边是一张中国地图，桌子边上堆着三四本中国百科全书。他前面放着带盖的白色搪瓷杯、一瓶墨汁、一枝毛笔和一个装着一枝铅笔和一枝普通钢笔的玻璃杯，手边放着几张白纸，脑袋稍向右歪，激动地、滔滔不绝地讲着。
主席自己提出任务来，向我解释应该如何理解适用于当前形势的统战策略。他提出了中共领导的官方看法（对这些看法，他在实际生活中往往置之不理）。
毛提到了重庆政府的首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独裁者、屠夫、笨蛋”。
毛告诉我遵循什么原则来保持同国民党的关系。然后，他把军事建设的情报告诉了我。有许多有趣的事实，但是以前那种虚报数字的策略支配着一切，这就暴露了他向我介绍每一件事情时都想欺骗我。
毛特别注意分析过去的党内斗争。其所以说是“过去的”，是因为按毛的看法党内现在已达到统一了。主席不点王明、洛甫、博古等人的名，只是说有了“整顿三风”的斗争，才能使那些鼓吹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投降的人得以暴露，等等。这次斗争使党的队伍得到了整顿，用明确的目标武装了党。
毛泽东分析了中共领导和美国人之间的谈判过程。在这方面，他向我详细叙述了他上次同军事观察组组长会晤的情况，他扮演了每个与会者的角色，模仿了巴雷特上校的声调和动作。
毛泽东向我指出，第一个协定草案由赫尔利在延安签署了，盟国就“正好进了圈套”，他们只能要求蒋介石方面让步。他们从“他们的奴才”那里得到了这些让步，现在是要求中共作出让步的时候了。美国人这就来攻击中共领导。
这时毛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里踱步。他不时在我面前停步，模仿巴雷特反对他的神态。
毛向我解释说，他不可能同意让步，因为同蒋介石签订任何协定都意味着给共产党套上一根绞索。美国人正天真地为争取让步作努力，可谁也不想让步，因为中共提出要求时就估计到蒋介石这个“杂种”肯定要加以拒绝的。从一开始，每件事都办得要使蒋介石这“杂种”拒绝中共的要求。“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做得对。”“这样，美国人就派巴雷特来对付我了。”毛泽东抿着嘴轻声地笑道。
巴雷特来到主席面前，开始谈到要对蒋介石作让步的事，谈到相互让步的不可避免，并且提示了大致要作出的让步。
主席采取攻势，对国民党和重庆政府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为了把巴雷特弄得狼狈不堪，他说：“赫尔利先生来过这儿。他主动地签署了协定草案。为什么要拒绝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同意了的和签了字的东西呢？”主席用十分恼怒的语调对巴雷特说了这些话。他对我模仿了自己当时的声调和脸部表情：不仅怒气冲冲，气愤形之于色，而且受到伤害的感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吃吃地笑着，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他回味着赫尔利的失策，以及老练的间谍巴雷特因而狼狈不堪的情景，感到十分得意。他一再津津有味地叙述他所经历到的这一场面。
有人想进来——毛粗暴地叫他走开了。他把他的椅子挪到我的椅子旁边，开始详细地说这一切如何使巴雷特吃惊，巴雷特又如何提高嗓门劝他不要犯错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固执是不会为美国公众舆论所理解的，顽固下去会受到很大的损失。美国公众舆论会反对延安和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切援助便会成为泡影。
主席就更加大动肝火了，他说，拿公众舆论这样的东西来吓唬特区是愚蠢的。这种诡计在这儿行不通。一切保守派和反动派憎恨共产党和搞反共运动已经有多年了。
“我们受到最难听的辱骂！”毛说，“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罪犯。可是，对所有这些舆论的谴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巴雷特威胁说美国将只援助重庆中央政府，一切援助只会给国民党。他想用这种威胁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主席在回答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说话声了。他喊叫着说，说到底，特区是不管谁承认不承认它的。共产党在进行着一场斗争，并没依靠谁，它会继续这么干下去。美国拒不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援助一直在干，并且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会继续干下去！”就这样，直到今天还只有重庆在接受军援。什么东西都只给国民党。假如事情就这样下去，那么特区要召开一次会议来组织自己的政府了。让蒋介石在重庆去兜着吧！这个政府是否为苏联［！］、美国、英国所承认，特区并不在乎。如果他们还算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对特区过分挑剔。如果他们拒绝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也不会因此损失什么。十年、二十年过去，一个世纪过去，他们终归要达成协议，派来使节的。他们都会要承认我们的！也许是在一百年以后，可是他们会承认我们！他们是躲不开的，是要承认我们的！
谈话结束时，主席同巴雷特上校说，他总是很乐意接待美国人的。“假如上校坐飞机来这里，”毛说，“我要去接他，我要亲自到机场去。我们不拒绝谈判。我们主张谈判。假如以后你还来，我会见你的。……”
第二天，巴雷特上校急忙飞重庆作汇报去了（已有足够的内容可汇报了）。
毛十分激动地谈了他同巴雷特的会面。他的头发落到鬓角上了，也不撩回去；他的脸涨得通红，说话声音又高昂，又急促，间或穿插一些粗俗的笑话，辅之以富有表情的动作。
主席表示对我十分坦率，他甚至不想隐瞒这一场大声的谈话是故意表演的。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坦率远不是真实的，这是预先演习过的。
上校的访问背后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而且进行会谈还有什么秘密打算，毛泽东甚至连提也不提。毛显然打算通过取得美国的支持增强实力，来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当然，他对他想利用白宫来反对莫斯科的打算滴水不漏。
毛一心想利用美国人的帮助，使他将来同国民党的斗争变得对自己有利。实际上，在这几个月中一直在想把自己出卖给白宫的是他而不是蒋介石。他很清楚，美国人只会按一定政治条件才能同意跟他联盟，而首先就要看是不是能把苏联在远东孤立起来。
事实上，正是毛的这种种打算使他与美方在武器问题上发生争吵。他一定知道，要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对此他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甚至到现在也没放弃这种希望。就在巴雷特离开之前，周恩来又交给他另一封给帕特里克·赫尔利的信，这并不是无的放矢。
美国人偏爱蒋介石，因而毛才被迫在不同白宫彻底破裂的情况下去寻求莫斯科的支持。这就是秘密通信以及演给我看的他同巴雷特的那场戏之类的事情所要达到的目的。总之，为了保险起见，他耍了一番花招，这是事实。在他的计划中，找莫斯科是个应急的方案，对他来说，还是个下策。
我就是根据这样的路子来给莫斯科写报告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３日
延安对《消息报》上克莱诺夫的文章兴趣如此之浓，竟使我不得不让莫斯科把文章内容告诉我。
文章表明，尽管毛泽东采取了无耻的政策，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团结情谊和友好感情仍旧不变。可是，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观点解释这篇文章。在他看来，这说明苏联将在远东采取行动了。
文章指出，中国的分裂是它在军事上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士兵超过日本兵约十五倍。日军不像纳粹那样在中国使用大批的坦克部队。盟国的空军保持着空中优势。尽管中共缺少弹药、武器和粮食，但是，不能认为这是日军不断取胜的主要原因。
中国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力量的分裂。
莫斯科坚决地痛斥国民党的右翼分子，警告他们，苏联不准他们在同中共关系中诉诸武力。
文章证明，苏联并不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跟毛泽东的路线看成是一码事。
文章希望，在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斗争中，中国社会中头脑清醒的人们会占上风。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４日
我回想起上次同毛的会见，得出一个结论：毛对巴雷特的行动是严格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进行的，但毛对这次活动的后果感到有些着慌。
他讲到他曾想过对巴雷特是否做得过头了，担心美国佬会认真看待这件事，因而和他断绝关系。这不是随便说说的。
主席毫不怀疑盟国会同意他的要求（回到最初的协定草案上去）。真是很有意思！他还抱着希望哩。
毛泽东认为，通过妥协可能建立一个全国各武装部队的联合总部。白宫很可能提出这样一个方案，蒋介石会被迫同意这个方案。美国会迫使他同意的。这么一个总部将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的武装部队的代表。当然，这个机构将由某个美国将军来领导。
毛泽东早就讨厌这个计划了。这计划对共产党会是一种枷锁。原因不仅在于要派美国教官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来，而且在于要听命于联合总部。让间谍、教官和顾问见鬼去吧！至于说听命于联合总部——这才是真正的枷锁！没有命令，就一步也不能挪动。这意味着他们还得去打日本人，而不是首先去扩展中共的根据地。总之，这就使他们无法为同蒋介石发生冲突而作好一切准备，而作好这种准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惟一目标，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此而奋斗。
毛泽东一讲到蒋介石的名字就不能不大发雷霆。他提蒋的名字时往往夹杂一大堆骂人的话。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说道，他迟早要打倒重庆的统治者（“他别那么乐观——我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和办法的！”）。
主席会对我完全坦率那才怪呢。他对他的知心朋友说过，建立联合总部之所以比套上枷锁更糟，还由于下列原因：一旦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开始在满洲或内蒙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八路军可能会被美国登陆部队挡住，与苏军作战行动之间的联系会被切断。这将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因为那边的政权原是应该由中央去抓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美国人不会同意这样做。结果，由于进入那些地区的所有道路都预先被盟国切断，中共就捞不着苏联的胜利成果了。
如果不能取消建立联合总部的计划，主席就打算采取下面的办法了。他只把直接支援盟国登陆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交给联合总部指挥。他将提到中共部队和盟军之间在连云港地区的合作计划作为例子。按照这个计划，中共领导答应投入不少于４０个满员的团的兵力。人们不由得会想起另一件事：要是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时中共领导哪怕只用这样的兵力的一半来支援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该有多好哇！那时候，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困难！他们的电报信誓旦旦地表示友谊。对于说空话，他们却是从不吝惜的。
我知道了一件怪事：听说，连云港的作战计划已被日军司令部获悉。
瞧，你们搞整风，抓特务，揭发特务，结果只有中共官方最小范围内才能知道的计划却立刻就被敌人知道了。当然，整风还有别的目的。
他与巴雷特的活动还有一个目的，毛泽东也不让我知道。他一定想说服美国人，共产党已经成熟得能在外交政策的任务方面独自决策了。难怪他用建立第二中国政府的前景来吓唬他们。
此外，白宫仍然极需有生力量，希望用中国士兵来补充。一旦国共两党分裂，这些土兵就会去打内战。白宫无意让自己的公民去流血。
美国和延安每作出一项决定都纠缠着一堆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相互排斥的。纠缠来，纠缠去，弄得不可开交，而且一般都发展成为争吵，一场背着为反对法西斯德国而浴血奋战的苏联的争吵。
主席还想达到另一个目的：要使共产党成为独立的力量，好叫人们能跟它做交易，这是要紧的。
他们虽然已没希望得到武器了，但还不想失去这个希望。无论如何，他们还抱着希望。
他们对盟国虽然怀恨在心，但是还在讨好它们，还在死乞白赖要同它们合作——真像是在耍马戏！
这几个月来毛干了不少事。他拼命要把未来的事态纳入对他最有利的轨道。他力图抢在重要事件（远东战争的结束）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作为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来起作用。但是，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主要政治力量应该是纯粹的民族力量，应该跟苏联在政治上没有联系。他希望利用美国来抵制苏联。白宫把这个计划一笔勾销了，事情弄成这样，并不是他的过错。
毛这次跟我谈的时间格外长，这并非偶然。毛想装作是中共和联共（布）两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支持者，他想证明中共拒绝美国草案是“有原则性的”，他把他的行动说成是正当的，按照“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为他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毛在掩盖他所作所为的痕迹。
毛泽东同我一下子谈了八小时，滔滔不绝，兴奋而激动。谈话中他感情奔放，不知疲倦。
但是，在其它的时候，例如在今天，他沉闷而又别扭。他好像有病似的无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握手，请我坐下。他开始在房间里沉重地踱步，弯腰曲背，像是怕冷。他心烦意乱，好一阵沉默不语。然后坐下来，浑身无力的样子，疲乏地把手放在膝盖上。
他又一次向我解释，中共领导在同美国人会谈时的路线表现出关心苏联对日苏中立条约的态度。但实际上他是想摸摸莫斯科对他的行径的态度。
他面带困倦的笑容不时地看看我。窗格子的模糊影子在他的棉衣上闪动。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盟国在阿登处境困难。德国人正向安特卫普挺进。
原始的唯物主义，这就是毛的哲学和理论水平。他老是害怕群众的民主本能。对毛来说，党内论战和同群众的联系首先是个威信问题，因此，他就要用整风的办法来教育一般党员，使他的每句话都成为不可辩驳的真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盲目服从便是党内关系的理想境界。主席的民主主义限于穿普通的制服，在专门场合衣服上还补上很多补丁。
毛通过拼命夺权来压制每—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
毛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心向往的事物。他有一些惯常的行动，但他所全神贯注和热切希望的只有权力！有了这种权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毁了毛泽东，使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人的自然情感的、危险的、专门整人的人。事情如不按他的计划进行，那就对他毫无意义。凡是与巩固他个人权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与中共不相容的事——这就是毛泽东的终极的政治信条。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８日
中共设在重庆的机构约有５０名官员，由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
陈家康是主要官员之一。他是广西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去年一年里他当周恩来的秘书。他的英语很好，同在重庆的所有美国军事人员都很熟悉，也是他们的常客。在延安，美国人把他当作好朋友来接待。
刘少文年近四十。他是毛泽东的同乡。不过，刘的个人经历中有个有趣的情节：他曾一度赞成朱德去支持张国焘，当时张就红军的领导问题同毛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刘在重庆机构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在那里领导着大批的特务。李克农很器重他。现在刘少文完全是李克农的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李克农和康生互相妒忌，而主席就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利用这一点。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显然，希特勒德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这样，苏联能采取措施来保护其远东边境的时刻临近了。这就是中共领导召开了一连串会议的原因。
毛急忙掉过头来同苏联进行赌博，以此讹诈美国人和蒋介石。
昨天我向莫斯科报告了以下情况：
“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和他的亲密伙伴迅速回头来拖住苏联，要同苏联进行一场长期的、不光彩的赌博。他们的目的是唯利是图，尽可能多地从苏联在远东的行动中攫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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