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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１月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日
白宫宣布唐纳德·纳尔逊辞职。纳尔逊认为他作为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的中国之行使他相信，美国对中国承担的义务已顺利完成。纳尔逊的辞职已被批准，他将在美国政府中任职。
法国的叛国分子亨利·贝当逃到德国去了。
延安的代表林祖涵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要求解除对特区的封锁，给中共以合法地位，并要求把军队联合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
戴维·巴雷特非常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他在社会上交游很广。他甚至比他的上司德帕斯上校名气更大。他１９３７年以前就多次来过中国，１９３７年以来他一直在美国驻重庆的武官处工作，经常到成都去。
他亲切、好客，讨人喜欢，是个有趣的交谈者。表面上对苏联忠实。可是，他虽然礼貌周到，却很谨慎，不说一句欠考虑的话。
咽喉炎可把我搞苦了，体温高达摄氏４０度。呼吸短促，声音嘶哑。对着镜子一照，脸色煞白，眼睛都凹进去了。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６日
美国又一批军事专家到达延安。
在昨天抵达这里的人中，已经通知中共领导的有：美国驻中国的武官莫里斯·德帕斯上校，美国情报机关的乔治·阿姆斯特朗上校(名义上是个军医)，爱德华·麦克纳利上校和两个中士。这个组由威廉·伯金准将率领。
毛泽东赶紧去机场等待着满载客人的道格拉斯飞机的到来。他在那儿等了很久。毛是从来不等人的。
中共中央主席由朱德、叶剑英、周恩来等陪同。
毛泽东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同美国军界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接触。看来他想使他们改变主意，使他们相信美国与特区结成联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我觉得毛不愿意向美国当局派来联系的小人物吐露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所以他拼命争取要和美国政界的首脑人物直接会晤。我相信毛在会晤时是不会毫无保留的，因为他怕事情传出去，在莫斯科面前丢丑。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感情。他需要会谈，但不是同上校或使馆秘书们去谈。
德帕斯是一位有经验的情报官，曾多次来过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下级随和，不爱交际，话不多。他五十来岁，长得很粗壮，秃头，有一个典型的英国人那种宽下巴。
周恩来往往不暴露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利用了周与康生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天宠这个，明天宠那个。
周是毛泽东处理党和军队的重大问题的主要助手。
周的身体非常好，他从没说过自己有什么病。他总是干很多工作，而且常常在夜里工作。他的妻子是邓颖超。他们自己没有孩子，有个养女。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
聂荣臻、蔡畅、李富春、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傅钟、罗迈、徐特立、陈毅、王若飞、向警予和其他一些老资格的中共官员曾在法国留学(朱德和叶剑英是留德的)。经同法国一有关团体达成协议，他们的学费由一个资产阶级启蒙组织负担。这批即将成为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学生的人启程之前曾在北平经过专门学习。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的革命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政党、团体、组织和小组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因此，这批政治上不成熟的年轻人在法国受的教育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消极作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同时，显然也接受了欧洲形形色色的左翼党的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用革命的极端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很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起的作用令人十分遗憾。有工联主义倾向的党派，左翼恐怖主义的组织等等，那时日趋活跃起来。
李立三正是在欧洲接受了那种无政府盲动主义的哲学，强调暴动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共产国际经过全面分析断然反对这种哲学。毛泽东却大量吸收了李立三的观点。
中国党的大部分现领导人虽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仍没有克服西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影响。从整风来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科等许多方面的学习都是敷衍了事的。现在，马克思主义被公开称为“教条主义”，称为“对中国共产党不适用的西方经典的革命哲学和革命实践”（毛泽东语）。
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关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虽然愤怒谴责李立三的观点，但仍然同他保持颇为良好的关系。
罗迈（１９２７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李立三的挚友，同周恩来等组织了中共巴黎支部。二十年代，罗迈(真名李维汉)曾在毛泽东家里住过一个时期。
李立三和毛是同乡，一度关系很好。李立三在法国留学回来之后积极从事中国的革命工作，在争夺党的领导权的富田事件之前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李立三因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主席只是在口头上谴责李立三。这是同“莫斯科反对派”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既然李立三因犯左倾错误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而名誉扫地，那么用他的名字来搞垮自己的政敌是很方便的！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并不是真的讨厌李立三。他公开谴责李，只是一种政治手腕。
威廉·伯金准将颁发奖章给巴雷特上校。中共领导人为受奖者举行了露天宴会。会场上摆了个大桌子，美国人由巴雷特带领依次走向桌子，崭新的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人们向他献花祝贺。在场的人把美国人团团围住。
毛泽东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毛泽东就走到美国人中间，摆好姿势显然很愿意让记者照相。
客人们被邀请入座。叶剑英为祝贺巴雷特发表了讲话，他说巴雷特上校获得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嘉奖，中国共产党人同观察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马海德翻译了这个讲话。
我想，《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会报道这个仪式的。他积极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８日
罗斯福说，由于沿海的水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缅甸尚未收复，要援助中国很困难。总统说，目前重庆每月能得到两万多吨货物，而一年半以前每月只有三千吨左右。从“空中桥梁”不能运送更多的东西了，因为超重型飞机Ｂ-２９耗油太多。
毛非常了解怎样运用激烈的革命词藻，所以党员都把他看作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判断和思维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然而，他用表面上看来正确的逻辑推理任意对马列主义作出解释，这些解释乍看起来也是不错的。因此，有时在他的结论中能发现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所用的论点。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秘密决议中见得最多，它们夹杂在“文件说明部分”的一些词句中，夹杂在列举出来的正确结论和见解之中。可是，事后人们才开始明白，之所以要通过一个文件，就是因为其中有这种混杂在一些词句中的不引人注意的论点。
把有关整风的论述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话以及打扮成反“教条主义”的反苏思想塞在一堆堆中共文件里面，已成为毛泽东的文风。这也就是早在１９４２年毛第一次谈到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动摇不定，迫不得已而对苏联采取的亲切态度，这是毛活动中的危险的征候。政治形势要么把这些暴露出来，使它们更明显，要么把它们掩盖起来。毛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嗅觉很灵敏，他很会估计形势的发展，但由于不特别聪明，也常犯错误。他认为苏联会战败，但苏联没有。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他就不会那么鲁莽从事了。
革命斗争可能会使中共中央主席处于一种只得按马列主义精神行事的地位，就连最近发生的党员对审干委员会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谴责等事也在告诉毛对此必须加以考虑，而党员那样做倒能促使共产党走上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道路。这种前进的运动最终可能战胜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无论如何，对群众的革命情绪、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以及苏联的威望毛泽东不得不经常加以考虑，并使自己去顺应这些情况。
最近我们谈话时，毛一再劝我不要对东方人的灵活性表示不满，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变得灵活点。
新四军正在作战，他们在江苏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有自己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主席对伯金将军的访问很生气。他原期望美国人会提出很重要的建议，而且会与美国政界上层人士进行接触，可是，伯金将军却只是来庄严地授予巴雷特上校战斗勋章而已。美国人为此组织了一次盛大酒会。我敢说，巴雷特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得到勋章的——他是美国在东方的出色的、最富有经验的情报官之一。这个四十五岁的秃了头的人长得很健壮，举止庄重，充满自信。他特别友好，常常带笑，显得随和、诚恳。毛尽一切努力想拉他。
不论是德帕斯还是伯金都没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使毛泽东坐立不安，因为他已准备好了所需物资的清单和各种建议等。
我认为美国人决定要检查他们使团的实地调查，并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了。总之，中国同志大失所望。
谢伟思是美国人中最细致的，他告诉中共领导说，这些高级军官访问延安是故意做给重庆政府看的。不知这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这样说的，总之，他把给毛服的苦药丸包了层糖衣。
日军的进攻继续得逞：１０月１日他们占领了湖南新宁，１０月３日占领了宝庆。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现在在莫斯科。英国首相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是俄国军队首先瓦解了德军的士气，并摧毁了他们的军事机构。
某电台报道：“甘地想要统一印度的尝试遭到失败，只能同他的一帮追随者一起沉溺于祈祷之中。”这对一个献身于祖国解放的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唐纳德·纳尔逊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来摸摸美国投资的前景如何。虽然日军还未战败，商人们却已经在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廉价原料了。
湘豫战争失败之前，林伯渠被派往重庆同蒋介石会谈。那时，特区的反国民党宣传再次造成国民党进犯的危险，大家都以为延安注定要失败了。
中央政府军在湖南和河南的出乎意料的失败，居然使中共在重庆的代表从一个乞讨者的处境一变而为自信的、怒气冲冲的谴责者了！
多么惊人的变化！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还是反法西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
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线打胜仗，他的政策就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
毛泽东自称共产党员。可是，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促使别人占领自己的国土、劫掠自己国家的财富吗？并不希望组成紧密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明知这是一支有生力量，但是宁愿让蒋介石一方去与日军及伪军作战。他自己的抵抗不过就是打打游击而已。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８－２０日
中央政府任命军阀阎锡山为早就在他的实际控制下的那个战区的司令长官。
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阎锡山部队倒向日军。他常常接见阎，并把阎召到他的司令部去。
阎锡山并没有投靠日本人，他只同他们秘密地做生意，使自己不受重庆政府控制。
特区的军队利用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败打败了阎锡山，惟一的目的是扩大地盘。阎锡山对特区来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他力量薄弱，而且已经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领导与观察组之间不断增进了解，重庆对此感到惊恐。
美国人认为，在中国登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这是遏制日军顺利推进的最有效的办法。美国人深信，在一些沿海省份，中共部队准备（或正在）为盟国的登陆部队建立据点。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２日
周恩来实际上在建立他自己的不隶属于情报局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有刘少文（化名张敏）和陈家康。它使周能够与其他国家保持政治上的秘密交往而不受康的限制，这对毛泽东特别有用。
毛常常跟周商量问题，周几乎对每个政治问题都有自己的情报，而且了解人们一般都不外传的那些事情。周非常关心他的工作人员，无疑是高级干部中的一个例外。他拥有一个庞大的工作机构，其中都是他的人，而且都是些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他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各种牢固联系特别重要。他对英国人甚至更有好感。我曾在毛泽东的住处度过无数个夜晚，人们畅饮酣谈，笑语盈座。通过这些，我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在共产党党内和行政机构内有他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靠公务而且靠私人关系来联系。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４日
马海德一直想成为给叶剑英看病的医生，因为叶剑英参谋长知道中共领导的一切计划。当叶剑英外出打猎时，马海德总是想方设法陪他一起去，而且往往达到目的。
晚上，马海德跟他的美国同事混在一起。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８日
美国人报道，在菲律宾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本海军在菲律宾群岛外海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
丘吉尔昨天在下院发表讲话。他讲的是波兰问题。
四星将军被两星将军打败了。史迪威拥有美军最高的军衔，他是上将。美军现在只有六个上将。
四星上将结束了他的事务，回美国去了。干得好，赫尔利！你现在可以当掮客了！
毛利用美国对特区政治上的承认想使两个大国相争，他好从中渔利。这是他的明确的策略。
中共领导坚信，不解放华北就不能战胜日本。华北布满了中共的根据地，所以延安相信，美国同中共部队合作是势在必行。
在我同美国人的很少几次会晤中（我们避免谈政治），我听到了些有关威廉·布利特的事情（我忘不了他杀气腾腾的反苏讲话）。他是一个富家子弟，罗斯福新政的一位相当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和巴黎大使。他是罗斯福的挚友，据说是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界头目中竟还有这种极端反苏的狂人！
我认为，布利特讲话的目的是要说服罗斯福去检查一下他对苏联的政策。
戴维·巴雷特是个镇静而谨慎的政治家，即使他谈得很多也不会漏出重要的东西来。他爱开玩笑，脾气好。从表面上看，他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交游越广越好。中国同志说巴雷特给他们讲了他的理想——在佛罗里达州弄所大房子，搞个像样的果园做水果生意。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日
苏联和保加利亚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
１０月２７日，日本人发动了新的大规模攻势，目的显然是占领铁路，摧毁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基地，阻止盟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参战，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
蒋介石任命美国少将艾伯特．Ｃ．魏德迈作他的参谋长。魏德迈少将原在缅甸指挥部队。
畑俊六将军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南京。
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莫斯科去，使团将由国家元首的儿子蒋经国率领。
蒋是个奸险的、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很清楚远东问题的解决并不单单依赖于重庆、延安和华盛顿三方，因而要走这步很合逻辑的棋。
选择年轻的蒋经国不仅仅是出于父子的感情。早在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的时候，蒋介石的儿子曾赴苏留学。他在莫斯科念完了中学，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次政变标志着国民党最终背离了孙中山的原则，并导致了国共之间的长期斗争。
同年，１９２７年，蒋经国谴责了他父亲的反革命活动，并同他决裂了。
１９３７年，内战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结束（西安事变），蒋经国开始与他父亲通信。蒋介石在给他儿子的回信中说目前不值得去分析导致家庭纠纷的那些事件，当前重要的事情是你决定回国，至于将来——我们也不必去作推测，我们会明白我们所应该明白的事情，年轻人有其特有的幼稚病，那就是幻想。
蒋介石说对了。他的儿子逐渐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了他父亲的忠实助手。
蒋介石决定派遣以年轻的蒋经国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主要是考虑到他儿子对苏联社会情况很熟悉。据推测，蒋经国会带去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现状的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３日
地里的庄稼——荞麦、高梁、小米——都收割完了，颗粒归仓。现在小小的农家场院上正在紧张地进行脱粒，风把谷草屑从场上刮走。一派丰收景象。
清晨，只见一片白霜覆盖在灌木、岩石和一些枯草上。不出三两个星期就要下头场雪了。
而在莫斯科，这时早已是白茫茫——片，暴风雪漫天席卷了。
想挡住日军进攻，但失败了。１０月３０日，日军占领了白杨（译音）镇，昨天他们又占领了桂县（译音）。
蒋介石的儿子率领特别使团出访的消息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他为此而几次找我谈。
我又一次看到这个人在需要你的时候会装得何等的热情。总之，他对我好像什么也不保密，好像我们志同道合，是老战友了，一切俗套早就丢掉了。江青也表现得随便而不拘束。毛经常当着我的面和别人商讨紧急事务，有时甚至还征询我的意见，我不止一次地成了他们友谊晚会的参加者。
可是我十分明白，自莫斯科干预王明事件及其他许多事情之后，毛即使不把我看成敌人，也会把我看成是个严重障碍。他的策略是要通过我把莫斯科引入歧途。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是适合他需要的人，甚至还很有用呢。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我发了一份电报给莫斯科。
在电报里中共中央主席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有显著提高，现在这些军队打仗节节胜利，值得赞扬，目前有一部分军队和党政军专家正调往湖南、浙江与河南。
中共中央主席报告说，在工业经济区和其他重要地区，在日本法西斯后方的主要供应线上，军事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规部队、民兵和自卫队将利用今冬积极进行作战训练。中共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加强根据地，打击日本人。
中共的实力和威信不可阻挡地稳步增长。党的政策始终不变。这一政策是巩固、加强和扩大党的力量。此外，还要继续同国民党进行政治合作。
在最近几个月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各根据地和敌后的全部兵力现约达５７万人（原为４７万），民兵２２０万人（原为２００万）。
然后，中共中央主席谈到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和不可救药，并说这绝不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在整个抗日斗争时期将一直保持不变。
毛泽东抱怨说，想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一再遭到惨败，它不想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将军赞同中共的政策，支持中共的全部建议。国外报刊也持同样的观点，它们的代表大都访问过延安，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特区的形势作了极好的评论。蒋经国特别使团的目的是试探苏联对特区的态度。蒋介石派他在苏联学习过的儿子出访，这并不是没有用意的。
我对电报加了评论：
首先，电文中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共产党军队的实际力量要小得多。虚报军队和民兵的人数，这在目前对中共的领导是有利的。
其次，毛泽东害怕别人揭穿他没有诚意。蒋介石对中共领导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态度掌握了真凭实据。
第三，蒋经国的使命大概是要揭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丑恶方面。毛泽东想抢先为自己辩护。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４日
日军沿西江的桂林一柳州方向胜利进攻，估计兵力为３５万人。
今年６、７月间，叶剑英给一批中外记者作了报告。１０月份，作为这个报告的补充报道出版了《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概览》一书（延安解放社１９４４年版）。
我即将译完这本书。
下面是中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一览表：
一、陕甘宁特区。
二、华北：
１．晋察冀边区。
２．冀热辽边区。
３．山东根据地。
４．晋冀鲁豫边区。
５．豫西。
６．晋豫。
７．晋绥根据地。
三、华中：
１．苏北。
２．苏中。
３．苏南。
４．鄂豫皖边区。
５．淮北(安徽省的淮河北部)。
６．皖赣边区。
７．浙东。
８．江浙边区。
四、华南：
１．浙赣边区。
２．湘鄂边区。
３．海南岛。
４．东江地区（广州附近的东江盆地）。
延安与重庆之间的空运线交通运输颇为繁忙，延安为了接待来访者一直是够忙的。天天都有“道格拉斯”飞机出现在山谷中的机场上空。这次来访的是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约翰·佩顿·戴维斯，还有一个叫怀特的人。
毛想使我相信，同美国人会谈，即便不能叫美国人上当的话，无论如何也可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按这个调子对我已经知道的中共和美国人的一切建议加以解释。
约翰·戴维斯充分利用时间。他已会见了博古、叶剑英、周恩来、朱德等中国负责伺志。巴雷特也很活跃，他到处都受到欢迎，并被待若上宾。
中共领导人把美国观察组这次新的活动高潮和中共与重庆关系的发展连在一起了。蒋介石再也不愿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了，他对延安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美国在中国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巴雷特一直很想知道，这些事态发展对中共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
从同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的谈话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事实：
美国担心特区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可能发展，特别担心这种关系发展为经济和政治上的紧密联盟。
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把自己的统治限制在太平洋北端”（戴维斯这么说着，而中国同志则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么对美国来说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麻烦的是苏联可能要突破这个范围，而且恰恰要通过特区来这么干。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的影响扩及整个亚洲大陆的这种前景（据我了解，中国同志谁也没有去反驳戴维斯这番话）。
美国准备同特区进行合作，但又怕美国加强中共的经济和军力的政策，会使苏联坐收其利。
戴维斯想方设法地要表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限制美国同特区结盟，即使有，也是无关紧要的。
戴维斯解释说，美国人的目的始终不变，就是要做生意。至于战后要跟谁做生意，那他们是全不在乎的。也许只与特区进行，也可能与特区和国民党都做生意。在这种形势下，要紧的是特区必须是一个不受苏联控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只有特区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美国才能与中共搭档，这种友好关系才不致带来不良后果。
戴维斯说得很明白，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领导人的非常肯定的意见，虽然没有提供文字的东西，但这个理由是可以理解的。
谈话过程中暴露出一些过去我不知道的情况。美国人相信同毛泽东结成巩固的联盟是可取的，他们甚至对共产党成为特区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力量都感到无所谓了。对他们说来，中共必须“独立自主，不受莫斯科支配”，这才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已经预料到中共的政策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性质了。一句话，特区或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合华盛顿的口味。这就等于公开承认中共领导的政策的民族主义倾向。
但是，情况比戴维斯和毛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毛可以不顾一切的话，那么对于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客观历史因素的力量还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美国人的活动，是希望在中共和苏共之间、在苏联和特区之间打进个楔子。这样的愿望在这儿没有遭到断然拒绝，这倒是怪事。一场讨价还价正在进行，最大的争论之点是价钱。
巴雷特上校和戴维斯顾问把他们的登陆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了中共军方。这次作战计划在连云港地区进行。
这个草案啰啰嗦嗦，也没个条理，设想使用空降和两栖部队。在作战期间，美国人将供给中共军队五万人的弹药和武器。有一部分武器和弹药将进行空投，其余部分则须由中共部队到美国军队的登陆地区去领取。
巴雷特和戴维斯催促中国同志作出答复。对他们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中共军队参与这一作战行动究竟能到什么程度。美中双方的代表正在极为秘密的气氛中联合举行会议，为这个计划草案最后定稿。
在这种情况下，毛清楚地看到奋力夺取政权的大好机会来了。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民族的热情、美国的关心以及蒋介石的屡遭挫折——这样的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得意洋洋。
要是人民的苦难对他的个人计划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那么，他是不会把它放在心上的。
应该承认，美国人在毛的晚宴上喝得相当凶。不是每一个酒鬼都能喝这么多的。
约翰·戴维斯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秘。在我的印象中，他比谢伟思更富有经验，看问题更深刻。
他精力充沛，中文很好。
他是个瘦个子，长一头棕色头发，长脸，嘴略嫌大了一些。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５日
唐纳德·纳尔逊将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分再次访问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们将随同来访。
怀特与戴维斯同机抵达延安。也许他就是美国各主要杂志的远东评论家西奥多·怀特吧。
西奥多·怀特写的评论一向以熟谙重庆政治内幕而著称。如果他就是这个怀特，那么我现在翻译的就是他的一篇评论。
怀特写的是欧美编造的对中国看法的种种神话：
神话之一是由只到过香港或广州等地的海员和旅游者所编造的。这些人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认为“应该始终让他们处于炮舰射程之内”。这类“中国通”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感谢上帝的安排。”
另一个神话是蒋介石夫人提供的。她想让我们相信，中国人有礼貌，聪明等等。中国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分裂，没有腐化，没有饥荒，人民具有高尚的道德。
最后是特区的观点。按照这种看法，重庆政府是一伙法西斯式的匪帮，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民主，民主纯属虚构。重庆腐败透顶，军队不想抗日。
但这种观点不完全是事实。
怀特接着写到中国有三种主要力量：
１．蒋介石和国民党。蒋介石尽力要使民族传统与西方协调，统一中国。
２．封建军阀。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被压迫和无权的农民的基础上的。
３．共产党人。他们到目前为止不如国民党影响大。共产党人认为中国落后，有必要重建，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纲领和国民党的纲领一致。但是，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来做这番提高中国地位的伟大事业呢？”回答是：“农民和工人阶级！”
共产党人不排除在联合政府的结构内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写新闻通讯时很重要的是要尽力抓住事情的实质，记下来，然后迅速加以编写，拍发莫斯科！
在我写的那许多通讯报导中塞满了大量粗糙而未经加工的词句。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
赫尔利本人来了！他没让人知道，突然就来到了。
中共中央主席匆忙地坐着他那老式救护车到机场去。赫尔利就在飞机附近等他。
他们一同坐车回来。汽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得格格作响，一路扬起飞尘，从我身旁驶过。
赫尔利毫不耽搁，立即开始会谈。傍晚，他就会见了擅长同美国人谈判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帕特里克·赫尔利的译员是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组长。
赫尔利交给毛泽东一份要讨论的问题的提纲（以及他自己对解决每个问题的建议）。共产党的领导要研究这个草案，明天表态。
赫尔利将军对与会者说，他是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经中央政府首脑同意，前来中国执行使命的。“我的目的”，这位白宫使者说，“跟美国和中共之间建立关系无关。我们在会谈中不讨论这个问题。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最关重要的是中国的统一问题，因而得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执。”
将近午夜时刻，中共领导人举行了盛大宴会，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赫尔利是主宾。实际上，招待会就是为他举行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８日
赫尔利与中共领导人会谈。
陆军少将帕特里克·赫尔利曾任陆军部长，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律师。
在昨天的宴会上，他显然为了炫耀自己，漫不经心地说不久以前他曾被提名去当驻俄大使。赫尔利参加了德黑兰会议，他是罗斯福的心腹之一。
从外表看，赫尔利性情开朗，急躁，不耐烦。他身高快到一米八了，瘦长条，一头稠密的花白头发。他衣冠楚楚，自信而略带偏执。
我看，为毛泽东开老式汽车的司机是延安最倒霉的人。中共中央主席很重视坐着汽车去迎接宾客。天晓得这个司机为了这辆车要耗费多少精力，而毛为了自己的声望非常需要这辆车。说真的，人们怎么可以想像让他骑着马去颠簸呢？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罗斯福得２４００多万选票，而亲法西斯的反苏的杜威得２１００多万选票！
电台用世界各种语言广播了法西斯分子秘密取道中立国逃出德国的消息。
毛泽东送了我一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把书给我的时候骂了作者一句不宜在此译出的下流话。
毛泽东愤怒地对我说，中国过去的历史不容蒋介石歪曲。“这个老混蛋！”毛泽东这么说蒋介石，而且愤怒地指出：“只有王明才宣扬说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
对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３年的整风和党内斗争（“莫斯科派”、“教条主义者”、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共中央主席现在的解释是很奇怪的：“王明是个叛徒，是个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我们通过批判和揭露，掀起了一场积极的斗争，使党不受野心家、异己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渣滓之害，并防止人们背离党的路线。我们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挑衅的斗争重新组织了队伍。我们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的投降主义思想。那些人（国际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相信国民党（只字不提抗日统一战线，只字不提急需共同挫败侵略者！）。我们使他们就范了！我们向全党坦率地说明，应该不怕去占领日本人所控制的地区，来扩大解放区（一切都被歪曲，被篡改，被装扮成‘理论’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独霸抗战的领导权。”
显然，由于要准备下一次代表大会才产生了所有这些问题。
昨天，美国和中共考虑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协议草案。在赫尔利将军的坚持下，这个协议将具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协定的性质。帕特里克·赫尔利担任调停工作。
据推测，这个协定将由毛泽东和蒋介石签署。
协定规定，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政治团体——包括非党的组织在内——要联合起来。政府必须保证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一切抗日爱国力量能自由而公开地存在。
协定规定，军事委员会将改组为联合委员会，所有主要的抗日武装集团均应在联合委员会中驻有代表。委员会必须严格遵守把盟国供给的武器弹药按比例分配给各抗日武装集团的原则。
主要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中国的联合政府，其最高目标将是团结全国的爱国力量（首先是武装力量）以打败日本侵略者。胜利之后，这个政府将开始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建设国家。
一切抗日爱国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全国联合政府的法令。联合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军事执行机关，委员会的命令对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具有约束力。
据推测，协定的第三个签署人将是作为美国总统代表的赫尔利将军。
１１月９日晚上在延安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这——文件已由赫尔利将军和中共中央主席签字盖章。
１１月１０日晚上，帕特里克·赫尔利启程前往重庆。巴雷特上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与罗斯福总统的这位特使同机飞渝。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主席对同赫尔利将军的会谈十分满意。毛泽东邀请我去，把会谈结果对我作简要介绍。他有说有笑，心情舒畅。
毛泽东要我拍发几个电报给莫斯科。他当然知道我对中共领导和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的会谈情况了解得是够多的。他要赶在我的前头向莫斯科作报告。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观察组除了在特区搞情报工作之外，还采取步骤来削弱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系。看来，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抱幻想——他们对给共产党提供武器一事很慎重。他们对蒋介石一直都是中意的，而且以后还会如此。可是，中共领导人彻底出卖了自己，他们那么急于想得到军事装备，急得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去掩盖自己的卑劣行径了。
赫尔利的使命不仅在于要促使特区对日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且还在于要在中共领导和莫斯科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可是，中共领导人设法说服了总统的私人代表，在协定草案中塞进了他们自己的条款，而这些条款蒋介石肯定是拒不接受的。
帕特里克·赫尔利过分自信，他不了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依仗着自己大权在握，在四份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协定草案一份留在延安，两份分送给蒋介石和罗斯福，至于第四份，我相信赫尔利会自己留下作纪念。这是留给他和美国外交的一件可怜的纪念品。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
共产党对中国解放区的农民实施了减租减息政策（地主靠地租为生）。
按中共中央主席的意见，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党在农村推行了过左的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毛泽东说，目前党还不能进行全面改革以解决农民问题，但是耕者有其田的日子总会到来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１月１０日上午，赫尔利将军给中共中央主席一封私人信，信中说他对会谈结果深为满意。
赫尔利希望会谈表现出来的良好的合作精神在战胜日本之后还会保持下去，这有助于促进和平，有助于中国争取一个民主的将来。美国总统的使者认为，这就是他此行的崇高目标。
他感谢毛泽东提供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共中央主席的值得钦佩的领导导致了国共两党协定草案的产生。这个草案首先是毛泽东亲自参加的成果，而且已由共产党通过一项具体决议加以批准。
总统的使者感谢毛泽东所表现的信赖。这一点大大感动了将军，他要求毛泽东相信，毛表现了多么真挚的感情，又多么能体谅别人，他是完全明白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国共协定草案将毫不耽搁地转给蒋介石。
对于中共中央主席写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请他（赫尔利）亲自转交的那封明智的信件，总统的使者表示感谢。
将军写道，中共中央主席的行动对争取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和胜利结束战争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讲到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中共中央主席祝愿总统身体健康，并表示他最深切的希望，希望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将为建立世界和平的事业并肩前进。只要美国总统愿意，两国是能够走上共同建设新世界的道路的。
中共中央主席告诉总统，他对总统的使者以礼相待。三天来，他和赫尔利将军商讨了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人民共同抵抗侵略者的问题，各抗日力量组织国民政府以求得政治统一的问题，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中央委员会主席写道，共产党一直力争同蒋介石达成一项牢固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会表达中国人民的希望，有助于增进他们的幸福和切身利益。
赫尔利将军此行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出乎意外地获得了达到我们目的的机会。三天会谈的结果达成了一项协定草案。这项草案体现了共产党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之斗争的各项目标。斗争已进行八年之久。斗争的基础就是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批准了这项协定。
毛泽东接着写道，他感谢赫尔利将军对中华民族所表示的同情，总之，见到赫尔利将军极为高兴，对他的杰出才干深为赏识。
共产党将尽力之所及实现协定的原则。党中央授权我（毛泽东）签署国共两党的这一协定。协定是在有你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署的。
毛泽东报告说，在他的要求下赫尔利将军答应把协定的一份副本转交美国总统。
毛泽东对美国总统在抗日斗争中提供援助、对他为统一中国所给予的支持以及对民主的真诚关怀表示感谢。他代表中国人民、共产党及其军队致谢意。
这封信是按赫尔利将军的建议写的，赫尔利向中共中央主席保证，他将亲自把信交给罗斯福总统。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美国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宣布召回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但是总统尚未任命新大使，高斯迄今仍在重庆。
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汪精卫去世了。他死得其时，不然他逃脱不了中国人民的审判。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６１岁，是个职业律师，得过法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战争结束时他升到上校军阶。他在马恩战役中受重伤。１９４３年他成了罗斯福总统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私人代表，现在他以陆军少将军衔作为总统在中国的私人代表。
毛懒得很。一张沙发和一把扶手椅大概是他闲暇时候的全部所需了。他贪吃佳肴美味，又吃得多。他还能吃到特殊供应的上等水果和干果。
可是，近来毛不参加午夜的宴会了。他缩小了客人的圈子。现在，在他饭桌上只能见到很少几个经过挑选的人和他一起进餐。
江青显出一副很有主见的样子，能很快领悟不熟悉的问题。她好查根究底，有野心，但能深藏不露。她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毛泽东完全处于她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
江青机灵而又不引人注目地推动她丈夫去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远非家务事。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主席假如要干什么坏事，他就拿我来打掩护。我得给他向莫斯科发电报。
毛泽东十分明白，特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没有独立到可以不要苏联支持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只要有事毛泽东就总是急忙“直接”向莫斯科报告的。这种行事方式还另有目的：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发出以后，我要提出不同意见就难办了。
除了发去电报之外，中共中央主席还要我把赫尔利将军的感谢信发给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干预之后，毛泽东一直提防着我，尽管他小心地加以掩饰。我是个见证人，实际上是唯一不受他意志和权力所控制的见证人。毛用他那假装对我的信赖和邀我晚上到他家促膝谈心（毛、他的妻子和我，经常没有别人在场）来使我“软化”。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８日
日军在桂林以西沿铁路一带迅速向贵州进军，他们已逼近潞城和忻城。中国军方已撤离(广西省)柳州的一个规模很大的空军基地。美国人动用了所有的运输工具来抢救贵重设备。
唐纳德·纳尔逊到达重庆。
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访问了白宫。
罗斯福宣布他已物色好一位美国驻华大使，但暂不宣布他的名字。
美国动用了政治、外交和军用的全部力量，试图按照它自己的利益从速解决远东问题。
当“生命线”（或“史迪威公路”）启用时，美国人答应根据租借法案大量增加卡车、大炮、弹药以及其他武器和军火的供应。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了，中国竟然还缺乏最简单的武器。
在一个人口超过五亿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还远非是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并不等于是共产党的实力，而只是一个有利因素，它必须广泛地加以利用，以达到创建和巩固新的党组织的目的。这个因素，极其有利于中共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加强自己。
中共领导目前的政策存心不顾这些有利条件，而把它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样的政策阻碍了共产党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其在国内的影响，却增强了占领者和汉奸的地位，加深了国家的经济困难。这个政策主要又是以苏联的支持作为先决条件的。
最令人吃惊的是，中共除了其领导坚持力图夺取国家政权之外，没有明确一致的行动纲领。形势首先要求一丝不苟地、不辞劳苦地工作，以赢得工人阶级大多数，实际上是赢得全体中国人民，同时还要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以及影响方面显然不如国民党，它是个有着明显不成熟的盲动主义纲领的党。
中共领导人一直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一种不顾客观因素而进行内战的冒险主义的愿望。他们不作革命工作，不要行动纲领，而是把革命命运当作儿戏，进行冒险的赌博。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员的生命已经成了这场赌博中的牺牲品了。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毛对必须同莫斯科保持关系无疑感到恼火。他准备和我们断绝一切关系，假如……。
就是这些“假如”使他没有这样干，使他把这种想法掩盖起来，暗中耍手腕。凡属与共产国际有关的事务，由共产国际所体现的、帮助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务，在毛看来都只是枷锁与策略陈规。现在，莫斯科已变成这样的东西了。
但是，这些该死的“假如”哇！假如国民党对共产党挑起武装冲突，那该怎么办呢？假如内战爆发，而共产党对此毫无准备，没有武器，又怎么办呢？
有多少个这样的“假如”哇！大部分“假如”的解决实际上要看苏联的态度。这一点毛泽东是懂得的，因而他一面依赖莫斯科的支持，一面又一直在暗中诋毁苏联共产党的政策。他怕那种被迫（他这么认为）与苏联进行的接触会逐渐使党和人民赞同苏联。
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也明显影响毛泽东的行动。共产党人完全相信把祖国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事业，他们相信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一般地也都知道是苏联的政策约束着蒋介石的阶级挑衅。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主席也得加以考虑。在许多情况下他无力改变事态发展的性质。但是他自己适应潮流适应得多么好哇！
在美国人举行的晚会上，有威士忌、白兰地、甜酒、杜松子酒……，当然，还有跳舞大受欢迎。
我一想起延安来就一定会想到那架留声机！还有咔嚓咔嚓地转着的破旧唱片，以及挤来挤去的人群，他们那嘶哑的喉音，拖着走的舞步，冒着热汗的面孔……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想用谎报情况的办法来达到很重要的目的。
共产党有一支相当大的军队，还有民兵。就在最近，民兵的实力估计为２００万人，现在，在文件中却被任意增加了２０万人，２２０万的新数字已经报告给莫斯科和美国人了（毛对我们也不顾忌了）。他把这个谎言传出去心里头有个明确的目标——使莫斯科和美国人都相信中共的兵力实际上和国民党的兵力不相上下。这种数字对比并不反映真实的政治形势，它导致对力量对比作出不正确的估价。
我知道得很清楚，２００万这个数字也是假的。最近就散布过一个小得多的数字！即使按叶剑英提供的可以相信的数字也绝不可能超过１００万人。但是，就连这个八路军的参谋长也有意虚报。附带说一句，虚报是军队和党的所有负责人的一贯手法，人人概莫能外。人们别想在这里听到真实情况。由于毛的赞许，撒谎已成为一种策略。
在美国的军事计划中，两栖部队的使用占重要地位。中共领导也相应改变了它的计划。现在中共的计划以美国的密切配合作战为基础，并把海岸设想为战区。
毛泽东按他捏造数字的策略正式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正规军兵力的新数字为５５８７４７人。但是这个数字也包括了大量游击队的兵力，因而正规部队实际上少得多，至多也只有总数的一半。
据我看来，连领导人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们军队的确切数字。在这件具体事情上，中共领导对盟国和对我们报告的数字不一样。向美国人报告的数字是６３万人。
据毛泽东设想，美国人可能在明年春季与中共军队协同作战。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毛只是简要地和我谈了谈。他站在桌子边迅速地草草地写下几行字，嘴里的烟卷在冒烟。他平静而又有点无精打采地向我说了要发往莫斯科去的电报内容。对他说来，重要的是我们之间不要有不同的意见。他谨慎地力图以人民情绪高涨的说法来支持这些谎言。
毛脸色苍白，心不在焉，吁吁地吸着粗气。后来，他送我走到门口，凝视着布满繁星的天空，没头没脑地说他喜欢清澈而有霜冻的夜晚。他听到有人高声说话而退缩了一下，静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在这里待了将近十年了。”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３日
尽管共产党的领导人大肆宣扬他们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实际上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最近中共中央主席对师长们所发出的命令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毛泽东宣称，首要的任务是要使蒋介石军队无法向沿海进军，“中共军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将来和盟国共同作战的地区封锁起来。不要让追击日本人的蒋军解放领土。”
毛泽东发出严厉的命令，决不许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仍必须限于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活动。
中共中央主席所发的命令是朱德告诉我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５日
日本人的进攻对中国来说真是一场军事大灾难。桂林失守了。在柳州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国在华南的最大基地——炸毁了。成亿美元的贵重装备被破坏了。随着桂林、柳州两处空军基地的陷落，通向盟国在成都、重庆、贵阳所设的最后几个空军基地的道路就打通了。陈纳德的航空队拼命打击日本的突击队。
中共领导之所以要缔结条约是为了进行欺骗，因而对履行条约甚至连样子都不装一装。
毛泽东在竭尽全力阻止国民党向西挺进，以便在协助美军登陆作战的幌子下自己可以捞到武器和弹药。
中共军队用这些物资装备起来之后，就会开始按他们自己的计划行动，夺取大城市和战略中心，同时加紧对蒋介石的抵抗。这样，毛泽东把赶走侵略者的“麻烦”宽宏大量地让给盟国，将来也许还要让给苏联。为了争取统治这个国家，他宁可去同蒋介石打仗。
如果美军登陆作战的这个方案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实现，那么中共领导人也会凭他们自己的人力物力以及他们从未完全排除过的苏联的援助坚持贯彻他们的计划的。
对毛泽东的人来说，华北那就不用提了，这是中共的堡垒，他们都把它看作是他们的私产。万一攫取全国的计划失败，毛泽东就打算在华北建立起他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为此，毛泽东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如果“美国的”和其他的方案都实现不了，中共领导的旁边还搁着苏联备用呢。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兄弟的共产党”的支持上。毛泽东曾明显地暗示说，这种支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不会对这一地区的局势漠不关心的。
我的工作日排得满满的，看来已经达到饱和点了。但是，我还得把更多的工作塞进工作日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时间睡觉了。
我对着镜子照照——两眼通红，满脸皱纹，鬓角斑白，我这个刚刚四十岁的人看起来足有五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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