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９月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日

在党员中，对前几年的“洗脑筋”和镇压存在着一股不满的暗流。世界和中国本身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意见，反对康生的“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过去的所作所为，反对康生本人煽起的整人行为和各种政治运动（“整顿作风”、“抓特务”、“坦白交待”等）。

毛泽东并不反对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进行整风和清党，他只是勉强地反反复复地说，康生走得太远了点，出了点“偏差”。

驻特区的美国使团由驻重庆的助理武官巴雷特上校率领。美国代表团团员中最积极的是谢伟思和卢登。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雷蒙德·路登是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

巴雷特通知中共领导人，说他乐意充当延安和美国当局之间的联络员。

周恩来表现得像是美国人的老朋友。

１９４４年９月３日

唐纳德·纳尔逊和赫尔利少将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中国。

中共领导内部政治上的均势已大为改观，对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越来越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

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抛弃他。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而且私下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事情反过来了。所有那些由于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而坏了名声的人都设法把罪责推到康生头上，以此保全自己。这一切还没有达到公开指责康及其亲信的程度，他们的批评仍然停留在私下议论、暗示和故意表现不与康来往的阶段。例如，陈毅就只是同朱德和叶剑英讲讲情报局头子的坏话。他不敢多说。……甚至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陈毅也忍不住和我说了一些挖苦康的话。

康从未料到情况会发生这样的逆转。

陈毅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官僚家庭里。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主修法律和商业。１９１９年去法国。１９２３年入党，红军建军伊始他就加入了红军，以后一直在军队里。１９４１年前他担任过军队和党的许多职务。第四军被国民党击溃、军长叶挺被俘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

１９４４年９月４日

巴雷特亲自过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配备工作，他毫不费事就取得了各种文件、地图和表格。

九月的夜晚是凉爽的，人们也能透过气来了。这里的气候很怪，有时飞沙走石，能叫人发疯；夏季又闷热多雨，闷热得受不了时大雨倾盆而至，来势迅猛异常。

１９４４年９月６日

几乎没有人会事先不摸清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就敢于公开批评康生的。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从肮脏勾当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要使被整风运动窒息了的党恢复生气。对他来说这是最先要考虑的事，因为他需要党的干部。在新形势下这种需要尤其迫切，而且以后还会更迫切。共产党员是否有热情和积极性，关系到与国民党斗争的成败问题。“洗脑筋”使干部瘫痪了，软弱了，使他们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这就是周在上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突然责备起整风运动来的缘故。

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罪！你们是无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当周恩来相信听众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时，就不要求谴责整风本身，而是要求把罪过归到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身上了。

党内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使党员自发地反对整风采用的那种摧残心灵侮唇人格的作法。不过，毛泽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引导这种“安排好的抗议”按照最适合他的方式进行。既然如此，就需要谴责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提醒党的干部做好战斗准备。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谁都不敢开口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毛本人所规定的范围内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

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他们之间难于见到什么友好情谊。这一切，都是由残酷的争权夺利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常现象引起的。

但是，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在康生的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的失势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

周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极大振奋。毛现在关心的是要注意不让这一新的进程发展得无法控制。

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主席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制定了九条规定”，周恩来说，“康生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

１９４４年９月７日

大批日军正向贵阳推进。康生说这不过是几个师、几个独立团和独立旅。

中共中央主席对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态度，无论在策略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说是正确的。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虽然他说过一些话，但那都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无关。他采取了几种不同的方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拒绝谈判，借口防止分裂，提出一些不现实的要求。这一政策为日本人打胜仗开了方便之门，但毛泽东并不放弃这一政策，他把国民党的失败看作是削弱国民党的主要方法之一。

毛泽东利用了特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特区大部分都是偏僻的、难以进入的山区省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而且，毛泽东命令只对日军打游击，并不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战斗，而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用来蚕食国民党的地盘。此外，如与中央政府作战，中共目前在边区倒能够集中相当数量的部队。

毛泽东从日本人的胜利中、从中央政府军在前线的溃退中以及从他对蒋介石的失败所作的没有根据的估计中来寻求他的胜利。同时，他正设法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使他的战术神圣化，其实，“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民族阵线的宿敌在理论上的投机，是对蒋介石和联合抗日行动满怀仇恨和敌意的产物，这种敌意早在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０年毛同王明的冲突中就表现出来了。那时，毛泽东虽然投票赞成统一战线，但是，他千方百计要使统一战线解体。事实上，他违抗共产国际的策略，密谋达到他的目的。

毛泽东对全国抗日力量的分裂应负的责任并不亚于国民党右派的最反动的分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毛泽东的政策使日军更易选择其进攻方向。日军一直不断地采取攻势，而同时，他们从中共军队的消极战术中得出了合乎实际的结论。

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中央政府军事当局在黄山（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召开会议。中国的盟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共领导人对这个消息极感兴趣。朱德和周恩来立即要巴雷特上校作出解释。

军事观察组的头头没有否认来自黄山的新闻报导。

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１９４１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１９４０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那次作战目的在于破坏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日军击退了那次进攻，并给中共军队以重创。中央政府军同第四军的冲突大伤了第四军的元气，因而抗日活动大大减弱了。

这些事件正好符合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毛泽东用它们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他的观点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形成，而且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已对其中一些观点作过阐述。毛认为中共参加抗日战线是个错误。停止对日作战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党内斗争（为实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整风。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０日

谢伟思是观察组最积极的成员。上次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谢伟思认为，这些问题不回答，进一步会谈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美国人想探探毛泽东的口气：只要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你有多少诚意。

谢伟思还问毛泽东，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美国资本才能在中国投资，以及他如何看待美国人来主持（或被允许参与）管理大型工业企业。

谢伟思对中国雇用美国人（工程师、技术专家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机构（其形式和内容）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中共领导人计划如何夺取国家政权。

谢伟思顺便谈到美国人对这个未来机构的看法。“你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谢伟思问道，“它的实质是什么？步骤如何？在这方面，你们是否要学苏联的样子来建设工业基础呢？你们是否不管生活水平多么低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呢？你们是否只建设工业而不去提高生活水平呢？”

谢伟思年轻，充满活力，有很好、很强的记忆力。毛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甚至还对他加以指点，然后就讲离了题，发表长篇大论，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谢伟思耐心地听着，然后再提问题——表述得很好，而且提到了点子上。当毛不直截了当回答时，谢伟思就问另外的问题，切中要害，这样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情况。他还告诉中共中央主席，美国大使馆已接到华盛顿方面的一份重要电报，希望重庆政府进行改组。这意味着要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中国的舆论（主要的报纸、社会集团、政治领导人等等）也会受到压力。谢伟思宣布，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是适宜的。这个政府一定要包括所有有影响的政治组织、集团、党派的代表，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代表。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华盛顿已经投身于一场争夺，以便攫取这个国家的重要阵地，并控制特区。罗斯福政府相信，它在特区建立一个亲美派的努力将不会受挫。

美国方面的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卢登和谢伟思来处理。很清楚，如果华盛顿没有授权他们是不敢进行这样的接触的。我相信华盛顿是授权给他们的。

巴雷特负责军事战略。

谢伟思在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要求他说明，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可能起的作用以及对一般的外国投资的意见。

谢伟思是用这样一种办法来进行会谈的：他能使参加会谈的人毫不怀疑中国未来的政治结构的性质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共为领导力量的人民中国，尽管谢伟思并没有直率地谈这一点。

谢伟思显然是美国观察组最重要的成员。在延安，开头几个星期他不谈政治。好几次，当中国同志向他提出一些政治问题时，他躲躲闪闪，说他和观察组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只关心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已经作为美国的全权代表大谈特谈起政治来了。无疑，他在向重庆报告他的会谈结果，由重庆转送华盛顿。很清楚，美国和中共领导的政策在共同目的、永久联盟以及这一联盟对双方的好处等方面是吻合的。在这些会谈中苏联的幽灵总是出现，对与会者有着明显的影响。总的说来，会谈并未摆脱紧张、仓促、不够坦率和互不信任的气氛。

四个星期以来，谢伟思一直在同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共许多高级官员探讨一些他以前同他们探讨过的问题。他会见了叶剑英、博古、周恩来等人。我得到的情报不仅很少，而且往往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博古帮助我了解真相。

卢登不怎么健谈，他通常是巴雷特或者谢伟思的助手。美国人在延安一点儿也不拘束。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１日

谢伟思、卢登和巴雷特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详细地谈论了黄山会议的结果。黄山会议上将军们起草了一个对日作战计划（反攻计划），但是美国代表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问题是国民党的许多师已经大大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需要由美国教官在特种训练中心训练一些新的满员师（现在正由阿伯特．Ｃ．魏德迈少将组织这些师）来加以补充。约五万名美国军官要来中国作教官和顾问，但是，美国当然绝不允许用这批新的武装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打内战）。

在黄山，美国人还告诫中国将军们说，不要根据Ｃ．Ｌ．陈纳德将军的空军打击力量（驻在印度，仅用于配合作战）或者美国登陆部队来制定反攻计划。美国不可能派大批陆军到中国来。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２日

中共领导人详细地讨论了黄山会议的结果，相应地作出了适当的决定。

对决定的实质，可以从朱德和叶剑英向观察组提出的要求中略见一斑。中共领导人要求，将来分配美国武器要进行监督，因为蒋介石可能擅自占有最好的和绝大部分的武器（无疑美国人也将供给特区武器）。至于武器的数量，共产党要求得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最少也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

美国人已告诉中国同志，唐纳德·纳尔逊和帕特里克·赫尔利知道了反攻部署，并在为此同蒋介石与何应钦商谈。巴雷特说，赫尔利和纳尔逊对特区极感兴趣，因为特区在美国政策中占很大分量。这就是纳尔逊和赫尔利将尽快来特区并会见毛泽东的原因。谢伟思也是这个调子。

延安遵照中共中央主席的急令写了一封邀请信寄往重庆。

纳尔逊和赫尔利都是美国政界人物，在这里特别受欢迎。

美国观察组组长答复叶剑英和朱德的要求说，他理解中共领导人的担心，但是，需要有一个表述中共观点的正式文件，“然后，我好把文件送给我军总部。”巴雷特这样说。

如果中共的这个请求（关于要求美国送来的武器数量）得到批准，美国顾问和各种专家就会在特区满天飞了。万一这一请求被拒绝，美国人仍会想方设法派人到特区来。观察组的人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巴雷特的要求后命令立即起草有关文件。文件现已签署，交给了美国观察组组长。

不管美国观察员怎么说，华盛顿不会把供应武器问题与中国的政治前途分开来看。毛泽东得到武器之后是否仍会听从摆布，美国政府并不那么有把握。美国观察组就是为了要研究与供应八路军和新四军武器有关的情况才到特区来的。

美国国内在这一点上很可能会有两种不同意见。可是，到目前为止哪种意见也还没有占上风。保守一些的美国政客害怕与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结盟，力主更进一步加强蒋介石政权。美国持另一种政见的那批人（谢伟思无疑是他们的代言人）认识到，全中国正处于革命动荡之中，只帮助蒋介石太冒险了。必须作出合适的政治决策，找这支“民族（！）力量”做新盟友。按照他们的意见（谢伟思显然持这种观点），共产党领导会是一个合适的、容易打交道的伙伴。毛泽东领导集团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态度是作出这种合适的政治决策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谢伟思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设法使他的同僚相信，不必害怕“可怕的革命词藻”，也不必害怕无论如何无法避免的事件（群众的革命热情）。

这些是我从一些重要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我仍然不知道美国这两种政治见解哪种会占上风！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３日

又一个美国人来到延安，他就是美国驻华战时新闻处负责人麦克费希尔先生。

根据在延安的美国人普遍流露的情绪来看，美国不打算让它的外交官常驻延安，免得蒋介石不高兴。谢伟思和卢登毕竟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在延安的逗留很容易被看作是事实上承认延安，而这是盟国的主要被保护人蒋介石所不允许的。

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谢伟思对中国同志屡次提出的由美国在延安设一常驻机构的建议噤若寒蝉。在这个问题上他好像奉有严格命令，尽管他似乎不同意这个命令。

谢伟思先生最近宣布，华盛顿有个新建议，要求蒋介石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这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主席命令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加紧反对国民党政府。

中共驻重庆的代表是董必武（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林伯渠。中共中央主席两次给他们发电，要他们着手把反对政府的人都组织起来，开展活动。这个有组织的活动通过在报上发表文章和在本届国民参政会上采取阻挠战术来进行。毛要求社会各界对政府进行全面抨击。

军事失利和经济危机激起了中国社会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抗情绪。毛怂恿他的人竭尽全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

事实表明，共产党的代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发动了猛烈进攻。事实之一，就是著名的记者和政治家胡政之出其不意地来到中共驻国民党的正式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的办事处。他说，共产党的努力一定会成功。他抨击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批评政府，赞扬共产党。他说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人（这是重要的）的支持。

胡政之是重庆一家最开明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编。《大公报》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蒋介石政府对这家报纸进行了种种刁难，包括禁止它发行。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４日

在同中共领导人会谈中，麦克费希尔提出了在延安建立一个军事情报机关的想法。这将作为总署的分支机构。总的看来，麦克费希尔倒不是那种热心人。

巴雷特是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组长。最初几个星期这位美国上校相当谨慎，闭口不谈重要问题，不许愿，不表示意见。后来，他突然改变了工作作风。现在他像谢伟思一样大叫大嚷地批评蒋介石政权，批评中央政府的无能，批评它不能控制局势，还批评国民党军队靠不住。这位上校居然表示，他极不赞成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强调他对特区和中共政策的好感！

麦克费希尔则坚持要中共领导人允许他的部下来特区工作。盛传大批美国情报人员和心理战专家将来特区。据麦克费希尔说，这批人将从事瓦解敌人的战斗部队，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中共希望美国专家在延安设立总部。

周恩来是毛与盟国会谈时的主要助手，叶剑英与周紧密配合。刘少奇正忙于准备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党务工作。

科利亚一有机会就要跟我谈到他的妻子丽达和他的小儿子谢尔盖。我理解他需要借此来宽心。但是，当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时我的心里便是一阵剧痛。玛丽亚和孩子们不知怎么样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

戴维·巴雷特发胖了。他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上下，北平话说得很地道。他很随便，并不盛气凌人。他军服上衣的袖口通常不扣扣，往上卷一点，领带随便塞在衬衫外面。他的军靴显得很旧了。虽然绷着脸，但还是和蔼可亲的。

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朋友，只有他所需要的人，但不是朋友。他只赏识一时用得着的人。一切的一切，凡对他个人无用的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此外，他把对他本人有用以及对“他的”革命有用的事物看作是一回事。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意义，甚至革命本身也不例外。

这是一种特殊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对生活舒适与否是不计较的，权力才是他惟一的梦想和野心。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也就是通向真理和美德的惟一途径。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中看得出来，他对限制权力的一切事物都嗤之以鼻。除了权力之外，一切都是尘埃。他对历史上所有伟人的业绩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过去的伟人所以强烈地把他吸引住，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毛泽东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权。有权就有理，有权就是胜利，有权就有一切。党和人民只是一种想像虚构的事物（某种抽象的概念），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

毛常常会见很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特别不爱交际，甚至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冷酷无情到了危险的程度。

他的力量在于他的直觉。他虽然感到在我们这一世纪的革命大动荡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他并不怎么理解。他把毛记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与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想法把权抓到手。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个人的观点相抵触时，他就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拿蛊惑人心的宣传作幌子，不断歪曲马克思主义。

他的全部活动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就是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适合他进行夺权的策略来。依他看，原则只不过是别人对革命应尽的许许多多的义务。多么实用主义的公式呵！这就是他怎样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的办法。原则束缚住千万人的手脚，他以原则的名义行事，自己却不受原则的约束。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他毛泽东的哲学，一种没有道德和野心极度膨胀的哲学。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６日

延安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相当离奇的社论。美国观察组事先与闻了文章的内容，但结尾部分仍使他们大吃一惊。

很清楚，走这步棋的目的在于使美国人按平等原则分配武器，即将来给中央政府和特区的武器数量要相等——根据美国武器的情况，这是一种苛求。

另一个目的是加紧进行会谈以便收到实效。

还有一个目的是削弱蒋介石，使美国人削减援蒋的数额。

社论详细叙述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意义，提供了关于武器、弹药和食品的分配情况。

至于黄山会议，则成了最后决定向特区运送武器的一个借口。这次这个问题可是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人提出来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日

巴雷特上校巡视了一个旅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未来的抗日联合作战得出了几点结论。

观察组组长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结论送给了共产党的军政领导人。这份报告是美国人在特区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得到的第一个成果。

美国观察组组长把这份报告发往重庆美军总部。

有一个想法常使我夜不能寐：情报局局长能够很容易地把我干掉，因为我对他自己所干的勾当以及他的保护人的所作所为了解得太多了。

耗尽体力的传染病，陡峭的山路以及其他许多“事故”，能帮助他干掉我。

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走得这么远。莫斯科在他们的计划中占很大的分量。他们是想干掉我的，但现在他们还不能这么干。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２日

毛泽东同我谈了整整两个小时。现把他的话简述如下：

美国人连一个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解决整个远东的复杂问题了。这就是说，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棘手问题”。蒋介石显然是反对莫斯科的这一行动的。

中国人考虑到苏联蒙受的巨大损失以及目前军事人员的短缺，准备给予必要的援助。中共领导要挑选一万多名指挥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受训。这些指挥人员将担任庞大的中国军队的领导，这支军队能帮助在满洲和其他日占区的苏联军队。

苏联远东告急时，中共曾毫无怨言地派出过两个最精锐的团。将来还会这样做，不过规模要大得多。

他这一番话的用意很明确，无需置详。

晚上，巴雷特和朱德、叶剑英进行会谈。朱德和叶剑英对美国人说：

“如果蒋介石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改组，而中共又不能得到美国人的武器、军火和其他援助，那么将来的反攻，特别是抗日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长期的内战。

“美国对贸易、投资以及稳定的市场感兴趣，但内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是中共中央主席事先授意朱德和叶剑英这样说的。叶剑英亲口告诉了我。

万一他们的计划失败，中共领导人准备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毛泽东打算把特区和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这就是说中国将成立第二个政府。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想隐瞒这个计划，而且相反，把计划的详情热心地告诉了盟国。

美国人原则上不反对这个计划，但是建议这个政府不妨称为“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委员会”。

中共领导人倾向于同意这个建议，因为这样的名称是吓不着他们的美国盟友的。

毛泽东正向美国人施加种种压力，并通过他们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３日

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再次要求改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要求把失败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

还有几篇文章将陆续发表，其中一篇尖锐地批评蒋介石体制，赞扬特区的经济制度。

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大小会议。发言人猛烈攻击国民党和重庆政府：“打倒一党专政！”

原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总要同美国人商量，现在他们显示出越来越独立自主的样子来了。日本人对桂林的凌厉攻势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

史迪威即将来访，这给延安平添了很大希望。这里早就在等他了。毛认为亲自同一个高级将军会晤能解决所有问题。再说，正是这位将军负责美国供应中国战争物资的工作，这一定会有助于避免中转过程中繁多的公事程序。

关于将军计划来访的消息还严格保密。

同时，观察组仍在试探进行可能的合作。美国人在协商成立一个针对日军的联合情报网。中共领导人虽然和美国人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但这都不是毛泽东所最需要的。至今他还没有得到他如此急切盼望得到的武器和弹药。

随着武器、弹药和设备的运来，所有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中共领导人是这样想的，他们要美国人也了解这一点。

美国人希望由他们自己的专家来操纵计划在延安设立的情报网，还准备为它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资金。

但是，主要问题即武器交货问题不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解决。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

毛泽东没有错估外国记者来访（现在来了几批了）的重要性。与蒋介石军事上失利、国民党领导和政府的腐败及其官员的贪污情况相比，特区看来还颇有吸引力。

几年来，特区没有受到日军侵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中共领导把它弄得还算有秩序，与国统区那些经济混乱而又贫困的省份相比就显得很好了。中共领导在炫耀这一切，巧妙地大肆宣传这一切。

外国报纸对特区和毛泽东的领导有所赞扬。凡属这样的报导都被精心收集起来，其作者将来可望受到特殊的礼遇（已经有过这种先例）。

人们从观察组组员的简短的话语和评论中可以推断，他们对特区印象不错。

现在，特区总的形势改善了，并且还拥有军事实力，这使毛能够开始他的赌博。他安下了钓饵，现在只等美国人来上钩。如果他们上钩，毛就会得到武器，还可能得到华盛顿的政治保护。这种保护能使他解决国内的某些政治问题。

现在，惟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白宫是否与其重庆的被保护人脱离关系。谈判中有关这一部分的消息讳莫如深。我所了解的全部事实表明，毛显然以美国人的伙伴自居。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６日

周恩来同美国人会谈时特别活跃。但是，我在无意中发现，他的一切活动归结起来就是想保住权力。此外，政治形势的千变万化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不仅如此，一旦形势需要，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改变原则。

周恩来的活动从不超出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只有在他同党内的同事特别是同刘少奇竞争时才表现出一点儿独立性来。

周搞实际工作很有本事，比搞理论工作强。他乐观，自信，能说会道。

任弼时虽然担任过部队的政工人员，却没有什么活动能力。他是毛泽东的亲信一类人物，是毛的指示的驯服执行者。他的谨小慎微别具一格，执行起他主子的指示来真是不折不扣。

这伙人中只有朱德是个例外，他给人以愉快的感觉。经过所有这些冲突、争执与不和之后，他仍然保持那种乐观和与人为善的性格。

近来毛有点心事，态度简慢，老打官腔。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

对毛泽东来说，权的诱惑力要比党的任何利益都更为重要。他背着苏联在活动，企图按他的路子来解决远东问题。

中共中央主席估计到蒋介石军事上的失败，急于想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成为中国的领导力量。不过，美国人可能并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他不仅想更改党的名称，而且想出卖苏联的利益。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力量在抗击纳粹德国的斗争中已消耗殆尽，因此不可能及早地、有效地在远东开战。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美国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尽量争取跟他们合作。

毛确信，远东和中国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只有美国才是使他们摆脱这种命运的主宰人！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８日

毛泽东想知道美国人对中共部队究竟有多大兴趣。我想，他开始估计到美国不大可能同蒋介石决裂而转亲延安。他认为，如果美国政策能这样改变，那就是目前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理想的结果，也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

盟国想控制中共军队而又不改变中国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蒋介石是他们的人，他们害怕的倒是可能成为盟友的共产党。

蒋介石是靠得住的，他是“经过考验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至于毛，作他后盾的是共产党。美国人无法了解共产党领导人立场的可靠性。毛将来会怎样行事？这是他们感到为难的一个问题，也是一切疑惧的主要根源。他们不能光相信他的话，他们不敢信任他，虽然很想这样做。因此，美国人正努力使国民党制度起码在表面上民主化，使它看上去是进步的。

延安在纷纷议论重庆政府将来改组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绝不放过这次机会。当地报纸上掀起的新的反蒋运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语气很激烈，但它显然考虑到形势可能会变化而留有余地。林伯渠最近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证明。林伯渠强烈要求改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林伯渠讲话的所有细节都与美国驻重庆的官员不谋而合。毛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合作是可能的，他是忠实于他们的，从而促使美国人与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我可以想得到，蒋介石一定会气得发疯！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９日

依丘吉尔看，俄国对打败纳粹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俄国牵制和打击的敌军比在西方与盟国交战的多得多。多年来，俄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承担了陆上作战的重任。”

日军在中国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机场，给陈纳德的空军造成了困难。日本的十个师入侵印度失败，被打回缅甸了。

丘吉尔认为把希特勒比作拿破仑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希特勒只不过是个屠夫而已。

中共中央主席因美国人对他的信任和过度的施舍而受宠若惊，他的政治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就连在这儿见到过很多事情的我看到他走得这么远，一味地允诺，保证，担保，甚至作出近乎公开背叛的声明，也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被盟国的施舍软化了，毫不隐瞒他对莫斯科的真实感情。博古同志把毛泽东的这种卑鄙行径详细地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