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７月—８月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日

美国代表团要来延安的问题终于定下来了。这件事情交涉来交涉去，现在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起初，蒋介石反对美国人来延安。在华的盟军领导方面曾三次要求蒋介石同意这次旅行，但都遭到拒绝。这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了重庆，美国官员便请求副总统给予帮助。他立即与白宫联系，白宫立即作出反应。四小时之后，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他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中央政府允许美国全权代表团去延安。蒋介石出于无奈，批准了这次旅行。

代表团将由美国大使馆的武官率领，到达的日期尚未确定。这个重要的代表团将由十人组成。

枣园忙乱起来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日

６月２９日，中共中央主席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只有几个人参加）讨论了美国军事代表团即将来访的问题。

毛泽东要求对新四军和八路军以及伪军和战地日军的所有资料加以修改（现在正肆无忌惮地对数字进行普遍的篡改）。

毛泽东详细地说明了在即将同美国全权代表进行的谈判中共产党的领导所要采取的既定立场。首要的是要得到美国的武器，第一步，先得到四个正规的步兵师所需的武器。作为交换，毛泽东准备答应在战争期间和胜利后同美国人进行合作，并允许他们使用特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

今天是中国抗日战争七周年纪念日。实际上，从满洲沦陷算起，战争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这场屠杀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多大的苦难呵！

现在我已学了半年日语了。要学会用日语讲话恐怕很难，但阅读能力现在已相当不错了。日本的象形文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因而我学起来就容易多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３日

华莱士副总统曾作出很大努力来为消除中国的分裂状态创造必要的条件。从新闻报道判断，这是他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

５月，林祖涵从特区去西安恢复国共两党的会谈。这几年来，会谈实际上一直没有进行。国内舆论对重开谈判一事寄予很大希望。

外国广播电台强调这次会谈非常重要，因为由于七年来的战争，国共之间不断加剧的分裂状态恶化了中国的形势。确实，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重重，整个经济陷于崩溃状态，大多数工业企业遭到破坏或处在沦陷区内。

５月份会谈恢复，这也使人们在消除国共分裂的问题上产生了乐观情绪，而这种分裂是日军攻势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５日

毛与我作了一次深夜长谈。

他显得疲倦，背比往常更驼了，烟灰掉在膝盖和报纸上。他不时地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毛的所有上衣袖子都有点长，这是他的独特的式样。他所有的上衣都缝有大口袋。

毛的话说得很清楚，大意是此后共产党将奉行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反对国民党的总路线。从他的话里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国内最近形势的发展对共产党领导来说是格外的喜人，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处于危机的边缘，濒临崩溃，因此，与国民党进行会谈的方式过时了。不再需要会谈了，会谈阶段已经过去。

“美国的立场对我们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主席说。

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相信，美英与特区之间必然会建立友好关系。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白宫所需要的力量。此外，盟国势必为延安当局的团结和力量所吸引。盟国别无选择，只好承认特区（中国特区以及其他苏区）是中国惟一真正的力量。

虽然苏联远东边界曾不止一次地成为军事上紧张和流血的地区，但毛仍只字不提苏联，不提它对解决远东问题的关切。

在１９４０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写道（至少对他的话可以这样来理解）：没有苏联，中国是不能战胜日本法西斯的。现在，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且打算主要同美英联合了。

我想，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些中共中央主席不愿说的其他东西。他指望美英对苏联心存疑惧。据他看，这种疑惧会促使这两个国家慢慢地但是必然地与特区建立友好关系。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显然想用一些鬼话来讹诈盟国，说什么苏联有侵略野心，它想吞并中国（特别是满洲）。他们认为，在将来与盟国的关系上，苏联这种可怕的威胁就会成为促成美英与延安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论据。

事情并不就到此为止了。中共中央主席不仅想得到武器并推翻蒋介石，他还想利用美英对特区的承认来阻挠苏联有效地参与解决远东问题。总之，他想使苏联所有的外交努力都落空。

毛指望美英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得以控制全中国，并能推行适合他自己利益的政策。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把这告诉我，但是同美国代表团进行会谈的准备工作正是朝这方面进行的。同时，他加强了同莫斯科的通信联系，企图以此掩盖即将进行的谈判的真正动机。

同我谈话是为了消除我的怀疑。

这与毛就在最近告诉莫斯科的情况完全相反。他继续拍发“友好的电报”，可是他把苏联领导人的意见看作是累赘。毛泽东相信中央军吃了败仗，美国势必会同意他的主要建议。表面上一切都是冠冕堂皇的：需要武器，是为了把日本人从中国的神圣领土上赶出去嘛。

我们的谈话有点怪。大都是由毛一个人讲。有时，他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我只好洗耳恭听。我如有异议他就很不高兴。当我想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时，他立即转换话题（换个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毛就会用侮辱的态度来对他了），或者就闷着使劲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在这种时候我感到，对他来说，要容忍我是多么困难，在他眼里我又是多么讨厌。实际上他跟我们的距离又是多大啊。可是，有时他又表示诚挚，请我们去吃饭，开开粗俗的玩笑。这两种态度轮流着出现。

今天我们分手时，毛送给我一件礼物：一本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书上盖有中共中央主席私人藏书的印戳。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６日

苏联是反希特勒联盟中最主要的力量，毛泽东仅仅在写文章时和给莫斯科发贺电时才承认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这种承认也表现了他缺乏与蒋介石相抗衡的信心。万一明天发生军事冲突怎么办呢？过去是谁帮了他的忙？现在会帮他的又是谁？所以，莫斯科不断收到经过选择的口号、保证和许多表示“良好愿望”的声明，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

我现在已深知毛泽东的为人了。我认为，他与王明的冲突还有另一个原因（当然不像主要原因那么重要和有影响）：王明在战前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之一，毛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是这是毛的性格。

夜，万籁俱寂。我浏览着文件，烛光闪烁不定。报导，报纸和译不完的稿件。我刚译完的这一篇的结束语是：“毛泽东是我党和人民的最有战斗力的领袖。”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真是毫无办法。

与毛有过一些接触之后，我认为只有符合他的利益时他才说真话。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标准，如果有本事或者有机会捞点什么（即使用最不体面的手段）就干！理由嘛，过后总会找得着的！

列宁说过，制定政策不是为了去适应某个个人的心理和行为，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利益。但是，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这个或那个步骤是不是冒险主义的，是不是可以用较小的损失取得较大的胜利，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地说，他对这一切根本就不关心。对他来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有时，我觉得他说起话来俨然是个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有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腔调说话，说得忘乎所以。他极端无情。对他来说善恶随一己之私利而定。他兴奋起来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时他平常那种无生气的样子就无影无踪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主席又让我给莫斯科拍了一个电报。电报详细叙述了蒋介石军队失败的原因。在湖南衡阳战役中，中央政府的军队不是避而不战，就是一触即溃。军官萎靡不振，人民不支持军队。虽然中共领导的方针是慎重的，国共谈判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谈将继续进行。

在敌后进行抗战的中共部队与在前线打仗的国民党部队有很大差别，而且差别越来越大。中共部队向前推进，实力不断加强，而国民党军队正越来越陷入危机。蒋介石部队仓皇撤退，面临崩溃。如果敌人继续进攻，国共两党部队之间的差别就会更加明显。

特别是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在敌后一直打胜仗。一些大的根据地的人口增加了，已经不是以前报道的７０００万人，而是将近８６００万人了。在中国的一些战场上，中共部队消灭了大量的伪军和敌官兵。在南线、中线和北线收复了几个地区，还收复了许多城镇，其中包括２４个地区的中心市镇。

我在毛泽东的电报上加了下面两段话：

——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主席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们参加抗战的评价是片面的、不够客观的。

——电报中列举的数字是毛泽东从专为一批外国记者来延安而准备的、带倾向性的材料中取来的。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

同盟社报道：东条内阁已辞职。

塔斯社记者普罗先科现在延安，他是随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来的。他是驻重庆的特派记者，告诉我许多关于中国陪都的政情内幕，很有趣。

中共领导人同美国人谈判期间想撇开重庆与美英建立外交联系。他们建议盟国在特区设立领事馆。

毛泽东跟我说：“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与美国人建立关系，我们的革命最后还是要转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

美国代表团首批九名官员到达延安，这是毛泽东最高兴的一天！

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来到了机场。毛泽东和朱德穿着新制服。他们两人的出场是有意要表示党和军队的团结。

毛的神情令人难忘。

奏军乐。雄赳赳的士兵们，显示出中共武装部队士气高昂。群众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鄙人带着照相机，在场的还有普罗先科等人。

道格拉斯飞机在降落时滑出了跑道，扬起一片尘土，螺旋桨咔嚓一声掉了下来，驾驶舱瘪进去了，幸亏没有伤亡。飞机是由罗伯特·钱皮恩上尉驾驶的。

毛泽东万分激动。美国人是否承认中共是中国的领导力量问题（这是美国人到达前毛的思想）毕竟关系不大，主要的问题是得到武器，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说到掌握武器，那么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很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纵容侵略，听任国家被日本占领，背叛为了世界一切革命力量的利益而正与法西斯作斗争的苏联——这一切都是毛的惯用策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用绳子把道格拉斯飞机拉回跑道。

根据来访者的谈话判断，代表团将在这里呆四个月左右。

美国人都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衣领上佩带着军衔领章。与中国人一比，他们显得很高，谈话无拘无束，喜欢开玩笑。

他们许多人都像巴雷特上校一样左肩上都有美国在华陆军军事顾问的徽章——一面小旗，旗的上半部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和美国星徽，下半部是蓝白相间的竖条。

巴雷特上校是代表团的团长。他是个矮个子，略显肥胖，戴一顶外国的软木太阳盔。

巴雷特曾在缅甸的丛林里打过仗，这次是从昆明来的。

戴宽边草帽的农民和城里人把一群美国军事专家围在中间，卫兵们挡住人群，小心保卫着这些美国人。这真是个有趣的场面。卫兵们照应着，不让人们挤着或踩了美国人。带着照相机的我被推到了一边。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３日

蒋介石规定美国军事观察组人员的最后数字为１８人。昨天来了９个，其余的人将在必要时来延安。代表团的一部分人将常驻此地。

美国人显得很自信。他们都穿着很旧的军服，经常用柯达或莱卡相机照相。他们之中有一个军医。

江青向我诉苦道，她丈夫这段时间一直失眠，吃安眠药。

毛泽东容易感冒。他喜欢穿棉衣，但不住暖和的屋子。

我对他越了解，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心胸是多么狭小。按当地标准衡量，他是颇有知识的人，但不是按我们的标准。

毛泽东很喜欢人家把军事上的胜利都记在他的名下，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把这些胜利归功于中央委员会和军队的领导。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４日

７月２２日到达延安的有：陆军上校戴维．Ｄ．巴雷特，陆军少校雷．克罗姆利和梅尔文．Ａ．卡斯伯格，陆军上尉约翰．Ｃ．科林，查尔斯．Ｇ．斯特尔和保罗．Ｃ．多姆凯，陆军中尉亨利．Ｓ．惠特尔赛和陆军上士安东．Ｈ．雷孟尼。陪同他们前来的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９日

朱德非常熟悉军中事务，但是不让他管军队。军事领导权完全集中在毛泽东手中。可是，朱德一直坚持设法了解中国前线的所有事情，他经常同前线官兵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不管怎样“洗脑筋”，朱德还是始终与我们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