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６月

１９４２年６月３日

日本人已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加强了军事行动。他们想使行将从内蒙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也是为了一旦对苏开战时能确保满洲和华北交通线的安全。

德国人在莫斯科附近受到挫败后，希特勒政府无疑已经作出并在继续作出一切政治努力使日本卷入对苏战争。

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毫无准备是显而易见的。现在，除了苏联和在作战实力上无法与我们的红军相比的中国军队外，在日本面前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了。

在谈到关于八路军反击日本军队的进攻时，康生大言不惭地说中共是忠于国际主义义务的。他说话时还是那副老样子，低着头不看对方，像发表演说似地滔滔不绝，但这些话都不过是空话，连篇的空话而已。

１９４２年６月７日

昨天，奥尔洛夫正式在中央医院开始工作。

好吧，祝你工作顺利，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

事情的发展必然使人得到明确的结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故意不理睬苏联记者。要见到毛泽东是十分困难的。

就此而言，我自己也没料到对我会是这样一种态度。毕竟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它是一个多年来一直给中共以无私援助的国际性的革命组织。

共产国际在中共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才在这个国家中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资产阶级占压倒优势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总人口中，中国工人阶级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它已完全溶化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中了。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一个阶级的时候建立的，这导致党的领导产生最严重的思想意识上的错误。就这种情况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并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

共产国际已多次帮助中共克服各种左的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叫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延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谁提起过李大钊、瞿秋白和中国其他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在这样的局面下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是特定策略的产物。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地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正为对苏开战准备其后方指挥所。

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一个协定。美国继续承担在军事和技术上援助中国的义务，因为对世界范围的美国防御来说，中国是个极端重要的防区。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０日

我从和中国同志的谈话中明确认识到，中共领导在表面上看来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接见了我。

按毛自己的划分，中共内部存在三派：

１．右派认为中央委员会对国民党的政策过于粗暴和危险，尽力谋求在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内同国民党合作。

２．左派提出应完全抛弃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应不怕与蒋介石破裂而采取一条完全独立的政治路线。

３．第三派是由“看不到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观主义分子”拼凑成的。

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好像周恩来领导着这个第三派。

可见，整风运动原来并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不是一堆人在清谈。这个运动是中共领导内部存在政治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在思想上领导这个运动。

问题非常重要，因而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在想法了解中共内部的政治形势，但不过是试试而已，因为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了解真相。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１日

看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王明（陈绍禹）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以及与联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联共（布）党于１９５２年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中共领导层内的气氛不对头。要作出全面判断我了解得还太少。显然他们把我晾在一边。但是，在我们难得的几次会见中毛泽东对我很客气，想以此来迷惑我。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２日

５月份，新的日本军队和战斗装备陆续到达满洲。日本电台一直在反复宣传满洲国的“攻势防御”。广播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要保卫先辈用鲜血赢得的产业！满洲是保卫帝国的前线！”

从５月２５日至６月２日，天皇的弟弟高松亲王作为他的特使访问了满洲。亲王同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将军开了一系列的会。

仅仅在远东存在这种紧张状态，即使不发生军事行动，无疑也是对德国有利的，因为它牵制了苏联好几十个师的兵力去保卫边界。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５日

尤任对延安一些党的会议的开法作了这样的总结：

党的会议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定下来的，不允许“无计划地”主动召开会议。小组长作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说明会议议程的主旨，也就是预先为发言的内容和性质定好调子。

党的纪律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之上。每次会上，小组长指出谁该受到批判，以及他为什么要受批判。通常，一次会议有一个共产党员受到“严厉批评”。人人都批评他。大家不得不这样做。

被批评者只有“承认错误”这一个权利。但如果他不认错，认为自己没错，或者“坦白”得不够(据小组长或任何一个党员看来)，那么就再批判他。

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这是—种真正的心理战。

一些小错误，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内容。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同一个女孩子谈了话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一般他们都设法不准我们参加党小组会。

还有一次无耻地谩骂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竟敢在闲暇时穿过去留下来的一件家常衣服。发言者大声斥责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词。

但人们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战而已，在心灵深处人总归还是人，他们跳将起来，说一通，于是就尽了义务，然后一个个像石头人似的坐着，或者公然用打瞌睡来消磨时间。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７日

当我们的军队在苏德前线军事上失利后，特别是当我国政府由于对法西斯德国作战明显地不能满足中共领导所急需的大量武器之后，他们对苏联小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中共领导人不肯理解武器对我们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武器。如果苏联战败，那么不管是特区，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将不存在，它们不是会被国民党就是会被日本人摧毁。可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瞎说八道。

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可是，康生代表中共领导向我保证中共军队决心对日作战。中共其他官员也向我作这样的保证。这只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在搞两面派？还是说，搞两面派已经成为政策了？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８日

日本人正在苏联—满洲边界完成其从去年１１月开始的军事建设。上几周内，从日本运来的弹药和装备急剧增加了。据日本俘虏说，日本正急于在国内成立新的步兵部队。

日军正匆忙地把步兵师改建为摩托化师。四个团建制的师改编为三个团的。最新式重型坦克正运抵满洲。

在中国活动的日军只有１０个步兵师，在南海地区另有２０来个师。到目前为止，５０多个师留作后备，毫无疑问是想用于对苏联发动军事行动的。

流传着很多关于日本企图在今春进攻苏联的谣言。法西斯的东条内阁在德国的压力下以及为了要建立“新亚洲”——即要在东方摧毁任何有力量反对日本帝国的真正的军事力量，无疑是不会排除向苏开战的可能性的。这是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这也取决于苏德前线形势的发展。

康生的秘书肖里到我们这儿来得很勤，特别是喜欢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来。他填饱肚子以后就谈起哲理来了。今天，他一边剔着牙一边说：“几千年前你们白人在干什么呢？你们用弓箭，而我们已经有了火药。那时我们已经会开运河、筑堤坝、建要塞，并且还会烧瓷、织造丝绸、造纸、做墨，而白人还在靠吃生肉过活。我们已经产生光辉哲学的时候，白人还刚刚在草创字母。我们的文化孕育了东方的文明，她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

多尔马托夫气得满脸通红。他走的时候，我们只是客气地对他笑了笑。

古老悠久的文化使人们把封建的中国看作是第一个世界大国。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得到精心培育。遗憾的是，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到今天还没摆脱这种影响。

在中共领导中，毛泽东派正在占上风。这表现在中共领导的政策上，中共领导不惜同国民党濒于破裂，而无视这一政策对解放事业的危害。这种做法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区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很容易把驻在特区的少数军队消灭掉，然后摧毁中共的党政机构。中共领导的政策真叫人吃惊！

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３日

由康生提供的中共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是如此混乱和矛盾，更重要的是，特别在涉及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时如此有倾向性，以至于大致核实这些材料都要费很大的劲。

我们在努力克服两种封锁：一种是日本的，它切断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一种是康生的，它不让我们与中共领导接触。

康生及其随从利用他们及时得到的关于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情报对我和我的同志们唠叨个没完。

多尔马托夫对我说，战争爆发前几天，在延安的苏联小组被告知说德国行将进犯苏联。这以后不久，我们听说周恩来从重庆发来了电报。周恩来在６月１８日报告说，蒋介石已得悉德国要在６月２１晚上进攻苏联，因此，蒋介石急于策划向特区发动总攻。这个消息是国民党驻柏林大使陈介和武官卫永清报告蒋介石的。

康生昼夜都在毛泽东那里。昨天，他竭力想使我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创造“革命战争的最新战术”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如何伟大（不单单是中国的革命战争，而是全部革命战争！）。他说全体中国人，甚至包括敌人，都承认运用“机动战术”是他的创造。由于采用这种战术，“我们过去常常打败蒋介石军队，现在又在打败日本人。”

小股兵力或游击队的机动战术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顺便说一下，还有许多真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早已为别人所阐明，他们把这些真理的“发现”也归之于毛泽东。眼下，毛的小股兵力的“机动战术”就是对占领者避不采取任何战斗行动的战术。

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

我到哪儿，马海德也常常“凑巧”在那儿出现。他这样无礼，见到我还要装得彬彬有礼，这早就叫我讨厌了。我记得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大鼻子，一对深陷而灵活的眼睛。他的中国话非常好，并能讲多种方言。

马海德不受康生的人监视——我们是得不到这种待遇的。他可以在延安和特区的任何地方单独活动。他同中共官员的关系很密切，被待若上宾。他借口需要去诊病，为他的拜访作掩护。

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７日

中共有的领导人谈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善意，据说预先告知德国的进犯就是表现了这种善意。这是公开的投机。真实情况是康生暗藏的敌意，也许，甚至连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是这样。

毛泽东怀有敌意？！这种思想现在对我已不再是什么异端邪说了。有许多重要和不重要的具体事情使我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我在延安这个地方碰到的情况是毛泽东的政治错误呢，还是他有意搞的一种策略？这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必须弄清也有责任弄清中共领导的政策的实质——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正的政策。看来，我恰巧是在中共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我对我们的党和共产国际负有重大责任。

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９日

毛泽东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但，是什么思想指导他这样做的呢？

我来延安的前夕在莫斯科了解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中共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行动，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侵略。中共的政策必须服从这个任务。

这个文件的意义是，那种把中共同国民党联盟看作是投降蒋介石的观点对亲日派有利，并且容易引起一场互相残杀的内战。必须严密注意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他们企图通过在中国进行挑衅性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