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３月—４月

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

“整顿三风”是一项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进行党内思想“整顿”，也就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以保持党的马列主义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它经常受到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受到这种环境所固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

弗·依·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政治体制，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仅是由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所组成（原文如此）。

中国恰恰是由“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原文如此）构成社会中坚。

整风以毛泽东论文艺的讲话开始，也就是说从他论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讲话开始。无产阶级文化经常受到敌对文化的影响。

列宁在他的《苏维埃政府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写道：“再说一遍，把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文化、同一直是少数人的财产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任务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里全部问题在于组织，在于劳动群众的先进阶层的纪律。在俄国，假如领导千百万闭塞无知的、完全不能独立从事建设的、许多世纪以来受地主压迫的农民的，不是为农民了解、接近、信任、当做自己人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假如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团结、教育劳动群众，向劳动群众解释，使他们相信取得全部资产阶级文化的任务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是没有希望实现的。……我不是抽象地而是根据整整一年的日常经验来谈这些道理的。……”

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活动范围里还没有，这是事实。

我们还可以而且必须把知识界的影响加进腐蚀性影响中去。对此，列宁指出：“我们一向知道你们是软弱的，但我们不否认我们需要你们，因为你们是惟一受过教育的一群。”

整风以正确的前提作基础。这的确是个无产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不是个次要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主张。

再说整风的事实吧。

这个运动的种种做法使我确信：在中共党内，马列主义原则正被小资产阶级革命原则所代替；长期以来，共产党是在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而且是通过吸收非无产阶级分子而扩大的。

表面上看来，整风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前提）符合马列主义原则，但其内在的过程表现出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列宁主义观点。这种“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观以其独特的方式和精神来锻炼和改造党。这甚至也不是列宁所说的布哈林式的“极端愚蠢的左倾”。这种革命观是由毛所阐明的一个颇为高明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它反映了中国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真实关系。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一过程迅猛发展，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了。“莫斯科反对派”的失败说明了这一过程的方向，也证明布尔什维克原则在中共党内最终被破坏无遗了。

毛泽东一直在破坏爱国主义的阶级内容，把爱国主义化为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一种部落的本能。他并不是在无事找事。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３日

晋察冀边区的司令员是聂荣臻。

聂荣臻，１８９９年出生，四川人，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几年，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学习，参加过北伐和长征，是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代表。

肖克的兵团在聂荣臻负责的边区活动。

肖克，１９０７年生，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１９２７年入党，从中国红军建立起就一直在红军中工作，参加过长征，有一段时期当贺龙的副手。

晋冀豫边区的司令员是刘伯承。

刘伯承和聂荣臻一样是四川人。他５２岁，在苏联学过军事，曾任中国红军总参谋长，在长征中率领红军的先头部队。

我在约定的时间去拜会毛泽东。他正在房间里踱步，不时看看钉在墙上的几张纸——这是他构思文章和演讲稿的方法。他先把它写下来，再把写好的几页纸挂起来，一两天内对此加以推敲，在原稿上作修改。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４日

关于整风。

毛泽东老是翻来覆去地谈他的关于知识分子超党派和阶级意识不明确的论点。他根据这种论点对知识分子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加以摧残，以毛记的教条主义者和教条主义取而代之。而且，他还在把这个政策套到那些按照原则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身上。

正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动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运动。据我看来，毛对这一事实是很不清楚的。

列宁写道：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不但不同知识分子保持事务式的合作关系，实际上还对他们采取怀疑的和粗暴的态度。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５日

下面是有关朱德生平的另一种非正式的说法。

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四川人，１９２４年后参加了革命。在此之前他在云南军阀蔡锷将军的部队中服役，升任军官。有一段时期他本人就是一个小军阀。

１９２２年他去德国，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朱德在若干问题上表现出跟毛泽东意见不合，同他闹翻了。可是，他不久就承认毛泽东是他的军队中的最高政治权威。他同意王明的观点，并主张对日本侵略者积极作战。尽管１９３９年以来他形式上一直都是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但作为一种惩罚，实际上已被解除了兵权。

朱德主张要有严格的纪律，主张研究苏联军队的作战经验。可是，他对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反应迟钝。

延安人对他很尊重。他们肯定知道他是中国红军的创建者之一。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７日

这里正在用尽一切办法宣扬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哲学的继承者之一。他的名字越来越经常地与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并列。

不用对毛泽东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证明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们实际上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他们懂得许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能读人类天才所写的原著。他们对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在诸如历史、哲学、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和美学等学科方面都是杰出的学者。

列宁指出：“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

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他知之不多的知识的继承者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大部分著作至今还没有译成中文。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学什么欧洲国家的语言。

在这方面，列宁的一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６日

特区有许多富有经验、深受锻炼的革命战士，在内战中经受严峻考验、失去亲友和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斗争的最初几年中得到磨炼，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的人身上伤痕要比胎记多。对他们来说，红军（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共产党就是他们的亲人，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生活目的，他们简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把一切献给了革命。为了革命，他们准备经受任何新的考验，任何磨炼。他们和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争取一个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他们说来是革命的旗帜。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７日

知识分子受到整风的最沉重的打击。给知识分子“洗脑筋’的工作搞得特别起劲。许多人，甚至真正有才能的人，也都得向半文盲的鼓动者学习。为了培养他们的正确的阶级意识，严厉地要求他们接受再教育，从事体力劳动。当局采取这种思想教育的方法，部分地是由于它藐视科学知识和教育。知识分子是宝贵的，这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他们受到极其严厉的“洗脑筋”的待遇。作为一种教育方法，他们被迫进行体力劳动——常常是无用而带侮辱性的劳动（如必须织袜子）。党内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被贬降到只去干干技术性的工作，例如当文书、通讯员、非熟练工人或官儿的服务员等。

毛泽东正在砍伐掉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的千年古树的森林。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说教是歪曲马克恿主义原则的。在这里，革命干劲远远没有把文化丰富起来。毛泽东所喜爱的旧戏到如今在延安已风行十年了，然而这里却没有创作出一部好小说来，也没有短篇小说集，没有我国内战时期的名歌之类的歌曲。

在延安，人们对崇高的、多种形式的以及思想纯正的文化甚至连谈都不谈。对此他们是不理解的，也不把它认真地当一回事，尽管毛泽东就是以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分析，来发起整风的。

中共中央主席对活生生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来怀有敌意——文化的停滞由此已可预卜。说知识分子对革命重要也就是说说而已，实际上，真正的知识分子正被那些脑子里填满了教条的无知的人所代替。拿革命斗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来为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作辩解是没有道理的。

对知识分子采取这种不合情理的粗暴态度，造成了经济管理方面的种种困难，并且削弱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整风的政策成了党的生活的准则，对党造成了危害。这种危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知识分子负责培训干部。这些年来，由于整风的结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被撵走了，要么本身转变成了教条主义者。

就连中共中央主席的有学问的秘书所受的教育显然也与他们的任务和职责的要求不相称。

因此，对世界过去的文化遗产和全部哲学知识的漠视造成了学识浅薄、对教学法的漠视和教学法的原始状态（在延安所谓的高等学府中，每周顶多有五、六小时进行学习）。

党的教条主义成了政治是否成熟和忠诚的试金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掩盖着全知全能、教条主义和对真正的知识和文化的蔑视。

他们开始慢慢地把文化理解为少量的必读的历史小说和业余创作的带政治内容的剧本，以及同样是粗糙地重复政治口号的简单的诗歌，当然，还有包括在“二十二个文件”内的文章。

中共中央主席以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讲话（１９４２年毛的讲话）宣布开始整风。党为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丢掉马克思主义，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死记硬背的教条。因此，文艺受到整风思想的束搏。凡是超出整风思想（毛泽东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事情都要受到“清洗”，这已成为政治生活的常规。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８日

我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替他发了个电报到莫斯科给他的儿子岸英。他告诉他的儿子说，接到了他的所有来信，并且对他学习得好感到非常高兴。

毛泽东要他的儿子向学院领导和全体教师、向在苏学习的中国青年、向岸英的弟弟岸青转达他的真挚的问候。他要他的儿子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他身体很好。毛泽东对他儿子谈到了中日战争的情况：战斗正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但是中国人民不会被打败的，因为他们顽强、坚毅、勇敢；全国的共产党员已达９０万人，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其中在国民党控制的各省和特区工作的不下１０万人，其余８０万人则在前线抗击日本法西斯。

毛泽东要岸英在见到曼尼里斯基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时务必转告他对他们的热情问候，并称曼尼里斯基和季米特洛夫两同志援助了并继续援助着中国革命，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能在苏联各学校受到教育和培养都要归功于他们。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９日

中共领导正在试探着同美国进行接触。首先，它在为一批外国记者的到来进行安排。可是，它力图把这件事情做得给人这么个印象，似乎是外国记者自己要求来访的。

同时，康生给美国大使馆和军事机构殷勤地提供各种情报。

江青对我有点过于亲切，她找出很多借口来跟我会面。她开朗，有时又谨慎，情趣横溢，但也许是过于亲切了，这使我回避同她交往。

康生的嘴唇上部留有稀稀的一撮小胡子，他有着薄薄的、闲不住的嘴唇，高耸而好看的眉毛。

１９４４年４月３日

由于外国记者即将来到，延安兴奋起来了。

中共中央主席懂得，对待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衡量中共领导的政策是否有诚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重庆很不满，还举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实。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说服记者他是忠于共同抗日的事业的，是忠于全国抗日政府的首脑蒋介石的，还要消除疑团，就是说要把他对重庆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说成是和平忍让的，要把蒋介石说成是“一切误解”的罪魁祸首。因此，对会见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作了仔细的考虑。

在延安，中共中央主席不准任何人用比较激烈的措词提到或攻击国民党及其政治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可是，在外国记者将去采访的地区则要组织“自发的”行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中共领导指定了几个村子和连队，叫他们到时候表示这种情绪。各基层领导收到了有关指示。

特区还留着各个阶段反对国民党运动的痕迹：在土房的墙上，城镇的废墟上，甚至在石崖上，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因此，毛泽东下令要抹掉这类标语的一切痕迹。既然口号到处都是，就派了个大部队去抹。战士们在全特区抹口号。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抹掉了，立即换上了新口号，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与蒋总司令合作到底，争取抗日最后胜利！”“打倒日本法西斯！”“国共合作万岁！”“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贡献一切力量！”等等。

中共为了赢得外国报界的同情从而通过他们对美英政府施加压力，让外国记者在他们行将参观访问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还有同当地人民交谈的自由。一些模范村庄正在匆忙地进行打扫，老百姓事先练习怎么谈话。一句话，这种“交谈”自由将按预定计划进行。这里的一切应了一句老话：以谎圆谎，弄巧成拙。

１９４４年４月４日

我军突破了苏联国境线的普鲁特河，进入了罗马尼亚。朱可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把德军的战线切成两半，来到了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带。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同乡，现年４６岁。他１９２１年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

刘跟工人运动联系紧密——无可置疑，这就是他的资本。他从１９２２年以来一直积极做工会工作。他参加过工人阶级所有重要的罢工、示威和武装活动。１９４１年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的政委。

季米特洛夫发来电报之后，毛泽东不时地邀我去看平剧。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江青懂得怎样使气氛自然，当我感到有些深奥的比喻或唱词不好懂时她就立即加以解释。

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

王震的３５９旅因在１９３８到１９３９年打日本打得出色而有了名。这是中国红军的一支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在那几年里，八路军和游击队予日军以重创。后来毛泽东决定削减作战行动，从而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大大地减少了。

王震是一位有才干的指挥官。他爱穷根究底，又守纪律。他的旅是特区最好的一个旅，而且不仅是在特区而已。

王参军之前是个工人。他现年四十岁左右，很瘦，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很难相信他已打了将近十五年的仗了。他的旅是要让外国记者去参观的。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３日

延安报纸突然登满了大批来自前线的吹牛的报导，有虚构的关于中共军队反击日伪军的重大战役，有收复城镇和农村、捕获战俘和缴获战利品的消息。

当地政府受命准备资料说明特区制度的民主性质。一个个模范村正在按这样的方针建立起来。

描述中共军队为援救美国飞行员的英勇行动的文章行将陆续见报。内容早已选定。

这些外国记者在这里被当作是该国的非正式代表，中共领导想用上述办法使他们相信特区是中国惟一民主的军事力量。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０日

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方面指望着美国人会对特区的军队发生兴趣。

中共领导知道，美国人正在寻求兵力以备对日决战之用。毛泽东准备提供中共的武装力量帮助他们将来对日进行反攻。但是，毛泽东要有一定的条件才会这么干。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上，要美国转而把中共作为中国当前和将来的主要力量看待；物质上，要美国大量提供战斗装备、弹药和武器的援助。

我的猜想为博古所证实，部分地还为任弼时所证实。毛泽东正在同美国人进行接触。他的目标不变：利用抗日统一战线来在国民政府中夺取关键职位（集中中共的力量来解决这项任务），最后发动内战。在中共中央主席的计划中，积极抗日只不过是作为与美国达成互惠协议的一项条款而已。

中共军队是毛在同美国人的赌博中的主要王牌。

是否可以说毛向我隐瞒了这一切呢？他的意图同他对我和莫斯科所作的声明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中共中央主席的活动归结起来不外是：加紧准备内战，当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把国家拖到内战边缘。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２日

中共领导对于联盟所承担的义务是否忠诚还有待证明，因此，以一名中共代表和边区政府主席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王世杰和张治中为另一方，在西安开始谈判。

林祖涵是林伯渠的别名。为了不使林伯渠这么一位著名人物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以林祖涵这个早年在党内用的化名被派去参加谈判。在所有关于会谈的正式报导中他都被称呼为林祖涵。这种慎重是徒劳的，因为人人知道他是边区政府主席。

张治中将军原是中央政府陆军政治部主任。他生于１８９１年，是国民党中亲法西斯分子的“蓝衣社”的一个领导人。他主张用武力来镇压共产党。１９３３年，张将军在湖南指挥第四军镇压中国红军的反抗。后来，他受蒋介石之命带领讨伐军剿共。他有一年半的时间当蒋介石侍从室的主任。

王世杰是中央政府官员，是个法学教授。他对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有显著的影响。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８日

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

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要知道这是罂粟，又不是花园里即将盛开的花卉！

著名的３５９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使。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９日

１９１１年推翻君主制度，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历次革命运动，对中国受封建传统程式和准则束缚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

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进步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和记者。鲁迅、聂耳、张天翼、肖三、茅盾等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很有名。

我欣赏鲁迅写的动人的故事，《故事新编》和《唐宋传奇集》，还有施耐庵和罗贯中的小说（真是举不胜举）。同时，我非常喜欢阅读用富有表现力的现代语言写成的作品。而现在又有那么多的新作家：丁玲、叶圣陶、田汉、巴金、老舍、姚蓬子、孔罗荪、冰心。他们向阻碍国家进步的宗教教条、向外国的和封建的压迫宣战。张天翼提到四书时贴切地说：“我上小学时念四书，得死记硬背课文。我想着这可怕的填鸭式的教育，经常从梦中惊醒。”他的《大铃和小铃的故事》多有意思呀！

一个人热爱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要谈到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人们就不能只了解古典作品。要是对无产阶级文艺一点也不懂，那怎么能分析这种文艺的任务、目的和成就呢？同毛泽东谈话使我确信他不懂得新的、年轻的文学（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恐怕他只读过点鲁迅的作品。

中共中央主席只知道一些作家和记者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作品。也许他的有学问的秘书经常看这些作品，但是他们的观点当然不可能成为谈这个问题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准备这个关于党对文学艺术和进步知识界的态度问题的文件，没有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作家或语言学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