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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月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日
康生的资料：
八路军的兵力：３８７２４５人。
武器：步枪１９万支；机枪３１８７挺；重机枪３６０挺；大炮２３２门。
八路军进行骚扰、活动和影响所及的地区：在华北为３５万平方公里，即占全区领土的４０％，有３４５０万人。
这地区共分以下四个军事行政区：
１．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最牢固的基地）。肖克、钟期光（？）和聂荣臻在这个地区活动。作战部队归聂荣臻指挥。
２．晋西北边区。土地面积４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７５万，军队有６万５千人，由贺龙指挥。他的两个副手是续范亭和政委关向应。
３．晋冀豫边区。土地面积２２万５千平方公里，人口１３５０万。这是军事上最不重要的地区，刘伯承的第１２９步兵师等部队总共９万５千人在该区活动。
４．山东边区。人口４千万，主要的作战部队是林彪的第１１５步兵师，该师同张经武的为数达８万５千人的山东纵队配合作战。
按照中央政府和共产党领导所签署的协议，只准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９师）。每个师都达到了军的规模，其原因在此。
显然，毛泽东接到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枣园谁都不接待。
１９４４年１月３日
博古证实了我的猜测：莫斯科来了电报。
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表示关心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共领导对“莫斯科派”的政策，并且对康生在延安事务中所扮演的极其凶恶的角色作出了评价。
谈到特区的整风问题，博古苦笑着说：“谁在这儿呆过，他就知道滋味。谁要来这儿，他也就会尝到滋味。”
１９４４年１月４日
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我晚上跟他一起看京剧。
我提早去了，因为我们还得到杨家岭去。毛和江青已经在等我了。我们相互问了好，就往杨家岭出发。
毛表现随和，他懂得在必要时怎么表现得随和，使人对他不加防范。他懂得怎么装得和蔼可亲。
他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即就开始讲他尊敬苏联，尊敬苏联共产党，尊敬约·维·斯大林。
江青默默地在一边走着。
毛说，他由衷地尊重在苏联学习过或者工作过的中国同志。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的独白，只有毛一个人讲话。他谈到了苏联对特区生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起的政治作用。
他的上衣袖子长了点，他就把袖子当作手套筒暖手。他的长头发在八角帽下露了出来。他心不在焉地把头发撩回去，可是头发又露出来了。
周围没有人，只有几个警卫员在不远处走动着。
在演出过程中毛表现出心烦意乱，但还是有礼貌地在看戏，只字不提他的心事。
江青跟我唠叨着戏和演员的情况。毛眯着眼睛向周围看着——他有个习惯爱眯眼睛。但我感到他焦急不安，他需要我。
散戏后毛对我说，他要跟我详细谈谈。
我说行。
周围无人的时候，毛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电报。他仔细考虑了这份使他激动的电报，他对其中表示的担心和关注铭记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中共领导的深切而又真诚的愿望，感谢他那种一向考虑得很周到的援助。
分手时，毛泽东说他一定要找我谈谈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
１９４４年１月６日
一月份注定是个意外之事层出不穷的月份：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科利亚和我自己都出乎意外地接到了请柬，请我们同中共中央主席一道吃饭。
出席宴会的都是中共领导人。什么都客客气气，友好……，一味奉承。
这次宴请的目的十分清楚——要使我们相信整风跟反对“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反对派”的斗争无关，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是不存在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抓特务，抓的只是特务而已。
我们应该使莫斯科相信，延安一切正常——这就是毛的目的所在。
刘少奇、周恩来（他迎合毛，转变得很快，现在他是毛泽东的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和康生的行动证实了我的推测。他们个个变得判若两人了。他们除了吹捧我之外，还出乎意料地讨好他们只略为认识的科利亚。这场戏是毛泽东导演的。
中共中央主席一接到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电报就急忙分配角色，指出谁应该说些什么话，应该怎么对待我们，以及要通过我们达到什么目的。
毛再次表现出他深知待人接物之道。他知道怎么对待人，怎么争取人，怎么随随便便地和人交谈最无实际意义的事情。周和刘都显得不自在了，而毛则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兴致勃勃，妙趣横生。显然，他是在演戏。演这场戏为的是要赢得我们的信任。
我们看到毛丰满的唇边挂着微笑，看到他眯着的眼睛中露出一位好客的主人的亲切神情。他只是比往常抽烟抽得多了一点。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刘和周积极地在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身上“下功夫”。康则对我们三个都献殷勤。
周的外表和其他人都不同，他干干净净，穿的衣服合身。
１９４４年１月８日
昨天上午九点钟毛泽东突然来访。他没有带警卫，我们谈话时通常都在场的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也没有跟来。
中共中央主席的来访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这不只是因为他从不这样随随便便地到我们这里来，而且也因为通常这个时候他还在梦乡。
我把他引到会客室。科利亚急急忙忙地沏茶，斟酒，上点心，但是毛泽东挥挥手，叫把吃的放到一边，开门见山就谈公事。他开始起劲地解释中共领导在党内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实行的路线的实质。我知道科利亚在场使他为难，就让报务员回避一下。毛很高兴。
中共中央主席说，他把抗日统一战线看成是能够抵挡日本侵略的一支巨大力量，他是真诚支持全国各种力量的团结的，他竭尽全力来加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他感到有必要坚决制止国民党的挑衅，这样做才能遏制特区的敌人。
中共中央主席几乎在每句话的结尾都要重复一下，他对斯大林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丰富经验是极为尊重的。
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谈起王明来了——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友好的语调！开头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谈王明。
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毛抽完了一包烟，又开始抽第二包。看起来他心里很烦，眼睛都熬红了。他不时缓慢地站起身来，踏着一双毡鞋在房间里轻轻地踱来踱去。他的长头发掉下来遮住了眼睛，他往往把它往后一甩，然后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
这次会见结束得颇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几张纸，他在桌旁坐下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稿，要我立即发往莫斯科。毛看起来心烦意乱，他的动作暴露了他的紧张和不安。
告别时中共中央主席说，他和其他的中国工作人员对我们帮助不够，他答应对此要加以弥补。
他看起来极其疲倦，似乎是彻夜未眠。
我把他送走了。
在给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毛泽东请他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他请季米特洛夫同志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因为他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心情，并深为感动。他和季米特洛夫所关心的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写道，除了１月２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之外，他愿意再一次指出中共领导人为之奋斗的那些基本原则问题。１月２日的电报已经阐明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有必要再次明确说清这些任务和政策的实质。
毛泽东感谢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帮助，感谢他的提醒，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应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和推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毛泽东向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表示了真挚的敬意。
他写道，从１９４３年７月至今他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这一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
对国民党的政策一直没有变。必须要有抗日统一战线，这是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中共领导始终严格遵循这一政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有必要进行这种合作，这是这一政策的实质。今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可望有所改进。毛泽东强调他指望能实现这一点。
很好，他给了我思考的材料。毛显然摸到了我对特区政局的态度，他来访的目的不只是要使莫斯科相信中共领导的友谊，而且还指点我应该如何理解他毛泽东的政策。他这是想，即使不能把我引入歧途，也要让我的看法产生动摇。这意味着毛不会改弦易辙，意味着他企图事先为他自己获得行动自由，获得实质上是反苏的行动自由。
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
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人们不可能把来电的事告诉他。情况变化了，毛泽东正力图对王明施加压力，以便不仅彻底搞臭他的政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没有事实根据。
王明屈服了，说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使王明继续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开始施展阴谋，根据答复季米特洛夫电报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确，假如连王明本人都认为他的政策错了，那么对中共领导的行动的正确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１月６日毛泽东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在那次谈话中他的态度相当温和，跟他以前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毛还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进步，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
这种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来了电报，把中共中央主席态度的改变当作是要结束冲突的愿望。随着这种看法坚定起来，他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明把毛的翻云覆雨当作真心诚意，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按表面现象接受下来。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从毛这方面来说，通过我们的电台发这份电报，这是聪明的一着。不说别的，这起码表明中共中央主席和苏联小组“和睦相处”，表明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攻击过苏联，没有攻击过在苏学习过的“教条主义者”以及其他同情我国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还另有目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康生保留在中共领导集团之内——康生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决定采取两面派手法：把康生留在中共领导层内，这可以说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同时对王明听之任之，这可证明他是忠于苏联和联共（布）的。中共中央主席想迅速利用王明来掩盖他的活动，他没想到他的这些活动早已风闻于特区和中国之外。
毛干得并不巧妙，他不过是铁了心，厚颜无耻罢了。
毫无疑问，毛已经猜到了莫斯科是如何理解整风和对王明的斗争的，也猜到了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０日
第四军是根据中央政府和中共于１９３７年签订的协定而建立的，它包括华中和东南各省的正规军和游击队。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军队违反协议，予第四军以重创。同年１月１７日，蒋介石下令解散第四军，但是中共中央的１月２０日决议命令恢复该军，它包括七个师，被命名为新四军。
陈毅是新四军军长，张云逸是副军长，刘少奇是政委。
新四军在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津浦铁路南段作战。
该军约有９万９千人。
约４万人的警卫部队屯驻在特区。贺龙的１２０步兵师正在转移到特区来。
毛的愿望是只让党员学一些口号和少量的文章。
这里的一些人继续背诵“二十二个文件”，批评“教条主义者”，否定王明。大家积极地学习上述文件，好像它们是福音书。人们或真或假地相信，“求荣誉必将先受屈辱”。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３日
中共领导对我们这些人现在态度特别“亲切”，我一提要求他们就接待我，而且很乐意谈。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知道，莫斯科对中共党内的事态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就改变做法。他们知道没有苏联的援助是混不下去的。他们收起了厚颜无耻的做法，现在特别注意掩饰他们的宗派主义政策了。
我向莫斯科汇报的结论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决不会放弃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为之奋斗的、已经定了型的并且行之有效的政策。
毛泽东的电报无非是客套话。他们对我表示亲切，向我讨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我在看一场连续演出的悲喜剧。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１日
又一次会见了毛泽东。
谈话中不寻常之处是毛对美国的态度。“对中国说来，美国的政策是个首要问题。”这句话尽管他是顺便提到的，听起来可耐人寻味。
毛泽东再次向我“解释”国共关系的实质。毛说：“国民党不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但是，到一定时候我们要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就骂起蒋介石和中央政府来。
毫无疑问，蒋介石政府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它也不可能不反动。但是，假如处理同重庆的关系从这点出发，抗日统一战线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应当想到，帝国主义利用过中国政治上的弱点，而且目前日本法西斯也在利用这一点。
拿毛来说，他认为战争是持久战（要打“许多许多年”）。但他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抗日的军事行动。由谁去同侵略者作战呢？让蒋介石反动派去打？让盟国去打？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晚上会见，那是中共中央主席工作的时候。他那窑洞里空空荡荡的，很冷。毛看来不大舒服，烟抽得很多。他请我喝茶。
桌上堆满了文件。勤务兵送来电报，他连看都不看就搁在一边了。他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他胸部凹陷。他说话粗俗，甚至说一些下流话。
半夜过后我往回走。我回答哨兵们的口令，当我走近时他们对我笑笑。卫兵们已经认识我了。疾风裹着雪片，天气很冷，真正的西伯利亚式的严寒弥漫空间。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３日
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影响之下，我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改进了。由于电报上有对康生的直率的政治评价，情报局长便设法对我（并通过我对莫斯科）表示忠诚。他和我说话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上次见面时他突然谈起王明来了，过去是忌讳谈这个话题的。虽然并没有下过禁令，但是没有谁敢谈。我也回避这个话题。
康生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王明已经当面向中共中央主席承认了错误。他说，王明要求毛泽东不要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着重提他的错误，至少讨论起他的错误来也要缓和点。
康生说，主要是王明已经承认了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他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发生一场反王明的斗争。
康生对我曲意奉承，但也藏不住他内心的胜利的喜悦。他想打动我，使我觉得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是同志，我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误解。
康生说王明的身体好多了，脱离了危险期，因此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他说：“王明比王稼祥的身体要强得多。”
我问他何以如此肯定。康生作了解释。原来，元旦期间中共中央主席看望过王明两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因而确信王明身体还不错。而且这还不算，在毛泽东看望之后周又去看了王明，他们谈了足足五个小时。
康生说，这是王明身体健康的最使人信服的证据。康说：“他的病几乎好了！”
对康生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他有蓄谋毒害王明之嫌。季米特洛夫的来电说明莫斯科是知道底细的，因此康生需要找证据来释嫌。现在事情简单了：王明只是有点病！人们干嘛还要老谈论这件事呢？
延安还是进行整风的架势，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和整风的标语。岩石上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标语。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主席再次召见了我。还是老一套：烛光、勤务兵、哨兵的口令和毛的劝导性讲话。
这一切无非是想争取我，使我确信延安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这样也好安抚莫斯科。
毛轻轻地在房间里踱步，没完没了地讲着，还不时坐到我的旁边来。他喝着滚烫的茶，开着玩笑。他用开玩笑和假装诚恳的做法来掩盖他在脑子里盘算着的主意，这是毫无问题的。
毛力图说服我，蒋介石必须在政府中给共产党以席位，又说特区需要大量武器来抗日。但是，他只字不提他收缩了抗日的作战行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毛只是口头上承认抗日统一战线，他一心在打重庆的主意，要把重庆的人搬掉、压垮，要把他们的权力剥夺掉——这才是要紧的事情。
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的表演绝非偶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胜利之日为期不远；另一方面是因为莫斯科已经知道了特区反苏和压制国际主义者的情况。
这份电报使毛感到震惊。他原来既想依靠苏联的支持，又想能败坏苏联的名誉，危害苏联的利益！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意想不到的电报来了之后，他和康生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我们面前手足无措地继续表演着不屑一看的闹剧而已。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７日
日本人用于打八路军的兵力为五个步兵师，八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总共官兵十四万人，大炮６５０门。
在交战地区，日本人控制了交通线路和江河渡口。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被侵略者狡猾地分割成小块地区。
日军用于打新四军的有两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旅，共有官兵６万人，大炮２４０门。这是康生说的。
１９４４年２月３日
苏军正在朝纳尔瓦进击。
美国人在马绍尔群岛登陆了。
现在，在通往特区的远近通道上国民党已驻有４０多个步兵师了（康生说是４２个），就是说大约有４４万官兵。
同时，重庆用大量的兵力封锁各地军阀。
蒋介石不得不在西藏和新疆方面驻扎１０万武装，另用１２万武装来对付四川军阀。此外，还有相当的兵力对付遍布全国的小军阀。中央政府的所有这些兵力都不参加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中没有一个能够正确阐明苏联政策的人，他们主要是根据英美的报导来判断我国的情况。
图书馆里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几乎没有），特别是苏联出版的或者论述苏联的。甚至中共中央主席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少得可怜。
最近毛泽东对我说，叫朱德干实际工作有点嫌年纪大了。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每天要做难度大的手术。他工作勤奋，技术精湛。他多半在重病号的病床前度过夜晚。在延安，他实际上是惟一的技术高明的外科大夫。毛泽东是经常光顾的病号。去年夏天，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江青动了手术。
只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奥尔洛夫，我就会感到寂寞。
人们观看中国旧戏演出很可能会感到锣鼓声震耳欲聋，但是，慢慢的你就会从中听出来一种旋律，同柔软的身体动作与面部表情紧密联系着的旋律。
演出时人们在场子里走来走去，说说笑笑，我怎么也习惯不了。
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２日
还是在继续不断地死记硬背“二十二个文件”！
中国人民把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与共产党及其领袖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希望的是一种没有贫困、没有民族屈辱、没有封建和资产阶级掠夺的生活。
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使中共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受奴役的民族接受民族主义，把它当成一种反抗的形式，一种坚持自己的权利的表现，一种统一国家的自发力量。但是，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这种“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三十年代初期德国有几百万人投票支持共产党，但希特勒培植起来的沙文主义使一切都走向了反面，如今，由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这几百万人正在打他们自己的阶级兄弟——据说，这是为祖国而战！
对克虏伯、沙赫特之流来说当然是为“祖国而战”！但是，为什么样的祖国呢？
人们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来到延安。虽然他们无知，并受到诽谤，但是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人人都热爱祖国，毛泽东正是利用祖国的观念作为反对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绝妙武器。中共正以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做法用民族主义取代爱国主义。
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这就是毛泽东摄取权利的手段。
延安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忠实的，但深受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传之害。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不仅与整个世界隔绝，而且同自己的祖国隔绝，因而容易接受“洗脑筋”。那些不接受“洗脑筋”的人则由情报局头子来对付。
毛假社会主义之名背叛社会主义，假共产党之名损害共产党，假民主之名实行恐怖统治。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２日
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的代表进行“洗脑筋”。代表们将要在党和全世界的面前赞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并阐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代表们在延安已经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几年来，延安就特别卖劲地给他们“洗过脑筋”了。毫无疑问，不到毛泽东充分相信了对全体代表“洗脑筋”的成绩从而自信他的政策能取得彻底胜利，代表大会是不会召开的。
奥尔洛夫谈了他的同事——外国医生的情况。
马海德是在瑞士学医的（他自己对奥尔洛夫这么说）。马海德说他是个皮肤科医生，但他什么病都看。他会讲英语、法语、希伯来语、中国话和阿拉伯语。
弗雷医生，奥尔洛夫对此人怎么学的医大有怀疑。如果说马海德是个还不错的皮肤科医生的话，弗雷就是一个完全不懂医道的人。他自称医生，但事实上不过是个差劲的助理医士。他说他在维也纳一所医学院攻读过，１９３９年以来一直在中国。他懂德语、英语和汉语，并且能说能写。
米勒医生，德国犹太人，来自迪塞尔多夫。他是个治疗学家。他说他是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的。他不善于交际，落落寡合。
贝·迈蒂斯医生是个混血儿，父亲是马来亚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柏林一所医学院毕业，在西班牙打过佛朗哥。他能讲德语、英语和中国话。
这些人是中共党和军队一些领导人家里的座上客，同他们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依我看来，除了贝·迈蒂斯之外，这些“志愿医生”的真正活动是与医务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的举动太做作，对医术一窍不通，对高干病号则死缠住不放。依我看哪，收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５日
战前，中国迅速形成了进步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要求创造真正的革命的文学艺术。鲁迅就是这个知识界的先锋。这是个年轻的知识界，与过去的传统有着联系，但又是朝前看的。
聂耳是我所喜爱的中国作曲家。我每次因公来中国总要把灌着他的著名音乐的唱片带回去，那是古老的民间曲调同现代旋律结合起来的音乐。聂耳是中国音乐界的崭新的杰出人材。聂耳真是风格独特！聂耳就是生活的韵律，阳光，胜利。
负责日本战俘工作的是冈野。他性情温和，但意志坚强。他的工作效果还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本军方把青年培养得狂热地崇拜天皇（女神天照的后裔），同时不顾他国人民的死活。士兵的使命就是为天皇而死。士兵要视死如归（“死轻于鸿毛”！）。
但是，战俘中有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进行宣传活动，反对日本驻中国派遣军。
冈野原来在美国。他的英语很好。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８日
特区正积极筹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接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后，他们急忙把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为会前“学习”的材料。
谈话当中，毛泽东经常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他经常从这个话题转到那个话题，再转到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回到最初的话题，再突然跳到一个新题目上去，随即又回到老题目上来，好像他是跟自己谈话似的。
有时候，他出其不意地问起你的意见，但是只爱听简要的回答。假如对话者要发挥自己的思想，毛先是注意听，并不反驳，可是很快就打断对方的话。他几次对我发牢骚说，他跟健谈的人尤其是不熟悉的人谈话后很累，感到身体不舒服。
我是命里注定要成为中共历史上所发生的也许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可悲事件的见证人了。
倘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产生的有利于中共中央主席个人计划的条件，那他就不敢破坏苏联的作战活动，不敢反对共产国际和压制中共党内的苏联和联共(布)的朋友。
首先，特区同外界隔绝的程度加深了，他把他的政治行动和恐怖活动都掩盖起来的可能性也就随之而增加了。
其次，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由于战时环境而分裂了，随之而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而且共产国际还宣布自行解散。
第三，苏联注定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主力。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动员起欧洲全部经济潜力来攻打我国。战争的头几年对我国来说特别危急，毛断定我们要完蛋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到这时候他才宣布整风是中共的主要政治任务。毛一方面利用假革命的词藻来掩盖他的真实目的，不遗余力地大作表面文章来掩饰整风的罪恶意图，另一方面迅速地把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思想灌输到中共党内来。
还有其他的原因使毛要在１９４２年发动整风，例如，不把党内的健康力量压下去，就不能偷偷摸摸地实行他的机会主义的分裂路线。可是，毛之所以敢于整风，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极为艰苦，每个国家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各国把所有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实力都投到这一仗里去了。
尽快动手，豁出来干，而且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认为这就是毛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得出的结论，而到１９４２年夏季他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就深信不疑了。苏联的失败在他看来似乎是注定了，因此，整风的方式方法，甚至整风的领导，都出现了鲁莽、轻率、粗暴等问题。（对毛说来这不是那么重要的。）毛泽东认为，通过执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来夺取党的全部权力，形势从来也没有这么有利了：世界忙于战争，世界淹在血泊里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世界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
但是，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坚持下来了，而且即将赢得胜利。世界的军事和政治局势突然改观，人们得适应形势。新的形势不容许继续进行这样的运动了。此外，整风也已完成了任务，而今以不恰当的行为来惹人注意就不合时宜了。中共中央主席的全副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各种力量将来的纵横捭阉以及可以影响这种纵横捭阖的力量上了。
对毛来说，一轮新的政治赌博开始了。许多事，尽管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但证实了我的估计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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