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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１１月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日
八路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和朱德一样，由于是王明集团的成员，实质上被免职了。目前，他的工作是处理有关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情报。他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他们经常派他同国民党的代表会谈。他是朱德的密友，痛恨康生。
叶剑英和朱德都住在王家坪。
刘伯承是１２９步兵师师长，高个子，大脑袋，体格壮实。他对部下不摆架子。多次受过重伤，精通军事科学。他一直在敌后活动，是同彭德怀一起来到延安的。他和叶剑英都因属于王明集团而在等着受处分。
晋察冀武装部队司令员聂荣臻从战地司令部来到了这里。他被指控为王明的支持者，犯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
红军取得的胜利越大，中共领导人就越是热情地表现得对苏联友好。我每天都受到人们的祝贺，而这些人昨天对我们的不幸还在冷嘲热讽。连康生也不叫人监视我了。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５日
苏联情报局报导了红军夏季战役（７月５日至１１月５日）的战果：击溃敌人１４４个师，击毙希特勒分子９０万，俘虏９万８千人。
在职务上彭德怀是朱德的副手。今年秋季他从八路军战地司令部来到延安。他是王明集团的成员，被毛定为经验主义者。中共主席集中一切力量来争取他。
彭德怀通晓军务，在军中深得人心。
即使按延安的标准来看，彭德怀的衣着也是很简朴的，他的主要特点是谦虚。他说话声音低，略带沙哑。他的举止从容不迫。
他的荣誉感是少有的。他尊重毛泽东，因为毛是中共领袖。
从现在起，记者的所有工作也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了。我备好马，每天都要到各处走走，并会见许多人。我越来越经常通宵达旦地写文章了。科利亚助我一臂之力。他详细记下新闻广播的内容。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６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毛泽东发出的贺电：
致斯大林同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红军、苏联各族人民：
值此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以及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你们二十六年来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将同你们永远携手前进，并将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
在延安，我一天的工作是从拂晓开始的。
中午时分，毛泽东睡醒了，枣园也随之苏醒。他主持一些会议，叫人们到他那里去。
我一定不要看漏任何一个略为重要的问题。我力图把党的领导人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观点弄清楚，并找出事情的真实涵义。
晚一点，我就在家分析和核实所得的印象，并翻译文件。我抽空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又工作。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０日
我获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５日中央前敌委员会给后援委员会的信。
第二个是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省执行委员会的第九号紧急通告。
第三个是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１日第二十军第１７２团政委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
我译出这些文件，仔细加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１９３０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显然，中共“主席”的职称就是从这里“借来的”）。同年秋天，在赣西党委会上，毛泽东由于在军事和农村建设的问题上走极端而受到尖锐的批判。就在这次会上，刘士奇被开除出党。
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赣西党委会决议之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并派向忠发同志接替。
毛对前敌委员会隐瞒了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指控赣西党委会与地富勾结来欺骗前委会成员，并由他自己策动，建立了旨在消灭赣西党员干部的后援委员会。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５日他开始行动了。
（一）
中央前敌委员会给后援委员会的信
刘士奇同志并转省后援委员会：
钻进党内的地富的极为严重的暴动业已蔓延甚广，你务必坚决予以镇压。
你必须用另一种方式去找地址，不要像上次那样去找，上次特委会遭到了破坏。不这样做，我们的领导人很快就会被杀光。
据龙超清（译音）说，省共青团委员会主席段良弼、宣传鼓动部部长袁超欢（译音）和组织部部长蒋可煌（译音）现都在东固。应该立即把他们抓起来，彻底审讯。
李伯芳是一个甚至更危险的罪犯！但愿你们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
另外，要利用这些人来找出更重要的罪犯！
今晚，特派两名红军战士送信告知审讯要犯丁秀奇（译音）的情况。这个犯人还没有坦白招供。
你们不必仅限于执行此信指示。明天要提审更多的犯人。
两个送信的红军战士暂留你处，以便在两三天内派他们把信件一起带回。如果你们有紧急报告需要送来，请派通讯员送。叫他把文件装在里边口袋里，上面放一封普通信件，以防ＡＢ团［富农、地主的反动组织］发现你们的报告。
中央前敌委员会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５日于黄陂
（二）
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的气氛中，统治阶级急于拯救自己，暂时弥合了他们的内部矛盾。这是统治阶级对革命高潮的必然反映。这也充分证明，假如我们在一省或数省胜利了，中国革命就会特别迅速地获得全面胜利。尽管如此，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就需要全国所有共产党员配合行动，首先在一个或几个最重要的省内开展活动。因此，有必要以坚定的阶级斗争来回敬敌人的进攻，有必要在全国对敌人展开攻势；一旦统治阶级被压倒，就消灭敌人，首先夺取江西政权，并随之建立苏维埃的中国。
这种斗争的爆发，结果将毫无疑义地导致革命的早日成功和统治阶级的失败。因此，敌人从四面大举向革命势力进攻。坚决进行斗争和消灭敌人的时刻来到了。我们只有通过积极进攻和以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战斗，来取得胜利。
党内的右翼分子在激烈的阶级搏斗爆发前夕自然会动摇不定。他们正在退缩，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叛徒和阶级敌人。例如，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日益高涨的时刻，一方面右倾动摇，一方面又阴谋陷害党内同志。毛泽东提出什么诱敌深入、消灭敌人的战术，实际上他躲避、取消斗争，并准备逃跑。就这样，敌人已在进入苏区的心脏地带，而毛还主张撤退，不跟敌人作战。
三军团前委省行委提出意见，但他不召集会议讨论，个人……［此处原件字迹不清］。毛泽东这样右倾动摇，成了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成了这次斗争中的罪人。毛泽东妄图以此达到他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的目的，并干出其他的卑鄙无耻的勾当来。
因此，毛泽东早巳策划反对江西布尔什维克党，并正设法阴谋陷害江西党的一切负责同志，按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革命斗争，以实现其美梦，成为党的皇帝。这就是富田事件发生的原因。
１．毛泽东其人。
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弃义的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虚荣的念头。他通过命令、威胁和一套压服的办法来影响别的同志。他对党内问题一拿定主意就很少拿出来在会上进行讨论，往往只关心怎么使他自己的看法得到通过。
毛泽东在需要采取行动时表现得特别软弱无能。他奉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尾巴主义”。他对每个行动步骤都拿不定主意，极其反复无常，在进行艰苦的阶级斗争的现阶段更是如此。他想避免和逃脱这场阶级斗争，不遗余力地去扑灭它。
毛泽东反对中央委员会由来已久。他用无足轻重的实际困难作借口，多次任意拒不执行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对下级党组织只是宣读和分发了很少几份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不把中央派下来的工作人员放在眼里，而是对他们百般刁难。例如，中央委员会曾经派蔡申熙到第四军去纠正荒谬的游击战术的错误。蔡申熙本应在后来担任第三军军长一职的。毛泽东不仅对中央委员会的提议置之不理，反而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居然敢不准他担任军长的职务。
中央委员会几次去信要调动毛泽东的工作，但是他置之不理。
毛泽东经常不惜采取任何政治阴谋来打击同志。
他对干部的培养一贯利用派别观念和私人感情，以便拉拢一伙人做他的驯服的政治工具。
毛泽东过去的种种活动都表明他不够资格做革命领导人，甚至不够资格做个普通的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战士。
毛泽东是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虚荣思想的传播者和党组织的敌人。在他身上表现出逃避战斗、取消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思想。他是共产党的十足的叛徒。布尔什维克党务必毫不迟疑地把他从队伍中驱逐出去。
２．１２月７日事件发展的详情。
事件发生前不几天，毛泽东派李韶九带第十二军的一个连从黄陂出发。这伙阴谋家急忙向富田赶去，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７日中午赶到那边。
下午三点钟，李韶九把队伍摆在省行委门口，说要找房子宿营。
李韶九跑到省行委找曾山和陈正人。当时，任心达同志和白芳同志正在谈话。
李贼看到他的同伙曾山和陈正人不在屋里，便立即出外找寻。这时，段良弼同志回来了。于是，李贼率士兵十名左右闯入省行委办公室内，首先把段良弼和白芳绑起来。刘万清同志和任心达同志也在省委被捕。不久，谢汉昌、金万邦、马铭等同志都被捕了。他们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及其帮凶曾山、陈正人只是用左轮枪威胁他们。
李贼命令士兵进行搜查，曾山和陈正人帮着他干。
之后，他们又命令该连把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士兵们开始全面搜查。他们毁掉所有的文件，拿走值钱的东西，这样一直干了好几个钟头。
傍晚，省行委机关九名交通技术人员又被捕了。
晚上，同志们受了酷刑。他们就在李韶九、曾山和陈正人面前遭受毒打。李等审问这样一些问题：“你参加了ＡＢ团，究竟招还是不招？你什么时候加入ＡＢ团的？ＡＢ团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策略是什么？谁是头子？老实交代。”
同志们拒不承认这些指控，李贼等就用点燃的煤油灯芯来烧他们，然后又重新审问。
假如犯人坚强不屈，刑罚的花样就多了。他们除了服罪之外别无他法。他们的指甲被折断，遍体灼伤，已经既不能动弹又说不出话来了。
这就是头一天的情景。
第二天，１２月８日，李贼韶九等人根据屈打成招的口供从省政府、政治保卫队、财政部、青年组织和省行委内又抓了十个人。他们也被人用浸着煤油的灯芯来烧。他们都“认”了罪——不认罪，那就会受刑致死。李、曾和陈监督审讯。犯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一些极其残酷的刑罚都想出来了。
白芳、马明和周冕的妻子同时被捕。这帮屠夫剥光了她们的衣服，毒打她们，用锋利的钻子刺穿她们的手，用点燃的灯芯烧她们的身体和阴部，用小刀割掉她们的乳房。他们野蛮到这种程度，提起来都令人不寒而栗。
犯人都被捆绑着手脚，但根据招供不招供分开押禁。他们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弹。卫兵持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监守着他们。只要一听到说话声音，刺刀就会刺过来。
犯人吃的是残羹剩饭。
这就是第二天的情况。
第三天，讨伐队又来了一排人。赣西行委的王怀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被捕了。
早饭后，士兵们押解二十五人去处决，其中有许多人甚至还未受过审。
李贼韶九带着第二十军的犯人到东固去，其中包括谢汉昌。其余的犯人都被带上山去，在山区的村子里继续受刑。
这就是第三天的情况。
犯人在东固又受拷问。同志们都被用绳索捆绑起来了。他们就只吃了一次东西。
审讯中使用了种种酷刑。首先点出一个人的名来，要犯人确认这个人是“反革命”，是犯人的“同谋”。所有省负责人的名字就这样一个个地被点了出来。
甚至在过审之前，犯人就已受了两三个小时的酷刑了。
刽子手们第二天早晨要离去，所以他们就在晚上处决了一大批同志。
但是，在这节骨眼上，第二十军的第１７４团出人意外地来到了。战士们包围了省委会，释放了被捕的同志。
第二十军在东固揭露了讨伐队成员的罪恶，进行了暴动，把李贼韶九抓了起来。
第二十军的军官和谢汉昌也被释放。他们叙述了富田事件的情况。第１７４团的战士们听到这个情况都极为愤怒。刘敌同志便率领他们开到富田去。他们在富田包围了关押犯人的房子，解除了讨伐队的武装，抓了首要的反动分子。曾贼逃跑了。
这就是第四天的情况。
我们只简要地叙述了几天来的情况，其他难以形容的骇人听闻的事实还很多。
３．在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之前，我们不允许公开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
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
但这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决策之前必须特别慎重。对罪行不能不加惩处。江西党组织必须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对毛泽东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江西的党组织不应自行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有责任向中央委员会报告毛泽东阴谋毁掉江西的负责人和搞垮江西党组织的情况，究竟如何处置，有待中央委员会来作出决议。
因此，我们在未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之前无权在民众之中宣布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中国革命！公开地号召打倒毛泽东，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将永远完结，群众不会再信任他。广大群众对这种重大事件可能产生怀疑和误解。
至于对毛泽东的问题，我们正在党内和共青团里加强解释工作。我们特别根据“一二七”事变来说明他的罪恶行径的意图。
我们向全国的党和青年团组织揭露毛泽东的阴谋，动员他们反对毛泽东，为的是不让他摧毁江西党组织，不让他把党变成自己的派别组织，不让他本人成为党的皇帝，以致断送中国革命。
我们在过去提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现在我们根据本文件的精神，分发了函件，以便组织一次反对他的斗争。
“一二七”事变确实是江西布尔什维克党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中国革命前途的一大危机。不挫败毛泽东的恶毒阴谋，则不仅江西党组织，而且整个中国革命都要遭殃。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持布尔什维克立场，防止毛的阴谋，同时继续进行反对ＡＢ团的工作！
江西省委员会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于永阳
（三）
第２０军第１７２团政委刘敌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刘敌走进军部，李韶九便到里屋同军长刘铁超谈话去了。
过一会儿，他坐到我身旁，神情古怪。他对我说：“刘敌，你处境十分危险。”
“什么危险？”我问。
他回答说：“有很多人的供词对你不利。”
我问：“他们有什么证据？”
“他们说你参加了ＡＢ团。”
我看着他，笑着问道，“你说呢。我像是ＡＢ团的吗？”
我知道对ＡＢ团成员施行的那种重刑，便非常坦率地说：“要是ＡＢ团的人咬了我，我也没法子。我只能请求党出以公心，把这桩案子弄个水落石出。我不怕死，可是受不了苦刑。”
李韶九装出关心的样子说：“那绝不会的。这不是ＡＢ团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假如你承认错误，遵照指示去做，那么，事情当然不会发展到拷打和处死的地步。”
由于李韶九说这不是ＡＢ团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阴谋。我一向知道李韶九不是个正直的人，他没有无产阶级的觉悟，老是施展阴谋诡计，引起纠纷。
李韶九说，赣西南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由ＡＢ团安排的。但是我完全清楚，第二次代表大会恰恰执行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就是要反对农民心理，反对分散的游击活动的思想，并且要特别重视城镇工作。我早听说过中央委员会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民心理。在我眼里毛泽东从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写过一封信给林彪，批评中央委员会。他还公开把信登载在《红旗》报上。８月１日，中央委员会发函宣布向忠发同志为工农临时政府主席。可是，毛泽东继续颁布命令，照样用他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署名。打下吉安以后，在至少受过基本训练的军队干部中间开始感到极其不安，幻想破灭了。我也看到党内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在日益衰退。这就是对那种建立个人统治制度的反应。
第九次进攻吉安之前，我见到过毛泽东。他问了我关于赣西南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以后，他说：“平分土地和在江西发动进攻，都应归功于刘士奇！”
我问他关于刘士奇的情况，毛泽东回答说：“他是中央政治部书记处书记。刘同志很能干。”
我从来不相信毛泽东能领导我们；至于刘士奇，他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我感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跟对ＡＢ团作斗争毫无关系，不过是毛放出了刘这条猎犬来搞掉赣西南的党的干部而已。
我也意识到，假如我坚持党的立场，那就实际上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弹起长沙的老调来：“我是你的旧部，我的政治水平很低。我一定遵循你的政治指示，承认错误。我确信毛泽东不是ＡＢ团的人，你和军长也不是。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跟随你们三位。我自己算得了什么？”
从那以后，李和军长对我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他们开始安慰我，叫我不要惊慌。他们由于要提人审问，就叫我呆在一间有人看守着的小屋里等候。
我听到李韶九在审讯政治部政治学组的组长张启龙。李韶九那么野蛮地打他，以至于苍天都听到了他的尖声惨叫，大地也在颤抖。
我问李韶九和军长：“政治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回答是：“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这样糊涂了呢？谁是ＡＢ团的，谁是最近犯错误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调动１７５团，也不知道１７２团的肖大鹏（译音）是不是很可靠。你要知道，你们团实际上是第二十军的惟一的主力。你必须想方设法在你们团里消灭ＡＢ团。”
讲完这话之后，他们就叫传令兵带我到营部去。我到那里时，营长张欣（译音）同志和政治代表梁书泰（译音）同志对我的到来感到意外，但显然也是高兴的。在那些日子里党内许多同志都意识到：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提心吊胆，深怕发生意外，老是惶惶不安。
张欣同志说：“我不信这些人都参加了ＡＢ团。”
我也想摆脱危险，但我的心为党而隐隐作痛。我越想越意识到周围找不到谁可以商量。
１２月１２日，我起得很早，忧心忡忡。
早饭后，我和张欣、梁书泰在密件室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我先讲讲当前局势，作了个简单的分析。他们两人也同意这些事件是一个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我们决定邀请李韶九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然后逮捕他。假如李韶九猜到出了事，我们就召集部队（那时，已经派第１７４团的三个营去逮捕第１７５团团长和政治代表），并释放受难的同志。
会议结束时，张欣同志说，指控蒋平春（译音）等同志跟ＡＢ团勾结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之后，我就到军部去，就这桩事质问李韶九和军长刘铁超。但是，他们倒审问起我来了，因而我就把他们抓了起来。此后，我很快召集部队决心干到底，也就是说我包围了军部，把刘铁超捆了起来，还释放了谢汉昌等同志。
当天下午，我到了富田学校，又释放了一大批犯人。
这就是东固事变的经过。从组织观念来看这种行动是绝不容许的。这次事件发生在阶级斗争的转折关头，这就尤其不能容许。但是，在那种特殊的形势下，我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也是为了拯救党才冒险干的。我没有奉上级的任何指示。刘敌一向在中央委员会和省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进行斗争。他保证决不违背这个原则。他请求中央委员会对他的错误行为作出处分。
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万岁！
刘敌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１日于永阳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王明被划在托派分子之列，根据中共中央主席过去的讲话来看，托派一直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由于忠于共产国际、忠于抗日统一战线而正遭到严厉批评的王明，倒成了个托派分子了！
中共中央主席的一些讲话，甚至不久前的一些讲话，是人所共知的。现在将其中一部分逐字逐句列举如下：
“边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同中国其他各省一样是隶属于中央政府的。”
“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是（１）坚决进行抗战，（２）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３）进行持久战……”
“在自卫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自由而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一个统一的代表全国人民意愿的议会，还要通过一部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生活在中国的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根据这个原则实现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要迅速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人民和国家共同来进行经济建设，规定八小时的工作日，给农民分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而且同外国缔结和平协定、贸易协定和互助协定。人民将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每个公民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要普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发展科学，彻底扫除文盲。军民关系将是友爱的关系。”
“中国能够渡过目前的难关吗？当然能够。统一战线在这方面将起决定性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限于国共合作吗？不是。应该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和共产党毫无疑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但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一切政党和组织的统一战线，……是所有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统一战线。”
“抗日斗争需要动员全国人民，使全国人民都参加到统一战线中去。……”
“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和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将使中国走上光荣、伟大的民族解放的道路。”
这样的讲话真是举不胜举！
事实使我确信，听中共中央主席讲话要特别留心。对他来说，惟一重要的事情是朝着他的目标前进，其他的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他一开始就是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但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那年，爱国热潮席卷全国，他便不得不玩弄花招，因此就出现上面这样的讲话。
要对这个人的讲话下个结论，必须先了解他的意图。他所说的往往和他要做的正好相反。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我们的部队已经到达戈麦尔附近。戈麦尔位于第聂伯河和别尔齐纳之间的切尔卡塞和克列缅楚格地区。
随着多尔马托夫、尤任和阿列耶夫的离去，我逐渐忘却了窑洞生活。现在我住在一所房子的左边，科利亚住在右边放电台的屋子里。
屋里空荡荡的，见不着一个人，深感寂寞！
莫斯科倾向于同意我的意见，这从对我报告的简短回答中可以看出来。季米特洛夫同志对我最近的报告答复说，不要把毛泽东跟中共看作是一回事。中国革命是反帝性质的，这一革命将给五亿人民带来解放，这本身就是进步力量的一个伟大胜利。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王明卧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形下，局势的发展对以他所代表的整个政治路线越来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会议。现在的这次扩大会议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错误。
王明被指责为犯有种种滔天大罪：使“机会主义倾向”在中共党内扎根的，是他；（伙同博古、周恩来、洛甫等人）向国民党采取妥协而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据说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帮凶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他们用最卑鄙的借口来证明王明的“反革命行为”——他在上海被捕后获释，这里面有鬼。就以这作理由证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们还指责王明忽视共产党开展斗争的民族条件，因而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观点。一些受到中央委员会谴责说他们在王明任中共领导人时期犯了错误的人污蔑起王明来最为恶毒。
叶剑英、洛甫和周恩来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有害的，极其错误的，他们的发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线”的破产。
为了巩固斗争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题为《两条路线》的书。只需对该书略加浏览便足以看出，它是专门为毛泽东对王明的“有害”政策（“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服务的。
博古也由于是共产党当时的一个领导人而受到特别注意。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发言三次来说明他的观点，每次都承认了错误。
博古对我说起这件事时很难受。但是，他蒙羞受辱并不到此为止。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提出，他必须全面准备，进一步详详细细地把所有的问题说清楚。
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心情好似送葬一般。他们尽力呆在家里，相互之间存有戒心。他们用各种借口来避免跟人接触。到处都笼罩着压抑的、恐怖的气氛。
我对中共中央的高级人士对苏联所采取的态度仍旧感到惊奇。他们对苏联总是心怀不满，因为苏联没有给特区提供武器、装备，只供应各种货物。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我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历史上最艰苦的战争，苏联人民在流血，苏联在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他们机械地把苏联看成跟美国一样，但是，美国的国土没有挨过轰炸，城市没有被焚毁，敌人没有占去整片的工业区。美国人民没有被无情地、有计划地予以消灭。虽然美国在打仗，但它的经济一直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发展着，因此，它才得以按租借法向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提供巨大的援助。苏联要提供任何援助，就是给事实上已经很紧张的经济再加上沉重的负担。这儿的人把苏联看作是个聚宝盆，从而有可能也有必要从中取得各种各样的物资。但即使在这些困难的年头里，我国还是向中共提供了一笔笔巨额现金援助，这几乎是倾囊相助了。
我本人就是这种援助事宜的目击者。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这一笔笔巨额援款都是他亲自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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