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月

１９４３年８月２日

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行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

很多“罪恶昭彰”的人奉命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之患。

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康生情报局的特别通讯员。

到处都在对揭发出来的人“进行改造”，对即将被揭发的人拼命说教。

毛泽东承认，他把这次运动看得“特别重要”。

延安党的领导机关和行政机构的活动都取决于毛泽东的情绪。只要他觉得累了，任何工作——会议，甚至重要的报告——都被取消。

１９４３年８月６日

国内是一片欢乐景象——礼炮齐鸣，祝贺我们红军的节节胜利。莫斯科在昨天庆祝了奥勒尔和别尔戈罗德的解放。

刘少奇正在对中共各领导机构的人事进行调整，这个做法一定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

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入夜，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延安及其近郊。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笑声，没有灯火。

方才我走出窑洞，俯视山谷，只见漆黑一片。没有听到太平沟卫兵的脚步声和口令，但每条道路都有卫兵巡逻。

１９４３年８月７日

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

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子上，端给我一杯茶。他笑着并开着玩笑。在互相寒暄以后，他问我是听了谁的话着手对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我回答说，我的文章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只是想丰富我的知识，能对中共正在进行或即将实行的经济改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我说，从１９２８—１９３８年这一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它的进行情况，代表们的发言，等等），在党的文献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充份的反映。

毛泽东问我，我这样做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还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诉他是我自己想做，因为我对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事情确有兴趣。

毛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他说：“好吧，我将亲自负责来说清一些主要问题。我想我是惟一能在这方面帮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议我们立刻就开始工作。

我拿出笔记本，还没准备好，他就口授起来了。看得出来，毛是习惯于发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记下了工作的计划以及开始要叙述的问题。

毛懂得如何进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就研究中应该着重谈什么不应该谈什么问题扎实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提我自己的计划，但他甚至连听都不听。

他的全部论点的实质就是：“我是这些大事的主要参加者，是见证人，我是最好的评判人。”

接着，他规定了一个务必遵守的条件，即我写完的文章必须经他过目，都要由他签上名，从而使文章具有真实性，使其意义更为重大，等等。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进行写作，否则他就拒绝帮我阐明一些问题。

这一切看来颇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党及其发展情况、党内思想冲突等问题都由他亲自来谈，而我则只能从他那里了解事实以及对事实所作的解释。这时，毛明确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讨论这些问题，他甚至说他要就此提醒每个同志，不经他同意不得跟我进行任何商讨。

这完全不是开玩笑。中共领导内部关系的本质已经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须严格服从中共中央主席。

当提到关于红军的组织和发展问题时，他表示要给我上堂课。他专横地把其他材料来源说成是“不合适的”和“有毒的”。在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进行讨论。

在我们分手时，毛泽东说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得一个人来。他说我用不着译员阿列耶夫帮忙，因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听懂所有问题。毛说：“旁人只会打扰我们的工作。”

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他开始吹捧我，同时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们。我表示感到惊奇。毛竟反对我的意见，态度之粗鲁和生硬使我猛吃一惊。毛几乎喊叫着告诉我说，在延安谁都不可信任，我的苏联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等等。接着，他又赞扬起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来。

但这还没完，我临走时他又对“在对付蒋介石问题上束缚了中共手脚的”博古、王明等“教条主义分子”辱骂了一番。他激动地想要说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继续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路线，还说“教条主义者的头头，实质上是党的异己分子，是分裂者，是机会主义者”，等等。

他要论述的大致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

这种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显地反映出毛在威信、荣誉和权力问题上是多么敏感。他想成为一个在什么事情上都绝对正确的人，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

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日

任弼时不敢自行作决定，虽然他有权在很多问题上作出这种决定。如果不经毛泽东再一次亲自点头，他甚至不敢在已经通过的文件上署名。他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随声附和。康生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任弼时在白天工作，经常有空闲时间休息。如果毛泽东不召开会，他在天黑以前就睡觉了。他喜欢吃，爱谈他的病，很少喝酒，抽烟也很有节制。

任弼时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他的妻子当他的护士和私人秘书。

他对苏联人民并无敌意，但他害怕同苏联人友好会连累到他自己，因此他就只会公事公办。

毛泽东利用他来与我保持接触。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１日

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奥尔洛夫对此惊讶不已。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７日

整风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鲁迅的话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在这令人深感痛苦的夏天所受的极大苦难，他说：“就连那不怕冷的树，也都被打掉了叶子，一直光秃秃地在那里站着。”

谁也没有逃过这几个月的灾难。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９日

１９３８年，当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小组在汉口时，毛泽东在延安忙于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莫斯科派”作斗争。

中共领导中的两派都认为，他们推行各自的独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

王明派实行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积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制定的。

毛泽东则尽量避免与侵略者作斗争，准备把军队用来跟国民党打内战。

１９４１年底，毛泽东以为苏联注定要灭亡了，他抛掉一切政治伪装，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组党。那时，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变得特别尖锐起来，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在那时，康生得江青之助抓到了大权，开始扮演一个特别凶恶的角色。这个守口如瓶、斯斯文文、神经过敏而又精力充沛的中国人，从苏联回来后就极其敌视所有同苏联有关的事物。康生支持了毛泽东，凭着这一点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刑官，毛泽东的“爪牙”。他对每个人的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而且冷酷无情，这是中共中央主席离不了的人。

那时，朱德是积极支持“莫斯科派”的；刘少奇在新四军；周恩来则在重庆。

康生不仅得到了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而且还控制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报机构。

向中共中央保证女演员江青在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不是别人，正是康生。

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１日

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

党的优秀干部中百分之九十是“特务”，这是多么尖锐的讽刺呀！

刘少奇是使中共中央主席意旨付诸实施的直接指挥者，任弼时是做具体工作的，而康生则是搞报复的人。

延安形势不佳。物价在上涨。莫斯科发给我们的月薪中相当一部份作为我们个人对中国人民斗争的捐献，成了中共的资金。

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６日

苏联飞机到达延安，打乱了延安的正常生活。放走有病的王明似乎势在必行，但毛泽东是不会冒险从事的。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不应该打扰他们等等。

毛没有表示出忧虑，虽然看得出他很担心。康生倒十分活跃，无疑他是决不会让王明走的。王明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康生的活动就是收集反对王明离开的种种论据。实际上他是从所有同王明保持某些联系的人身上去逼出这些论据来。

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８日

博古说，中共中央给莫斯科发去大量电报掩盖特区和中共党内的真相，歪曲整风的实质、对重庆的策略以及与王明分歧的性质。

中共中央主席要不是希望将来能得到莫斯科的帮助，要不是害怕国民党的话，那他早就同前共产国际领导人闹翻了。毛泽东希望同国民党发生冲突，把苏联卷进来，从而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目标首先就是打倒国外的敌人和奴役者，即日本帝国主义。但这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善于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口号的掩饰下把各种政治阴谋和政治活动作为运动来搞。“整顿三风”的运动无非是缠住“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不放，“揭露‘特务”的运动则是在肉体上进行迫害的借口。

国民党军队进犯特区的威胁过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已完全从它所引起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且忘记了他向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请求。他也不再谈起“解放战争”或“对盟国的义务”了。

延安在发怒。它诅咒“教条主义分子”、“特务”和国民党，人们的脸上都显示出强烈的憎恨，……还有疲劳。

１９４３年８月３０日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尽可能地一直推迟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康生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王明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已成瓮中之鳖。

康生在延安的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谈到特区反对蒋特和日特的斗争、这次运动的成果和新的任务。“揭露‘特务’”运动和整风之间的明显联系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揭示出来了。

康生报告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批评（要是只是批评就好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对他来说，国际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是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最恶劣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一般说来，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国际主义者。这些“中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国际的空想家，在共产党员的头脑里灌输幻想，说什么有可能同蒋介石合作。国际主义分子早在武汉时期（１９３８年）就已开始了这种两面派的活动。他们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破坏。这些‘投降分子’和‘妥协分子’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无法估量”。

因而，这个报告具有特别明显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

同时，康生强烈谴责“莫斯科派”成员和党的其他“教条主义分子”的“可耻幻想、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

情报局局长故意不点名，但他指的是谁大家都是清楚的。后来，往往是只要一谈话就点周恩来、博古、王明和洛甫的名字。上述集团中在党内负次要职务的所有其他成员也遭到责难非议。

情报局局长故意转弯抹角（无疑他是按毛的指示行事的，因为他的人谈起话来都是这个样子），举例说，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本身并不置一词，可他又叫每个人都明白，要不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幻想”，党和特区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不会听任蒋介石的和其他的特务过得安安逸逸，从事破坏共产党的团结、瓦解根据地经济和削弱武装力量的活动而逍遥法外。

康生挑动党的积极分子反对“教条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他说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说惩办是应当的，并赞扬整风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提到，各党组织行将召开会议来详细讨论投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一般的“教条主义分子”所犯的错误。情报局局长列举了主要“罪状”，包括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充斥于各根据地以及使新四军陷于溃败的投降活动。

《解放日报》公布了关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和中共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兵力的材料。发表这种对比数字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有其特定目的。就我所知，中共中央主席正想方设法要与美国挂钩。这些数字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提供的。

根据这些数字，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全部在华日军的５８％，以及伪军的９０％。这个数字是夸大了，至少可以这样说。

１９４３年８月３１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投降分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我问康生计划何时进行这一运动，他说，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运动已不定期地推迟了。

毛泽东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进行投机。国共之间存在着敌对状态——他对这一点不是早就敲过警钟了吗？那几乎成了中共悲剧的事件，不就充分证明了他以前的所有讲话是正确的吗？

正在向全体党员大力灌输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毛泽东俨然以先知的角色出现，没有他共产党就必然会垮台。可是只字不提苏联的调停，其实，正是这种调停才挽救了特区。

毛泽东的影响在扩大。他已成为一个英明的领袖，对他的英明是不容怀疑的。

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尽管很胆怯——提出了最好与重庆和平解决问题的想法。周不敢公开说出来，但他的言外之意是：有必要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不应进一步恶化与国民党的关系。可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周是毫不踌躇地坚定地听从毛泽东的。他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在武汉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他打算讲一讲这些问题，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从不放过一个机会一再地说他有错误。

最近我没有机会见到博古，不了解他目前的立场。很可能他也会改变立场，人们的处境很难，要坚持是有困难的。

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地对党政积极分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分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

今年尤拉上一年级，波利亚要上三年级了。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里恐怕孩子们都长大了。１９３８、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和１９４１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在外，再加上现在这次远行，谁知道这次又要多长时间？

１９４３年９月６日

六、七、八三个月中，“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靠后放了。每一个人，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人，都忙于清查“特务”，或交代自己的问题。

一个改造“特务”的运动在毛泽东和康生的指示下开展起来了。用来改造他们的还是这“二十二个文件”。

延安的党和军队干部又在卖劲地死记硬背这些文件了。

毛泽东对我说：“你们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了。”他劝我像尤任那样多读些中国旧小说，这会有助于我对整风和特区其他方面发生的事作出正确估价。

马海德同我们客客气气，而且满不在乎地装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他的妻子苏菲很轻浮，很难说这是她的性格，还是受她丈夫指使。她跟男人混得很不错，应承他们求爱的表示。现在，她正在和我们的报务员调情。

１９４３年９月９日

周恩来一直率领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由于他效忠于王明集团而在今年七月被调离工作。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作检讨，立誓要忠于“毛主席”。

除王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评的党的官员和军队领导人都染上了“检讨病”。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１日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开会。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为这个党的最高机构的工作定了调子。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共产国际已由其执委会决议解散，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现在就不必再谨小慎微、隐瞒情况，等等。毛泽东强调这些情况，敦促大家畅所欲言。

周恩来作了一个大报告，谈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战争阶段(从抗战开始至今)的政策。

他报告后就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的号召得到了响应。讨论明显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主席的政治路线保存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而博古、周恩来、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则是在瓦解党，使党面临毁灭的危险。

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贯串这一精神。他们称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创造性，是极好的政策，等等，而对博古、周恩来、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则从各个方面加以贬损。他们本人都受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观点是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和党的利益的。国际主义者的政策即便不说是有罪，起码也是有害的。谁也不反对这种说法。

这个运动之所以卑鄙，还在于卧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会议，不可能为他自己作任何辩护。一切恶毒中伤的话正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堆到他身上来的。

主要罪责都与王明有关，其他人只是附带提到。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采取的策略——你们不必特别为此担心，你们都是被共产国际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的，他才是罪魁祸首，是他搞乱了你们的思想，使你们处于困难境地，使你们几乎成为党的敌人。毛的这个策略分化了国际主义派。这为他们解脱了对党应负的一切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他们也就放宽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志和追随者用谩骂和揭发的办法来“赎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没有堕落到这种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发出的无耻咒骂，他被称为“投降分子”、“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和“没有经验的革命者”，还有人甚至把他说成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风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他把王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来了。同时，他把王明过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边。

毛泽东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王明身上。这里面还大有文章。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毛泽东是通过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在这里，王明不过是共产国际精神及其观点的化身。而毛公开表示现在他是多么鄙视这种观点。况且，谁也不怀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击，恰恰是因为他们忠于共产国际并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这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惩罚共产国际组织的中共代表王明，是为了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从心底发出的厌恶。

揭露王明还使毛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只要分析一下主席爱用的“教条主义者”这一词的真正含义，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

另外，毛憎恨共产国际纯粹是出于利己打算。对他来说，共产国际是对他所独霸的党的领导权挑战的力量，是敢于运用其权威向他的——毛泽东的——才智挑战的力量！的确，毛是一个不容别人分享其权力的人。

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这眼中钉。主席在和我谈话时并不掩饰他的高兴——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经被“揭露”了！在谈到王明和博古时照例把他们骂一通。

叫我吃惊的是毛的天真，他以为已经把他的活动掩饰得很好，简直是天衣无缝，谁也看不出斗争的真正原因了。他目睹我们经受住了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所以，在世界上我们并不是徒有虚名的。他难道不知道，透过这一切我们是会看出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厉害的反苏主义来的。天真？他是否以为我们是政治盲人？也许他希望政治投机和蛊惑宣传能帮他的忙，就像这些做法不止一次地帮过他的忙那样。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５日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暂时休会。休会时间显然不会很长。我看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来结束国际主义派代表对党的政策的影响，反共产国际的活动将因此而进入高潮。

从“思想上打败”“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这个首要目的已经达到。

毛已经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在政治局工作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要王明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负全部责任。几乎所有发言的主要内容都说，王明以其与党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投降主义思想一直在瓦解党。每个人都发言好几次，诽谤共产国际(不直接提到这个国际组织)，同时证明他们自己是正确的。按博古和任弼时告诉我的情况判断，王明遭到了粗暴无情的打击。

我的家属已回到莫斯科。他们在家里就会舒适一些了。我经常为玛丽亚担心，我怕她的结核病会因吃不饱和吃不好而复发。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９日

康生继续使中央委员们反对王明。

江青大大促进了我们与毛泽东的接触。当然，她这样做她丈夫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显然希望我们接受他的观点，并据此向莫斯科报告。

江青常请我们去吃饭，在这种时刻我们绝口不谈政治。

昨天，毛泽东没头没脑地说：“如果当权者不循正义途径行事，孔夫子是支持造反的神圣权利的。”他悠闲地看着我，直视着我的眼睛来观察他的话所引起的反映。他习惯于一面说着话一面注视着你的眼睛。

他说话时其他人都不作声，即使在家里也是这样。他猛抽烟，字斟句酌地低声说话。即令在家里他也是个演员。

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２日

政治局巳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

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１２０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

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

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３日

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在各级没有集中的和有纪律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但这并不是说党是它的领导人意志的沉默而顺服的执行者。

领袖的意志应该是党的意志的集中表现，而党的意志是通过民主集中形成的。

没有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不能具有真正的力量，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群争吵不休的空谈家，极容易为组织严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摧毁。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民主集中制已蜕化成马克思所讥讽的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了。

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他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们谁也没有在他那里见过莎士比亚、斯丹达尔、契诃夫、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中译本。

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

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

莫斯科要召回尤任、阿列耶夫和多尔马托夫，十月底要派飞机来把他们接回去。根据与中共中央领导商定的意见，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将在延安留至战争结束。

毛泽东就此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用各种办法来试探我的情绪。

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４日

今天，在我们例行的碰头会上康生意味深长地说起王明来。他说，王明在汉口时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里好像另立了一个党中央，而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不顾。实际上，王明并没把以中共中央主席为首的延安的整个领导放在眼里。王明不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绝翻印他许多很重要的文章，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还说，王明作为中共驻国民党区的代表违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经毛泽东同志许可就直接跟蒋介石通信。他瞒着中共中央主席进行的这种通信联系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至今还一点也不知道给蒋介石的这些信件的内容。

很明显，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给王明抹黑。他所举的一些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什么严重问题，这一点他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王明不按惯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作了相应决定，这是形势的需要。对王明与蒋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加以怀疑，显然是找岔儿。这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胡说八道大家立刻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加于王明的又一罪状。

说完这些以后，康生说，在１９４１年９月政治局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产生尖锐的分歧，从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据我了解，毛泽东想要由他来裁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否合理，就是说，他要凌驾于共产国际这个工作机构之上。）

情报局局长还说，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报告及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结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关的人都这样那样承认了错误，只有王明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地位”（毛泽东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这个境地）。

康生说，有些同志说到他们的错误时不坦率，不诚恳，他们“显然只是形式上坦白了”。

“我们对这点没有怀疑，要愚弄我们不是太容易的！”康生总结说。

康生是出于天真还是愚蠢以为我倾向于接受他的观点，他跟我谈话时对一些显然有损他自己和中共中央主席的事情有时也并不隐讳。好吧，尽管对我的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很久，可是眼下我知道了很多情况，确实很有价值，很有趣，以前这些情况对我们一直是小心保密的。

这也许是毛的策略？也许他想这样来使我持中立态度，使我成为他的代言人？无论如何，江青对我们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她随便，可亲，而且越来越想和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她拉拉扯扯，似乎有失体统，有悖于对女性举止有严格约束的民族传统。

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９日

江青读的书比她丈夫多得多。无论如何，她对世界文学名著是熟悉的。

毛泽东对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我们谁也想不起他曾提到过他们，或者问过他们的健康情况。顺便要提到的是，他对小女儿也很少关心。如果他表示关心，那也全靠他妻子来尽力激起他的父爱。她是很能左右他的。

江青照顾他的健康、日常工作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

中共中央主席已分化了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他用软硬兼施的政策把他们拉到他一边去，然后再使他们彼此相斗。他甚至假手于王明和博古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来跟这两个人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