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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７月
１９４３年７月３日
林彪是１１５步兵师的前师长，他去过苏联好几次，是一位优秀的军事专家，现正参与起草一项军事改革方案。
林彪曾一度对康生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不满而追随王明反对派，可是后来他显然意识到了毛泽东的实力及其活动的含义，于是转趋沉默。他被派到朱德的参谋机构里工作，但没有担任什么职务。林彪正在设法与中共中央主席以及康生和好。
林彪生于１９０７年，黄埔军校毕业，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北伐期间曾任营长。
他瘦瘦的身材，不爱交际，沉默寡言。在军机大计上他很少发言权。然而，他是一个不可小看的人物。
林彪的动作和讲话都很迟缓，神态冷漠，但工作有条有理，很有活力。他行动果断，冷酷无情。对这方面的情况我略知一二。
１９４３年７月５日
博古是个步态蹒跚的矮胖子，圆脸膛，厚嘴唇，衣冠楚楚姿态斯文。他脾气好。
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批评特区的政局。他瞧不起毛泽东，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
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顾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
１９４３年７月７日
国民党军队在特区南部集结的消息引起人们的惊慌。
国民党的确在寻找机会对特区采取行动。可以想像得到，马氏兄弟军阀集团以及山西和陕西的军阀集团也不会袖手旁观。惟一能从这种形势得到好处的是日本人。
形势确已日趋严重，我们整好了行装，行李和电台都作了紧急疏散的准备，一些固定设备则准备炸毁。
毛泽东、康生等人不希望他们的家丑外扬。他们这种担心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苏联小组是中共领导搞政治阴谋的惟一目击者。
肖里毫无顾忌地表示不欢迎我们继续在延安呆下去。
由于我们无意之中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就成了激怒中共领导人和妨碍他们活动的重要原因。他们以一种使我们难堪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被盯梢，被禁止参加社交活动，对我们流言纷纷，只让我们知道本地报纸上很少的一点消息。
１９４３年７月９日
在库尔斯克，一场大战正在进行。这次不会重演哈尔科夫的悲剧——苏联的防御是攻不破的。一天之内摧毁纳粹坦克３０４辆！
延安乱作一团，每个人都认为国民党部队和军阀部队会打过来，虽然这些部队宁愿与日本人打交道而不愿冒打延安的风险。
我们应邀到毛泽东那里去。他讲了许多关于爱国主义、关于共产党忠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话，还谈到了关于国民党“破坏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背信弃义的政策。
他突然想起共产国际来，对我们说虽然“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团结的组织”已经解散，但在这严峻的时刻，中共领导寄巨大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希望他能出面调停。
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延安已在筹备召开一次大会，为此已专门印好了大批传单，印成大字的呼吁书，要求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在特区周围集结国民党军队，立刻停止把国民党前线部队从前线转到特区边界来。还有些呼吁书和口号要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以打败野蛮的法西斯，惩罚日本。有些传单还要求全体人民起来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我们的八路军”及整个特区。
这种呼吁书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已大捆大捆地运到。我拿了一份这样的传单留作将来参考。这张半透明薄纸上印有对国民党的呼吁书，把可能会发生的内战说成是犯罪的、不容许的。
中共所有领导人都参加了这个大会。除看起来很生气的中共中央主席外，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上台发了言。发言者都谴责日本侵略者，发誓支持由蒋介石委员长兼总司令领导的重庆中央政府。忽然，发言人都带着哭声一桩桩数落起他们遭到蒋介石的不公道待遇来。所有发言的人都向蒋介石保证，在特区谁都不会发动内战，连想也不会想。特区的人力和物力统统会用到反抗日本侵略上去，八路军的所有部队将进行抗战，坚决保卫国土。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农民、工人和战士。
按康生统计，出席这次集会的不下一万五千人。
散发了传单。
这出表示良好愿望的戏演得严肃而逼真，这是做给重庆看的。
我用照相机拍了会议的几个镜头。
我立刻向莫斯科发了个电报，谈到特区南部边界形势危急，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只有莫斯科的迅速干预才能防止特区被打垮。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３日
苏联政府向重庆声明，它的军事援助是用来促进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是发动内战的，而且苏联的立场是坚决保卫中共和特区。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５日
中共领导出于要同我们调整关系的明显目的，意外地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我们接受了邀请，我和尤任就到杨家岭去了。
会场里挤满了约一千共产党员。彭真宣布会议开始，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被逮捕。
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部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
他讲完后，几个表示悔悟的“特务”排队上了台。他们讲了他们的活动，听起来大多是愚蠢和幼稚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说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八路军中忠实工作。
这样的“特务”一共有十二个在会上讲了话。
彭真谈到了如何识别国民党特务，并说凡属坦白认罪的都将予以释放：“只要他们不怕认罪，不怕向特工部投案自首！”
彭真的高大身材在会场上十分显眼，他满脸通红，看起来像个屠夫。
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嚷：“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嚷，“你们干吗要搞破坏？我们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饶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真心实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人们突然意识到，情报局头子掌握着多么大的权力，而胆敢捍卫真理的人又会落个什么下场。
就在彭真即将宣布结束会议时，朱德突然走上台去，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他这个政治局委员来说是个新闻。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竟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说完话，掉头就回到他的座位上。
彭真宣布会议结束，共产党员们默不作声地散去了。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６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德给位于特区南部的国统区副司令胡宗南发了个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你在洛川和宜川交界处视察之后，该区形势已濒临战争状态。谣传中央政府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业已决定要取缔中国共产党，又谣传大批部队正从黄河南部地区西调，大批弹药和食品也正往此方向调运云云。
内战威胁迫在眉睫。
值此解放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加强我们的团结。内战势必严重破坏解放战争和巩固国家的事业。这只能使日本得利，而我们自己的国家势将处于危险境地。这还会严重损害英、美、苏三盟国的军事目标。
民兵保持着高度的纪律，保证生产和学校教育得以进行，使局势大见改善。
你的兵力部署表明，你正在作进攻我们的准备。事态如此发展，使我们深感诧异和不解。
盼复。
朱 德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７日
被抓获并对自己的活动表示悔过的特务人数显著增加。
参加七月十五日举行的延安积极分子会议的人受到特区情报局特派人员的严密监视，听众中表露过不满或怀疑的人受到“注意”。这不仅使人想起毛泽东去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可疑分子不仅被捕，而且还被害了。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８日
王明可能要去莫斯科一事使毛泽东焦虑不安。围绕他的病和“治疗”问题争吵还在继续。
莫斯科已经采取措施。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他们无意侵犯特区。在特区南部集结军队和部署兵力的活动已经停止。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９日
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到达很久了。整风运动不仅是从精神上压制毛泽东的反对者，动员全党起来反对他们，而且也旨在使他们具有一定的精神状态。有理由认为，将在大会召开前为他们所有的人“洗脑筋”。
马海德和李克农混得很熟。李是特区最沉默寡言和嘴紧的人。看来，好像马海德掌握着中共领导内部情况的最详细的情报。
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０日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但却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政治局已授予毛泽东无限的权力，从现在起，中共中央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享有决定权——这就是说，一切事情都要毛泽东说了算，只要他一决定，事情就照办。实际上，党的各个机构现在只是他身边执行一些纯属技术性任务的机构。
反国民党的运动在延安胜利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首先，他把八路军的大批队伍调到特区来了，它们从黄河东岸悄悄调入，在边界线附近布了防。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危险已经过去，中央政府不会冒风险对反国民党的宣传运动进行报复了，于是，又掀起了一次歇斯底里的反蒋浪潮。毛泽东是想充分利用现有局势，他相信必要时莫斯科会从中调停的。
正在对重庆政府大肆谩骂，把整个蒋政权称作法西斯政权。
毛泽东公然从最近同国民党闹摩擦中捞资本。他说，对蒋介石早就应该采取坚定立场了。他坚称，要是老早采取了坚定立场，新四军可能不致溃败，还可能带来某些其他的政治和物质利益，因此，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已被宣布为正确的和必要的，而且毛的一切活动都被说成是具有远见的，无异于伟大的预言。
毛泽东说，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的，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
这些说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国际主义派丢脸，而且实际上矛头也是针对他们的。在党看来，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产国际原则的其他人都是失败主义者。
毛泽东和我在私下谈话时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他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他管他们叫做目光短浅的理论家，蒋介石的应声虫。
在另一次同我谈话时，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他和康生还有他的一个秘书在一起）又一次责难博古和王明宽容了蒋介石，谴责他们所持的种种荒谬的“教条主义”观点。毛泽东越说越来劲儿，几乎失掉了自制力，他踱着步，讲话的声音比平常高得多，脸气得发紫，而他的嘲笑也越来越刻薄了，火气越来越大。
康生一言不发地瞪着我。忽然，毛的训斥达到了最尖刻的程度，康生就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粗鲁手势把秘书支出去了。
毛泽东在解释他的观点时想给我造成一个印象，还希望我会把这印象传给莫斯科。他想说服我同意他的观点，让我受他的影响，用他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
他要使莫斯科相信，他的活动只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的现实中去，因此希望莫斯科信任他、支持他。他的坦率是为了要取得我同样坦率的反应。他想摸摸莫斯科对他的政治“路线”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的镇压还能走多远而不致引起怀疑。
我对这些事情细加推敲之后，又得出另一结论：中共中央主席正在推行一项长期政策，设法在七大前造成一种适合他意图的气氛，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毛的一切活动都是朝这个方面去做。举例说，他把洛甫、博古、周恩来、王明、王稼祥、陈云和康生都调离政治局书记处——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这个决议拿到手的。这样一来，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书记处弄掉的就不仅是他的对手，而且也还有他的支持者。这—着棋有助于毛掩盖他公开拆散他的政敌的做法，因为就在那次会议上，在毛的压力下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人书记处，他们是任弼时、刘少奇和毛主席自己。现在毛永远可以指望得到这个班子的支持和谅解了。
闪烁的烛光，钢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我的用旧了的笔记本……我不习惯这种烛光，在那黯淡、晃动的光线下很难看书和写字。还是说，也许因为我累了的缘故？
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３日
中共领导人想充分利用与国民党闹摩擦造成的局势。特区的党、政、军机构成天忙于抓蒋介石的特务。在这个行动中康生得到了一批社会人士的帮助，他们在许多集会上敦促所有的日特和蒋特自行坦白，并威胁说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脑袋。这不是平常所说的集会，而是一群疯子在叫叫嚷嚷。每个人都得听半文盲的整风头头们的胡言乱语。
今天大约有六百人被带去坦白。悔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一群群的人出来认罪——大部份是学生和小公务员。
整风的下一阶段是要在中共的中层干部中揭发“特务”，然后再在党的领导层中推开，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党内的“教条主义”跟叛变通敌和向国民党屈膝投降说成是一回事了。他在发动群众反对“教条主义者”，显然决心要连他们的肉体也加以消灭。
毛泽东满意地告诉我，他计划把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明年。
延安的自杀风没有平息下来。
这个城市看起来像个集中营，不让人们离开办公室和学校，现在已经是第四个月了。这里的纪律简直就像是监狱的纪律，把人束缚得没有活动自由。
释放了很多被逮捕的人，但是还没有释放一个“教条主义者”或“由于同情苏联，由于同王明或共产国际有联系而名声不好的人”。
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４日
王明在吃有毒的药。很明显，有人在给王明下毒，而且毛泽东和康生显然与此有牵连。要公开杀害中国共产党内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一个在共产国际受爱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毛泽东认为时间紧迫，目前的形势——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延安地方偏僻，不易来到——大大有利于干掉不服从的人。
开了一次医疗讨论会，延安总共十二名医生都参加了。他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呆了两个星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一次“精神训练”。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对王明的蓄意毒害，因此肯定莫斯科也已了解真相，所以郑重其事地召开这次医疗会议，完全是为了蒙蔽那些往最坏处怀疑的人。
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６日
医疗讨论会在研究病历时发现了服用甘汞的记载。医生们要求金作出解释。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问题，并中断了会议。
医生们感觉到事情牵涉到某些高级官员。在第二次会议上，有些权威宣布他们对这个问题没什么说的了，有的则居然置常识于不顾而为金撑腰。
没想到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拿出了一些金开的甘汞和其他药物的处方，这是她收起来以备将来作证用的。
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收场！
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７日
徐特立是延安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这个人具有很不寻常的经历。１８７７年他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一所为穷苦人孩子所开设的学校里上学。他去过日本好几次，并在那里读了几年书。他在毛泽东于１９１２—１９１８年间学习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
有一次，当毛泽东受到开除学籍的威胁时，徐特立和杨昌济支持他。那时杨昌济——毛的未来的岳父——教伦理学。由于他们的保护，毛泽东才得以念完师范。
在那以后，徐特立在巴黎和里昂的大学学习了大约四年。
徐特立在法国遇到了在国外建立了中共支部的李立三和周恩来。那时，很多中国人都通过中法教育协会的关系到法国去留学。
后来，徐特立在德国和比利时的工厂里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回国以后于１９２５年参加国民党。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共，同年参加南昌起义。
二十年代末，徐特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一起，在中共苏区政府工作。
他参加了长征。前些时候，他以６４岁的高龄参加了游泳比赛。
虽然徐特立是一位老人，而且也显得老，但他仍然精神矍铄。
毛泽东对他以前的这位老师深为敬重。
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十分害怕王明把中共的真实情况捅给莫斯科的前共产国际领导人。让他们失掉莫斯科的支持而自己去对付蒋介石，这倒真是他们所不喜欢的。
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９日
整风运动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我不禁要想，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
毋需详细观察即可看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欲冲动一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他们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没有什么实际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各个惩罚机关中担负职务的就是这些腐化堕落的无知之徒，他们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以此来保证他们慢慢地然而是稳步地升迁，尤其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有吃有穿。
虚荣，卑鄙，总是与口腹声色之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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