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３年５月—６月

１９４３年５月７日

莫斯科发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供我们参考：

１９１９年，由于战前大多数革命政党政治上的破产，成立了共产国际。它的历史作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不能将其庸俗化或加以歪曲，促使进步工人团结起来，组成真正的工人政党，并且帮助他们动员劳苦大众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策划的战争，支持苏联这一反法西斯斗争的堡垒。

但是，随着各国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复杂，由一个国际中心来解决各国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一点甚至在战前就已经逐渐清楚了。各国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这有种种原因：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完全不同，它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不同，最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也不同。

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教导，从不主张保存过时的组织形式，他们总是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以及建立这种组织的方法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利益，适合于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特点以及由这些条件所直接产生的任务。他们牢记伟大的马克思的榜样：他把进步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协会”中来，而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欧美各国工人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他鉴于在这些国家建立群众性的工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解散了第一国际，因为这个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它的任务了。

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无法召开共产国际大会，因此，特将下列建议提交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加以批准：解散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章程以及历届大会的决议对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规定的义务。

执委会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所有支持者集中力量多方支持并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各国及其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以便早日打败劳动人民的死敌——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和附庸。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

哥特瓦尔德、李米特洛夫、日丹诺夫、科拉罗夫、柯普勒尼希、库西宁、曼努伊里斯基、皮克、多列士、埃尔科勒

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９日

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对毛派来说会是一条特大喜讯，这是我早已料想到的。但是，实际发生的事还远远超过我的预料。

这消息来的正是时候。

中共中央主席一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电报就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去。他们为之大感震惊。

毛接到这份电报，毫不慌乱，也不用考虑——他对该怎么办早已胸有成竹了。

政治局会议由毛主持。他宣读了电报全文，断言主席团的决定是十分有道理的、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它过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务，起了很坏的作用。

当博古告诉我有关紧急会议的情况时，他的语调和姿态把毛的欣喜之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毛第二天和我谈话时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他内心的喜悦。

就在那个会上，主席问政治局委员究竟需要不需要马列主义：“我们需要马列主义干什么呢？真有必要宣传马列主义吗？”

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当然需要，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但是，运用马列主义必须使之完全适合中华民族的要求和中国的国情。

然后，主席向党的每个负责同志提出了下述任务：必须坚定地、始终不渝地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党而奋斗。

主席特别强调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解散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但是首先必须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记得做解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就不行，因为有一部份共产党员、一部份党的工作者不见得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这一决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毛泽东要政治局特别注意党内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最权威的机构是共产国际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中共中央。这些中国同志总是只听共产国际的。

这时，中共主席实际是让大家明白，对可能表现出(和也许已经表现出)稍有独立见解的人要给以极为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开除出党。当然，毛指的是以王明、博古和“军内反对派”成员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派”。虽然毛没有点名，但这是明摆着的。

主席告诫大家，不要低估党的队伍中敌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他们可能暗中活动，可能利用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一事积极进行宣传，因此需要发动一场严肃的、有原则性的运动来反对这样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他的应声虫的欢呼和赞美声中向政治局宣布：现在时机已到，“可以而且必须召开盼望已久的党代会”，不要犹豫不决了。

政治局兴高采烈，仿佛沉醉在节日的气氛中。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支持者们似乎感到终于松了绑，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就是我会见几个政治局委员之后得到的印象。确实，他们以前也并没有因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著称，而现在他们则甚至连起码的道义上的责任感都已丧失殆尽。

紧接着是刘少奇发言。从前他对康生的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审干不满，对王明表示同情，可是现在这些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少奇重复了毛讲话的要点，可归纳如下：共产国际早就该解散了；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并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困难(纯属中华民族特有的困难)，因此把事情办坏了。

我对此不予置评。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

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好像要急剧恶化，因此，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前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重要电报。电报除了谈旁的事情外，还劝告中共中央主席及整个领导尽可能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合作者保持正常的事务关系。

可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的会议上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

可以预料，暗地里破坏同国民党联盟的策略将成为中共领导的正式方针——可以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所遭到的命运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按照历来的做法就此问题通过了他们自己的决议。决议命令共产党的所有军队不得对中央军采取任何行动，绝对禁止擅自行动，以免同国民党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符合毛泽东的观点。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时毛泽东就指示，不要把中央政治局关于尽全力与国民党保持正常关系的决议发到各根据地去。这个决议后来宣布无效，并且撤回了。

１９４３年６月３日

苏联不仅提供军事物资和贷款，而且还提供空军来帮助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许多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在中国上空作战，这些飞机都由苏联人驾驶。特别是在建立统一战线时，中国空军及其飞行人员实际上已被摧毁，这种援助就尤其宝贵。苏联空军承担了中日前线各个防区的空防任务，在很短时间内使日本遭到惨重损失。（我们的图波列夫轰炸机对日本的主要空军基地福摩萨的有名袭击就是一个例子。）

我首次奉命来中国时正是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并得到加强的时候。我回想起当中国人民得到这个消息时是多么积极热情啊。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来克服国共之间的敌对，友好的接触建立起来了，并立刻使日本多次遭到联合力量的有力打击，大好河山因而未落入侵略者之手。

我记得那笼罩整个中国的热烈情绪，那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那要求联合起来抗击敌人的愿望，以及那克服投降情绪和改编军队的种种措施。

世界进步人民欢呼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对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企图用刺刀和绞架在亚洲建立其统治的日益加剧的侵略无疑是个有效措施。

记得那时候，对八路军战士或中共党员来说，见到一个苏联人或得到一枚苏联徽章作为礼物，那意味着什么呵！

从那以来变化很大，整风运动就有一种明显的反苏味道。

１９４３年６月４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决议，这是整风运动的合法依据之一。像往常一样，决议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只是一种掩饰。

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２日

刑官的活动根本不是背着中共中央主席干的，他们对所有的问题观点一致，这当然就不存在什么欺骗行为。

康生的胜利在于他看透了毛泽东的真正欲望，而成为实现他的欲望和要求的人，成为他须臾不能离开的人。

王明经受着一场真正的灾难。拍康生马屁的金（我不能叫他金医生，因为他是个杀人犯，不是个医生）通过他的“治疗”给王明的健康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害。要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个“处方事件”，他就活不长了。３９岁的王明成了个长期病号，他至今卧床不起，非常衰弱。

但肉体的痛苦还仅仅是灾难的一部份，王明吃够了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进行镇压的苦头。毛把王明看作是主要的“教条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最大的异端分子”。这就把王明孤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保持哪怕是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写这几行时脑子里浮现出毛的形象。我听到他轻轻的、不慌不忙的步履声。我感觉到他的握手——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我见他坐下去，身子在扶手椅里舒展开来。我感到而且看到他那严加戒备但由于含着心不在焉的微笑而不显粗暴的神态。他裹着一件短上衣，全身懒洋洋的，显得很舒适。在他周围散发出一股很浓的烟味。他的房间总是很凉，他不住暖和的屋子。他是多么容易激动啊！他还常常会漏出几句粗话来。当什么事情触怒了他，他又是多么粗暴啊！

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５日

我不敢漠视延安可悲的现实生活实际上天天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不敢说谎，也不取妥协态度，严格检查我写的每一个字，无数次地校对我的底稿。

我研究问题的方法太死板了。这是多年来养成的方法。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讨厌联共（布）的经验的。他害怕使他与所有共产党员处于同等地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也是他憎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之一，他轻蔑地称之为“教条主义”。

只要玩弄马克思主义能保证扩大他的权力，毛泽东就在表面上接受它。可是一旦马克思主义开始限制他的权力，他就对之宣战。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暗地里进行的战争。

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才智和学识都不足以在民主基础上领导全党。“教条主义”（毛的说法）谴责他一直热衷于追求权力，这种谴责是中共中央主席不敢承认也不允许它发生的。

根除“教条主义”意味着在党内确立毛泽东的统治和要求全体党员的士兵式的服从——这就是整风的目的，也是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一再延期的原因。毛泽东怀着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革命狂热，以民族主义来破坏马克思主义。在长达几乎十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历次会晤使我对他有了足够的认识。他的学问是冒牌货，实际上肚里空空如也。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２日

我们单枪匹马地对希特勒德国作战已进入第二年了，盟军只有少量部队在非洲作战，对德国只进行过几次空袭。

几百个德国师正在苏联境内作战。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阔战线上，千百万人失去了生命。

日本电台的广播员在谈到同盟国对日本列岛本土的空袭时说：“我国人民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任何恐慌和混乱！后方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神圣的国家，有着无比古老传统的国家，抱有不屈不挠的信念。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在勇敢而坚定地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任弼时只要一开口就是谈他的病，说他需要到苏联去治疗。至于谈到政治问题，他毫无独立见解，事事都附和毛泽东。总之，只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而已。

朱德对苏联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他和蔼可亲，生怕得罪客人和朋友而乐意去做一切事情。他总想知道我们前线的消息和关于苏联的政治及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不像毛泽东，他不拘细节，态度随便，还打打排球，并不怕因此而丧失尊严。他也不在乎和朋友们跳跳舞，打打牌，而他在军事方面是何等地有能力啊！

现在，他也在“洗脑筋”了。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４日

在抓国民党特务。这儿究竟有多少特务呢？谁给了毛泽东这种怀疑每个共产党员都有通敌之嫌的权利？这是种什么样的权利，是自封有至高无上的聪明才智的权利吗？这种自命一贯正确、好为人师的倾向实际上在每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来。

跟这种自以为才智超群的人打交道多困难哟！周到的礼貌，斯文的态度，温和的谈吐，其中所包藏的残酷该是多么难以捉摸啊！

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

康生对各种可疑分子态度特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特区里真正的日特、国特和其他的特务，只要尊重康生，那就不会碰到什么危险。形形色色的可疑分子，受中共领导官员信任和保护的该有多少啊！可是，刑官的情报局所宠爱的人中就没有忠诚的共产党员。

党、政、军机构的工作都瘫痪了，到处都充满着敌对的、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康生指挥下进行的镇压活动确实使全党都发起高烧来了，这使共产党员感到痛苦，有的人想通过“正统”的表态使自己逃过这场灾难，有的人则希望别引人注意，混过这动乱的日子。

康生在党内不得人心，但他也安插了他的人。打小报告，在会议上通过揭发来指控别人——这就是中共党内生活的全貌。

中共部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部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

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占领者。而在特区，却正煽起反国民党的情绪，更加不顾一切后果。

毛泽东情绪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