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３年３月—４月

１９４３年３月４日

杨家岭盖起了一座坚固的小礼堂，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每逢星期六晚上和节假日就在那里演平剧。

刘少奇对平剧不感兴趣，但是，他往往在看戏的时候拿着文件来找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江青会厌恶地耸耸她那纤细的肩膀，放大声音附在主席耳边说：“这个蠢货又来了！”

“洗脑筋”——每个人都必须坦白他的罪恶。在苏联呆过，同王明有过联系，都是明显的“反党罪行”。爱国主义和忠于毛泽东被认为是一回事。

刑官唆使下级干部反对领导干部，挑拨人们互不信任。而且，由于他把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搞得很差，还不许男人同妇女甚至同自己的妻子来往，以至引起了公愤。

奥尔洛夫瘦多了。他那么瘦小，看上去像个少年。可是他留起了胡须，也许就是为了看上去不像少年吧。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０日

尽管中国人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包围住淮安—盐城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现在日军正在匆忙地组织力量，准备以长江南岸作跳板发动进攻。

经济上贫弱的中国经历了多年毁灭性战争，形势正在灾难性地恶化。最富饶的沿海各省已全部或部份沦陷，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人民陷于贫困，部队极其缺乏指挥员和武器弹药。

王明打算到莫斯科去，这激怒了中共所有的领导人。毛泽东害怕王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

我们同中国同志的交往使毛泽东有理由相信莫斯科的消息是十分灵通的，这激怒了他，于是我们跟人的接触受到了限制。康生则害怕被共产国际揭露，情绪有点不高。

毛泽东在拼命地设法对付。可是，他不准王明走。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４日

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现在，每当讨论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时，所谓的莫斯科反对派成员实际上都被晾在一边。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肆意诽谤他们。在共产党各高级机构中，同志关系是紧张的。直到最近，中共中央主席主要还只依靠陈云、康生和由从事蛊惑宣传的老手陈伯达领导的参谋班子（博学的秘书们）。

我得出了这么一个印象，即中共中央主席同李富春、王稼祥、任弼时的看法不一致。他们曾在诸如八路军和新四军前线的作战事宜、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党内生活这样重要的问题的处理上意见不同。据我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现在意见仍然不一致。但是，整风这一套对每个人都有威慑作用，于是，这些位居要津的党的官员都宁肯保持沉默。他们即使表示不满，也从不公开地或在正式的会议上说出来。他们怕毛泽东，因而不大可能有勇气去批评他的政治路线。这样，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就巩固起来了。

“莫斯科派”遭到诽谤，其他人又保持沉默，只有康生和毛的其他支持者能左右政治舆论。

凡此种种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毛泽东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拥护，他所推行的政策——尽管与共产国际的政策有矛盾——都是一贯正确的。中国同志根本不可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党内分歧，因为所有通讯渠道都早已被刑官堵死了。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去年和今年正式通过的一些决议、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和刘少奇的几次发言等等都被列入“二十二个文件”之内。中共中央主席下令要死记硬背这些文件。

看小说也是强迫的。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是罗贯中于十四世纪下半叶写的，作者根据史官陈寿的纪实史料，巧妙地加进一些民间传说，写出了这部英雄史诗。我们在大学里曾读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是用文言文写的，成语很多，要正确地理解它的内容，必须领会过去那个时代的哲理。

《红楼梦》写的是旧中国贵族阶层的精神崩溃。

《水浒传》写的是六百年前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

看小说，表面上是单纯的消遣，但目的是在党内激起民族主义情绪。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２日

奥尔洛夫去看望了王明。

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

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

罗莎·弗拉基米诺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

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

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药。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主席怕大家知道，也怕共产国际揭露，正设法“说服”王明。为了这个目的，他“特派”任弼时、王稼祥和刘少奇去协商。

王明借口身体不好，拒绝协商，但是他声明，毛泽东在处理所有党内生活的问题和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执行的都是他自己的政策，未经任何人同意。

毛泽东建议在王明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后者再次拒绝。但是，医生都坚持王明应该去长期住院治疗，毛泽东才让了步，决定派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汇报人和王明的对手陪他去莫斯科。

王稼祥为即将到来的莫斯科之行在起劲地作准备。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５日

莫斯科来电说：“配方对，但有差错，会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时间会分解成升汞和汞，长期服用这种已分解的药物就会慢性中毒，并导致汞中毒，严重时还会因急性贫血而死亡。”

为了使自己不致被共产国际揭露，中共中央主席采取了极其有力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拉拢党的机构里的领导人。毛泽东指望周恩来的帮助，因此他坚持要把周恩来召回特区。周是中共派往国统区的常驻代表(我知道，他和董必武共同担负这一工作)，从未离开过重庆。中共中央主席向他的同僚透露过一种想法，人们由此得出结论：他相信周是完全支持他的政策的。

毛泽东对王明抱有很深的成见。主席对他的敌视态度现已发展为仇恨了。王明也许是他夺取党内不受控制的权力的最大障碍，因此，康、毛以及他们所有的支持者都竭尽全力孤立王明，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王明在党内是孤立的，王明的观点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因而也就与中国共产党背道而驰。虽然至今还没有公开这样说，但是康生和毛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实际上就在于此，不然又怎么来解释洛甫的突然被召回呢？

洛甫在思想上是追随王明的。无论如何，洛甫赞成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在遵义他是毛打击的对象之一。不错，他仍然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这似乎难以解释。毛保留洛甫显然有其一定的原因，但是，在这次运动中洛甫实际是作为“教条主义者”来参加的。对洛甫要特殊优待和关心，私下则不断在他耳边吹王明的种种坏话，这就是毛的一套做法。

他们原谅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条主义”和不妥协行为。

在此之前，刑官把洛甫赶出延安，惟一的目的是拆散“莫斯科派”，孤立王明，对这派人逐个进行威胁，使他们都无所适从。

现在，毛和康企图借“莫斯科派”成员之力从思想上摧毁王明。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不仅对毛泽东，对其他人来说王明也将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了。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６日

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

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

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

这样，就产生了“处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问题一直在问奥尔洛夫的意见，并解释说，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妻子是个医生。

奥尔洛夫对他已经知道金的处方一事不露声色，向王解释说，大剂量的甘汞配上盐碱药物，产生毒性，影响肝肾，并损坏牙齿。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来看我。她大谈什么“金医生靠不住，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等。

尽管毛和康耍尽了花招，党的领导机关中还是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一致，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要人显然也被“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采用的那些办法激怒了。他认为，从党的政策标准来看，康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办法是不能容许的。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志是错误的。刘少奇劝王明坚持要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委员会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对毛连提都不提。

１９４３年３月３０日

康生邀我们去看三个国民党特务——三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

尤任说，这种“戏”以前也演过。中共领导人为了要使我们相信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是对的，居然乞灵于这种方法了。

尤任肯定这三个人会被枪毙。中共领导需要的是国民党搞阴谋的证据，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特务康生一点也不感兴趣。戏的演出效果要好，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

１９４３年４月３日

毛泽东千方百计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为怕王明真的会去莫斯科治病，正在仓促地训练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凯丰。康生正在加紧训练他。

显然，凯丰要去当情报局长的耳目了。

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些延安同志即将飞往莫斯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刑官的那个局正极力放空气。他们的盘算倒是够简单的：重庆定会侦悉这个消息，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飞机通过。蒋介石不是个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领导内部保持紧张状态。

不通过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无法与王明接触的。

１９４３年４月６日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

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

１９４３年４月８日

博古同我谈话时用尖刻的字眼来形容康生，把他叫做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异己分子”。他对康生搞起来的监视制度非常痛恨。

博古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憎恨口吻谈论刘少奇。原来，刘少奇在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力求同康生妥协，甚至奉承他。显然，这就是刘少奇被留在中共中央新书记处的原因。书记处的成员减少了，毛想有效地控制党的所有高级机构的活动。现在，书记处有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本人。我认为这不是最终的人选。中共中央的这个机关中目前还只有三个人。

１９４３年４月９日

必须采取些措施来促进和维护“整风审干”运动，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分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当然，不是指全部知识分子，而是指１９３８年以来到这儿来的那一部份人）。主席认为，而且当真认为，信任这些同志是危险的，他们首先应该进行思想改造，然后交由康的委员会去审查，异己分子就会在那里被清查出来，然后进行集体改造。毛的追随者自然也坚持这种观点。

老干部（长征到达延安的那些人）中只有几百人还活着，干部的骨干都是年轻人，新干部至少有三万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使中共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弃上述观点。

中共中央主席把这几百名老干部看作是他“自己的”人，这样一来，其余成千上万党的工作者都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也应该受怀疑、考验和改造。

因此，所有长征以后来到延安的人处境都极其困难。捕人就是主席这个最新指示造成的后果。

现在，天天都在担心蒋介石或由胡宗南率领的一批国民党将领会打到这儿来。颁布了戒严令，虽然很难理解它有什么好处。这又掀起了一阵抓人风。

问了康关于抓人一事，他显然不乐意谈，但是他说“中共领导已下令把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隔离起来”。

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是夜里被抓走的。

毛讲过对知识分子和工作干部政治上不可信任之后，人人就都有日蒋特务之嫌了。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０日

虽然“二十二个文件”中没有公开的反苏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是把这些文件这么一编，再配上必读的中国小说，其目的是要助长民族自大感和反苏情绪。“教条主义者”这个叫法体现出中共领导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公开厌恶。

争取民族解放是中共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一斗争不应该使中共成为一个把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党。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阶段，共产党应该团结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多少有点革命思想的社会各阶层，并领导起这个斗争，但是，本国的民族解放只是一个阶段，而不应该是共产党政策的最终目标。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５日

在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坚决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绪很不好，折磨他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痛，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

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还没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疯狂迫害告诉她丈夫。

王明气愤地跟我谈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在莫斯科，这位未来的刑官在职务上是王明的下级，他曾经曲意奉承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知名的领导人。

王明回想起当时每次开会康生总是第一个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并狂呼“ＸＸ万岁！”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３日

整风和抓“特务”使整个延安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蒋介石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中共领导破坏了重庆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确定了中共在革命现阶段应有的地位。共产党如取得合法地位，就能有大量的机会从事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但是，中共领导却想对国民党发动武装冲突。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８日

尽管苏维埃政权在其发展过程中过去和现在都有极端行为，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还是非常高的。党是奋起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惟一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为了这个事业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说必须打垮“教条主义”，党相信了他，就对“教条主义者”进行诬蔑。最令人遗憾的是，“莫斯科派”没有为其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

毛泽东之所以强有力，不仅因为他在这场斗争中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而且因为他对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对人民的风俗习惯有透彻的了解。“莫斯科派”就谈不上这一点，他们尽管真心实意地献身革命，但往往都是些十足的理论家。

毛作蛊惑民心的宣传时考虑到了民族的特点，所以这种宣传针对性强，伪装得巧妙，很容易被人接受。毛利用了因外国压迫而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并拿马列主义享有的盛名来进行投机。

我一刻也轻松不下来——到处都是会议、口号、咒骂“教条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标语，还有神经紧张、面容憔悴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