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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５月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０日
我们到了兰州，这是我们乘苏联ＴＢ-３飞机从阿拉木图起飞后在中国机场停留的第四个晚上。我们在伊宁过了一夜，以后两夜是在乌鲁木齐和哈密过的。目的地是延安。我将代表共产国际并作为塔斯社的随军记者在延安工作。从１９４１年７月以来我就是个军人。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１日
飞机由于负载过重，在哈密起飞时很费劲，后面扬起了厚厚一层尘土。
起先我们周围是一片澄澈的蓝天，后来飞进了浓厚的雾层。往后，飞机飞了出来，在晴空按航道飞行。可是半小时后，飞进了一大片云层！飞机尽可能爬升，但无法钻出云层进入晴空。再降低一些高度试了试，还是没用。我们偶尔也飞过小块晴空，得以瞥见山峰、深谷和悬崖峭壁。有时，飞机贴近山岭飞——只隔了５０到１００米的距离！
机长嘟囔说：“今年到这时候了，怎么还有雾？这气候真怪！”半小时后，他使飞机来了个１８０度的转弯，但还是在盲目飞行。每隔两三分钟机长就说：“驾驶员，注意方向！”
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
幸亏机长和驾驶员都是有经验的，要不我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写日记了。
我为玛丽亚安排好，让她到了阿拉木图（玛丽亚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妻子——编者）。１９４１年７月以后我一直没见过她。我们在阿拉木图机场见了面，又分了手。她现在想必已经回到列宁斯克一库兹涅茨基，回到我们儿子身边了吧！
没想到尼古拉牺牲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朋友——编者）。确实没想到！这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只有一点是可以安慰的，那就是他死得很快：尼古拉的装甲车被炮弹击中着了火，可他还在向敌人射击，一个气浪把他甩到公路上，德国人当场把他击毙了。
现在，所有这些就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都已成过去，但这个过去是多么悲惨和痛苦哇！它不会消失，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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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进入第二个小时。能见度很低，我们尽可能以最慢的速度飞行。
炸弹架上堆满了货物，客舱里也乱七八糟地塞满了箱子、盒子和汽油桶。箱子和盒子里装的是给中国人在延安的医院运去的医疗用品、电台零件和一架新发电机。延安的电台设备陈旧不堪，随时都可能失灵，汽油是供电台的汽油机用的，它每年耗油两桶！按这样的消耗量，我们供应的汽油足以维持好几年。
不知什么时候另有飞机来，要是日本进攻苏联，我们就会被封锁在陕西的丛山之中了。
我说的“我们”是指奥尔洛夫、里马尔和我们在延安的朋友。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被派到延安的医院去做外科医生。他身材瘦小。去延安前他在基洛夫军医学院任教。我们还不太熟。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里马尔是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管他叫科利亚，他是去协助我们在延安工作的报务员多尔马托夫的。
我们都穿了皮大衣还冻得牙齿直打战。我们从机窗口往外看，暗地担心有可能碰上日本战斗机——我们毕竟是完全处于它们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架几经修理的ＴＢ-３飞机远非强大的新式日本战斗机的对手。机枪手不时警惕地看看ＳＨＫＡＳ（一种在机上用的１．６２毫米口径机枪）。其实，万一日本人袭击，我们是毫无防御的，很容易被击落。我们不是在飞行，而是在偷偷潜入延安，飞机简直都要贴近地面了。
下面，山连着山，到处都是山。
黎明时候，天空蔚蓝而明朗。
我心中在反复考虑着同朱德、康生和彭德怀的会见。
驾驶员在忙着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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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写下的记录。
ＴＢ-３飞机在两面都是山坡的山沟里降落，多尔马托夫、阿列耶夫和几位中国同志在那里迎接我们。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高兴来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他问我身体怎么样，并向我的同事和全体机组人员打招呼，然后他说：“我很快就能会见你，也许明天。”他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笑时面带倦容，留神听我们每个人说话。他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我以前到兰州和西安时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志，他们大都是经历了严酷的内战考验的老一辈党员，几乎都在战争中负过伤，并有亲人牺牲了。
康生拥抱我，还吻了我，其他的人在一旁看着。这种举动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在兰州时见到他对苏联人十分无礼。我们的青年在中国上空作战，遭受了重大牺牲——当然，日本损失的人员和飞机为我们的两倍乃至三倍，哪里出现苏联战斗机，日本轰炸机就无法命中目标。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特务却暗中监视着每一个苏联公民。我不可能消除对此人的印象：他装得像个要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康生虽说很谨慎，但他做的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我相信，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
康生的吻是犹大的吻，但我是客人，不能露出我的感情来。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同机组人员交谈，而康生则嘴上露出一丝冷笑，拉长了声调在我耳边说：“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毛泽东说了声再见就向他的汽车走去，后面跟着手持毛瑟枪的年轻警卫。司机开动车子，车子一溜烟走了。那是辆英国或美国造的老式救护车。警卫员们的宽大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毛就看不见了。
我被介绍给塔斯社小组。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阿列耶夫是正式译员。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也叫李文）是报务员，他也穿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和一双粗布鞋。欢迎者中间少了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尤任，他在电台值班。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ＴＢ-３在卸货后立即飞离延安。
我现在跟多尔马托夫一道坐在一间装设电台的房间里，在记下这一切。多尔马托夫在向莫斯科发报报告我们的顺利到达。汽油机在外面突突作响。里马尔在端详那套无线电设备。尤任和奥尔洛夫在隔壁房间里安排餐桌。屋内点着蜡烛，气氛显得很舒适。
除了奥尔洛夫要搬到医院附近的地方去住以外，我们全都将在这个小屋里住下来。多尔马托夫对我说，医院就设在山腰上的几个窑洞里。
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是因为到了延安，尤任、多尔马托夫和阿列耶夫则是由于听到了苏联最近的消息，收到了亲友的来信。
这几位老资格的延安人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要比我们多得多，多尔马托夫搞的电台实际上昼夜都能收听到新闻。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２日
１９２７年开始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专政。可是农民在乡村继续暴动，中国共产党利用农民运动开始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领导了一支后来扎根于井冈山的武装力量。不久，朱德跟他会合了。这支联合的队伍叫红军第五军团，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１９２９年１月五军团打下瑞金城，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在江西省建立。
在内战过程中红军损失惨重，其兵力由三十万锐减至二万五千人。现在，把分割成几部份的红军都团结起来，并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做中央根据地，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１９３５年底，几支分散的红军队伍经过长征在中国西北地区会合，把以前由张学良将军和当地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变成了解放区，并以延安作为行政中心。
当时约有二万五千名官兵（全都是长征后留下来的）向延安进发，以后又有人数少一些的部队参加进去。
本地人管延安叫肤施。
康生及其秘书肖里来看我，打断了我写日记。我匆匆地作了些准备，在吃饭间接待客人。
从现在起，我们新闻社需要的一切情报，诸如中国发生的事件、各条战线的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特区的大事以及满洲形势等等，都将正式从康生或他的助手那里获得。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是如此了。
此外，我应该把情况告诉共产国际。做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我同毛泽东、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保持个人接触。我是在中共领导人的配合下来到延安的。
康生对苏德战线的形势问得很详细，并不时强调希望我们早日战胜法西斯分子。
康生说话尖嗓门，带嘶嘶声，讲起俄文来发音不准，用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汇贫乏，但他的听力不错。
康生老是一副笑脸，这种笑容好像粘在他那瘦削而易怒的脸上似的。他听别人说话时就像日本人那样吸着粗气，以示他很高兴听对方的话。这几年我没见到他，但他没有改变，还是我以前知道的那副老样子——神经质的脸部表情。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牵线木偶。
康生介绍了特区的情况：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特区西北被两个军阀将领——马氏兄弟封锁，他们谁也不服从，忙于跟日本人做生意，买卖兴旺。由于他们拥有大批装备良好的军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是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在山西省这一边，特区一直被军阀阎锡山将军的部队包围，他是听命于重庆中央政府的。这个军阀以提前征收了三十二年的税款而闻名，是拦路强盗一类的家伙！特区的通道凡属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全都为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康生说：“蒋介石一点也不想搞什么统一战线，正在寻找借口以军事行动来破坏统一战线。”
由此看来，特区内外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要等毛泽东随时可能约见我的通知，我只能呆在家里不出去。
午饭后我又写了一段日记，然后出去看看周围情况。我们的房子坐落在山坡上，挨着一座平顶大山，下面是秀河和延河的河谷，河谷两侧是长着丛丛灌木和小树的高地，山沟里和山麓的小丘上点缀着一块块方形的绿色农田。山沟里树很少。我们下面有个属于当地某地主的大庄园，庄园里有几所房子和一片茂密的桃园。现在，这座房子为康生的办公机构占着，就是大家知道的情报局，那儿也叫枣园。
我们住的是浅灰色砖房，窗户像蜂房似的，上面用纸糊着。只有电台那间房间的窗子装了四分之一的玻璃，能看得见外面的院子。
所有的家务事都由陈来作。他是一个曾在苏联远东地区住过的中国老头，说的俄文还过得去。有两个小伙子和一个中国厨子协助他。他们的工资都由我们开支。这个厨子又粗心又邋遢，他是由康生派来给我们做饭的。
这个多山高原大约海８００至１２００米。一个不习惯于在这样高的地方生活的人上坡感到很困难。
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很久了。
傍晚，我、奥尔洛夫、里马尔和阿列耶夫应邀去见毛泽东。他在他住的窑洞里接见我们。这个窑洞面朝耸立在河对岸的一片峭壁，到干旱季节，这条河就像条浅溪，很容易涉水而过。毛泽东窑洞旁边的村子叫杨家岭。窑洞及通往窑洞的各条路上都有身背毛瑟枪的战士严加守卫。
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康生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互相寒暄以后，毛泽东开始问我们有关苏德战争前线的形势。他特别想了解我们战线的稳固程度。我们尽可能一一回答他提的问题。
然后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忠于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并且是与国民党合作的。
“孙中山的学说可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条原则，”毛泽东说：“中国革命之父的所有这些原则都是我党党纲的神圣组成部份。”
他心不在焉地在口袋里掏什么，掏出了一包揉皱了的纸烟，慢慢地点燃一支，说：“主要的问题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你赢得群众的支持，即使没有技术，只用棍棒和石头也能把敌人打败。因此，我们必须为改善群众的经济地位而斗争，否则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
毛泽东的住室是两间连着的窑洞，洞壁精心地衬着木板。窑洞最里面的砖地上放着书桌，上面摆满了书籍、纸张，还有一个烛台。
毛泽东背有一点驼，眼角上有细细的皱纹，讲一口难听的湖南话。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切都说明他出身于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
毛泽东在结束这次正式接见时答应要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并赞扬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英明。
任弼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约摸四十岁光景，个子不高，神情敦厚，说话声音很轻，脸上长着连腮胡子。
王稼祥，政治局委员，瘦个子，比一般人略高，他的头发——就像毛泽东的头发那样——比一般人的略稀。
毛泽东喝的是荷兰酒，而用米酒（当地酿的一种酒）招待我们。他来到我们小组每个人的面前，温和地询问我们的健康情况。他穿的还是那套打补丁的制服，端着酒杯，一边喝酒，吃花生，一边详细地询问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情况。
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妻子江青。她身材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她待他非常温柔，想方设法讨他欢心。
这时候，康生告诉我们关于有人想杀害毛泽东的事，这种企图都失败了。原来，只要毛泽东向阴谋者看一眼就足以使他们坦白交代出罪恶企图来。这种事件已经发生过三次了。
毛泽东不说话了，坐在躺椅里，抽着烟，把烟灰弹在地上。我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表示，告诉我们接待到此为止。我们站起身来向主人告辞。毛泽东陪我们走到门口，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一次说他很高兴在中国见到我们，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工作与关怀表示感谢，并再次答应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康生微笑着，牙缝里吸着粗气。
院子里剩下的一棵树上的叶子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烛光在风中闪烁不定。尤任在他房里点着了一支烟在听收音机。
我们周围的这一切——蜡烛、纸糊的窗子和山里刺耳的狼嚎声，不知怎么都似乎是虚幻的。想想，就在几个星期前，我还漫步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
早晨，明亮的阳光把我照醒了。
山间稀薄的空气使阳光分外耀眼，附近山顶的后面透出一轮红日，山谷下面依然为夜色笼罩着。忽然间，迷雾缭绕的峭壁呈现出一片淡蓝颜色。山间的日出景象如此瑰丽多彩，实为壮观。
山沟两侧屿岩削立，沟底却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这里的山看上去就像是一些蹲伏着的野兽。
秀河窄浅，宽二至七米，河水顺山沟流入延河。
延河宽约五十米，是湍急的山涧水，在有些地方分叉成一条条小溪，或者形成小瀑布。
延河源于白玉山支脉，流入延安东面的黄河。
当地居民在这两条河里洗衣服，然后晾在石头上。这里阳光很强，衣服几分钟就晒干了。
黄土山坡上到处都是窑洞，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这里住着学生、以前的城里人、军人和党的工作人员。这个地区的农民也绝大部份住在这样的窑洞里。我得到户主的同意看了看其中的一个窑洞：占窑洞很大一块地方的是个炕，冬天烧火热炕。在窑洞附近看见几头猪，是几头像狗那样瘦小和灵活的黑猪，它们好像挺害怕什么似的。它们的肚皮耷拉得差点都要碰到地了。
黄土的土质松软如粉，但大路和小道上的土已经被踩得相当瓷实。
在这里做通讯员、官员的公务员和招待所服务员的青少年被称作“小鬼”。
我们除了从康生的情报局、从前线采访以及从同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接触中得到情报外，还从广播中收听最新消息。我们多半在晚上收听。离此８５０公里的重庆电台的广播晚上听得很清楚。
另外，我们小组有一个收发报的电台同莫斯科保持联系。这条线路在深夜或大晴天联系最为可靠，但由于多尔马托夫的技术好，实际上任何时候线路都是畅通的——除了7月份，由于电离层变化，在当地时间中午到下午5时之间线路中断。
我们还备有蓄电池以供出现紧急情况之用，主要用以对付日本可能突然发动的空袭。
往西约１０公里处有个由博古负责的中国电台。他还主管《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和全面的出版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己有一个电台。１９３６年以来，延安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经常保持着无线电联系。
博古（秦邦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１９３１年９月到１９３５年１月，他领导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后，党的中央委员会由毛泽东领导。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４日
延安实际上不成其为一个城市：蜿蜒于一片废墟中的是一些消除了瓦砾堆的狭窄街道。１９４０年延安被日本飞机炸毁，只留下城墙和几所房子。轰炸后幸存的一所坚固的砖房是边区银行。李富春是银行理事会主任。它发行的钞票叫“边币”，是红色纸币，看起来像扑克牌。
李富春是中共中央委员，主管边区的财经工作。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一位和蔼的、彬彬有礼的长者。
一部份人仍挤住于建在废墟中的简陋小木屋里，而城市的大部份地方看起来空荡荡的。人们在南门外挖了许多窑洞。山沟里有不少店铺，一些东倒西歪的房子，还有一个新开放的市场，很是热闹。
城墙高约８米，宽１米半，城墙上有雉堞，燕子在墙的裂缝和罅隙中筑了巢。城门是传统的中国式样，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南门。
在延安居住的大部份是外乡人，本地人只占少数。
陕西省的行政中心是西安，我去过几次。西安是中亚和华中、华北和西南各省的交通枢纽。它过去是周、秦、隋、唐等王朝的京城，古时称西安为长安。
红军于１９３５年到达陕西。
１９３５年，中共各主力部队在陕西会合——这时，在共产党员刘志丹和高岗领导下那里已建立起一个苏区。
１９３６年，刘志丹在同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现在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党还委派他解决特区复杂的民族问题。
中国有５０多个少数民族，人口有几千万。这就使中共的民族政策显得极为重要。
现在成了特区的这几个省里，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宗教集团长期发生激烈的战争。远古以来，回教徒从新疆经由甘肃移入，他们被当地的中国居民所同化。这部份被同化了的人早期被称作突厥人或中国穆斯林，战前他们约有８００万人，而陕西一地就有１００多万。特区的几个省里还有很多蒙族人。甘肃还住着藏族人。
尤任对我说，汉族人和突厥人直到最近还发生武装冲突，双方都很残暴。
高岗经验丰富，透彻了解各个种族集团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１９３５年后，他几乎使特区几个省的民族和宗教集团停止了相互残杀。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
中央政府主席蒋介石３月访问了印度。这是中央政府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这次访问无疑是由印度和中国之间极为重要的交通线所决定的，因为它是把军事物资运给中国军队的最重要的路线。日本人拼命想占领这些陆上交通线。在缅甸和云南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访问于３月２１日结束。蒋介石和尼赫鲁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将为自由和人道主义尽一切努力。
——印、中两国人民占世界人口的半数。
——两国的文化和经济关系已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和平相处的关系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世界正受到残忍的法西斯暴力的威胁，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两国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应该肩并肩地在同一条反帝战线上作战，这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条件，我们两国人民为了这个崇高事业准备承受任何牺牲。
蒋介石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英国最终会给印度以真正的而非虚假的政治权力。
蒋介石访印的主要目的是在保证印中之间交通线路的安全。
问题是，中国的沿海各省已被日本从海上占领，其毗邻的水域则为日本海军和空军所控制，北方则几乎全部被占领者封锁。惟一的交通联系是通过缅甸。中国的工业区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他们破坏了。得到武器的惟一希望就是靠这条线路。
在这种情况下，苏中之间按１９３７年协定建立的经新疆给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空中桥梁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抵抗是尤为重要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是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为一切社会力量——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和其他爱国团体——提供了联合的条件。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５日
冬天，延安广泛开展了“整顿三风”的运动——三风是党风、学风、文风。这个月，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还就文艺问题讲了几次话。这次运动是以他在2月份的讲话开始的。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６日
日本人在整个３月和４月份把队伍拉向苏联边境兴凯湖、绥芬河和汉崇一带（在滨海地区）。部队正从南海地区往满洲空运。日本人在沿海方面特别活跃。满洲的高射炮部队处于待命状态，老百姓正迅速迁往内地。
又是晚上了，我桌上的烛光又在闪烁不定，破窗纸在瑟瑟作响，小狗马什卡在外面呜呜地哀鸣。这只狗是管家老陈给我们的，在我们这群外国人中间它立刻成了每个人的宝贝。
５月底或６月初，尤任和阿列耶夫将到八路军前线去。塔斯社需要我们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前线生活的新闻报导。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７日
关于国民党军队要袭击特区的谣传在延安引起了恐慌，人们正匆匆忙忙地在作撤离的准备，歇斯底里地来回奔跑，疯子似地大声喊叫。这说明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很差，更为重要的是暴露了中共领导的弱点。
今天，在康生办公室碰见一个名叫马海德（乔治·哈特姆）的人。这个样子古里古怪的人是个犹太人，他的职业是医生，就在奥尔洛夫被派去的那个中国医院工作。他中等身材，黑皮肤，体格很结实，乌黑的头发中夹有几根灰发。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８日
中国同志正在开会，为毛泽东最近的一些报告喝彩。这样的会我参加了几次。我还没拿到印出来的文本，但我一定要求中国同志给我这些材料。
晚上我和尤任一起议论这些报告的内容。我很奇怪，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问题。
我听尤任说，苏联人一般不被邀请去听中共领导人的报告。这种说法听了难免有点不好受。事实上，每次邀请都是一种例外。尤任和阿列耶夫只接到过一次邀请去听毛泽东二月间作的报告。对那次报告的内容尤任至今还感到十分惊奇：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的大敌。在谩骂中一个人的名都点不出来。毛泽东在报告结束时讲得非常乱，而且语无伦次。他警告了某些人，然后又批评了某些人，可是他讲得不明不白，虽然他说话的整个调子是恐吓性的。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奇怪，值得仔细研究。
共产国际为中共领导内发生的问题担忧。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９日
为“整顿三风”和反对“党内保守的工作作风”而进行的运动被称作“整风运动”。看来，中共领导人把这个运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延安召开这么多会，这就是惟一的原因。整风无疑是一个政治运动，但其意义尚不清楚。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
尤任带点儿嘲讽口吻回忆他刚到延安时的情况。他和多尔马托夫、阿列耶夫从机场直接被带到杨家岭。杨家岭沟口有两个穿军装的士兵守卫，拿着大刺刀，摆好了刺杀姿势。客人们被带进窑洞去见任弼时。接着，依次进来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邓发以及其他人。礼节性地寒暄过后，任弼时就不客气地说：“告诉斯大林，我们要武器，要武器打日本人！”“你很快就有机会亲眼看到，他们是怎么战斗的。”尤任接着说。
中国同志称尤任为尤仁。他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孙平。
邓发是延安高级党校校长。
王明（陈绍禹）是政治局委员，女子大学校长。该校有１５００多名学生。王明３８岁。
任弼时是毛泽东在政务方面的助手。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
康生告诉我们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形势：
１．北线有１１０个步兵师，１１个骑兵师，说明约有１２０万军队。其中有２８个师即３０万军队包围了特区。大约有２万５千兵力集结在通向新疆的大门口。
２．中线有１３６个步兵师，３个骑兵师。总共有１４０万军队。
３．南线有５２个步兵师，１１个步兵旅。总共约７０万军队。
４．在缅甸方面有３个步兵师，约３万２千兵力。
由于国共之间处于敌对状态，国民党现在已把对付日本的２８个师转而包围特区！这是对日本人有利的事，日本人显然利用了中国最有影响的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互不信任。
由于阶级对抗，蒋介石对特区的态度很难说是友好的。除此之外，蒋介石显然想从苏日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捞好处。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４日
中国党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我们抱着冷淡的、往往还是敌视的态度，对此我一直想找出是什么原因。我通过同党的领导人那种使我感到很不对味的谈话认识到，他们对我们的这种不友好态度只不过是他们敌视苏联的一种反应罢了。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５日
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当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小组的态度更加不友好了，到１１月底，发展成公开敌视。中共的高级工作人员不会见我们了。毛泽东借口工作忙，没接见过一次苏联记者，而康生则派人盯我们的梢。
在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我的任务是要与中国同志改善关系而又不放弃我们的思想原则。考虑到康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日益增大，这是件难办的事。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
我遇到过马海德几次，有时在康生办公室，有时他和任弼时在一起，在王家坪，在南门外。经常看到他和特区的高级官员在一起。我的苏联同事说他喜欢设宴招待客人，并总要使酒在客人身上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虽然他自己喝酒很有节制，喝得不多。
我问过康生关于此人的情况。康生告诉我说：马海德是个有经验的医生，一直在北延河医院工作了很长时间，是个可靠的同志。他１９３７年来延安，可是也有人说他来得更早。
按康生的说法，马海德来延安是出于国际主义信念。康生还说，他作为一个医务人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的援助。他是新西兰籍犹太人，生在近东，名字叫穆罕默德，到中国就把穆罕默德称做马海德了。
我很想知道他是在哪里学的医学。“他是很有基础的，”康生说，“他是在美国学习的。”
我在新闻处的同事们确信这个新西兰人拿很高的工资，存进他在美国银行的巨额存款中，并认为他是个职业情报人员。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８日
毛泽东最近所作的一连串的报告中贯穿着一个思想：对别人的见解不应盲从。尽管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并非完全不对，但其实质是否定革命哲学的理论价值。我确信我看准了。生活将会证明我的看法对不对。
我是根据毛在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作出结论的。下面是他的报告的部份段落：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
这就意味着，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某一类党的干部的。我们还不清楚指的是哪一类。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９日
整风运动逐渐具有群众性了。现在，不仅要求党员，而且甚至还要求战士和老百姓死记硬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以及“整顿三风”等等报告的内容。
在艰苦的战争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以及在日本公开准备进攻苏联的形势下，这样一套做法看来是荒谬的。
整风运动无疑是想掩盖某些非常严重而毛泽东又十分需要的事情。正是他发起了这场运动。
１９４２年５月３０日
日本电台正忙于广播说苏联边境的设施威胁着日本，并提出要在满洲国搞“攻势防御”。
满洲国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对工人进行登记，并永久性地指定他们工作岗位。
关东军司令部宣布，从现在起满洲国的所有青年必须接受军事训练。
一旦战争爆发，满洲国的２５万多军队就能用于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防区，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我想弄清整风的实质。但中共的党内生活大都是秘密的，只能从党的公开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气氛去推断。别的一切情况都谨慎地对我们隐瞒了。从康生那里是得不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说明的。通常他对我总是笑脸相迎，说他对苏联人不保密，然后他就勃然大怒，狂热地用手势比划着，一会儿他又说得哀婉动人，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发表演说。有时说得结结巴巴，有时则气喘吁吁，这时他就歇口气，尽力使呼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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