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
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
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
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
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
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
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
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
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
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
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
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
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
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
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
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
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
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
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
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
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
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
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
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
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
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
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
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
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
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
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
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
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
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
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
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
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
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
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
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
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
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
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
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
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
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
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
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
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
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
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
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
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
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
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
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
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
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
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
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
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
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
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
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
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
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
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
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
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
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
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
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
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
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
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
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
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
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
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
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
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
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
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
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
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
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
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
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
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
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
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
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
“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
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
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
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
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作出评价；第二点责成
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
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
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
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
我出子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
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
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
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
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
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
理解他的行为的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
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
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
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
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
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
他。
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
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
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
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
血痕。叶利钦已经送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
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
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
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
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
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
故事的能耐了。
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员紧急召集起来。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
无任何危险。他的状况已经平静下来。在讨论过整个情况之后，决定应该即刻提出
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同他谈话。为了避免对他说来不太愉快的那个话
题，我开门见山地说，全部情节我都已了解，对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个
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失态。他说：
“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
“医生给你开药是让你稳定下来，也是对你的鼓励。拖延不开全会是没有道理
的。就这样莫斯科也已经谣言满天飞了，有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也有关于
你的身体状况的。”
“那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们会考虑的。”
“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
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
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
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
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
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
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
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
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
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
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
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
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
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
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
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
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治局
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
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
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
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
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
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作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
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
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
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