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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28]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他们一生的文学建树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络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络媒体继续施以故智。2002年8月，中国政府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9]将网络舆论控制公然纳入国家法律控制范畴。一个旨在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正在建立过程当中，用每个人都能明白的语言来类别这个方案，那么这个“金盾”监视网络的目的就是能够“看见”、“听到”、和 “思想”。所谓“听到”，就是通过自动监听电话对话，搜寻关键词和字句，进行言语讯息处理。同样地，视像讯号处理能够令监视摄影机有能力“看见”；即是在一群人中认出某个人的面貌。这两种“侦测”，其实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DSP）的应用，被称为“监视运算法则”，是通过复杂的运算法则来分析数据，从而仿真人类神经系统。“金盾工程”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在公众场所建立一个全国性闭路电视或 CCTV 摄影机网络，对中国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实施越来越微妙和复杂的镇压。[30]
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是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苏联的写照，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全面监视、失去尊严的环境里，但那种监控还主要是依靠人工与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一旦完成，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用全新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最大的警察国家里。《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里所宣布的“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中国人为这一权利奋斗了很长时间，但似乎离这一目标越来越遥远。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人口超过4亿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两个半世纪以内，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31] 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 “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中共政府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潜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轻而易举地算到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头上，但这种历史观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无裨益。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时写过一篇文章，[32] 其中谈到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只能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五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了挑战。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33] 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34] 据中国学者胡鞍钢在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每5个涉及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1人受到惩处。[35]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36] 尖锐批评了中国现在陷入的制度性腐败的困境；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已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剂”等。政府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下令从此不让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登载笔者的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24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2000年12月28日发布的第五次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如此表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37]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受当局控制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这样的严厉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38]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39]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有9,000多万民工流向城市， [40]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铤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41]《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 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贡献”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们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大陆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权力部门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的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张畏领导的“红色黑帮”。[42]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43]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44] 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45]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 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属于3％的富裕人口所有。[46] 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0.458。[47] 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据。
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统治。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在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8] 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严峻。20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
今后的中国社会必将经历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纵容5％的权势者利用权力抢钱，最终很可能是95%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从中共当局目前为肯定现有社会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来看，腐败还将继续蔓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发展，并与国际资本内外融合，共同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而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渐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务似乎又回到历史老路上来：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防止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下层动乱。
中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进入了一次历史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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