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

 

  所谓“经济信用”,和职业道德一样,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最低层次,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任何社会中经济实体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道德资本。因而它的要求往往十分明确、具体、清楚,甚至一目了然,使从事交易者很容易识别、理解并遵循。如货到款讫、不销售伪劣制品等。关于经济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有一句著名的话,即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反复强调的那句“信用就是金钱”。中国传统也非常强调信用是个人品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古语中有“人无信不立”这句话。基于此,可以将人力资源分成两部份,一是人的能力,二是人的道德素质,后者构成经济信用的载体,其水平高下决定了物质资源是否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所以经济信用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基石。

  然而,中国到了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的现象。其中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行为,一是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已导致经济信用严重梗阻,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二是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各个市场,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受过假冒伪劣商品之害。三是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这一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成为不可小觑的社会公害。

  1、经济合同欺诈行为多,合同履约率低

  据中国国家工商总局调查测算,每年全国违法合同占合同总数的6%,企业因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的侵害造成上千亿元的损失。中国每年签订合同超过40亿份,而合同履约率仅60%左右。政府部门曾对江苏省部分企业进行调查,合同履约率只有65%左右。[14] 广州市每年因生意往来而签订的合同有上千万份,但这些合同的履约率只有40%左右。[15] 由于合同欺诈事件屡屡发生,一些企业因此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为了避免上当,不少企业在经济交往中放弃现代信用,重新选择了以货易货、现金交易等传统交易方式。据统计,自90年代中期以来合同交易只占整个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约率只有50%左右。中国每年不诚信的代价为5,855亿,其中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16] 据有关部门对江苏省1,500家企业的调查,在签订的28万份合同中,交易总额的30%是现货交易,接受调查的国有企业交易总额中35%采用现货交易,私营企业交易总额中更有69%采用现货交易。信用的缺失明显增加了交易成本,甚至造成交易失败。[17]原因很简单:没有游戏规则的市场无法获得发展。

  以“三角债”为例,到1991年6月1日“三角债”被提到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时,实际上已处于国家不能不管的被动局面。当时全国“三角债”累计达 3,000亿元,在工商银行开户的4万户企业,三项资金占用达3,523亿元,其中产成品占用1,306亿元。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国家共注入清欠资金 555亿元,清理了拖欠款2,190亿元,达到了注入1元清欠4元的效果。虽然经过这几次大规模的清欠,但前清后欠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三角债”的因素在1992年仍在发展。[18] 接下来的几年相互拖欠的“网”越织越密,越拉越紧,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困难境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1994年底,中国工业应收而未能收回的帐款净额为6,314亿元,比1993年末增长了51%,相当于工业企业全年销售总收入的15.8%。1995年上半年,拖欠的情况仍有增无减,截至5月末,己超过7,000亿元。[19]1998年约为11,000亿元。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拖欠势头正在向拖欠银行贷款利息、国家税收方向发展。 [20] 据一份资料显示,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约占贸易总额的0.25%,而中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大量追债公司应运而生,以黑社会手法追讨债务的事例屡见不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条也越来越紧,国有企业欠银行的钱不还,银行出现大量烂帐、呆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持续增加。中国在中国、农业、工商、建设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62,656户改制企业,涉及贷款本息5,792亿元,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32,140 户,占改制企业的51·29%。这些企业通过各种手段逃避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96%。[21]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的考虑,公开或私下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纵容企业逃废债,甚至有组织地推动企业实施违规违法破产逃废债。山东省滕州市有137户改制企业,逃废债金额近12亿元。其中利用连带组合包装破产方式逃废债的有97户,逃废债金额为8.5亿元。又如北京市平谷县,把破产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和难点问题的一条主要出路。这一个县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支行开户的改制企业148户,涉及银行贷款本息3.1亿元,其中改制企业有逃废债行为的131户,占改制企业88.51%,逃废债金额达2.4亿元,占改制企业银行贷款本息的78.19%。吉林省吉林市管道煤气总公司也是一个制造银行呆帐的突出案例,该公司投入1.2亿元的资产,与香港捷美公司和中国新兴石油公司共同组建新吉美公司,同时,将所属的安装公司、设计院、经贸公司等重新注册登记,带走有效资产4,098万元,导致工商银行的7,099万元贷款本息被悬空。[22]

  2、伪劣商品与各种假货充斥市场

  由于中国市场自我调节功能较弱,市场准入制度很不严格,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人,获得成功的概率比失败的概率要大得多,高额利润使不少人趋之若鹜。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初至1995年一季度,在全国共查出假冒伪劣商品标值52.4亿元;销毁假冒伪劣商品标值15.8亿元;全国共立假冒伪劣案件21万多起;[23] 每年中国都要开展所谓打假专项斗争,仅以2001年为例,打假立案查处的就高达120万起。[24] 伪劣商品中,数量最多、对社会公众危害最大的是充斥全国市场的各种伪劣药品。山东、辽宁、四川等都是全国假药的集散地,1995年5月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局等几家联合宣布,全国共查处非法医药经营户6,451家,取缔药品集贸市场36个,查处价值2,000多万元的药品共11,309批(件)。[25] 据路透社2002年7月12日报道,黑龙江省密山市近千名中小学生,接受当地防疫部门提供的脑炎疫苗注射后,出现发烧、呕吐,严重者出现心脏病。这些疫苗就是伪劣产品。

  由于分年列举不太可能,这里仅以2001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为例。2001年,中国政府以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棉花、拼装车为重点,开展了“打假专项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各有关执法部门在这一专项斗争中,共吊销生产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35,600家,取缔制假售假窝点32,600个,[26] 而国家工商总局则公布,2001年上半年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案件139,572件,受理消费者申诉案件192,423件,造假主要针对化妆品、饮品烟酒、服装鞋类、音像制品、药品和农业生产资料。[27] 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2001年的报告谈到,近年来中国在有关人体健康方面的打假已经分成几大类:一是开展食品打假专项斗争。共涉及肉类、食盐、粮油制品、集体供餐和学生饮用牛奶、婴幼儿食品与儿童食品等。二是开展药品、医疗器械打假专项斗争,其中以一次性输液(注射)器作为整治重点。三是打击非法行医、非法医疗广告等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四是打击非法采集供应血液血浆。尤其是最后一项采集血浆已经成了中国近年来爱滋病流行的一大渠道,河南的几个爱滋病村就是因为农民卖血引起。[28]

  中国大陆伪劣商品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国际焦点,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皆深受其害,据统计美国企业每年在仿冒问题上的损失金额高达2,500亿美元,其主要生产源头即是中国大陆。包括中国奇瑞汽车制造厂仿造美国通用汽车所设计车款,严重侵犯通用汽车的知识产权;[29]美国任天堂于1994年因中国大陆进口零件厂商仿冒造成高达12亿美元的损失,事后中国大陆虽一再保证杜绝仿冒,但任天堂公司在2003年因仿冒的损失仍达7.2亿美元。[30]

  与90年代中期以前不同的是,假冒伪劣商品生产不仅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鼓励,还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31] 这两大势力的介入,使在中国市场上消灭假冒伪劣商品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中国的地下经济门类当然不止上面列举的几大门类,在侵犯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堪称世界之最,各类盗版书籍、盗版光碟盛行。但这些行为往往受到地方政府鼓励,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税收,公然鼓励造假制假,并认为只要不生产毒死人的假药与食品,其余的一切都可以伪造假冒。2005年5月18日,商业软件联盟(BSA)发布了2004年全球80多个国家盗版率研究报告,中国以 90%的盗版率高居第三位,排名仅次于越南和乌克兰。中国盗版生意每年赚取的利润在190亿美元到800亿美元之间。《今日美国报》披露,根据2002年的统计,中国家庭的DVD和录影带有91%都是盗版的,当年美国家庭娱乐业的损失为1亿6,800万美元。[32]由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甚为严重, 2005年美国与中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中将知识产权作为一条重要内容。2002年来自中国的假冒产品占领欧洲市场的比例比2000年增长了6倍多。[33]

  在所有制造假冒伪劣的地下经济活动中,中国政府比较认真对待的是危及国家财政与货币金融市场的伪币制造活动。流风所及,连学历都成了伪造的物件,2002 年3月广东省教育厅公布,在3,500多份送来鉴定的文凭当中,竟有800多份是假货,超过送检量的20%。个别单位送检的文凭几乎全是假的。成都市则有 7.5%的处级干部学历为假造。[34]

  3、企业财务报表弄虚作假严重,与会计师事务所做假帐互为表里

  2000年财政部组织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59户企业1999年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抽查。这次共抽查了外贸(粮油食品进出口、化工进出口)、电信、汽车、机械等行业的159户企业和为这些企业出具审计报告的117家会计师事务所。在被抽查的159户企业中,资产不实的有147户,共虚增资产 18.48亿元,虚减资产24.75亿元,资产失真度0.95%;所有者权益不实的有155户,共虚增所有者权益19.36亿元,虚减所有者权益 18.17亿元,所有者权益失真度1.82%;利润总额不实的有157户,共虚增利润14.72亿元,虚减利润19.43亿元,利润总额失真度 33.4%。[35] 上海市国有企业会计失真问题相当普遍,财政收支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十分突出,不少企业做假帐、报假帐、算假帐,盈亏严重不实。据市审计局1998年组织对 22家市管企业及202家子公司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查出114家企业虚增利润22.69亿元,65家企业虚减利润4.93亿元,相抵后虚增利润17.76 亿元,占审计前报表利润总额26.45亿元的67.15%。[36] 1998年,全国各级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对有关事务所和会计师进行了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对478家问题较多的事务所分别给予撤销、警告、暂停执业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理,其中撤销事务所103家,撤销分支机构近千家,还向一批未达标的事务所发出限期整改通知。[37] 中国股市中的违法违规现象之普及,如设局骗钱、虚假包装上市、欺诈上市,虚假重组、虚增利润、虚假做帐等等,事后经调查,发现无一不是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互相勾结,如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华伦会计师事务所、立华会计师事务所、华鹏会计师事务所等就是已经曝光的几家社会中介机构。一位外国观察者根据中国近些年来披露的材料,写出了一篇“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38]来形容中国目前经济信用体系崩溃的可怕局面。

  上述这些现象都可以称之为经济信用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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